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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做美国企业或美国教育的相关报道时，打电话给企业界、大学或是政府机构里的人，请他们专赐资料或是接受访问，他们一样表现出愿意接纳陌生人的态度。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打电话给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或是素昧平生的人，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工作给像潮水般涌入美国的维也纳难民，同样未遭推拒。即使没能得到正面的答复，答案也通常如纽约市立学院校长所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需要数学方面的专才。不过，您是否恰巧认识任何杰出的音乐家？”对于这位校长，我和他可是没有任何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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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之下的美国所强调的虽是不拘礼节，但是真正的特色却是愿意互相帮助，并给别人一个机会。每次我和老一辈的人谈起这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时常见面的迈耶、在普林斯顿服务多年的教务长高斯（Christian Gauss）和《哈泼斯杂志》的艾伦等人倾听我的感想后都表示，20年代的美国更是不拘礼节，但是表现出来的，并不比欧洲友善，不是那么乐意助人，也不会轻易接纳陌生人——互相帮助就是美国人特别针对大萧条所做出的回忆，这和大萧条的另一面，也就是猜疑、乖戾、恐惧和嫉妒，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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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这种回应和面临大灾难时的反应如出一辙，正如在大地震、洪水或飓风的肆虐之后，整个社区不分彼此、互相救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谈起经济大萧条犹如说到天然灾害，每个人都有一箩筐的故事可讲，例如：“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或是“我的不幸”等，在长篇大论之后，归结一句：“你瞧，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你也可以做到。”几年后，伦敦惨遭空袭，面对这样的痛苦、危险和空前的煎熬，英国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同情、关怀、友爱和互助的精神，让世人大为惊讶。我可不感到诧异，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我就见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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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幸存者”，正如劫后余生的人，对自己的存活感到不可思议而开怀大笑。特别是，他们也笑自己，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只不过带着历经劫难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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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底、1941年初的冬日，我每月应邀于星期六下午参加外交政策协会（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美国一民间非营利、非党派的组织，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要议题，根据情报发展出具有发言权的舆论力量。成立于1918年，总部设于纽约，他们还拟定出一套内容丰富的课程，以改善现今美国中小学有关国际事务的教学。）制作的节目，由CBS对全国做现场转播。这个协会的主席是名退休的将军，刚刚走马上任。一起吃午餐时，我就注意到他已经开始紧张兮兮了，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面对麦克风说过话。轮到他上场介绍节目时，他慌了手脚，语无伦次，手里的资料掉了一地。我们帮他捡起来，塞回他的手中，把这个吓得魂不守舍的可怜家伙推向麦克风前。他就以颤抖的声音念出最上面一张的内容。本来他该介绍的是当天的节目，却宣布了一个月后的节目，说道罗斯福夫人会在本节目发表演说。糟了，这本来是在节目最后才做的预告。至于我的部分，好歹终于讲完了。之后，CBS告诉我，听众纷纷打电话来抱怨外交政策协会，多达好几千个，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当天没让罗斯福夫人演说，或是对罗斯福夫人的健康表示关注，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完全不同。于是，我写了封信向罗斯福夫人解释这场风波的始末，之后也收到了夫人秘书的回函，完全没有责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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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两个月后，我在宾州的雷丁讲学。这是场午餐演说，在那个时代，我得在前一晚就从纽约赶过去才来得及。有一位秘书在我下榻的饭店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罗斯福夫人明晚将在此地演说。她抵达时看到您的演讲布告，因此得知您明早也会在此。不知可否作陪，一同探访医院、盲童之家和监狱？”次日早上，我就成为罗斯福夫人的随员，我们视察了一家医院和盲童之家。她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途中，我再度为外交政策协会出的笑话道歉。她笑着说：“我才应该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来信，我还不知道听众会有什么反应，以及要如何介绍自己。我保证那位可怜的将军不会再度受窘了。不过，德鲁克先生，”她继续说，“你知道吗，知道有人想冒充我，倒是让我高兴得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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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那个春天我为战时的华盛顿服务，因此必须接受安全人员的调查。那个对我进行调查的年轻人和我一样生嫩，他只有一件事要问我，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有人指控我企图“假扮罗斯福夫人”。于是，我向他解释了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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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当场更正那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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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简直是一团糟，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更何况，我如何和我们的主席唱反调，纠正他的不是呢？再说，我想没有人会把我这奥地利的男低音听成是罗斯福夫人那一口高亢的、纽约女子精修学校出身的英语吧？”这个年轻人很同情我，但是他还是面有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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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找出你冒充罗斯福夫人的理由，就可以让这件事告一段落了。要取消这个罪名，我们非加以解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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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她的听众是不是要比你多？”我承认这点，这的确是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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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办吧。”他眉飞色舞地说，在文件的边缘写道：“动机，吸引更多听众，以获得更高的酬劳。原罪名不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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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说，“这么一来我不是成了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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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先生，本调查是针对你的忠诚而非能力。笨蛋的绝不是你，而是我们的法律。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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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没有人该因此而受责罚，上帝此举只是干扰日常生活的运作而已，经过一番紧急救援、修护，一切又将回到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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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那几年，很少有人相信经济会“复苏”，至少在1937年后是不可能的。那时，由于罗斯福的连任而呈现的些许经济改善，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几乎没有人相信经济会有所成长。那几年，最受尊崇的经济预言家哈佛凯恩斯学派的汉森（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美国经济学家，在1938年至1960年间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盛行时，被公认为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中的领导人。除将凯恩斯的经济观点向前推进，成为新经济学外，还使经济理论融入当前民众需求及民主政体的社会目标中。）在1938年于《完全复苏或停滞》（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一书中，就以相当多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预测我们将会陷入“永远的停滞”。没有人想象得出第二次大战后全世界会有几近30年的经济繁盛，这段美景之长、经济成长之迅速，是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的。然而，当时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大战之后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从经济的层面而言，大萧条不是一场“灾难”，而是“新的常态”。美国不像没有一个“中心”而支离破碎的欧洲，反之，中心仍把持一切，社会和社区都很健全、充满活力，甚至有着得意洋洋的气息。翻开美国历史，不管哪一个时期都有暴力和苦痛，但是经济大萧条却造就美国社区意识的抬头，强调共享的价值、生命的喜悦和共同的希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幸存者对“天灾”的反应。我认为这点就是罗斯福真正了不起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成就，他的经济政策虽然是大失败，但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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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社区意识的抬头正加强美国生活中属于地域的、心胸褊狭的和族群的一面；这时期强调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正好形成各种不同的界限。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比起20世纪20年代，要更加反犹太，反天主教，玄奥的是，也更亲犹太和亲天主教。就犹太人本身而言，“德国犹太人”和“德国人”互相嫌恶，也如“扬基”和“南方佬”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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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得知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从13楼窗口跳下的消息必定觉得“好在，那不是我”——排队等着领取救济食物的失业汽车工人会如是想；被干旱或风沙逼得放弃自己农场的移民也会这么想。但是，在“天灾”的威胁之下，钱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富人有的，只是比穷人多一点保障而已。就美国经济大萧条这场“天灾”而言，祖先是意大利人或是波兰人要比是承包商或是劳力阶级来得重要；同样的，犹太出身这回事也比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或是第六街上的小贩来得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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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刚从欧洲来的人而言，看到这种现象实在大惑不解，或者说，一开始看来简单，却变得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我得知有些度假胜地和乡村俱乐部“限制”犹太人进入时，认为这是全然的“反犹主义”；每所大学只容许几个犹太学生入学，对犹太教师那种无形却真实的限制，也是“反犹主义”在作祟。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纽约大学校长蔡斯（Chase）为了平衡预算，把所有教职员的薪水缩减了40％，然后再把犹太教职员唤来，把他们的薪水扣掉70％，并对他们说：“若不高兴，大可走人。但是，你们要有自知之明，身为犹太人，你们也找不到别的工作。”20年后，我到纽约大学任教，担任某个系的系主任时，仍感受得到蔡斯“清算”犹太人的后遗症。然而，当年在教育界，他可是有领导地位的“自由派”人物，也因此自傲。的确，在他领导纽约大学期间，这所大学是属于卫理公会派的，但在雇用犹太教师方面，他无视董事会的强烈反对而加以任用，也没有设下一定名额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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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大专院校一方面对犹太学生的入学实施严格的配额制，也排拒美国的犹太人加入教学阵容，唯独对德国或是奥地利来的犹太学者却张开手臂表示欢迎，慷慨解囊，并拉他们到校任教。但是，在同一个社区内，俱乐部、度假区或是公寓都“限制”犹太人入内，除非你是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如市政府的审计长，或是大法官等。而所谓的“限制”就是指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没有犹太人立足之地，跟明尼阿波利斯和亚特兰大“没有天主教徒”及匹兹堡“没有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或波兰人”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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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特别是对刚从欧洲来的人而言，整个美国对反犹太的措辞、习惯或政策变得越来越敏感，但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受到的各种歧视更甚，亦即来自种族社会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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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939年初，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南方，准备采访佐治亚州的副州长，询问他有关该州最负盛名的财神百货（Rich’s）受到的严厉抨击。这家百货公司的确是犹太人开的，这点还好，因为似乎所有的百货公司老板都是犹太人。但是财神百货却请一个天主教徒来当他们的总经理，而且是该被踢出门外、从北方来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这就非同小可了。这位副州长后来表示，他会考虑找个当地的天主教徒来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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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怀疑天主教大学或许会使天主教学生和美国的生活格格不入。针对这点，佛德翰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耶稣会神父校长反驳说：“那些学生不一定得上天主教大学，上州立大学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需要天主教大学是因为这里是天主教教职员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在纽约和芝加哥，有非犹太人开的法律事务所，也有犹太人的，除此之外，有清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开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人就跟我特别强调通用汽车是唯一雇用犹太人和天主教“清教徒”的大制造商——他们的审计长普伦蒂斯（Meyer Prentiss）是犹太人，而雪佛兰的总经理科伊尔则是天主教徒。农业部部长华莱士，也是新政最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他就请两个犹太人——比恩和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做他的经济顾问。华莱士因此成为箭靶，政治立场遭到质疑，特别是在南方，华莱士的农业政策几乎全靠南方的支持，然而他对那两位顾问的支持却一点都不动摇。不过，在农业部的高层官员中，完全没有天主教徒，可是在几条街外的司法部倒有许多天主教徒，犹太人却连一个也没有。当然，在胡佛（胡佛（J.Edar Hoover,1895—1972）：美国刑事学家、律师，曾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之下的联邦调查局简直是爱尔兰“黑手党”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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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斯百货公司是犹太人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创立的，合伙人大都是犹太人。但在20世纪30年代，罗森沃尔德死后，西尔斯的高级主管几乎无一是犹太人，这是罗森沃尔德自己造成的。就在利奥波德—洛布谋杀案（Leopold-Loeb murder affair）发生后，罗森沃尔德明令不得让犹太人晋身管理高层。那桩谋杀案是20年代最骇人听闻、招致众人议论的刑案：利奥波德和洛布这两个芝加哥年轻人为了追求一时的刺激，居然谋杀了自己的侄子。这两人是西尔斯公司高级主管之子，也是罗森沃尔德家族的亲戚。但是，西尔斯公司也不让任何天主教徒进入公司当高级主管。在20世纪50年代最后得以成为西尔斯最高主管的凯尔斯达特却是天主教徒。他在伍德（Robert Wood）的长期领导下，一步步爬上西尔斯的最高层。这个伍德可是反对犹太人、天主教徒和东方人的最有力者。我问凯尔斯达特说：“你是怎么办到的？”他答道：“如果我姓肯尼迪而不是凯尔斯达特，而且是爱尔兰人而非德国人，那我绝对没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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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跟一位犹太友人说：“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有犹太人开的，也有非犹太人开的，但沙利文和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这家公司为何有两位塞利格曼（Seligman）合伙人呢？”他的说法是：“他们是德国犹太人，而非俄国犹太人。”有个朋友成为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事务所的合伙人时，有人告诉我：“他不是真的俄国犹太人，其实他是匈牙利出身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老一代的人也不齿希特勒的做法，然而对这一点的坚持还是根深蒂固。我在本宁顿学院有个学生是纽约名外科医师之女，他们家是德国犹太裔的望族。这个女孩爱上了父亲手下一个住院医师，也把心上人带来给我一瞧。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没什么不妥，她那一向明理的父亲却要求我帮他拆散这对有情人。我很讶异，问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得到的答案是：“他是’俄国’犹太人！”（这一家人强行破坏这桩姻缘，到头来那女孩在情绪的反弹下，反而嫁给了一个贪财的骗子。）纽约和谐俱乐部（Harmonie Club）是摩根（J．P．Morgan）创立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犹太人被排拒在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之外，但是和谐俱乐部也一样，不让非德国的犹太人，也就是俄国犹太人登堂入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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