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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波兰裔的天主教神父被任命为某个教区的副主教，此事让我的天主教友人大惊失色。波兰天主教徒的势力范围怎可越过水牛城呢？他们表示：“德国天主教徒我们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波兰天主教徒，那就太过分了。教皇一定是听信谗言，才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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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区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结盟，以免让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得势、握有大权。此举迫使大萧条时纽约最杰出的两个政治人物——恰巧是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和马坎多尼（Vito Marcantonio）成为“反体制”的激进分子。他们也加入了共和党，以在白人、清教徒为主的中上阶层进行政治方面的运作。若是以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要为3000英里外的非美国读者解释这些现象，就像我的工作，就难上加难了。肯尼迪在1960年出马竞选总统时，据报道很多天主教徒抱着淡漠的态度，可能不会投票给他，原因就在于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的，而不是天主教大学出身的。但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以政治生涯为着眼点的他，选择上哪个大学可是大事，不得不刻意疏离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免为了一纸天主教大学的文凭失去了众多非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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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是德国天主教徒，一个反纳粹的难民。他的儿子到了就读大学的年纪时，他就送儿子到一家天主教大学。该校的教务长请他到校一谈，并建议他的公子到另一所学校就读。他大惑不解，于是教务长跟他说：“这所大学是为爱尔兰人设立的。令公子在此学习，恐怕会有很多困扰。”同是意大利人，祖先来自北方的“皮耶得蒙提人”（Piedmontese）和“西西里人”（Sicilians）一样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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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疯狂！”我向英国《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的发行人布拉肯（Brendan Bracken）报告说。《金融新闻》现已改名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布拉肯要我写一篇专题报道，以美国生活、政治和企业为范围探讨其宗教和民族的源起。布拉肯可说是一位最明理的发行人，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位。我并不是指他在午餐前总会喝下一整瓶的白兰地，然后背诵伦敦、曼哈顿和芝加哥的电话号码簿上的资料而言。他是丘吉尔的智囊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国最杰出的情报部长。听我述说美国的情形后，他说：“这不是疯狂，比疯狂更糟。疯狂还有可能复原，族群意识却会使社会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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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拉肯说得对，但是这么说也算错。大萧条的美国强调种族的差别、根源、出身，于是种族的隔阂便形成了。事实上，此时种族的色彩要比20世纪20年代来得浓厚。就种族歧视而言，不管是对某一个种族怀有敌意，或是特别偏袒某一种族，都有其特别的情况。天主教徒或是犹太人之子想进医学院可能会遭到百般刁难；但犹太或是天主教的律师或高中教师在诉诸法律程序接手某一家破产的公司时，或是争取高中校长的职位时，也有可能得到特殊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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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意识在大萧条那几年达到的高峰，正因为强调社群和族裔。这样不但没有好处，还会造成伤害，但这种做法也有天真无邪的一面。因此，在大萧条时期，似乎压抑了美国人的生活及其想象力的民族主义在隔夜之间成为一种记忆，而非真实。在战后那几年，有一个从俄克拉荷马来的高中教师常和我们一起到科罗拉多的落基山国家公园跑步。这个人不断地抨击天主教，甚至连“巴比伦的罗马妓女”这种字眼也用上了，不过他那几个长得俊秀美丽的孩子却都和天主教徒结婚。现在犹太男孩和意大利女孩同居，没有人会侧目；爱尔兰的会计师也得以在正统派基督教盛行的美国中西部立足，成为清教徒公司里的高级主管；而所谓的“歧视”指的可能是让一个犹太男性而非黑人女性得到教职。因此，那时的人们可以强调种族的差别而无后顾之忧，以“根源”自豪，同时否认“民族大熔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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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两种熔炉，正烧得滚烫。”费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卓越的黑人社会学家约翰逊博士（Mordecai Johnson）有一次对我说道，“有一炉沸腾得很慢，一旦进去，三代之后，都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另一炉很快就沸腾了，进到里头的还有几个是白种人，9个月后不是黑人，就是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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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年轻时住在英国的我早已经知道“美国的黑人问题”，但亲身体验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一种“更糟”的情况，根本是“不同”的情形。我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度不能说是错误，也不算违法犯纪，根本是一桩罪恶。我的朋友费希尔（Jack Fischer），后来成为《哈泼斯杂志》的编辑，他一向洞察力很强，对这个现象却大惑不解。到现在，想必无须多加解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可了解。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者当然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但是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大多数的黑人以及白人都把种族歧视当做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19世纪决定论（决定论：一种哲学理论，主张一切事件，包括道德的选择，完全受先前存在的原因所决定。）的后继者，认为种族歧视是“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必会随之消失；而对自由派而言，特别是在以工业为主的北方，种族歧视是必须“改革”的项目之一；我则认为这个问题须透过救赎和悔悟，才能得到解决，黑人这个存在的事实要比经济大萧条来得重要而且长远。多年后，我才读到杰斐逊所写的：“当我忆起正义之神存在时，想到联邦的未来，不禁颤抖。”但是，早在到达纽约的一个月后，我已有这种感触。唉，懦弱如我，无法居于南方。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我曾有机会到亚特兰大的埃莫瑞大学（埃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隶属卫理公会的私立学校。）担任院长，这可是最吸引人的学术工作，我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时的南方黑白过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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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的南方与国家整合起来。这点可谓相当成功，目的就是使南方的农民兴盛起来，加强他们的力量。而所谓“南方的农民”，当然都是白人。古老的南方是罗斯福发展起来的根基，但也是必须照着中西部的模子改头换面的南方。罗斯福上任的时候，古老的南方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地域，和今天巴西的东北部所差无几：经济和教育发展落后，婴儿夭折率高，平均寿命不长，多半以农业为主，而且只能种一季。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南方已有所转变了，但还是不像今天金黄耀眼的“阳光地带”（阳光地带(SunBelt)：指美国南部边缘地区，西自加州，东至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而且比起其他地区要更贫穷，教育程度低，居民健康情形较差，多半还是穷乡僻壤，不过这样的南方只是“落后”而已，并不是被分离、孤立的地区。福克纳（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20世纪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美国南方虚构的约克纳塔法郡为背景，写成结构复杂的各式长、短篇小说。）笔下的萨托里斯家族（萨托里斯家族（Sartorises)：出自福克纳1929年出版的小说《萨托里斯》（1929）。）已经远去，不管如何他们已无法融入“已开发的现代社会”，但是那些斯诺普斯家族（史诺普斯家族（Snopeses)：指不择手段的商人或政客，为一丑恶家族的姓氏，首见于福克纳小说《萨托里斯》。之后，更以这家族写成《小村》、《城镇》和《巨宅》三部曲，描写贫困白人不计一切以求发迹的经过。）的后代正准备投身于核子工程的研究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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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让罗斯福政府以及南方的“特殊政体”，也就是白人主导的政治不得不接受。1876年南北两方都同意了那未成文的宪政协定，亦即南方承认北方这个国家政府在农业、工业和劳动力方面占有优势，但不得干预南方的“特殊政体”。罗斯福政府可说是最后一个依靠此项未成文历史协定的政府。由于南方慢慢走出“穷乡僻壤”，这项协定已经形同虚设。然而，在大萧条那几年，不管自由派的说辞是如何冠冕堂皇，官方的种族歧视比起早先以北方为根基的共和政体更变本加厉、无可妥协。若有人表示，美国内部对黑人的歧视和对外的“反殖民主义”完全是两码子事，包管会遭到不可理喻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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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黑人解放运动打下基础的，正是罗斯福的新政：由于新政的实施，南方的白人农民变得富裕起来。在那个时代，黑人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不得翻身，不管是白人、黑人、自由派以及保守人士莫不认为如此。那时，伟大的黑人学者，如约翰逊博士，研究的就是“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而新政对黑人尽的那一点“绵薄之力”，大抵是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沃里纳（Doreen Warriner）所著《农之序》（Preface to Peasantry）的启发。沃里纳在这本书中宣扬自给自足的农民社区，新政在罗斯福夫人的督促之下也为南方的黑人小佃户建立了一些社区。这些社区看起来却有如集中营，马上就变成了贫民窟，永远也做不到“自给自足”。黑人家庭一旦找到一部老爷车就赶忙逃离这个社区，投身至另一个地狱——北方的底特律或是洛杉矶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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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不赞同沃里纳的处方，但是我却同意她的诊断。因此，我和布赖恩（Malcolm Bryan）所受到的震撼真是非比寻常。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研究人口统计，终于在1940年的一个早晨得到结论。布赖恩是芝加哥人，后来成为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的总裁，也是南方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那天早上，我们突然了解到——美国黑人已慢慢从南方的佃农转变成北方的都市人；也就是说再过20年，黑人将成为北方城市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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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是新政的成功直接导致的。新政的目的在于提高南方白人农夫的生产力，使他们更有能力而且更富有，并获得信用保险。由于土地休耕补贴制（土地休耕补贴制（soil bank)：以减产来抑制价格狂跌的法令。），无须栽种任何作物，就可得到一定的收入，也可借由农作物来申请无息贷款。借款给南方的棉农不太像是一般银行作业，较类似当铺或是地下钱庄的交易。后来，借钱给“山姆大叔”似乎要比政府发行的纸币来得妥当。农民只要有信用，就可以取得资金购买机器从事高效率的农作，也就是说不必靠黑人佃农了。就这些佃农而言，所得虽是少得可怜，但在另一方面却代表着高得令人咋舌的劳工成本——这就是极端贫穷的最佳定律。就栽种棉花而论，佃农一年只要工作6个星期，但是这个佃农一家人，包括妻小和骡子，不管怎么穷困，一年52个星期还是要吃要喝。如此每周的收入虽是少得令人无法置信，但是换算成一捆棉花的劳工成本却又过高。一旦白人农民得以成为银行信用保险的对象，就可以购买机器；机器不用吃喝就可任劳任怨地工作。拖拉机和采收棉花的机器已经出现一段时日了，早在1897年，棉花就可以由机器来采收。迫使佃农离去的，就是经济因素——亦即南方经济的富裕。佃农也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直到一代人以后，黑人才对古老的南方怀抱着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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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确有其重要的作用，但不是表现在拖拉机或是棉花采收机上，而是二手车。约翰逊博士有一回对我说：“美国黑人解放与否，不是个问题。他们早已经解放了。问题是，白人何时才知晓？一个白人不管被黑鬼司机或是白人司机撞死，一样是死——如果黑人了解这一点，他就是个自由人了。”汽车不只让人来去自如，更给人握有权力的感觉；汽车使得黑人佃农在精神和性灵上都有一种操之在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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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黑人的故事里，科技一直是个主要因素。若是没有惠特尼（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美国发明家、制造商，发明轧棉机，并制造出利用动力传动机具的“均匀系统”步枪。）的轧棉机，科技几乎将沦为次要因素，且自18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移民潮来到后，影响力日益缩减。北美洲的土壤和气候除了棉花之外，其他作物皆不适合。汽车、电器、拖拉机和棉花采收机的发展，终究将使得农场经济和务农的黑人走上穷途末路。然而科技，也就是以大量生产为主的工业，也为南方没有一技之长的黑人佃农提供另一种就业的机会。因此，这些“前工业时代”的南方黑人得以移居、赚钱、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参加工会，并步上政治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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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科技只道出一小部分，而且只能算是次要的事实。如果奴役黑人是一桩罪恶，正如我自己强烈感受到的，这样的罪恶就不能靠科技来克服；不但谈不上克服，至多只能被一颗悔悟的心打动；而且黑人自己不足以克服，得透过白人才行。事实上，美国黑人的地位得以提升，并不是靠自由派人士的经济政策或“改革”而成的，而是靠南方的白人——这些以联邦士兵的后裔自豪，并愿意有所转变者，如杜鲁门（杜鲁门：在总统任内曾企图通过一条有关美国黑人的法案，要求提供黑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取消人头税、私刑和公共运输上的种种歧视，可惜受到南方参议员的阻挠而未果。）和约翰逊（约翰逊：支持民权法案，以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来去除黑人不能行使投票权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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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那几年正是这种转变的开始，也是美国黑人首度崭露头角的时候，出现不少卓越的人才、有远见的人以及真正想要成为自由人的人。这些大萧条时期的黑人学者和布道家真是非凡，而使他们强而有力的，并非只因才智、学识和无可妥协的尊严，而是由于他们的正直。我第一次和约翰逊博士见面时，是在纽约（或许是在1940年的秋天）布朗克斯维尔的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他对该校学生和教职员演说的会场上。他语惊四座，连以“超自由派”自居的教授都为之一震。他说，美国黑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压迫，也非歧视；在人类社会史上，只有非洲黑人不但愿意把同胞卖给阿拉伯人和白人作为奴隶，而且积极地进行。“除非美国黑人愿意面对自己根源的罪恶与神秘，不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他如是说道。不管在当时还是现今，这都是最刺耳的话。演讲完后，我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先生错矣。古希腊人，特别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人不也是如此？修昔底德不是记述了雅典人奴役麦里兰人的恐怖行径吗？”他答道：“我知道。不过，弄错的人是你。希腊人奴役的是自己的同类，并把他们卖给其他希腊人，而非像我们把同胞卖给外国人或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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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正直让马丁·路德·金得以崛起，使黑人领袖有一种由内在焕发出来的权威，成为道德的表征，不只受到黑人同胞的爱戴，连白人也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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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黑人的声音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美国的黑人问题”需要的是心态的转变，而不只是政策的改变，甚至农村社会学都无法处理这个心态的问题。虽然约翰逊博士很忙，不能和他常常接触，我还是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但是，我却被瑟曼（Howard Thurman）的声音深深地震慑住。他是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的牧师。每次我到华盛顿过周末时，总会设法溜进教堂听他布道。瑟曼是最后一代声音最为动人的黑人布道家；这种声音的磅礴和纯粹之美可以穿透人心，然而在麦克风和扩音器盛行后，已不复见。在大萧条那几年，听收音机的习惯让我们对声音格外敏感。收音机使得伟大的黑人之声，像瑟曼的布道，走出黑人教堂，进入白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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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从奴役黑人的枷锁中获得真正的解脱，或许是始于大萧条之时。那时，美国革命的儿女们居然不让安德森（安德森（Marian Anderson，1902—）：美国女声乐家，亦是第一位在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黑人。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曾赞道：“这样的嗓子，一百年仅出现一次。”1939年美国革命之女协会拒绝让她在立宪大厅开演唱会，而成为全国争论的事件主角。罗斯福夫人反对该事，于是退出该会，并赞助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另开演唱会。）这位卓越的黑人声乐家在华府的立宪大厅演唱，此举使得最顽固的人都大为震惊，安德森也因此从声乐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当她唱起“让我的族人走吧”，那美丽而空灵的歌声飘扬到每一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使美国白人体认到“黑人问题”的症结在于白人的良心，而不只是有关黑人的权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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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外国记者协会几天以后（到纽约还未满6个星期），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函，署名是法肯索尔先生（Fackenthal）。信上写道：“敝校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美国教育家和政治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在他44年的领导下，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大学。曾于191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副总统。1928年，在教皇碧岳十一世同意下，代表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协定（Kellogg-Briand Peace Pact），而于1931年和亚当斯（Jane Addams）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亦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主席达20年，此组织为他说服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创建的。）记得早先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中见过您，希望与您再叙。不知先生是否可在下周四到罗马图书馆的校长办公室和他一道喝茶？”我听说过这位巴特勒博士，但是绝对没有见过他这个人，也想不出他到底为什么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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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里头有个老先生弯腰驼背地坐在椅子上，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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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对他说：“校长，这位是德鲁克先生。你还记得上次在日内瓦和他相谈甚欢吧？”那老人连头都没抬起，只是稍稍举起那虚弱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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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让两位好好谈谈吧。”法肯索尔满脸笑容地说。但是，直到茶送上来之前，我和校长双方皆静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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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人倒了杯茶，终于开口问我：“要一块方糖，还是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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