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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是新政的成功直接导致的。新政的目的在于提高南方白人农夫的生产力，使他们更有能力而且更富有，并获得信用保险。由于土地休耕补贴制（土地休耕补贴制（soil bank)：以减产来抑制价格狂跌的法令。），无须栽种任何作物，就可得到一定的收入，也可借由农作物来申请无息贷款。借款给南方的棉农不太像是一般银行作业，较类似当铺或是地下钱庄的交易。后来，借钱给“山姆大叔”似乎要比政府发行的纸币来得妥当。农民只要有信用，就可以取得资金购买机器从事高效率的农作，也就是说不必靠黑人佃农了。就这些佃农而言，所得虽是少得可怜，但在另一方面却代表着高得令人咋舌的劳工成本——这就是极端贫穷的最佳定律。就栽种棉花而论，佃农一年只要工作6个星期，但是这个佃农一家人，包括妻小和骡子，不管怎么穷困，一年52个星期还是要吃要喝。如此每周的收入虽是少得令人无法置信，但是换算成一捆棉花的劳工成本却又过高。一旦白人农民得以成为银行信用保险的对象，就可以购买机器；机器不用吃喝就可任劳任怨地工作。拖拉机和采收棉花的机器已经出现一段时日了，早在1897年，棉花就可以由机器来采收。迫使佃农离去的，就是经济因素——亦即南方经济的富裕。佃农也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直到一代人以后，黑人才对古老的南方怀抱着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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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确有其重要的作用，但不是表现在拖拉机或是棉花采收机上，而是二手车。约翰逊博士有一回对我说：“美国黑人解放与否，不是个问题。他们早已经解放了。问题是，白人何时才知晓？一个白人不管被黑鬼司机或是白人司机撞死，一样是死——如果黑人了解这一点，他就是个自由人了。”汽车不只让人来去自如，更给人握有权力的感觉；汽车使得黑人佃农在精神和性灵上都有一种操之在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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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黑人的故事里，科技一直是个主要因素。若是没有惠特尼（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美国发明家、制造商，发明轧棉机，并制造出利用动力传动机具的“均匀系统”步枪。）的轧棉机，科技几乎将沦为次要因素，且自18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移民潮来到后，影响力日益缩减。北美洲的土壤和气候除了棉花之外，其他作物皆不适合。汽车、电器、拖拉机和棉花采收机的发展，终究将使得农场经济和务农的黑人走上穷途末路。然而科技，也就是以大量生产为主的工业，也为南方没有一技之长的黑人佃农提供另一种就业的机会。因此，这些“前工业时代”的南方黑人得以移居、赚钱、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参加工会，并步上政治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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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科技只道出一小部分，而且只能算是次要的事实。如果奴役黑人是一桩罪恶，正如我自己强烈感受到的，这样的罪恶就不能靠科技来克服；不但谈不上克服，至多只能被一颗悔悟的心打动；而且黑人自己不足以克服，得透过白人才行。事实上，美国黑人的地位得以提升，并不是靠自由派人士的经济政策或“改革”而成的，而是靠南方的白人——这些以联邦士兵的后裔自豪，并愿意有所转变者，如杜鲁门（杜鲁门：在总统任内曾企图通过一条有关美国黑人的法案，要求提供黑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取消人头税、私刑和公共运输上的种种歧视，可惜受到南方参议员的阻挠而未果。）和约翰逊（约翰逊：支持民权法案，以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来去除黑人不能行使投票权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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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那几年正是这种转变的开始，也是美国黑人首度崭露头角的时候，出现不少卓越的人才、有远见的人以及真正想要成为自由人的人。这些大萧条时期的黑人学者和布道家真是非凡，而使他们强而有力的，并非只因才智、学识和无可妥协的尊严，而是由于他们的正直。我第一次和约翰逊博士见面时，是在纽约（或许是在1940年的秋天）布朗克斯维尔的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他对该校学生和教职员演说的会场上。他语惊四座，连以“超自由派”自居的教授都为之一震。他说，美国黑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压迫，也非歧视；在人类社会史上，只有非洲黑人不但愿意把同胞卖给阿拉伯人和白人作为奴隶，而且积极地进行。“除非美国黑人愿意面对自己根源的罪恶与神秘，不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他如是说道。不管在当时还是现今，这都是最刺耳的话。演讲完后，我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先生错矣。古希腊人，特别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人不也是如此？修昔底德不是记述了雅典人奴役麦里兰人的恐怖行径吗？”他答道：“我知道。不过，弄错的人是你。希腊人奴役的是自己的同类，并把他们卖给其他希腊人，而非像我们把同胞卖给外国人或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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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正直让马丁·路德·金得以崛起，使黑人领袖有一种由内在焕发出来的权威，成为道德的表征，不只受到黑人同胞的爱戴，连白人也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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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黑人的声音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美国的黑人问题”需要的是心态的转变，而不只是政策的改变，甚至农村社会学都无法处理这个心态的问题。虽然约翰逊博士很忙，不能和他常常接触，我还是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但是，我却被瑟曼（Howard Thurman）的声音深深地震慑住。他是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的牧师。每次我到华盛顿过周末时，总会设法溜进教堂听他布道。瑟曼是最后一代声音最为动人的黑人布道家；这种声音的磅礴和纯粹之美可以穿透人心，然而在麦克风和扩音器盛行后，已不复见。在大萧条那几年，听收音机的习惯让我们对声音格外敏感。收音机使得伟大的黑人之声，像瑟曼的布道，走出黑人教堂，进入白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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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从奴役黑人的枷锁中获得真正的解脱，或许是始于大萧条之时。那时，美国革命的儿女们居然不让安德森（安德森（Marian Anderson，1902—）：美国女声乐家，亦是第一位在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黑人。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曾赞道：“这样的嗓子，一百年仅出现一次。”1939年美国革命之女协会拒绝让她在立宪大厅开演唱会，而成为全国争论的事件主角。罗斯福夫人反对该事，于是退出该会，并赞助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另开演唱会。）这位卓越的黑人声乐家在华府的立宪大厅演唱，此举使得最顽固的人都大为震惊，安德森也因此从声乐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当她唱起“让我的族人走吧”，那美丽而空灵的歌声飘扬到每一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使美国白人体认到“黑人问题”的症结在于白人的良心，而不只是有关黑人的权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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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外国记者协会几天以后（到纽约还未满6个星期），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函，署名是法肯索尔先生（Fackenthal）。信上写道：“敝校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美国教育家和政治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在他44年的领导下，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大学。曾于191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副总统。1928年，在教皇碧岳十一世同意下，代表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协定（Kellogg-Briand Peace Pact），而于1931年和亚当斯（Jane Addams）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亦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主席达20年，此组织为他说服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创建的。）记得早先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中见过您，希望与您再叙。不知先生是否可在下周四到罗马图书馆的校长办公室和他一道喝茶？”我听说过这位巴特勒博士，但是绝对没有见过他这个人，也想不出他到底为什么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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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里头有个老先生弯腰驼背地坐在椅子上，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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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对他说：“校长，这位是德鲁克先生。你还记得上次在日内瓦和他相谈甚欢吧？”那老人连头都没抬起，只是稍稍举起那虚弱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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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让两位好好谈谈吧。”法肯索尔满脸笑容地说。但是，直到茶送上来之前，我和校长双方皆静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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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人倒了杯茶，终于开口问我：“要一块方糖，还是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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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说，“我不加糖。”依旧没有反应，又是长达5分钟的肃静。然后，老人又问我：“要一块方糖，还是两块？”我想，老先生一定是重听，所以我又重复回答了一次。又不言不语地过了5分钟，然后他又提出相同的问题，问我要加几块方糖。这次我答道：“一块。”巴特勒博士很快地把一块方糖放进我的茶杯，递过来给我，然后又直直地盯着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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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沉默地过了20分钟，偶尔为我倒上一杯茶，递过来给我，然后问我要几块方糖。法肯索尔终于再度现身，愉快地说：“真抱歉在两位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打扰，不过，巴特勒博士，下一位客人还等着与您见面呢。”我回到位于市区的办公室后，才晓得法肯索尔的意图何在。（虽然，我还是不甚清楚他为何要我见那可怜的老人。）就在我准备离开办公室去哥伦比亚大学之时，有人送来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巴特勒博士的演讲集和文件，还有50个已贴好了邮票的信封，收信人皆是法肯索尔先生，还有一张便条：“每次您在报道中提到巴特勒校长或引用他的话，请利用此信封邮寄回法肯索尔先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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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曾有机会提到巴特勒校长，也没有引用过他的话，但是我却牢记法肯索尔先生在我离去时，对我说的话：“希望您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时，特别注意一下美国的高等教育。这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主题。”今天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不过那个年代充其量只是一个财富、数字、补助金和自大傲慢的时代。就美国高等教育而言，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在30年代。那时的大专院校都不富有，但是表现得好极了。由于大萧条的关系，物价急剧下跌，但是学费和捐赠给校方的捐款却依然照旧。30年代那几年可谓是思考、冒险、令人兴奋和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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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老年痴呆症可说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一直到1945年，他都是挂名的校长，实际上管理校务的是法肯索尔。哥伦比亚大学，这家巴特勒一手建立的学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非常成功。巴特勒可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个巨人（第一个巨人则是在186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埃利奥特（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1834—1926）：美国化学家、教育家，1869～1926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以具影响力的教育批评家和改革家闻名。），他在18世纪“专科学校”的遗迹上创立了现代的美国大学）。巴特勒比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任何人都要早当上校长，在位期间也最久。1888年他提倡教师的养成教育应该是属于“高等教育”的范围，而非仅止于“师范学校”，因此创立了教师学院，并把“教育”视为一门大学的研究学科。他在1902年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并把教师学院纳入哥大的体系中。我和他见面时，他已经当了49年的大学校长了，之后还做了8年，在83岁那一年完全失去行为能力才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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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他可是相当激进的人物，因此赢得“神奇的尼古拉斯”这一封号。他极力主张的高等教育、对教育的系统研究、教育管理的注重、政府机关的改革、公职人员的大学进修、博士班学生的系统教学训练、研究生在教授指导下从事助教工作以汲取教学经验，以及把研究所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进行有系统的募款和宣传等等，都大大推进了美国的教育事业。巴特勒理念中的大学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机构，因此不单是培养学生的摇篮，也不只是个研究单位，他认为领导能力、责任、对社区和政府等公共事务的专精等，也都是大学教育的焦点。随着巴特勒的日趋老迈，他的理念也成为老生常谈了。但在大萧条那个时代，却是满溢着各种新的想法、新的实验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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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时期，大学的确是“新闻”。使一场晚宴不欢而散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讨论有关大学教育的问题。例如哈钦斯（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1929年，年方30岁即成为芝加哥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1951年至1954年任福特基金会的副董事长，1954年任该基金会总裁。他也领导民主机构研究中心，同时是一名严厉而具争议性的美国教育评论家。任芝加哥校长时，废除足球和兄弟会，强调自由艺术重于专门研究。）试图依照柏拉图学院来办芝加哥大学的作为，或是哈佛大学的废除教育一致性的主张，以及使大学成为高级“教育点心铺”等引起争议的做法……一同赴会的先生和太太也对“进步教育”（进步教育：一种以杜威（John Dewey）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强调学校课程的开设，应适合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而不应要求学生适应学校的课程。）的优缺点进行争执。所谓“进步教育”到底是指废除所有加诸于学生的规则、小班教学或是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电影，或是请“现实世界”的人来客座演讲等，没有人知道。每一所大专院校，不管多么小或是一点知名度都没有，无不进行课程改革，尝试新的理念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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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的焦点都在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面。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学校是教与学的地方。自从小学四年级受教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之后，“教学观摩”一直是我不灭的兴趣。但欧洲的大学却强调专业生涯的准备、研究和学术工作，也就是把重点放在书房和实验室，而非教室，因此教学与学习就不显得特别重要。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对教学却格外地专注，一切以教学为重。访客到校园后，首先知道的就是在教学方法方面，谁是该校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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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说自己将到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演讲，有人立刻告诉我：“你一定得去，而且听听某人授课，那位老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教得最好的。”于是我问：“他是研究哪个领域的？”那人回答：“统计学。不过，他本人并不是研究这个学科的佼佼者，只能算是普通程度，但是就教统计学而言，他却是全国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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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确了不起，在短短的5分钟内，我从他那儿学到的统计学超过至今学到的全部，而我自己还教过这门学科呢。这个老师个儿不高，头上秃顶，而且留着胡子，看起来就像个小矮人。他带着博士班的学生进行讨论课程，把表格和图表投射在荧幕上，完全不加标示或是说明。他对大家说：“请看这些数字。然后告诉我你看出来什么。”学生于是答道那些数字代表分配不规则、显示出某种周期性或表现出内在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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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矮人老师听了之后，或点头，或微笑，或和学生论辩，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就让大家明了那些数字形成的规则。然后，他又投射出两组数字，一看就知道互有关联，而且在长期的发展期间，每一个数字几乎都相互对应。学生异口同声说道：“这两组数字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老师说：“每个统计学家看了之后，也是认为如此。但是，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其中的关联为何。这一列数字，”他指着左边的表格，“是每年在纽芬兰岛外海捕捉到的鲱鱼数量，而那一列数字，”他指着右边，“是同年北达科他州的私生子女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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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萧条时期特别强调教学与学习，对于“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个定律也不是全然不知，然而，在当时著名的“高级研究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这个人出版过什么著作？”而是：“他书教得怎么样？”不管你拥戴何种教育哲学，是芝加哥哈钦斯的“新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他的身后注解者以及该体系的现代复兴者，则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进步教育”还是哈佛的“自行其道”，最重要的还是适合学生需要、因材施教，并引导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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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很注意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对任何从欧洲来的人而言，这可是个新鲜的主题。长久以来，柏林大学自从1809年创办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现代”大学的先驱与原型。但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孰为先驱、孰为原型，仍有许多争议。就在那几年间，州立的大专院校走向成熟，从地方学院晋身为“全国性”的大学。当然，有些州立大学，像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位于弗吉尼亚或密执安的“杰斐逊先生大学”已经小有名气，不过顶多只能和一些顶尖的私立学校“并驾齐驱”。现在，由政府税款补助的公立美国大学终于显示出其独特的特质，比方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和德国的“科技大学”以及接受政府赠予而兴建的传统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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