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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说，“这么一来我不是成了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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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先生，本调查是针对你的忠诚而非能力。笨蛋的绝不是你，而是我们的法律。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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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没有人该因此而受责罚，上帝此举只是干扰日常生活的运作而已，经过一番紧急救援、修护，一切又将回到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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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那几年，很少有人相信经济会“复苏”，至少在1937年后是不可能的。那时，由于罗斯福的连任而呈现的些许经济改善，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几乎没有人相信经济会有所成长。那几年，最受尊崇的经济预言家哈佛凯恩斯学派的汉森（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美国经济学家，在1938年至1960年间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盛行时，被公认为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中的领导人。除将凯恩斯的经济观点向前推进，成为新经济学外，还使经济理论融入当前民众需求及民主政体的社会目标中。）在1938年于《完全复苏或停滞》（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一书中，就以相当多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预测我们将会陷入“永远的停滞”。没有人想象得出第二次大战后全世界会有几近30年的经济繁盛，这段美景之长、经济成长之迅速，是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的。然而，当时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大战之后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从经济的层面而言，大萧条不是一场“灾难”，而是“新的常态”。美国不像没有一个“中心”而支离破碎的欧洲，反之，中心仍把持一切，社会和社区都很健全、充满活力，甚至有着得意洋洋的气息。翻开美国历史，不管哪一个时期都有暴力和苦痛，但是经济大萧条却造就美国社区意识的抬头，强调共享的价值、生命的喜悦和共同的希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幸存者对“天灾”的反应。我认为这点就是罗斯福真正了不起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成就，他的经济政策虽然是大失败，但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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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社区意识的抬头正加强美国生活中属于地域的、心胸褊狭的和族群的一面；这时期强调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正好形成各种不同的界限。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比起20世纪20年代，要更加反犹太，反天主教，玄奥的是，也更亲犹太和亲天主教。就犹太人本身而言，“德国犹太人”和“德国人”互相嫌恶，也如“扬基”和“南方佬”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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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得知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从13楼窗口跳下的消息必定觉得“好在，那不是我”——排队等着领取救济食物的失业汽车工人会如是想；被干旱或风沙逼得放弃自己农场的移民也会这么想。但是，在“天灾”的威胁之下，钱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富人有的，只是比穷人多一点保障而已。就美国经济大萧条这场“天灾”而言，祖先是意大利人或是波兰人要比是承包商或是劳力阶级来得重要；同样的，犹太出身这回事也比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或是第六街上的小贩来得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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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刚从欧洲来的人而言，看到这种现象实在大惑不解，或者说，一开始看来简单，却变得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我得知有些度假胜地和乡村俱乐部“限制”犹太人进入时，认为这是全然的“反犹主义”；每所大学只容许几个犹太学生入学，对犹太教师那种无形却真实的限制，也是“反犹主义”在作祟。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纽约大学校长蔡斯（Chase）为了平衡预算，把所有教职员的薪水缩减了40％，然后再把犹太教职员唤来，把他们的薪水扣掉70％，并对他们说：“若不高兴，大可走人。但是，你们要有自知之明，身为犹太人，你们也找不到别的工作。”20年后，我到纽约大学任教，担任某个系的系主任时，仍感受得到蔡斯“清算”犹太人的后遗症。然而，当年在教育界，他可是有领导地位的“自由派”人物，也因此自傲。的确，在他领导纽约大学期间，这所大学是属于卫理公会派的，但在雇用犹太教师方面，他无视董事会的强烈反对而加以任用，也没有设下一定名额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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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大专院校一方面对犹太学生的入学实施严格的配额制，也排拒美国的犹太人加入教学阵容，唯独对德国或是奥地利来的犹太学者却张开手臂表示欢迎，慷慨解囊，并拉他们到校任教。但是，在同一个社区内，俱乐部、度假区或是公寓都“限制”犹太人入内，除非你是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如市政府的审计长，或是大法官等。而所谓的“限制”就是指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没有犹太人立足之地，跟明尼阿波利斯和亚特兰大“没有天主教徒”及匹兹堡“没有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或波兰人”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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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特别是对刚从欧洲来的人而言，整个美国对反犹太的措辞、习惯或政策变得越来越敏感，但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受到的各种歧视更甚，亦即来自种族社会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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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939年初，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南方，准备采访佐治亚州的副州长，询问他有关该州最负盛名的财神百货（Rich’s）受到的严厉抨击。这家百货公司的确是犹太人开的，这点还好，因为似乎所有的百货公司老板都是犹太人。但是财神百货却请一个天主教徒来当他们的总经理，而且是该被踢出门外、从北方来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这就非同小可了。这位副州长后来表示，他会考虑找个当地的天主教徒来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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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怀疑天主教大学或许会使天主教学生和美国的生活格格不入。针对这点，佛德翰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耶稣会神父校长反驳说：“那些学生不一定得上天主教大学，上州立大学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需要天主教大学是因为这里是天主教教职员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在纽约和芝加哥，有非犹太人开的法律事务所，也有犹太人的，除此之外，有清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开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人就跟我特别强调通用汽车是唯一雇用犹太人和天主教“清教徒”的大制造商——他们的审计长普伦蒂斯（Meyer Prentiss）是犹太人，而雪佛兰的总经理科伊尔则是天主教徒。农业部部长华莱士，也是新政最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他就请两个犹太人——比恩和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做他的经济顾问。华莱士因此成为箭靶，政治立场遭到质疑，特别是在南方，华莱士的农业政策几乎全靠南方的支持，然而他对那两位顾问的支持却一点都不动摇。不过，在农业部的高层官员中，完全没有天主教徒，可是在几条街外的司法部倒有许多天主教徒，犹太人却连一个也没有。当然，在胡佛（胡佛（J.Edar Hoover,1895—1972）：美国刑事学家、律师，曾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之下的联邦调查局简直是爱尔兰“黑手党”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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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斯百货公司是犹太人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创立的，合伙人大都是犹太人。但在20世纪30年代，罗森沃尔德死后，西尔斯的高级主管几乎无一是犹太人，这是罗森沃尔德自己造成的。就在利奥波德—洛布谋杀案（Leopold-Loeb murder affair）发生后，罗森沃尔德明令不得让犹太人晋身管理高层。那桩谋杀案是20年代最骇人听闻、招致众人议论的刑案：利奥波德和洛布这两个芝加哥年轻人为了追求一时的刺激，居然谋杀了自己的侄子。这两人是西尔斯公司高级主管之子，也是罗森沃尔德家族的亲戚。但是，西尔斯公司也不让任何天主教徒进入公司当高级主管。在20世纪50年代最后得以成为西尔斯最高主管的凯尔斯达特却是天主教徒。他在伍德（Robert Wood）的长期领导下，一步步爬上西尔斯的最高层。这个伍德可是反对犹太人、天主教徒和东方人的最有力者。我问凯尔斯达特说：“你是怎么办到的？”他答道：“如果我姓肯尼迪而不是凯尔斯达特，而且是爱尔兰人而非德国人，那我绝对没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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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跟一位犹太友人说：“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有犹太人开的，也有非犹太人开的，但沙利文和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这家公司为何有两位塞利格曼（Seligman）合伙人呢？”他的说法是：“他们是德国犹太人，而非俄国犹太人。”有个朋友成为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事务所的合伙人时，有人告诉我：“他不是真的俄国犹太人，其实他是匈牙利出身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老一代的人也不齿希特勒的做法，然而对这一点的坚持还是根深蒂固。我在本宁顿学院有个学生是纽约名外科医师之女，他们家是德国犹太裔的望族。这个女孩爱上了父亲手下一个住院医师，也把心上人带来给我一瞧。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没什么不妥，她那一向明理的父亲却要求我帮他拆散这对有情人。我很讶异，问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得到的答案是：“他是’俄国’犹太人！”（这一家人强行破坏这桩姻缘，到头来那女孩在情绪的反弹下，反而嫁给了一个贪财的骗子。）纽约和谐俱乐部（Harmonie Club）是摩根（J．P．Morgan）创立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犹太人被排拒在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之外，但是和谐俱乐部也一样，不让非德国的犹太人，也就是俄国犹太人登堂入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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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波兰裔的天主教神父被任命为某个教区的副主教，此事让我的天主教友人大惊失色。波兰天主教徒的势力范围怎可越过水牛城呢？他们表示：“德国天主教徒我们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波兰天主教徒，那就太过分了。教皇一定是听信谗言，才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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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区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结盟，以免让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得势、握有大权。此举迫使大萧条时纽约最杰出的两个政治人物——恰巧是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和马坎多尼（Vito Marcantonio）成为“反体制”的激进分子。他们也加入了共和党，以在白人、清教徒为主的中上阶层进行政治方面的运作。若是以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要为3000英里外的非美国读者解释这些现象，就像我的工作，就难上加难了。肯尼迪在1960年出马竞选总统时，据报道很多天主教徒抱着淡漠的态度，可能不会投票给他，原因就在于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的，而不是天主教大学出身的。但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以政治生涯为着眼点的他，选择上哪个大学可是大事，不得不刻意疏离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免为了一纸天主教大学的文凭失去了众多非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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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是德国天主教徒，一个反纳粹的难民。他的儿子到了就读大学的年纪时，他就送儿子到一家天主教大学。该校的教务长请他到校一谈，并建议他的公子到另一所学校就读。他大惑不解，于是教务长跟他说：“这所大学是为爱尔兰人设立的。令公子在此学习，恐怕会有很多困扰。”同是意大利人，祖先来自北方的“皮耶得蒙提人”（Piedmontese）和“西西里人”（Sicilians）一样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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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疯狂！”我向英国《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的发行人布拉肯（Brendan Bracken）报告说。《金融新闻》现已改名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布拉肯要我写一篇专题报道，以美国生活、政治和企业为范围探讨其宗教和民族的源起。布拉肯可说是一位最明理的发行人，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位。我并不是指他在午餐前总会喝下一整瓶的白兰地，然后背诵伦敦、曼哈顿和芝加哥的电话号码簿上的资料而言。他是丘吉尔的智囊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国最杰出的情报部长。听我述说美国的情形后，他说：“这不是疯狂，比疯狂更糟。疯狂还有可能复原，族群意识却会使社会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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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拉肯说得对，但是这么说也算错。大萧条的美国强调种族的差别、根源、出身，于是种族的隔阂便形成了。事实上，此时种族的色彩要比20世纪20年代来得浓厚。就种族歧视而言，不管是对某一个种族怀有敌意，或是特别偏袒某一种族，都有其特别的情况。天主教徒或是犹太人之子想进医学院可能会遭到百般刁难；但犹太或是天主教的律师或高中教师在诉诸法律程序接手某一家破产的公司时，或是争取高中校长的职位时，也有可能得到特殊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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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意识在大萧条那几年达到的高峰，正因为强调社群和族裔。这样不但没有好处，还会造成伤害，但这种做法也有天真无邪的一面。因此，在大萧条时期，似乎压抑了美国人的生活及其想象力的民族主义在隔夜之间成为一种记忆，而非真实。在战后那几年，有一个从俄克拉荷马来的高中教师常和我们一起到科罗拉多的落基山国家公园跑步。这个人不断地抨击天主教，甚至连“巴比伦的罗马妓女”这种字眼也用上了，不过他那几个长得俊秀美丽的孩子却都和天主教徒结婚。现在犹太男孩和意大利女孩同居，没有人会侧目；爱尔兰的会计师也得以在正统派基督教盛行的美国中西部立足，成为清教徒公司里的高级主管；而所谓的“歧视”指的可能是让一个犹太男性而非黑人女性得到教职。因此，那时的人们可以强调种族的差别而无后顾之忧，以“根源”自豪，同时否认“民族大熔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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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两种熔炉，正烧得滚烫。”费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卓越的黑人社会学家约翰逊博士（Mordecai Johnson）有一次对我说道，“有一炉沸腾得很慢，一旦进去，三代之后，都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另一炉很快就沸腾了，进到里头的还有几个是白种人，9个月后不是黑人，就是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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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年轻时住在英国的我早已经知道“美国的黑人问题”，但亲身体验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一种“更糟”的情况，根本是“不同”的情形。我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度不能说是错误，也不算违法犯纪，根本是一桩罪恶。我的朋友费希尔（Jack Fischer），后来成为《哈泼斯杂志》的编辑，他一向洞察力很强，对这个现象却大惑不解。到现在，想必无须多加解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可了解。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者当然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但是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大多数的黑人以及白人都把种族歧视当做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19世纪决定论（决定论：一种哲学理论，主张一切事件，包括道德的选择，完全受先前存在的原因所决定。）的后继者，认为种族歧视是“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必会随之消失；而对自由派而言，特别是在以工业为主的北方，种族歧视是必须“改革”的项目之一；我则认为这个问题须透过救赎和悔悟，才能得到解决，黑人这个存在的事实要比经济大萧条来得重要而且长远。多年后，我才读到杰斐逊所写的：“当我忆起正义之神存在时，想到联邦的未来，不禁颤抖。”但是，早在到达纽约的一个月后，我已有这种感触。唉，懦弱如我，无法居于南方。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我曾有机会到亚特兰大的埃莫瑞大学（埃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隶属卫理公会的私立学校。）担任院长，这可是最吸引人的学术工作，我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时的南方黑白过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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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的南方与国家整合起来。这点可谓相当成功，目的就是使南方的农民兴盛起来，加强他们的力量。而所谓“南方的农民”，当然都是白人。古老的南方是罗斯福发展起来的根基，但也是必须照着中西部的模子改头换面的南方。罗斯福上任的时候，古老的南方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地域，和今天巴西的东北部所差无几：经济和教育发展落后，婴儿夭折率高，平均寿命不长，多半以农业为主，而且只能种一季。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南方已有所转变了，但还是不像今天金黄耀眼的“阳光地带”（阳光地带(SunBelt)：指美国南部边缘地区，西自加州，东至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而且比起其他地区要更贫穷，教育程度低，居民健康情形较差，多半还是穷乡僻壤，不过这样的南方只是“落后”而已，并不是被分离、孤立的地区。福克纳（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20世纪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美国南方虚构的约克纳塔法郡为背景，写成结构复杂的各式长、短篇小说。）笔下的萨托里斯家族（萨托里斯家族（Sartorises)：出自福克纳1929年出版的小说《萨托里斯》（1929）。）已经远去，不管如何他们已无法融入“已开发的现代社会”，但是那些斯诺普斯家族（史诺普斯家族（Snopeses)：指不择手段的商人或政客，为一丑恶家族的姓氏，首见于福克纳小说《萨托里斯》。之后，更以这家族写成《小村》、《城镇》和《巨宅》三部曲，描写贫困白人不计一切以求发迹的经过。）的后代正准备投身于核子工程的研究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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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让罗斯福政府以及南方的“特殊政体”，也就是白人主导的政治不得不接受。1876年南北两方都同意了那未成文的宪政协定，亦即南方承认北方这个国家政府在农业、工业和劳动力方面占有优势，但不得干预南方的“特殊政体”。罗斯福政府可说是最后一个依靠此项未成文历史协定的政府。由于南方慢慢走出“穷乡僻壤”，这项协定已经形同虚设。然而，在大萧条那几年，不管自由派的说辞是如何冠冕堂皇，官方的种族歧视比起早先以北方为根基的共和政体更变本加厉、无可妥协。若有人表示，美国内部对黑人的歧视和对外的“反殖民主义”完全是两码子事，包管会遭到不可理喻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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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黑人解放运动打下基础的，正是罗斯福的新政：由于新政的实施，南方的白人农民变得富裕起来。在那个时代，黑人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不得翻身，不管是白人、黑人、自由派以及保守人士莫不认为如此。那时，伟大的黑人学者，如约翰逊博士，研究的就是“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而新政对黑人尽的那一点“绵薄之力”，大抵是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沃里纳（Doreen Warriner）所著《农之序》（Preface to Peasantry）的启发。沃里纳在这本书中宣扬自给自足的农民社区，新政在罗斯福夫人的督促之下也为南方的黑人小佃户建立了一些社区。这些社区看起来却有如集中营，马上就变成了贫民窟，永远也做不到“自给自足”。黑人家庭一旦找到一部老爷车就赶忙逃离这个社区，投身至另一个地狱——北方的底特律或是洛杉矶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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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不赞同沃里纳的处方，但是我却同意她的诊断。因此，我和布赖恩（Malcolm Bryan）所受到的震撼真是非比寻常。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研究人口统计，终于在1940年的一个早晨得到结论。布赖恩是芝加哥人，后来成为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的总裁，也是南方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那天早上，我们突然了解到——美国黑人已慢慢从南方的佃农转变成北方的都市人；也就是说再过20年，黑人将成为北方城市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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