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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说自己将到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演讲，有人立刻告诉我：“你一定得去，而且听听某人授课，那位老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教得最好的。”于是我问：“他是研究哪个领域的？”那人回答：“统计学。不过，他本人并不是研究这个学科的佼佼者，只能算是普通程度，但是就教统计学而言，他却是全国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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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确了不起，在短短的5分钟内，我从他那儿学到的统计学超过至今学到的全部，而我自己还教过这门学科呢。这个老师个儿不高，头上秃顶，而且留着胡子，看起来就像个小矮人。他带着博士班的学生进行讨论课程，把表格和图表投射在荧幕上，完全不加标示或是说明。他对大家说：“请看这些数字。然后告诉我你看出来什么。”学生于是答道那些数字代表分配不规则、显示出某种周期性或表现出内在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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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矮人老师听了之后，或点头，或微笑，或和学生论辩，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就让大家明了那些数字形成的规则。然后，他又投射出两组数字，一看就知道互有关联，而且在长期的发展期间，每一个数字几乎都相互对应。学生异口同声说道：“这两组数字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老师说：“每个统计学家看了之后，也是认为如此。但是，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其中的关联为何。这一列数字，”他指着左边的表格，“是每年在纽芬兰岛外海捕捉到的鲱鱼数量，而那一列数字，”他指着右边，“是同年北达科他州的私生子女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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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萧条时期特别强调教学与学习，对于“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个定律也不是全然不知，然而，在当时著名的“高级研究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这个人出版过什么著作？”而是：“他书教得怎么样？”不管你拥戴何种教育哲学，是芝加哥哈钦斯的“新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他的身后注解者以及该体系的现代复兴者，则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进步教育”还是哈佛的“自行其道”，最重要的还是适合学生需要、因材施教，并引导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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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很注意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对任何从欧洲来的人而言，这可是个新鲜的主题。长久以来，柏林大学自从1809年创办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现代”大学的先驱与原型。但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孰为先驱、孰为原型，仍有许多争议。就在那几年间，州立的大专院校走向成熟，从地方学院晋身为“全国性”的大学。当然，有些州立大学，像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位于弗吉尼亚或密执安的“杰斐逊先生大学”已经小有名气，不过顶多只能和一些顶尖的私立学校“并驾齐驱”。现在，由政府税款补助的公立美国大学终于显示出其独特的特质，比方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和德国的“科技大学”以及接受政府赠予而兴建的传统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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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注重研究，以应用科学为主的卓越的学校，同时也是农业的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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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伊奇（Monroe Deutsch）这个人，一度被普林斯顿的教务长高斯（Christian Gauss）戏称为“美国教育界的大秘密”。每次有人谈到大学的结构和功能，总会有人说：“关于这一点，研究得最深的是多伊奇”。多伊奇从不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参加会议、不演讲、不接受访问，也不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加州大学找这个教务长，一定先被秘书拦截，问来电者的目的，若是报社打来的，一律惨遭封杀。要不，秘书就说：“请写一封书信来，我一定会帮您转交。”要直捣黄龙，找到多伊奇的“巢穴”可是比登天还难——他的办公室就在柏克莱校区一栋旧大楼的地下室，门上连个名牌或标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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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奇倒是很乐意谈到大学的一切，特别是加州大学，毕竟这是他一生的全部，但是他却从未谈起过自己。他出生于旧金山的富有人家，很早就决定为公众服务，但是他的羞怯几乎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是个标准的“见光死”，无法忍受自己在公众面前曝光，更别提出来“抛头露面”主持校务。于是他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角色，成为加州大学体系中的“幕后主持人”，从事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他设计出综合大学校园的形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然后他又在加州设计出更具有“综合”特性的大学、州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不但维持了大学卓越的学术地位，更使得加州每个高中毕业生都有减免学费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州立大学的财务得以独立，也都归功于他，他提倡大学每收一个学生就可以从州政府处得到一笔补助款。他还更进一步促使加州把高等教育列为该州最重要的政治支票，并将该州大学的首要教育目标定为矢志追求卓越。他说：“要不是希特勒的关系，我们就无法一下子募集五六十名第一流的学者和教师。不过，从15年前开始，我就已经未雨绸缪，为了本州和大学做准备，说不定真的天降甘霖，我们终于得到上帝赐予的吗哪（吗哪：以色列人漂泊荒野时，上帝所赐的食物，出自《旧约·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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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那几年，另一波骚动是来自美国高等教育界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那时，美国共产党已经失势，无法操控美国的劳工运动，也无法动员美国的黑人，他们于是向美国大学下手，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就是纽约。正如往常，这些美国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路人一心一意要摧毁社会自由党，想夺取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箭靶就是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像纽约大学的哲学家胡克（Sydney Hook）、前布鲁克林学院院长也是经济学家的吉登斯（Harry Gideonse）和哥伦比亚学院的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作家兼批评家，被誉为“当代最具思想性和刺激性的文学批评家”。）等人。他们运用种种威胁、声明、布告、公开抨击，以及再典型不过的伎俩以杜绝悠悠之口，并诋毁和恐吓教职员、行政人员和学生，这些斗争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至全国每一所大专院校。15年后，既懦弱又缄默的美国学术界，把对抗麦卡锡（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年），20世纪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所谓的“麦卡锡主义”则是指以反共来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径。）、捍卫自由的责任大抵交给局外人，如老自由派人物，特别是保守主义者，最后甚至交给美国军方。大致看来，这就是集体违背良心的结果，有太多信奉学术自由的人都被打倒了，为美国共产党声明签名，抨击非共产党的同僚，公开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整肃行动，或者是为各种美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签名。除了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敢于拒绝为共产党签名，其他的人都有可能接获不再续聘或不得晋升的通知。美国共产党的势力已渗入太多的机关团体，他们的威胁不仅是恐吓，还会动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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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混乱中，有些值得欣喜，有些则令人伤心，但都一样嘈杂。就在此时，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涌入大批逃难而来的学者，从西班牙和意大利来的也有，不过数目较少。当然，大抵是因为这种混乱，才使得美国得以吸收这么多的学者。而美国大萧条时期高等教育界的这种混乱也使那些刚到新大陆的学者产生冲击力。英国也收容了不少从其他欧洲国家逃难而来的学者，特别是老一代、声名卓越的人士，但是他们对英国大学影响却不大。到达美国的那一批学者可谓躬逢其时，那时的美国正渴望新价值、新理念、新方法、新声音和新面孔。事实上，美国大学对这些欧洲学者造成的冲击也不小，这点颇值得玩味，不过现在再来探讨或许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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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造就了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或许至多只能成为中上程度的学人，到了新大陆，他们不得不超越狭隘的学科范畴，以合乎学生的需要，或是进行“整合性”的课程教学。在欧洲的大学，由于制度的严苛，他们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就以意大利的学者费米（Enrico Fermi）为例，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还是不能对文学院的新生讲授物理，而另一位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大师齐拉特（齐拉特（Leo Szilard，1898—1964）：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负责原子弹开发的物理学家小组成员之一，1949年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启发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也不得转教生物。这一切告诉我们，欧洲大学没有那股使学者“活跃”起来的动力；这些学者还是局限于他们的“专长”，仍停留在他们原来的领域。但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即使是规模最庞大的大学或是以研究所著称、注重“研究”的学校，如哈佛，尽管有政治斗争、暗中较劲的事情，但还算是一个共同体、一个社群，而不只是一栋建筑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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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的报道和舆论中，最受人瞩目的学校总是些招牌响亮的大学（虽然有些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还不算是规模很大，如普林斯顿）。我却发觉自己对一些小的学院越来越感兴趣。这些学校可谓美国教育的一大特色，欧洲就没有这样的学校，顶多像是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小型公立大学，仍旧是一个大的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或是像在牛津和剑桥那种大型大学中的小学院。当年，美国这些小型学院只有150～700名学生，对我而言，这些学校和大型大学一样有着无与伦比的特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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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我看过不少小型学院。我早就预料到欧战开始以前，可能无法继续为欧洲报社和财务机构工作。因此，我试着将事业重心转到美国来，从事写作，并进行巡回演讲。到了美国参战时，我一年大约做五六十场演讲，足迹遍布全国，而至少有一半的演讲是在小型学院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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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演讲实在很苦。在那几年，晚上都是睡在老式卧车上一路颠簸，从迪比到法戈，或是从新奥尔良至杰克逊维尔；而且常会碰到大雪，比方说到格拉提斯、俄亥俄州的比特里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等地——这些美国地名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途中也有许多新鲜事，例如到纽约一个迷人的18世纪俱乐部演说的那次经验，演讲的对象是所谓“美国殖民仕女”。我问主办单位：“‘殖民仕女’到底是哪些人？”所得的答案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她们付的演讲酬劳是最高的。”到了会场，迎接我的女士说：“我是此俱乐部的秘书，也是唯一75岁以下的会员。我们试着把耳朵还听得到的会员安排到前两排就座。不过，还是请您提高嗓门，因为听得到的那些人还是有点重听。其他人，您就不必理会了，她们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演讲完后，有个老妇人缓慢地走向我这边。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穿着古代妇女穿的那种三角胸衣的女人。这位女士在两个孔武有力的女仆的搀扶下，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对不起，我的耳朵不好，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不过，德鲁克先生，您不也觉得现在穷人也会出来争取他们应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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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晚相当特别，那是在纽约罗切斯特的一个大学俱乐部。就在节目开始以前的10分钟，有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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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演讲分成两部分，“在音乐开始前，先说一半，然后再讲另一半。”我问道：“什么音乐？”那人回道：“他们没告诉您吗？我们从伊斯特曼戏剧学院请两个学生来表演歌剧《阿伊达》死亡的那一幕，插在您的演讲当中。”因此，那对不幸的恋人在我脚下双双步上黄泉，此时主持人转过身来对我说：“您刚才说的最后一个句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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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讲方式可说是见识一个国家的最好方法，那几年，我跑遍了大部分的大城市，在小型学院演讲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些学院渴望听到外界的声音，他们接纳程度高、殷勤热情而且让人好奇；他们就像这个国家，形形色色都有——有些标榜比“知名大学”的学术水准更高；有些依旧保持着19世纪神学院那种简朴的特色；有的极其保守，每晚到9点一概熄灯，只准在洗手间留一盏小灯；有的则过度放纵，担心学生会有“性压抑”的问题。并非每一个小型学院都有像奥伯林（Oberlin）、韦思礼安（Wesleyan）、波莫纳（Pomona）、格林聂尔（Grinnell）或是迈尔斯（Mills）这几所学校的学术表现、纪律和高标准，但是这些小型学院让访客了解到美国这个国家对教学与学习的认真，即使是财务状况最差、最蒙昧的“牛仔学院”也在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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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多数的教育实验皆在小型学院进行，因为他们规模小，所以可以让有勇气的教育行政人才放手一搏。例如，在俄亥俄州一个名叫耶洛斯宾斯的小镇有一所安蒂奥克学院，校长摩根（Arthur Morgan）是工程教育学家，他引进“建教合作”式的教育，学生一学年有5个月必须工作，而且是正规的全职工作，而其他7个月则在校学习，并得修满一定的学分。本宁顿这家小型学院是在1932年大萧条的谷底建校的，以成为一所“先进的”女子学院为理想，他们在大萧条的末期邀我加入教学阵容，为他们发展出整合的人文课程，希望同时具有学术严谨，如胡群斯在芝加哥所提倡的，和哈佛学生的自治精神，并提供本校的教师自由学习与教学的机会——这可是芝加哥和哈佛都没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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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小型学院的财务状况说来要比大型大学来得好。就以本宁顿为例，把注册的新生人数控制在325名左右，不但经济而且易于教导，此外并不需要外界的捐助。这个学校的教授薪俸是全国最高的，师生比例也最高，才325名学生就有50个老师。当然，学费也相当高，不过没有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被拒绝入学的，因为除了兴建新大楼需要资金外，学校唯一须募得的款项就是清寒学生奖学金，不然学校的财务就得以收支相抵了。那时，小型学校的花费比起大型大学实在是低得多，后者要支撑研究所这个重担，还有昂贵的实验室，还要养老迈而享有终身薪俸的教授。因此，小型学院要比声名响当当的大型学院更能付出高薪吸引有才之士，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艺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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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型学院常有一些不凡的人物，加州奥克兰迈尔斯学院院长莱因哈特（Aurelia Reinhardt）就是一例，她是典型蓝袜派（蓝袜派（bluestocking)：指才女或卖弄学问的女子。源自18世纪中期英国伦敦一个由上层社会妇女所组成的团体“蓝袜社”。）的老处女，斯坦福大学最卓越的史学家，也是胡佛总统（Herbert Hoover）的初恋情人，为了追求学术生涯而放弃婚姻。我因到迈尔斯学院进行为期三天的演讲，才认识她。30年来，她一直是该校校长，并使这所学校成为美国西部首屈一指的女子学院。莱因哈特女士特别高，骨瘦如柴，面色憔悴，声音和身材的特色也有点类似，身上常常裹着一层又一层大花的粉红色蝉翼纱。她在自己的住所为我举行接待会，在谈话告一段落时，有个学生突然声称：“我在婚前绝对要保持处女之身。”莱因哈特女士转过身来以低沉嗓音对她说：“这么一来，你可是在浪费大学时期的青春哦。”然后，她又继续对我说着凡尔赛和平会议（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的事，她就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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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小型学院，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关于一所非常小，而且鲜为人知的学校——堪萨斯的公谊大学。1941年的6月，外国记者协会组团到几家小型学院进行为期一周的外交事务研究会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和该州的贵格会教友往来密切的校长尽力对我们表示友善：“你们只在本地停留一星期而已，所以我们不会试图改造你们的思想。各位先生，我知道你们都是从没有宗教信仰的东部来的，所以呢，”他指着外面一棵巨大的铜菊，“要抽烟的话，一定得到那棵树下。”那时的堪萨斯还有禁酒的法令，因此他就教我们在大街上要酒喝的暗号：“只要你点的是双份的什么南方冰淇淋苏打，你就可以喝到一杯威士忌了，不过请在结束一天的演说之后喝，因为你们即将对着最伟大的队伍进行演讲。”“公谊大学”这个校名看来庄严壮大，事实则不然，当时大约只有150名学生，而且注册的人数越来越少（到今天，学生人数稍多，大概有900名）。我们在活动的那个星期吸引了一大群镇民前来共襄盛举，这次会议办得可说是圆满成功。让我颇为不解的是，这所学校是五层楼的建筑，而我们只能在四楼以下活动，不得爬上去。最后，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问校长，为何不能上楼。他面露尴尬之色说道：“楼上只有博物馆而已。你们从大城市来的人见过太多伟大的博物馆，可能会不习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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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办法从他口中套出原委。这所学校根本用不着四五两层楼，下面三层已经绰绰有余。后来，该校有两个退休的教职员（一个西班牙教师还有一个老木匠）通过想到申请贷款在楼上设个博物馆，得到这笔款项后，他们还从堪萨斯的公谊会（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徒宗教团体，一般又称资格会。“资格”原为一诨名，源自福克斯（George Fox）的名言：“对主的话战栗（quake）。”该团体在1652年左右，由福克斯创建于英国，旨在反抗国家所统治的教会与某些被认为倾向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教义与仪式。）获得每年50美元的补助金。这笔钱可说是少得可怜，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于是他们心生一计，用这笔钱来付邮资，寄信给分布在全国的校友和朋友们，请他们为这个博物馆出力，看是否有可以捐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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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博物馆内，我看到了最令人叫绝的鹊巢，还有印第安人编的美丽的大篮子，是从基欧瓦斯、朋卡斯和温尼巴哥送来的；我从未见过做得这么精美的篮子，现在必定是价值连城了。他们收藏的匈牙利伪币该属世界第一的收藏，还有一只非常巨大、完全由青贝纽扣做成的帝俄双头鹰。在收藏之列的，还有堪萨斯的第一座草屋，你得蹲下来爬进去，进去后却撞上了堪萨斯第一部福特T型车。老木匠有点难为情地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放这部车了。”创办博物馆的这两位老人在杂志上看到纽约的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生境类群模型”，里面有许多标本动物，还有人造棕榈树，所以他们也如法炮制，找来几只非洲动物，有狮子、斑马，甚至还有长颈鹿。那头狮子可是一只壮观的野兽，做张口怒吼状，但是嘴里却叼着堪萨斯的第一部打字机。同样地，这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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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被这个博物馆吸引而流连忘返，不过我得赶搭飞机了。下了楼，我发现同事皆群集在收音机旁——原来希特勒已经入侵苏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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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外国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在德梅因（Des Moines）《记录报》（Register）编辑韦麦克（William Waymack）的面前时，他问我说：“你是在《纽约时报》，还是在《芝加哥论坛报》服务？被派驻到欧洲的哪一个地方？”我告诉他，我是在美国为英国报纸写稿的外国特派员，他听了之后，大为兴奋，把所有的编辑都叫来集合，说道：“我们知道的外国特派员都是报道欧洲情况的美国记者，现在却有一位外国特派员是为英国报道美国情况的。”他并以我为专题，写了一篇文章刊在第二天《记录报》的头版。这位韦麦克可不是泛泛之辈，而是美国最杰出的新闻人士。他在1936年和1937年荣获普利策奖的最佳新闻编辑奖。他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问题的消息权威，对国外新闻非常感兴趣，对欧洲和亚洲的情势也颇有了解。他也是使艾奥瓦大学和埃姆斯的艾奥瓦州立学院更上一层楼的人。在大战后，他成为杜鲁门总统第一届原子能源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21年起，就开始编辑德梅因的《记录报》。《记录报》曾被列为美国最好的十大报之一，对于国外的报道特别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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