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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麦克当然知道美国有外国来的记者。他每两三个月到东岸时会刻意地寻找这些外国记者。我们在德梅因认识后，他每次到东岸都会和我共进午餐或是晚饭。但是外国记者或是外国访客却很少到德梅因，他们大都待在东岸，只有在总统提名大会时，才会跑到芝加哥。他们有一回到底特律去福特的鲁治河厂区，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地方可说是观光旅游必经之地，正如19世纪欧洲旅客必会到尼加拉瓜大瀑布观览一样。当然，关于好莱坞也有一段典型的报道。在纽约和好莱坞之间则是一片荒原，是“水牛漫游之地”，小说家刘易斯（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和门肯（门肯（H．L．Mencken，1880—1956）：美国报章杂志撰稿员，以社会评论闻名。）对这块地域已着墨不少，看他们的作品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大老远地跑去？因此，一个从国外来的记者到德梅因去认识中西部、玉米之乡、艾奥瓦大学、艾奥瓦州立学院、新政的农业政策和美国人民，的确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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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只是外国记者认为艾奥瓦是个“孤立”的地方。艾奥瓦就像美国大部分的地区，认为自己是“孤立”在一旁的，和外面的世界不同，远离强权的世界，在欧洲的纷争之外，有着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基本需求。当然，不见得“更好”。欧洲是精致、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许多“高尚的事物”，在那几年中，特别受到美国人的尊崇。那时，中西部的城市，如底特律、托莱多、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无不相互竞争，收集欧洲大师的作品放在当地新开幕的博物馆内；而在各大学，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到太平洋岸的斯坦福，“西洋文化史”这一门大学的核心课程，更摒除一切有关美国的事物。那时，很少有美国人听过卡夫卡，卡夫卡热是几年后才开始的，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期，然而美国人眼中的美国和卡夫卡幻想中的“美利坚”却没有什么不同：是个孤立的地域，远离旧世界的罪恶、仇恨和限制。麦克里希（麦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兼诗剧作家，热衷于政治活动，曾三度获普利策奖。）1939年写了一首诗，说道：“美国就是希望。”在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如卡夫卡的看法里，使美国孤立的并不是由于她是个“国家”，而是一个“宪政体制”。美国人的希望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所谓的“美国梦”是个理想的社会，而美国人的才智在政治方面尤为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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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是一块领土，在地球表面占有一块特别的地区。但这块土地所秉持的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这原则，也许“美国”这个地方仍然存在，但就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了。自古至今，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有着一位政治家圣贤——林肯。真正美国本土的艺术只有一种，那就是政治。若对那抽象的原则，也就是“宪法”宣誓服务不渝，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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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来看，大萧条时期的艾奥瓦、华盛顿的农业部和底特律的通用汽车总部离欧洲并不是那么遥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美国年轻人无不向往那“伟大的旅程”，到欧洲一游于是成为经济情况许可的人最想做的事。即使在福克纳笔下那个约克纳帕塔法郡，代表着文化的无助的那个年轻叔叔也曾到过海德堡；他的另一部小说《圣殿》（Sanctuary）中的小镇女郎德蕾克被人带到巴黎以忘却孟菲斯妓院的恐怖与黑暗。然而，就精神层面而言，在大萧条那几年，欧洲和美国的距离却是再遥远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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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政却是有意识地再度肯定自己的特点，突显美国独特的特性，特别是再强调美国的基本诺言：美国不像他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信念”。这一点，不管是新政主事者，或是反对新政的人都点头同意。新政时期的辩论焦点并不是这个办法或那个方案是否正确可行，而是“具不具有美国的特质”。农业部长华莱士和他手下那批年轻的精英在美国主导的土壤保护区和农业福利计划，首先强调的就是“独特的美国特色”。事实上，新政的农业计划在当时可谓独步全球——目标在创造数百万可获利的农作企业，每一项都是高科技、集中资金与运用教育资源的企业，而非只是简单的“农场”，皆自给自足，可独立作业，而且是每个家庭的根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采用类似的计划，大抵是由于美国的刺激，并以新政为仿效的对象。同样地，新政时期的美国也意识到美国工会的独特之处。他们的工会组织是个好战的团体，却不具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是和管理阶级对立的力量而非反对资本的敌人。新政知道其本质在于美国独特的立法概念，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借由准法律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进行管理，以反对欧洲那种独断而充满政治意味、无法可管的放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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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不假思索地强调美国的一切必得具有独特的“美国特质”，而且有着独特的、美国本土的原因，这种“与众不同”的自觉也可能导向愚昧的盲目。就以新政最后几年的保健现象为例，已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了，那呈“爆炸性成长”的保健支出就是独特的美国现象，表现出美国人特别的习惯、政策和阴谋。据研究，保健的付费机构显然偏袒医疗机构，由于私人或地区医院所具有的特性，导致医院的滥建，而且常常进行不必要的手术，谋求不当的收入。在美国，没有人了解日本、英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样面临保健支出庞大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像美国保健付费机构或美国的社区医院，提供“供过于求”的病床数。就以英国为例，他们的“病床数目不足”才是导致保健支出过甚的主要原因。美国手术的泛滥也是一例。换句话说，在美国没有人愿意去了解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现象，并非有着特别的地域性的原因；要这么做，就等于质疑美国这个社会和政体独特的“美国特性”。同样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学生的骚动不安也加上了一个“具有美国特点”的原因：越战，或是黑人贫民窟的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发生过，先是在日本和法国，他们却没有越战或是黑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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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信念很容易就沦为感情用事、自吹自擂以及民粹主义的咆哮，事实上也常如此。狄更斯在1843年出版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至今仍是讽刺美国民粹主义最有趣而且最辛辣入骨者。而狄更斯本人却在25年后为这部作品道歉，声明自己写得过于夸张。今天，我们却可在美国每一场政治大会和选举中发现狄更斯笔下的吹牛大王和江湖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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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信念也是林肯“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正是由于这股信念，欧洲人才会一波波地涌向美国。受到吸引前来的欧洲人很快地就不再是欧洲人了。我告诉韦麦克自己为什么来到德梅因时，他微笑道：“你这个外国特派员也做不了多久了。很快地，你就会成为美国作家。”几年后，我到本宁顿学院任教，选择自己想教的基础课程时，我并没有挑“西洋文化”这一门，而选择了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这两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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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韦麦克初相见时，大概是在1938年初秋，也就是慕尼黑危机时，美国梦已经面临到自己无法清醒面对的事实，那就是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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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念中的美国必定是要“孤立”的。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所谓的“国际主义”，不过是孤立主义的一个形式罢了，骨子里还是不折不扣的孤立，企图借由自治、完美的机制——国际法庭、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的运作，使美国免于涉入国际事务和外国政治，无须政治决策、主动干涉，就可维系世界的和平与秩序。若要使“美国梦”有意义，就只好对国际事务视而不见，不当成“重大事件”。难怪小施莱辛格（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1917—）：美国历史学家，因《杰克逊时代》一书而获普利策历史奖。）在其著名的《杰克逊时代》（Age of Jackson）一书中尽可能把国外大事略而不谈，甚至连外面的世界一齐摒弃在外，即使国外政治是杰克逊时代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并为几年后得克萨斯的合并与墨西哥的战争埋下伏笔。对小施莱辛格来说，“杰克逊时代”却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正因为这时代强调“美国信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杰克逊时代》是在1945年出版的，以号召美国人民和政府在美洲大陆建立人类的共同城市为任务，此一任务因国际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未能实现。在那几年中，小施莱辛格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不得不相信联合国会维系世界的安全，使美国得以回归到国内事务并实行自己的任务。但是，正因如此，对美国而言，国际事务必得成为“非事件的事件”（non-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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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总让人不得不正视国际事件；这一现实也表明，不管是信念、承诺、价值或是理想都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而且能存活才是最重要的，远胜过远见。因此，国际的政治现实永远将美国当做许多国家中的一个环，而非独立的、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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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罗斯福首度出马竞选总统时，他的舞台完全是以“孤立主义”作为背景。他对胡佛特别是自由派那一方提出的主要控诉便是胡佛对外面的世界关心太过，把注意力放在“外人”的事务上，如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在拟定美国的国内政策时考虑对混乱中的世界经济是否会造成冲击。因此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故意且公然地破坏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以实现新政的诺言，亦即背离国际事件、对外责任，以及不参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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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后，也就是在1936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国际事务还是如不存在一般。罗斯福政府仍然毫无疑问地拥抱“孤立主义”。所谓的“国际主义者”是指华尔街的银行家、“死神的商人”，或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不管怎么说，都是“多金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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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世界开始有了巨变。到了1938年，美国已经心知肚明自己正面对着国际危机，必须有个根本的国际决策。问题是，美国若有国际政策如何能继续成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慢慢地，美国政治开始有了转变，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变成战前的美国，由其衍生出的基本立场仍然影响到40年后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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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立场便是阿加（Herbert Agar）所提出的。阿加就像韦麦克，是个卓越的作家、新闻工作人员，也是著名的报纸编辑，主编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信差》（Courier）。新政早期那几年，阿加已是美国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述美国总统一职的《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1923年出版，并荣获普利策奖中有关美国历史的奖项。本书皆以民主党总统为主角，强调美国的独特在其政治方面的远见、美国的远离罪恶、国家主义、权力政治和欧洲的“殖民主义”。然而，阿加也毫不犹豫地主张美国应该领导“十字军”对抗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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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和阿加见面是在1939年的初夏，在我出版《经济人的末日》之后，他邀我到他在路易斯维尔的家小住一周。那时伦敦和巴黎都弥漫着绥靖主义的气氛，而华盛顿仍不惜一切想置身于欧战之外。但是，阿加认为战事已不可能避免，他自己下定论说，美国必然会被卷入其中。对阿加来说，避免美国所代表的一切遭到毁灭的最后努力就是秉持美国的价值、原则，即使不是居于领导地位，也得主动要求积极参与。阿加住在一栋位于玉米田中盖得杂乱无章的老农舍。在肯塔基的6月向晚，我们坐在长廊里，看着薄暮一点一点地消失。阿加啜饮着薄荷酒，谈着“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蓝图，使美国的远见延伸至“大西洋社区”，以对抗任何威胁和平和自由的势力。杜勒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外交家和政府官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任国务卿，坚持反共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积极防御条约，就是源于阿加的想法，肯尼迪的越南政策也是。阿加很快就成为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主要倡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后成为驻伦敦的美国战事情报局局长，也是美国和丘吉尔间最重要的联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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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麦克也在罗斯福政府之前成为“干涉主义者”，或许我们该说，他从未主张“孤立主义”。他本人和他主事的报纸都是为共和党服务的，曾强烈地反对罗斯福和他的新政。韦麦克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罗斯福的轻忽国际事务，这也是当年共和党人抨击他的地方，特别是有些共和党人如韦麦克和主张干涉主义的胡佛来往甚密。但是韦麦克不同于阿加，他仍然希望美国的干预最多做到提供经济和财政支援给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家，而他所协助创设的政治组织是为“美国援助同盟国防御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韦麦克认为，若是超过这个范围就得回归由美国的经济力支撑的威尔逊策略，也就是自治的世界秩序。在罗斯福不得不放弃孤立主义的立场时，就是走向这一点，这也决定了美国参战和战后那几年的外交政策。租借法案（租借法案（Lend-Leas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友邦提供援助的法律措施，是为外援的主要方式。）、联合国和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用美国的经济力量去刺激苏联以外的欧洲之经济发展计划。）也是由这一点衍生而来，这个构想的始祖就是像韦麦克这样的人：来自中西部、属于自由派的共和党人。韦麦克的委员会又被称为“怀特委员会”，因为主席是艾伦·怀特（Allen White）——美国中部最有名的新闻工作者、共和党的圣贤、堪萨斯《公报》（Gazette）的编辑，他也是罗斯福、塔夫脱、柯立芝和胡佛的朋友。阿加出击拯救欧洲的同时，韦麦克和怀特也尽力在救美国，即使无法使美国孤立，也要维护美国的独特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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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对国际风暴最可怕的回应是美国工会领导人刘易斯（John L.Lewis）所鼓吹的。他是矿工工会的会长，也是产业联合会（产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1935年成立的工会团体，用以整合从事大量生产的工业。该组织于1955年合并美国白领工会,形成美国劳工联盟AFLCIO。）和工会主义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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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阿加家做过客，韦麦克每次到东部也和我一同吃饭，但是我一共只见过刘易斯三四次面，是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进行的正式“访谈”，每次长达数小时。阿加和韦麦克都想知道我的看法，而刘易斯总是大做演讲，而且只说他感兴趣的主题。我去访问刘易斯是想明白劳工关系以及工会主义，他却滔滔不绝地谈着外交政策。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外交政策，并不断地将自己的孤立、走下坡、工会运动的失败及共和党的沦亡和毁灭等，归罪于外交政策。他唯一认为可取的是极度孤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尽可能不和外面世界接触，除此之外任何外交政策都是邪恶的，和美国理想不相容，必定会走向堕落，遭到扭曲并变成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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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7年初次和他见面时，他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参议员、州长或是内阁阁员是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罗斯福和刘易斯，也都晓得刘易斯的长相——他那庞大的身躯、大头、浓眉和鬃毛似的灰色头发不时出现在漫画家的笔下。在那收音机盛行的年代里，他的声音，正如他的相貌，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声音是自然天成的宏伟，像是从牛角吹出一般，虽没有扩音机和麦克风，也可盖过劳工暴动的喧嚣声（如刘易斯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演说：“我为你们申诉的态度，并非像个乞丐般微弱地要求施舍，而是如一个强大的部队首长，以洪亮如雷的声音去要求一个自由人应拥有的权利。”）。刘易斯虽生于艾奥瓦一个产煤的小镇，却有着一点英国威尔斯腔。这种声音用来朗诵名家之作，如莎士比亚、《圣经》、弥尔顿或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等，可说是荡气回肠。这些作品，刘易斯都倒背如流，马上可以引用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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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刘易斯可说是美国第二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仅次于罗斯福总统。他的声誉历经十年不坠，一直到1946年杜鲁门总统跟他摊牌，取得矿坑的领导权，平息矿工的罢工行动，他才失去往日的光环。虽然报界和大众都认为他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人物，他却从1937年起，就认为自己无能而且受人排拒。他以美国政界的李尔王自居，被两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孩子”驱逐到荒野；那两个人就是罗斯福和他自己选出来的继承人，下一任产业联合会的领导人默里(Phil Murray)。他认为这两个人和外交政策这个“魔鬼”打交道，就是遗弃、背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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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刘易斯也有忠于他的科迪莉亚（Cordelia）和坎托（Kent），这两个人也和刘易斯一样有趣。一是他的女儿凯瑟琳，自始至终都对他忠心不二。事实上，刘易斯和他的女儿看起来反而像孪生子，而非父女。我在凯瑟琳年轻时就认识她了，她和父亲刘易斯站立、走动、说话都是一个样。毫无疑问地，凯瑟琳是当时美国劳工运动中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人，那时在劳工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巨人呢，但就美国产业和劳动力而言，却没有人比她了解更多，思考更为深入的。她就像她的父亲，是个有煽动力的演说家。我想对工会和劳工关系有所了解时，就求教于她。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她父亲年轻时的魅力，然而随着年岁增长，刘易斯这个劳工领袖却为虚荣和权力腐蚀了。然而，凯瑟琳之于父亲，却是百分之百地言听计从。根据华盛顿的飞短流长，凯瑟琳不只一次有结婚的念头，但是最后总是为了跟随父亲而违背婚约。每次刘易斯和记者见面时，凯瑟琳总在一旁，然而除非她父亲指定要她回答，她总是默不作声。刘易斯在群众的面前消失时，她也就跟着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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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的“坎托”，那忠心耿耿，不求主人感谢、认可或是赏赐，只是一味付出的家臣，是另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罗奇（Josephine Roche）。她和刘易斯同年，皆生于1880年。罗奇的父亲曾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也就是西部最大煤矿公司的老板。刘易斯发动的第一场劳工的阵地战就是以她父亲为征讨的对象，那时罗奇小姐还在上大学。之后，她竟跟随父亲的死对头刘易斯从事劳工运动。她不但是个杰出的社会工作人员，也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才干，她把父亲留给她的煤矿公司治理得有声有色，不过，她还是最忠于刘易斯和他的联合矿工工会，并奉献出自己的一生和庞大财富。罗斯福总统曾任命她做财政部副部长，但刘易斯在1937年和罗斯福决裂时，她也就跟着辞职。罗奇年轻时是个美人，我在刘易斯的办公室见到她时，她的风采依旧。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她一直崇拜刘易斯，因此终生未嫁，而刘易斯对她就如坎托面前的李尔王，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忠臣的存在，然而却又认为每次他一传唤，她就得立刻跑到他身旁，陪着他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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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7年初次见到刘易斯时，他才将近60岁，健康状况甚佳，又好端端地活了30年，到了1969年89岁高龄才过世，但是他总幻想自己是个精神崩溃的老人。他的确非常孤独，而且常常抱怨这一点，当然这是他自己的错：他想彻底地掌控工会，若有人对他形成一丁点的威胁，他就把人家逐出去。他责怪自己的孤单，正如他怪罪任何的不幸，如在他的世界里的头号敌人——“外交政策”，说得更精确的话，则是“国际主义”或是“干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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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认为罗斯福之所以能得到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该归功于他，这当然是有点夸张，不过他的功劳的确不小。罗斯福早先和工会的关系并不好，工会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骄纵、有钱的“贵族”。刘易斯却背叛工会的老友，也是多年挚友的史密斯（Al Smith），支援罗斯福，才使得罗斯福在1932年大会得到提名。在罗斯福第一任的任期内，刘易斯也获得了报酬，罗斯福政府的确支持工会，特别是大量生产的产业工会，它是刘易斯借着产业联合会建立起来的。就产业联合会而言，刘易斯不但是创始人、主要的财务支援者，也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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