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5600 [54]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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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2 [55] 指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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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4 [5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也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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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6 [57]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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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8 [58] 在德语国家，“您”是正式交往中使用的敬语，只有亲朋好友之间才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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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0 [59] 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1897至1910年曾任维也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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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2 [60] 布尔战争，是英国人与南非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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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4 [61] 日俄战争，是指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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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6 [62] 巴尔干战争，是指1912年至1913年之间在南欧为争夺处于崩溃前夕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而发生的两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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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1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1]

1705585622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2.上世纪[1]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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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4 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户有钱人家为了社交的缘故，十分注意，家里要有个“有教养”的儿子：他们让儿子学法文、英文，让他们熟悉音乐，先延请家庭女教师，然后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只有受到所谓的“学术”教育，去上大学，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时代才获得充分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家庭的雄心壮志便是至少有一个儿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个什么博士称号。这条一直通向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绝不平坦。五年国民小学，八年文科中学得在硬板凳上度过，每天上五六个钟头课，课余时间得做作业，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学生放学之后要学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这些“活”的语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是五门语言，再加上几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学科目，内容繁多，不胜其烦，几乎就没有发展体育、进行运动和散步的时间，尤其没有欢欣和娱乐的余地。我模糊地记起，我们还是七岁孩童的时候，得学唱一首什么关于“欢乐，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们得背诵歌词，齐声合唱。这首简单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还在我耳际回响，但是歌词在当时我就觉得拗口，唱不出来，更没有让我信服，牢记在心。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时间，说老实话，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叫人感到无聊、厌烦，由于急于摆脱这单调重复的课程，这种情绪逐年增长。我想不起来，在那单调乏味、毫无心肝也没头脑的学校教育里，曾经“欢快”过，“幸福”过。这种学校教育，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认，看见本世纪儿童的童年不知可以发展得多么幸福、自由，独立自主，我今天还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种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几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师们聊天，毫无恐惧地到学校去上课，不像我们总感到犯有过错似地跑去上学，看到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可以公开地承认他们年轻的好奇心里有些什么愿望，什么爱好，——我总觉得难以想象他们是些自由自在的、独立无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们一踏进这幢令人憎恶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缩起脖子走路，唯恐额头碰到了那看不见的枷锁。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是强制、荒漠、无聊，在这里得把“不值得知晓的东西当作科学”，分成仔细切开的几块吞食下去，尽是些烦琐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烦琐的材料。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和现实的兴趣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并非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沉闷的、荒凉的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是陈旧的教育学强加给我们的学习。我得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令人兴高采烈的幸福时刻，乃是我永远在身后关上校门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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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6 并不是我们奥地利学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认真仔细地制订出来的。倘若传授得法，给人启示，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相当包罗万象的教育的基础。可是正因为通过它细致的计划性，和它干巴巴的格式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便变得非常干瘪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从来也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只是像个自动机似的用数字标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学生达到教学计划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恰好是这种对付学生时的毫无人情爱意，这种冷漠的公事公办，军营气息十足的氛围，无意之中使我们都十分恼火。我们得学完我们规定的课程，并且考察我们学到了什么。在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一次我们自己渴望学习什么。这样，每个年轻人暗自向往的，那种促人蓬勃向上的冲劲就完全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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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8 我们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现出这种冷漠。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价钱随随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马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张图画或者其余养眼的装饰。整幢房子都散发出规规矩矩的气息，这座教育军营有一些陈旧的饭店的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今后将会被无数人漠不关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继续使用；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幢房子和所有奥地利官厅都沾有的那种霉味浓重、带有腐臭的气息，我们这里称之为“国家财产的”味道，这是温度太高，过于拥挤，没有通风的房间发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和灵魂上。学生两个两个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样。板凳让人脊背弯曲，一直坐到你骨头发痛；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摇曳的蓝幽幽的灯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夏天则相反，仔细地关上窗户，免得学生的目光做梦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蓝色天空，神游天外。那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没有长足的年轻人的身体需要空气和活动。五六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只给十分钟休息时间在阴冷狭小的走廊里度过，似乎就够了。一个星期我们有两次被带到体操馆去，那里窗户紧闭，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扬起一米高的灰尘。我们就在那儿毫无意义地暗中乱摸着；这一来就算满足了卫生的要求，国家按照罗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对我们尽到了义务。许多年之后，我一走过这幢阴郁的衰败的房子，总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需要踏进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囚牢了。当这座庄严的学校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庆典时，我作为当年的优秀学生应邀在部长和市长面前发表一篇贺词，我彬彬有礼地予以婉拒。我对这所学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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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0 我们的老师，对于学校的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也毫无过错。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出手相助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奴气十足地死死捆在条例上面，捆在官方制订的教学计划上面，他们有他们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就像我们有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样——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午放学的钟声敲响，他们和我们都获得自由，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老师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只过了几年，他们还认得我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根据当年的教学方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记下“这个学生”在上次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他们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则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便毫无联系，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讲台和学生座位之间，明显的上面和明显的下面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障碍，阻止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个老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人来观察，这要求老师对学生特别的个性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于得对学生进行观察，写出“报告”。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当年却远远超出老师的权限和他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又会削弱老师的权威，因为这一来就把我们做“学生”的提到老师，提到“上级”的同一水平之上。对我而言，说明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之间，无论精神上还是心灵上毫无关联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师们所有的姓名和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记忆力近似照相一样清晰，还保留着讲台和教师登录学生成绩的记分册。我们总想对这记分册瞄上一眼，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成绩；我看见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老师在里面标明我们的优劣名次，用黑铅笔记上数目字。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写满了老师用红笔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一张老师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老师面前总是低垂着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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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2 厌恶学校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在这枯燥烦琐的学校里，我们最好的兴趣和企图受到阻碍，我们感到无聊，受到压抑。我想不起来，我的同学当中，有谁不对此感到憎恶。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马虎懒散所致，而是在这里面有某种当然是严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们面前的或在我们头上的世界把它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了安全崇拜。它们并不喜欢年轻人，或者不如说，它们对年轻人始终都不信任。资产阶级社会对自己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扬在生活的各种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稳步前进是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们前进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老的部长们管理着，是个毫无野心的国家，一心只希望通过抵制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一切激进的变化，能够安全无恙地保留下来。年轻人出于本能总是要求出现快速的激烈的变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压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我们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这样不断排斥的结果，年龄的差别，就获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价值。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倘若被当场抓获在抽香烟，就要受到惩罚，要想离开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驯顺地先举起手来；即便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干，到了四十岁还被认为尚未成熟，不能担任要职。有一次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意外状况，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就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的经理，整个维也纳都大吃一惊，窃窃私语：竟然把全国第一的艺术机构托付给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去掌管，（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才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认为每个年轻人都不怎么可靠，在当年任何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怀疑。我父亲从来也不会在他的企业里接纳一个年轻人。谁若不幸长得特别年轻，到处都得克服别人对他的怀疑。年轻竟然会成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长才成为优点，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完全改变了的时代，四十岁的人竭尽全力想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变成四十岁。在今天，年轻使人显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充满自信，而在那个安稳的年代，每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设法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伪装，使自己显得老气一些。报上推荐使胡须加快生长的手段，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刚通过医学考试，就蓄起浓重的胡须，即使毫无必要，也都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第一批病人心里可以产生他们“经验丰富”的印象。他们穿上长长的黑色小礼服，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个小胖肚子，为了体现这种渴望的庄重老练。谁若有野心，在那个怀疑年轻人浮而不实的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绝显得年轻；还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再背书包，为了不至于让人看出自己还是个中学生，我们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们看来，值得羡慕的一切优点，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信心十足、勇敢进取、好奇心切、生活乐趣，在那个只求“稳定”的时代，全都显得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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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4 只有看到了这一个奇特的态度，才可以理解，国家只把学校用来充当维护其权威的工具。我们首先得培养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老师的意见视为正确无误，父亲说的话当作无可辩驳，国家的各种机构看成绝对需要，万古长存。那种教育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家里也须奉行的是，年轻人日子不可过得过于舒适，在给予年轻人什么权利的时候，他们同时应该学会，他们还须尽些义务，尤其有义务完全听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记，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还一无建树、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得对人家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在我当时，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施行这种愚蠢的恐吓手段。使女们和愚蠢的母亲们吓唬三四岁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闹，她们就要把警察找来。我们还是中学生，他们就威胁我们，要是在哪门副科上面成绩不好，就不让我们继续上中学，而要我们去当学徒，学门手艺——在市民阶级范围内，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跌回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要是年轻人真心诚意地渴望获取知识，向成年人就严肃的时事问题寻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这个问题你现在还不懂。”把年轻人给打发了。在所有的地方，他们都采用这种技术，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国家机关里。人们不遗余力地嘱咐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什么都不懂，他只需要充满信任地侧耳倾听即可，永远不要自己插嘴，更不要作出反驳。因此，在学校里，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的老师这个可怜虫，就得摆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泥塑木雕的神明模样，把我们整个的感觉和愿望全都限制在“教学计划”之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那都无关紧要。按照他们时代的精神，他们真正的使命与其说是要使我们上进，毋宁说是要拉我们后腿；不是塑造我们的内心，而是尽可能使我们毫不反抗地适应安排就绪的国家机构，不是提高我们的精力，而是加以规范，拉到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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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6 对年轻人施加的这样一种心理上或者不如说是有违心理学的压力，只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不是起到麻痹就是起到激励的作用。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自卑感”的案例，可以参看心理分析师记录的档案。这种自卑感恰巧由那些自己也上过我们古老的奥地利学校的人揭发出来，也许并非偶然。我个人感谢这种压力，很早就显示出一种渴求自由的激情，其强烈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会拥有的，另外又激起我对一切威权行为的仇恨，仇恨一切“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这种仇恨陪伴了我整个一生。年复一年，这种对一切不容争辩的教条主义的东西的反感，渐渐成为我的本能。我都已经忘记，这种反感从何而来。有一次我在举行讲演之旅的途中，有人给我选择了大学的一座宽大的听课大厅。我突然发现，我得从一座讲台上向下讲演，而听众则坐在下面的板凳上，就像我们当年作为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得发言，不得反驳。我突然觉得很不自在。我回忆起，在我所有的中学年代，这种居高临下的讲话不亲切不友好，极富威权、教条十足，使我受苦良多，我突然心生恐惧，我这样从讲台上向下讲话也同样会显得很不亲切，就像当年我们老师讲课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样。有了这种心理障碍，我这次讲演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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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8 直到十四五岁，我们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我们拿老师开玩笑，我们怀着冷冷的好奇心学习课文，然后，学校让我们感到无聊、感到讨厌的时刻来临。一个奇怪的现象悄然发生：我们是作为十岁的男孩上这文科中学的，八年中学过了前面四年，我们就觉得在精神上已经超过了我们中学，我们本能地感到，我们已从学校学不到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有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甚至比我们可怜的老师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从上大学起，就再也没有凭着自己的兴趣打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矛盾对立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让人感到，我们平时就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已经听不到什么新鲜知识，或者值得我们知道的知识。校外是座充满了千万种启发的城市，是座有剧院、博物馆、大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其他令人惊讶的事情。于是我们憋足了劲的求知欲，精神上、艺术上、享乐上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找不到滋养，全都热情饱满地倾注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上面。起先只是我们当中的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艺术的、文学的、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最后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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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40 因为激情在年轻人身上，就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班上会一个传一个，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这些新受洗入教者怀着他们孩子气的虚荣强盛的野心，尽可能迅速地在知识方面试图超越其他同学，他们便互相追逐个不停。这种激情究竟采取什么方向，其实纯属偶然。要是在一个班上有个集邮爱好者，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成为同样的傻子。要是有三个人迷上了舞蹈演员，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守在歌剧院通向舞台的后门口。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里，迷上了足球，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一个班里，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2]。我碰巧分在一个痴迷于艺术的一班同学当中，这也许对我整个人生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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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42 其实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在维也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报纸赋予文化事件特别多的篇幅，不论到哪儿去，前后左右都能听见成年人在讨论歌剧院或者宫廷剧院。在所有的纸品商店里，著名演员的照片陈列在橱窗里，而体育一直被认为是件粗鄙的事情，文科中学生去搞运动依然被认为应该羞愧。电影艺术连同它的公众理想还没有发明，便是在家里也不必害怕有人会反对我们上剧院。剧院和文学不同于玩纸牌或者追女孩，算是“无邪”的爱好。说到底，我父亲和所有维也纳的父亲们一样，年轻时也热衷于剧院。他怀着类似的激情观看过理查·瓦格纳指挥的《洛恩格林》的演出，就像我们观看理查·施特劳斯[3]和盖哈特·豪普特曼[4]的剧作首演一样。因为我们这些文科中学生每次首演都要挤着去看，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二天早上那些运气好，看了戏的同学在学校里设法讲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在他们面前，没有去看演出的人，会羞愧成什么样子？要是我们的老师不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应该注意到，首演前的那天下午，全班学生的三分之二都会神秘兮兮地请了病假，因为我们在下午三点就得去排队，弄张我们唯一看得起的站票。严格审视一下，老师们同样应该发现，在我们拉丁语法书的封面里，夹着里尔克[5]的诗篇。我们的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写那些借来的书籍里含有的美丽诗歌。我们每天都发明新的技术，把无聊的上课时间用来阅读我们爱看的作品。老师在上面发表讲过多次的关于席勒[6]的《纯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报告，我们在板凳下面，悄悄地阅读尼采[7]和斯特林堡[8]的作品。我们老实巴交的老师从来也没听见过他们的名字，犹如一阵热病传遍我们全班，大家都想知道在艺术、科学各个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想知道，都想了解；下午我们常常挤到大学里去，和大学生一起，听他们的课。我们参观艺术展览会，我们走进解剖室，看他们解剖尸体。我们到处伸出我们的鼻子，对每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十分好奇。我们悄悄地溜进去听爱乐交响乐团的乐师们排练；我们去淘旧书店，我们去查看书店的书目，以便立刻弄清楚，昨天至今天又出了多少新书。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拼命念书，落到我们手里的书籍，我们全都拿来阅读。我们从每个公共图书馆借来书籍，我们再互相转借我们可以弄到的图书。但是我们学习一切新鲜事物的最佳学校乃是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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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44 要想了解这点，首先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特别的机构，世上没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它其实是一种民主俱乐部，只要喝一杯便宜的咖啡就能参加。每个人花这点钱就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讨论、写作、玩牌、收领邮件，尤其可以阅览数量无限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比较高级的维也纳咖啡馆里，陈列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如此，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世上所有重要的文学艺术的杂志，有《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同样还有《新观察报》（Neue Rundschau）、《工作室》（Studio）和《伯尔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ezine）。所以我们对于世上发生什么事情，总获得第一手材料。我们知道每一本新出的书籍，知道每一场演出，不论它在哪里上演，把各报的评论加以比较；也许再也没有比在咖啡馆里这样全面了解世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同时又在友好的圈子里进行讨论，对于奥地利人脑子灵活和视野开阔更有贡献的了。我们每天一连几小时坐在咖啡馆里，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多亏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对于艺术事件的五颜六色的全貌，不是用两只眼睛审视，而是用二十只，四十只眼睛注视。第一个人忽视的东西，第二个人代替他看清了。既然我们孩子气地争强好胜，以一种运动场上的雄心壮志，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最最新的知识，想要超过别人，我们便不断地处于冀求获取轰动新闻的妒忌之中。譬如我们讨论当时还备受贬抑的尼采时，我们当中有人突然摆出一副极富优越感的样子，说道：“可是在自我中心思想方面，克尔恺郭尔[9]要比他优越”，我们立刻不安起来，“克尔恺郭尔是谁？居然某甲知道他，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便都冲进图书馆，找出这位早已湮没无闻的丹麦哲学家的作品。因为别人知道的什么陌生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恰好是发现或者预见最近的、最新的、最古怪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还没有人知道，尤其是我们可尊敬的报纸还没有广为宣传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种激情我个人还保持了多年之久）。恰好是了解那些一般人还没有公开承认的东西，知道那些难以得到的、稀奇古怪的，别致新颖、趋向极端的东西特别刺激我们去喜欢它们。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这样遮遮掩掩，这样偏远冷僻，我们集体的、互相竞争的好奇心不能从它隐蔽的地方把它搜寻出来。斯台芬·格奥尔格[10]或者里尔克的作品在我们上中学期间多次发行，每一版二三百本，其中充其量有三四本传到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店老板把它们存在书库里，没有一个公开的评论家曾经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伙人凭着意志的奇迹，知道每一首诗，每一行字。我们这些没长胡子，尚未长足的年轻小伙子，白天还不得不去坐在学校的硬板凳上，实际上的确成为一个年轻诗人可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读者群，好奇心切、怀有批判精神，可又善于理解，自己热情洋溢，又能感染别人。因为我们激情奔放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上课期间，上学去的路上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在散步时，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小伙子，这些年里什么也没干，尽在讨论书本、绘画、音乐、哲学；谁在公众场合露面，不论是当了演员还是当了指挥，是发表了一本书还是在报上发表了文章，都变成耀眼的星辰出现在我们的天空中。几年后我在巴尔扎克描写他青少年时代的书中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名人对我而言就像是天神，他们不说话，不走路，不吃饭，不像别人。”简直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也有同感。在马路上见到古斯塔夫·马勒，对我们而言是个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个人的胜利，第二天骄傲地向同学们报告。有一次，有人把我这个孩子介绍给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这个不同凡响的事件，弄得我一连几天都晕晕乎乎。我作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虽说只是模糊地知道勃拉姆斯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是仅仅是他享有盛誉这一事实，他头上独创艺术家的光圈，就对人施加了令人震撼的威力。盖哈特·豪普特曼的剧作，在宫廷剧院首演，还没开始排演，已经使我们全班心烦意乱好几个礼拜；我们溜到演员和渺小的群众演员身边，想比别人更早知道此剧的情节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一个宫廷剧院的理发师那儿去理发（我并不羞于把我们干的荒唐事都说出来），只是为了获取关于沃尔特或者索门塔尔的一段秘密的消息。低年级的一个学生受到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一些同学的特别关爱：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小礼物讨好他，就因为他是歌剧院的一名负责灯光照明的检查员的侄儿。我们通过他有时悄悄地溜到舞台上去偷看排练，一登上这座舞台我们感到浑身战栗，超过但丁升上天堂迈进圣人圈子时感到的战栗。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威力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强大，即使隔开重重阻碍，也使我们对它产生敬畏。一个可怜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眼里成了超凡入圣的人物，就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侄孙女。即便是约瑟夫·凯因茨的贴身仆人，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也尊敬地目送他远去，就因为他一个人有幸贴近这位最受人热爱、最富有天才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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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46 今天我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热情当中夹杂了多少荒唐的事情，有多少仅仅是相互模仿，有多少仅仅是运动场上不甘落后的热情，有多少是孩子气的虚荣心，觉得自己关心艺术，能够傲视周围的亲戚和老师，他们对文艺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还惊讶不止，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激发起文学的激情，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多少东西。我们不断讨论，认真分析，多么早就拥有了批判性的辨别能力。我在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11]或者瓦尔特·惠特曼[12]的每首诗歌，还能背出其中重要的诗篇。我想，在我今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再像在中学和大学这几年里这样认真地读过书。十年后才为一般公众尊敬备至的姓名，不言而喻，我们已很熟悉，便是昙花一现的姓名，由于我们热心记取，也已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我有一次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雷里[13]，我和他在文学上神交已久。三十年前我就已经读过他的诗篇，喜欢他的诗歌。瓦雷里温和地冲着我笑道：“亲爱的朋友，您别骗我！我的诗歌到1916年才出版呢。”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描绘一番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找到的刊载他最早诗歌的那份小文学杂志的颜色和开本。他不胜惊讶地说道：“这个刊物在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啊，您怎么在维也纳弄到它了？”我便回答他：“就像您作为中学生在您所在的外省小城读到过马拉美[14]的诗歌，而文坛对他却还并不了解。”他同意我的意见：“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发现他们。”事实上这阵风还没有吹过国境，我们就已经嗅到，因为我们一直张开鼻翼生活着。我们发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想要这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一些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东西，——而不属于我们父辈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四周人们的世界。年轻人就像某些动物，拥有一种出色的善辩风向的本能，所以我们这代人，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终结，在艺术观点上也有一些东西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一场价值的转变已经开始。我们父辈时代的出色、作品扎实的大师——文学中的高特弗里特·凯勒[15]，戏剧中的易卜生，音乐中的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绘画中的赖贝尔[16]，哲学中的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17]——我们觉得他们表现了整个安全世界的悠闲自得；尽管他们在技法上，在思想上超群出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师清冷缓慢的节奏，对于我们这些躁动不宁热血沸腾的人的节奏很是陌生，已经和我们时代加快的速度很不合拍。恰好在维也纳生活着更加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最为警觉的精神，赫尔曼·巴尔[18]，他作为一切未来的即将来临的一切，是个精神上的打手。他愤怒地挥拳打向四方，凭着他的帮助，“分离派（Sezession）”[19]才得以在维也纳打开局面，画展上使得古老流派大吃一惊，展出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pointillist）[20]，挪威的蒙克[21]，比利时的罗普斯[22]以及一切想象得到的激进主义者；这一来也同时为他们遭到忽视的先驱者格吕纳瓦尔德[23]、格累柯[24]和戈雅[25]打开了道路。人们突然之间学习了一种新的观看法，同时在音乐中通过穆索尔斯基[26]、德彪西[27]、施特劳斯和勋伯格学到新的节奏和声调。在文学上，通过左拉[28]、斯特林堡和豪普特曼开始了现实主义，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29]，开始了斯拉夫的魔力，通过魏尔伦[30]、兰波[31]、马拉美开启了抒情的语言艺术的一种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升华和凝练。尼采进行了哲学的革命；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术，取代了古典主义的奢华堆砌，宣告了不加修饰的实用的建筑物的出现。突然之间，古老的、舒适的秩序给破坏了。它那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审美之美”（汉斯利克[32]）的标准成了问题。正当我们“结实牢固的”市民阶级报纸的官方评论员们，对这些往往是大胆放肆的实验惊愕不止，试图用“颓废”或者“无政府的”这样的咒语来阻止这股不可遏制的洪流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却热情满怀地投身到浪花最为汹涌的波涛中去。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已经为我们而开始，在这个时代里，年轻人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权利。于是我们焦躁不安地四下寻觅探索的激情一下子变得意义明确：我们这些坐在学校板凳上的年轻人在这些为新艺术而进行的狂野的，有时往往是暴烈的战斗中也能参加作战。什么地方进行一场试验，是演出一出魏德金德[33]的戏剧，还是举行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准会在场，不仅用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也会用上我们双手的力气；我亲眼目睹在阿诺德·勋伯格青年时代创作的无调性音乐的乐曲举行初演时，有个男子使劲发出嘘声，我的朋友布绪贝克也同样使劲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每种新艺术的突击部队和先头部队，只因为这艺术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而改变世界，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按照我们的意思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拉丁文：nostra ves agi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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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48 但是使我们对这种艺术产生无限兴趣并且无限吸引我们的，还有另外一点。这种艺术几乎完完全全是一种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这一代人，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先要经受“考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从容不迫、四平八稳的品味方向之后，才能获得威望。人们教育我们该尊敬的所有的人，举止态度也令人尊敬。他们有着漂亮的打了蜡的胡须——维尔勃兰特[34]、艾伯尔斯[35]、费利克斯·达恩[36]、保尔·海泽[37]、伦巴赫[38]，这些早已湮没无闻的那个时代的宠儿——身穿诗意的天鹅绒外套。他们摆出沉思的目光让人照相，总是摆出一副“很有尊严”“诗意浓郁”的姿态，他们的举止就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一样，也像他们一样挂满了勋章。年轻的诗人或者画家或者音乐家充其量只能称作“很有希望的天才”，相反，积极的赞许暂时存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小心谨慎的时代不喜欢在一个人没有做出过长年“扎扎实实”的成绩，没有经受过考验之前过早表示恩宠。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却都是年轻人；盖哈特·豪普特曼突然从籍籍无名的状况脱颖而出，三十岁上就君临德国舞台，斯台芬·格奥尔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都是二十三岁，——这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律规定人们成年的年龄还早就蜚声文坛，赢得了绝妙的一群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以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贝尔-霍夫曼[3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40]组成的“青年维也纳”小组。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典型的奥地利文化提炼了一切艺术手段，第一次获取了欧洲声誉。但是尤其是一个人的“形象”使我们着迷，使我们迷惑，使我们陶醉，使我们热情高涨，那就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的无与伦比的形象。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个几乎和我们同年的少年身上，不仅看到了我们最高的野心得以实现，也看到了绝对诗意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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