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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0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经历了一件事情,使他心灵深受震撼,这一时刻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他作为记者亲身经历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16]遭到公开贬抑的过程,亲眼看见人们如何从这位脸色苍白的军官身上撕下他的肩章,这位军官高声大叫:“我是无辜的”。赫尔茨尔在这一瞬间直到内心深处都清楚知道,德雷弗斯确实是无辜的。他之所以蒙受这种可怕的叛国罪行的嫌疑,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台奥多尔·赫尔茨尔作大学生时,就感到他那正直的富有丈夫气概的傲气,因为这犹太人的命运而受到痛苦——更确切地说,当犹太人的悲剧似乎还不是一种严肃的命运之时,凭着他那富有预见性的本能,他已事先为这种悲剧受苦受罪。他感到,他生来就该充当领袖。他那气宇轩昂的外表和他恢弘壮阔的思想,以及他那渊博丰富的世界知识,也同样证实他确有领袖才能。他当时有个奇妙绝顶的计划,想永远彻底地一举解决这个犹太人的问题,那就是通过自觉自愿的集体接受洗礼的方法,让犹太教和基督教合二而一。他一直富有戏剧性地设想出这样的场面,成千上万奥地利犹太人排成长队,前往斯台芬教堂[17],在那里通过一个示范性的象征性的仪式,让这个受人四下驱赶、无家可归的民族永远摆脱隔离和仇恨的诅咒。不久他认识到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他一直把“解决”他人生这个主要问题作为他真正的任务,做了好几年他自己的工作,终于把他的精力从这个问题引开。现在,在德雷弗斯遭到贬抑的瞬间,他的民族永远遭到诅咒的这个念头,犹如一把匕首插进他的胸中。他对自己说,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就干脆彻底隔离!既然屈辱将一直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以高傲的态度直面屈辱,既然我们苦于无家可归,那我们就自己创建一个家园!于是他就发表了他的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里,赫尔茨尔宣布,一切种族同化的适应,所有全面宽容的希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都不可能。必须在犹太民族古老的故乡巴勒斯坦创建一个新的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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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2 这本薄薄的,却力透纸背的小册子发表时,我还在上文科中学,但是我还清楚记得维也纳资产阶级——犹太人圈子里的人普遍表现出来的惊慌和气恼。他们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平素如此聪明、风趣,富有教养的作家抽什么风啊?他在干些什么傻事,写些什么蠢话啊?为什么叫我们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故乡是美丽的奥地利,我们在善良好心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统治下,日子不是过得蛮好吗?我们在这儿不是成长发展得挺好,地位不是很稳固吗?我们不是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不是这座为我们深爱的维也纳市的世世代代定居于此的忠诚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不出几年就会把一切宗教信仰的偏见全都消除干净?赫尔茨尔此人,可是一直作为犹太人说话,要帮助犹太人,为什么他要把论据交到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手里,试图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区分开来?我们现在可是每天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切了啊!犹太教的拉比[18]们从讲经台上大放厥词攻击赫尔茨尔,《新自由报》的头头禁止在他“进步”的报纸上哪怕只是提及一下“复国主义”一词,维也纳文坛的特西特斯[19],尖刻讽刺的大师卡尔·克劳斯[20]写了一份小册子《给锡安[21]的王冠》,当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踏进剧院时,全场喃喃之声不绝,发出嘲讽的声音:“陛下驾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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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4 在第一时间,赫尔茨尔可能以为遭到了误会:多年来他一直受到维也纳的喜爱,自以为在这里最为安全。如今维也纳抛弃了他,甚至对他发出嘲笑。但是回音如此强烈,如此突如其来地轰然反弹,他几乎大吃一惊。他以薄薄的十几页纸,在世上唤起了一个如此强劲有力的、远远超过他能力的运动。当然,这个回音并非来自西方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家境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那些人数众多的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俄国的那些隔离区里生活的犹太无产阶级。他浑然不觉地把犹太教在国外灰烬下暗自燃烧的核心煽动起来,这是在神圣典籍中得到强调的关于重返圣地的预言;千年之久的救世主的幻梦,——这种希望同时也是宗教的确信,只使那千百万遭到践踏、遭到奴役的人的生活还能有些意义。在圣书记载的两千年当中:每当一个人——不论他是先知,还是骗子,——只要一拨动这根琴弦,人民的整个灵魂都立刻颤动起来。但是没有一次振动得像这一次这样的强烈,从来也没有像这一次激起如此喧嚣狂暴的回响。就凭这十几页纸,就这孤零零的一个人把四下分散、争吵不休的民众塑造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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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6 只要思想还只有梦幻般并不确定的形式,这第一时间就确定为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等他开始着手在现实的领域里确定目标,集结力量,他不得不认识到,他的这个民族在和不同的民族一起,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相互之间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这里是宗教虔信的犹太人,那里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大家以各种语言互相争吵,都不愿意听从一个统一的权威。1901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他正处于这场斗争之中,也许也正在和自己作着斗争;他还不够信任他取得的成功,没有放弃那养活他自己和他家庭的职位。他还不得不分头照顾他那渺小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那项任务,那才是他真正的生活。他还依然作为副刊编辑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当时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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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8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欢迎我,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那个含有嘲讽意味的趣话:“锡安国王”还真有一点道理;赫尔茨尔身上还真有一点王者气概,他额头高爽,天庭饱满,脸上轮廓分明,五官端正,蓄了一部黑里透蓝的长髯,——长了一双深黄色忧郁的眼睛。他那动作很大略嫌夸张的手势并不显得做作,而是出于自然的庄严气派。用不着这个特殊的机会,也使我觉得他真的显得器宇轩昂。即使身在这间狭小寒伧、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站在一张堆满了纸张的老旧书桌前面,他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沙漠里贝督英族的酋长;一件飘飘欲仙的白色披风竟然和他身上穿的做工讲究、显然是根据巴黎的款式制作的黑色高领西装同样合身。短短地停顿一会儿,这是故意安排的——我日后经常注意到,他喜欢这种小小的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宫廷剧院学来的——他向我伸出手来,有点居高临下的架势,可是还是十分亲切友善。他指了指身旁的一张小沙发,问道:“我想,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读到过您的大名,发表过诗作吧,是不是?”我只好承认。“那么,”说着,他身子往后一靠,“今天您带什么作品给我呢?”我告诉他,我很想把一篇小小的散文作品请他过目,说着把我的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估量一下这篇文章的篇幅,接着在软椅里再往后靠一靠。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已经阅读起我的稿子来了(我根本没有指望他会这样)。他读得很慢,总是读完一张再读一张,眼皮也不抬一下。等他读完最后一张,就慢条斯理地把稿纸折叠整齐,相当费事地把稿纸塞进一个信封,用蓝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一直没有抬头看我一眼。等他用这些神秘兮兮的动作吊足了我的胃口之后,他才抬起他那沉重、阴郁的目光,有意识地用不紧不慢的庄严神气对我说:“我很高兴地可以告诉您,您的出色的文章已为《新自由报》的副刊采用。”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荣誉团骑士十字勋章别在一个年轻军曹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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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0 这事本身看上去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必须是维也纳人,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次提拔对于一个人的升迁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来我就从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一夜之间跻身于一批名人的行列之中,而从这最初的时刻起,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对我就恩宠有加,他就立即利用一次偶然的契机,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写道:在维也纳别尽想着艺术颓废。相反,现在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可以期待他们会创造出最佳成就。他首先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一个具有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显赫名声的人,尽人皆知,因而身在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作为第一个人公开为我说话,我的确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特别的褒奖。而我没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活动,甚至参加领导工作,——显然是不知感恩——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沉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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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2 但是我没能成功地和这个运动建立什么联系,使我和这运动疏远的原因,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党内同志对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缺乏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今天,这种态度实在没法理解。东方的犹太人责备他对犹太民族毫不理解,他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也一无所知,国民经济学家把他视为杂文作家,每个人都持有异议,而且态度并非永远极为恭谨。我知道,在当时,完全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使赫尔茨尔最最感到慰藉。在这个圈子里,这种动辄反对,争吵不休,强词夺理的精神,缺乏真诚的忠心的顺从关系,使我和这个运动疏远,而我只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才好奇地接近这个运动的。有一次,我和赫尔茨尔谈起这个题目,我公开地向他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这种缺乏纪律性的状态表示愤怒。他面带一丝苦笑说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玩弄各种问题,用各种思想争论不休。我们犹太人两千年来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实践在世界上办成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条件地献身还得到时候现学,我个人到今天也还没有学会献身。因为我还一直在担任《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而我的职责所在应该是除了这一个念头之外,不得有别的念头,不得在纸上为其他任何东西写一笔一画。不过我现在已经在改过自新,我自己也要现学无条件的献身,也许其他人也都跟着在学。”我还记得,他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赫尔茨尔这么久未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里的职位——我们都认为,他是为了养活全家的缘故。而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奉献给了犹太复国事业。而这些,世人要等很久以后才会听说。不仅是我和他的这次谈话,他日记里的许多记载也都向我证明,在这种矛盾分裂的状态下,他是多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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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4 我后来还和他见过几面。但是在所有这些邂逅之中,只有一次我觉得十分重要,值得回忆,难以忘怀,也许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我在国外呆了一阵——和维也纳只有书信联系——,后来终于有一天在市立公园里和他相遇。他显然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有点佝偻,不再是过去那种弹性十足的步伐。我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想要走开,他却很快伸直身子,走来把手伸给我:“为什么您躲了起来?您完全不必躲开。”我常常避到国外去,对此他评价很高。“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他说道。“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外国学的。只有在国外,你才习惯于拉开距离进行思考。我确信我在这里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去制定那第一个构想的。人家会把我的这个构想,还在胚胎萌芽状态就彻底破坏净尽。可是感谢上帝,等我把这构想带到这里来,一切都已完成。他们除了捣乱,什么都干不成。”然后他气恼地谈起维也纳,他在这里遇到的阻碍最为强烈。倘若不是从国外,特别是从东方,后来也从美国传来新的动力,他也许已经疲惫不堪。“总的说来,”他说道,“我的错误是,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三十岁就当上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正是年富力强,最佳的战斗年华。至于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我就根本不想再谈了。您能知道,想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我多么痛苦,那就好了。我后悔没有更早地投身到我的使命中去,倘若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意志一样坚强,那么一切还都很好。可惜岁月流逝,无法追回。”我还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停下来伸手给我,说道:“为什么您从来不到我家里来?您从来没到我家里来看我。事先来个电话,我会专诚接待您。”我答应去看他,同时暗下决心,绝不兑现这个诺言。因为我越爱一个人,就越发不愿浪费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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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6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望他了。也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当时使他低头的疾病,突然把他打倒。我只能送他前往墓地。七月的一天,一个奇特的一天,每个经历过这一天的人都难以忘怀。因为突然之间,从城里的各个火车站,每列火车,不分白天黑夜,从所有的帝国和国家都有人群涌来,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犹太人,来自各个行省、各个小城,他们突然蜂拥而至,脸上还布满了噩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大家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抬进坟墓里去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这使得从前的激烈争吵和蜚短流长,全都消失不见。无尽漫长的人流。维也纳一下子发现,这里不只是一个作家,或者平庸的诗人去世,而是一位思想的塑造者。这样的思想塑造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会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中胜利地傲然崛起。在公墓里突然乱成一团;太多的送殡者涌向他的灵柩,嚎啕大哭,大放悲声,抢地呼天,绝望的心情突然爆发,声震四方,简直变成一阵狂叫,一阵怒吼;发自肺腑,无比激烈的悲哀迸发出来,打破了所有的秩序。我以前在葬礼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以后也从未见过几百万人汇成的整整一个民族,从内心深处像洪水般迸发出这种无比强大的痛苦。从这种深切的痛苦中,我第一次可以衡量出,这位特立独行、孤军奋战的人,通过他思想的力量,把多少激情和希望抛进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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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8 我本人得以这样庄严隆重地跻身于《新自由报》的副刊之中,这事的真正意义在我的私生活中对我发生了影响。我从而在家人面前赢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安全。我父母亲很少关心文学,也不自以为是地作出任何判断;对于他们,就像对于整个维也纳资产阶级而言,凡是在《新自由报》上受到称赞的东西他们认为都很重要,凡是报上遭到忽视或者受到谴责的东西,他们全都漠然置之。凡是发表在副刊里的文章,他们觉得出自最高权威之手,内容得到保证,因为在报上发表判断,进行褒贬的人,单看他的地位便令人肃然起敬。那么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家庭,这家人每天都怀着敬畏和期待,把目光射向他们报纸的第一版,有天早上,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并不循规蹈矩的十九岁青年,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名列前茅,他的文章,宽容地当作“不惹是生非”的游戏(反正比玩纸牌赌钱或者和轻佻的女孩调情好些),竟然可以跻身于行家名流和饱学人士之间,站在这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上发表意见(迄今为止,他的意见在家里并不怎么受到尊重)。即使我写出了济慈、荷尔德林或者雪莱[23]最为优美的诗篇,在这个圈子里,也未必能产生这样彻底让人刮目相看的影响;我若走进剧院,人家就指指点点的指着我这个让人莫测高深的本雅明[24],这个小子竟然以神神秘秘的方式挤进了德高望重的长者们神圣的林苑之中。我常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几乎可说定期为它撰稿,不久就有危险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人物;幸亏我及时摆脱了这一危险。有天早上,我告诉我父母亲,下学期我要到柏林去学习,使他们深感意外。我的家人尊重我,或者不如说,尊重《新自由报》,我正处于该报的金色阴影之中,他们不能不赞同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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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0 不言而喻,我想也没想过,要在柏林好好“学习”。我在柏林就像在维也纳一样,一学期就到大学去两次,一次是注册听课,第二次是让人考查我先前确实听了课。我在柏林寻找的,既非课程,亦非教授,而是一种更高程度上更完美的自由。在维也纳,我总觉得自己拴在身边的环境里,和我交往的文学界的同行,几乎清一色全都出身犹太市民阶层,和我自己一样;在这个谁跟谁都认识的狭小城市里,我无可争辩的始终只是一个出身“上层”家庭的子弟,已经对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厌烦已极;我甚至想去领略一下特别“下流”的社会,一种无拘无束、不受审查的生活方式。谁在柏林大学里讲授哲学,我都没有在课程表上查阅过;只要知道,“新近的”文学在柏林比在我们这儿活动得更加积极更有活力,这就够了。在柏林,可以遇见德默尔和年轻一代的其他诗人,在那里接二连三地有杂志、歌舞厅和剧院创办出来,一句话,在柏林,就像维也纳人说的,“总有新鲜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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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2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的时刻前往柏林的。1870年,柏林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非常平淡、狭小,根本算不上富有的首都变成德意志皇帝的京城。从此以后,施普雷河上的这个毫不显眼的地方强劲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柏林还未能占据艺术文化事务的领导地位,慕尼黑画家和诗人云集,成为艺术的真正中心,德累斯顿歌剧院雄踞音乐之冠,一些较小的首府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尤其是维也纳,拥有百年的传统,集中的力量,自然的天才,始终远比柏林更为优越。然而在最近几年,德国经济迅猛高涨,历史开始翻过一页。大型康采恩和富豪家族纷纷迁往柏林,新的财富连同强劲的勇气,在这里为建筑和剧院开拓了比在德国其他大城市里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在威廉皇帝的庇护下,各个博物馆大大扩建。剧院得到奥托·勃拉姆[25]堪称楷模的领导;正因为没有真正的传统,不存在长达几世纪的文化,这就引诱年轻人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总意味着阻碍。维也纳系于往日陈迹,对自己的过去尊崇备至,对于年轻人和大胆试验总是小心谨慎,迟疑观望。而在柏林,城市本身想要迅速建成,具有个人的形式,总在寻找新颖特色。因此年轻人争先恐后地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涌向柏林,也就自然不过的了。他们当中才气横溢的人做出成就,证明他们的决定正确。维也纳人马克斯·莱因哈特[26]若在维也纳要耐着性子等上二十年,才能得到他在柏林两年之内就赢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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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4 就在柏林从小国首都向世界大都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我来到柏林。我脑子里还是维也纳继承了伟大祖先遗留下来的丰腴饱满的美丽景色。相形之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着实令我失望。向西部拓展的决定性的一步,当时才刚刚开始。新的建筑得取代有些过于张扬炫耀的动物园一带的房屋。建筑物有些荒漠的弗里特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以其笨拙的奢华气派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只有乘坐有轨公共马车[27],才能费劲地前往维尔默尔村、尼古拉斯湖、斯台格利茨这样的郊区。边界地区的一些湖泊景色优美,富有野趣,在那时候非得进行一次远征,才得以欣赏。除了古老的“菩提树下地区[28]”之外,别无真正的市中心,没有我们维也纳的沟边大道[29]这样的“美丽林荫道”。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成风,这里完全缺少一种时髦的风采。妇女们身穿自己缝制的,毫无品味的衣衫去上剧院,到处都看不到一只轻快的巧手会化腐朽为神奇,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它都会用便宜的衣料制成迷人的花哨衣衫。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感到弗里德里希大帝[30]传下来的吝啬持家的派头;咖啡淡而蹩脚,因为每粒咖啡豆都得省了又省;饭食淡而无味,没有汁水,没有劲道;到处干干净净,一板一眼,秩序井然,没有我们那种乐音袅袅、飘然神往的热情活力。譬如我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和柏林的女房东之间,就天差地别。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她们之间的差别更典型的了。维也纳的那位女房东性格活泼,多嘴多舌,并没有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不时丢三落四,漫不经心,可是总是热情饱满,做些事情讨你喜欢。柏林那位太太一丝不苟,什么事都做得无瑕可击;但是在第一个月结账的时候,我发现她用干干净净的斜体字,把她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缝了一只裤子上的钮扣3个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个墨水渍20芬尼,最后把她所做的一切,努力画一根粗线,加在一起共67个芬尼。我看了以后起先哑然失笑;但是更典型的是,我自己在几天之后也屈从于普鲁士的这种锱铢必较,井井有条,讲求秩序的精神,事无巨细都要交代个一清二楚。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的开销都一笔不落、仔仔细细地记在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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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6 我从维也纳的朋友那里拿到一大堆介绍信,可是我一封也没动用。我这次放荡行为的真正目的所在,可是要摆脱每一个稳当、安全的资产阶级的氛围,从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完全我行我素地生活。我只想认识各式各样的人,通过我自己的文学活动,找到的一些人——尽可能是些有趣的人;话说回来,《流浪作家》[31]这本书也不是白读的,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必然会产生自己也经历一番流浪诗人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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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8 我用不着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乱七八糟、胡乱凑在一起的小圈子。我在维也纳时,就给柏林“现代派”的主导性报纸写过文章,这张报纸简直是以嘲弄的口吻,自称《社交界》,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可博夫斯基[32]。这位年轻诗人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不久,创办了一个协会,用的是对年轻人极有诱惑力的名字“未来的人”,协会每周聚会一次,地点是诺伦多尔夫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这个模仿巴黎丁香花园(Closerie des Lilas)的模式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聚会,三教九流千差万别的人全都挤进来参加,诗人和建筑师,自命风雅之辈和新闻记者,打扮成手工艺工人或者雕塑家的年轻姑娘,想来提高德语水平的俄国大学生和头发像白金似的斯堪地纳维亚女郎。从德国国内则有来自各省的代表,筋骨强健的威斯特法伦人,忠厚老实的巴伐利亚人,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完全不拘形迹。有时候有人朗诵诗歌或者剧本,但是大家的主要目的,只是彼此认识一下。这些年轻人有意识地摆出流浪诗人的架势,在这群人当中像圣诞老人似的坐着一个胡子灰白的老人,颇为感人。他受到众人的尊敬和热爱,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个诗人,实实在在是个流浪诗人:名叫彼得·希勒[33]。这位七十岁的长者,长着一双蓝色的狗眼,性情温和,充满善意地瞅着这群孩子,身上总穿着他那件灰色的风衣,盖着里面破破烂烂的衣裤和非常肮脏的内衣。经不住我们的催请,他每次都会欣然从上衣的哪个口袋里取出揉得皱巴巴的稿纸,朗读他的诗歌。这些诗歌种类不同,其实都是一位抒情天才的即兴之作,只是写得过于随便。他坐在电车里或者咖啡馆里,信手用铅笔写下这些诗句,写完之后也就忘了,到朗诵时,在那张涂得乱七八糟、沾满污渍的纸条上都找不到那些字来。他身上从来没钱,他也不在乎钱。有时住在这人家里,有时在那人家里做客,他忘怀尘世,绝对无欲无求,倒还真是如此,令人感动。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这位善良的林中老人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跑到柏林这座大城市来的,他到这里来究竟有何企图。可他什么企图也没有,既不图名闻遐迩,也不想受人尊崇,凭着他诗人的如梦如幻的神气,比我日后见到的任何人都过得更加无忧无虑,更加自由自在。在他身边那些野心勃勃的讨论者大声喧哗,嗓门一个压过另一个;他神态温和地听他们争论;跟谁也不争吵,有时举起酒杯,向一个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但他从不参与别人的谈话。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仿佛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那头发蓬乱、有点疲劳的脑袋正在寻找诗句,推敲字词,可总是遍寻不得,不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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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20 这位纯朴的诗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实和天真,——今天即使在德国,他也几乎已被遗忘——也许从感情上把我的注意力从“未来的人”选出来的主席身上引开,可是这位主席的思想和言论,以后将对无数人在塑造人生道路时起决定性的作用。鲁道尔夫·斯泰纳[34]日后成为人智学的奠基人,他的拥护者为了贯彻他的学说,为他建造了无比富丽奢华的学校和研究院。我在柏林这儿遇见他,是继台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第一次又碰到的一个奇人。命运赋予他的任务是成为千百万人的引路人。他个人给人的印象,不像赫尔茨尔那样俨然是个领袖,更多的像是个诱惑者。他那黑色的眼睛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我不看他的眼睛,听他说话,反而听得更加真切,更能进行批评,因为他那苦行僧似的瘦削的脸,布满精神上的激情,不仅只对女人才有说服力。鲁道尔夫·斯泰纳在那时还没有完全创立他自己的学说,还是个探索者、学习者;有时候他向我们朗读他对于歌德色彩学的评论,歌德的形象在他的表述中,更像浮士德,更像帕拉彻尔苏斯[35]。听他讲话,使人激情澎湃,因为他的教养着实惊人,尤其和我们相比,我们的教养只限于文学,而他实在多才多艺,真了不起。听了他的讲演,进行了有些坦诚的个别谈话之后,我回到家里总是既感到精神振奋,也有点垂头丧气。尽管如此——我今天问我自己,我当时是否预见到这个年轻人拥有这样一种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影响群众的作用,我必须很羞愧地予以否认。我曾期待于他那探索精神,在学术方面作出了不起的成绩。我若听说,他凭着本能成功地在生物学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绝不会感到惊讶。可是当我多年以后在多尔纳赫看见他的学生们建造了一所宏伟的歌德博物馆,这所“智慧的”学校,是他的学生作为“人智学”的柏拉图式的学院赠送给他的,我发现他的影响如此体现在宽泛的现实之中,有时甚至流于庸俗,反而更加失望。我不敢冒昧地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甚清楚,这人智学究竟想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学说诱惑人的作用基本上并不在于一种思想,而是在于鲁道尔夫·斯泰纳这一迷人的个人。反正他是一个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恰好在他青年时期和他相遇,他那时还能亲切地毫不教条地和比他年轻的人士交往,这对我而言,还是一次难以估量的收获。我们凭着文科中学的那股傲慢劲,自以为已经达到多才多艺包罗万象的知识面,可是看到他光怪陆离同时又极为深邃的知识,我认识到,真正的学识渊博,其实是不可能草草了事地读些书,浮皮潦草地讨论一番所能达到的;只有常年苦心研读,拼命用功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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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22 在那个易于吸收的时代,友谊容易建立,社会差别或者政治差别还没有加剧,一个年轻人其实最好是和一同奋斗的人学习,而不是跟比自己高明的人学习重要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到,——当然现在是比中学时代更为高级、更具国际性的程度——,集体的热情洋溢具有多么强大的促进作用。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全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十分之九是出身犹太资产阶级,这样我们的倾向和热情,只是照式照样地加了一倍或者若干倍而已。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年轻人来自互相冲突的各个阶层,来自上层,来自下层,这个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个又是汉堡船主的儿子,第三个出身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族。我突然生活在一个圈子里,这里的确有衣衫褴褛、脚踏破烂鞋子的穷人。这个氛围,我在维也纳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我和那些酩酊大醉的酒鬼、同性恋者和吸吗啡的瘾君子同坐一桌,——十分得意地——和一个相当有名、刑满释放的骗子手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样他也就走到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来了)。凡是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不大相信的各色人等,全都跑到这些狭小的饭店咖啡馆来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一个人的名声越坏,我就对他越感兴趣,想要认识一下他本人。话说回来,我对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所怀有的特殊的爱或者好感,陪伴了我一辈子。即使在我理当慎交的年代,我的朋友也常常责备我,尽跟一些什么道德败坏、很不可靠、真正会使人丢人出丑之辈交往。也许恰好是我出身的那个稳定安逸的氛围,和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有负担这一事实,使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钱财、健康和名声恣意挥霍,几乎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听凭激情发泄、偏执狂放、一无目的地活着的那些人着实迷人。也许人们在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发现,我对一切一门心思放荡不羁的人物怀有这种偏爱。再加上异国情调外国风光的魅力;几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陌生世界给我强烈的好奇心带来一份礼物。我认识了画家E.M.利里恩[36],德罗霍比茨的一位穷苦的信奉犹太正教的旋工师傅的儿子。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也接触了这种犹太民族。它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狂热劲头,是我迄今为止从来也不知道的。一个年轻的俄国人把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卡拉玛佐夫兄弟》[37]中最优美的段落翻译给我听;一位年轻的瑞典姑娘第一次把蒙克的图画拿给我看;我在一些(当然是)蹩脚画家们的画室里转来转去,观赏他们的技艺,有个信徒把我带进一个唯灵主义的圈子,——我感觉到人生的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真是看个没够。在文科中学里,我们专心致志的研究仅仅限于格式、韵律、诗句和字词,现在用来研究活生生的人。从清晨到夜晚,我在柏林总和新人交往,总和不同的人来往,时而精神振奋,时而大失所望,甚至被他们敲诈勒索。我相信,我在十年之内进行的精神上的社交活动,也不及我在柏林的短短一学期内结交的更多,这是我享受的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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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24 这样多种多样的启发想必会使我创作的兴趣极大提高,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而事实上,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中学里我兴之所至,忽发奇想,促使我的自我意识直线上升,而这时我的自我意识却疑虑重重地熔化开来。在我的诗集出版之后的四个月里,我都想不明白,我从哪儿找来的这股勇气,把那本并不成熟的诗集拿去发表;我一直觉得集子里的那些诗句写得优美、空灵,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称道的手工艺品,产生于一种雄心勃勃的玩弄技巧的快乐时刻,但是诗中多愁善感的流露并不真实。同样,自从我这次接触到现实生活之后,我感到我最初写的小说都有一股香水纸的味道;在全然不知现实的情况下写出来,采用的是偷窥来的第二手技巧。我把一部最末一章都已写完的长篇小说带到柏林,本想让我的出版商欣喜一场。不久我就把它扔进炉子里,化为飞灰。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真实的生活,对中学时代才能的信念便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就像我在学校里留了几级似的。在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之后,的的确确停了六年才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又过了三四年才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听从德默尔的忠告,我利用时间,从外语翻译外国作品。我至今还认为,对于一个年轻诗人,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更深切、更有创意地理解自己的祖国语言,直到现在我还感谢德默尔的这一忠告。我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全部诗歌,魏尔兰、济慈、威廉·莫里斯[38]的一些诗篇,查尔斯·梵·勒贝尔格[39]的一出短剧,加米耶·勒摩尼哀[40]的一部长篇小说Pour me faire la main[41]。正因为每门外语有它特有的语汇和句型,首先会为翻译制造困难,它便要求译者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是非斟酌再三绝对写不出来的。从外语中顽强地找出其最为特有的表达方法,竭尽全力把它同样形象生动地在自己的母语之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对我而言,总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的乐趣。正因为这种沉静的,其实是无人向你致谢的工作,要求极有耐心和坚忍不拔,我在中学时轻率浮躁,放肆大胆,忽视了这些美德,而这种工作我特别喜欢,因为这种译介尊贵的艺术珍品的活动,虽然并不显眼,我却第一次从中感到心里踏实,的确在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证明生命并未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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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26 今后几年我的道路应该如何,现在我心里已经清楚;多看,多学,然后再真正动笔!不要把匆忙制作出来的产品抛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柏林以它口味甚浓的小餐馆,使我更加饥渴难耐。我环顾四周,寻找夏天想去旅行哪个国家,我选中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世纪交替时期,在艺术方面飞跃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发展的势头上,超过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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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28 绘画方面的克诺普夫[42]和罗普斯[43],在雕塑方面有康斯坦丁·莫尼埃[44]和米内[45],工艺美术方面有梵·德尔·维尔德[46],文学方面有梅特林克[47],艾克胡德[48],勒摩尼哀,他们为新欧洲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极了不起的尺度。尤其是爱弥尔·维尔哈仑[49]使我着迷,因为他为抒情诗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在德国还完全无人知晓,官方文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他和魏尔兰混为一谈,就像把罗兰[50]和罗斯当[51]搞混淆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发现了他。独自喜爱一个人,永远意味着加倍地热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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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30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故事。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事情过快过多,记忆力再好也难以完全记住。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仑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什么意义。他却是法国诗人中第一个试图给予欧洲的,正好是瓦尔特·惠特曼给予美国的东西:肯定当代,肯定未来。他开始热爱现代世界,想要为文学赢得这个世界。机器对于别人意味着邪恶,城市意味着丑陋,现实毫无诗意;而他对于每个新的发明创造,每个技术成就都热情满怀。他为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洋溢热情,也热情高涨,他有意识地迸发热情,以便在激情之中更强烈地感觉自我。从起先的小型诗歌发展成气势恢宏、才思泉涌的颂歌。他向欧洲各国人民提出的口号是:“你们互相热情赞赏吧!”我们这代人的全部乐观主义,由于我们经历的最为可怕的倒退,在今日时代早已不可理解的这种乐观主义,在他的作品里第一次得到诗意的表现。他有几篇最优秀的诗作,还将长久地证明我们当时梦寐以求的那个欧洲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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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32 认识维尔哈仑,是我前往布鲁塞尔的真正目的。但是加米耶·勒摩尼哀,这位身强力壮、歌颂“男性”的诗人,今天被人遗忘,着实没有道理。我曾亲自把他的一本长篇小说译成德文,他很抱歉地对我说,维尔哈仑难得离开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现在也不在这里。为了使我不致过于失望,他就竭尽热忱地向我引见其他的比利时艺术家,于是我就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大师康斯坦丁·莫尼埃,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劳动者和塑造劳动最为出色的雕塑家,接着是梵·德尔·斯塔彭[52],今天在艺术史里他的名字几乎销声匿迹,可是这个面颊胖乎乎的小个子佛兰德尔人是个多么亲切友好的人啊,他和他那身材高大、性情开朗的荷兰妻子,非常热忱地接待我。斯塔彭让我观看他的作品,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谈论艺术和文学,谈了很久。他们夫妻俩的好心善意很快就使我毫不腼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我很遗憾,在布鲁塞尔偏偏没有见到一个人,而我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见他,这就是维尔哈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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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34 我今天是不是说得太多?是不是说了些蠢话?反正我发现,无论是梵·德尔·斯塔彭还是他的太太,都开始悄悄地微笑起来,并且互相暗递眼色。我发现,我说的话激起了他们之间秘密的心领神会,弄得我局促不安,想要告辞而去。他们两个却竭力挽留,要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吃饭,一丝古怪的笑意,又在他们两人的眉目之间传来传去。我感觉到,他们之间若有秘密,也必然是个友好的秘密,我也就欣然放弃原来前往滑铁卢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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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36 很快就到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坐在餐厅里——和所有荷兰人的家里一样,餐厅安排在底层,从屋里通过彩色玻璃窗看到街上,突然有个人影在窗前站住,有根指关节敲敲彩色玻璃窗,这时钟声轰然响起。“他来了!”梵·德尔·斯塔彭太太说道,站起身来。来人踏着稳重有力的步伐走进屋来:他就是维尔哈仑。我一眼就认出这张我从照片早已熟悉的脸。维尔哈仑常在斯塔彭家作客,今天也是如此。当他们夫妻两人听说我在这一带遍寻维尔哈仑不得,他们立即迅速互相使个眼色,什么也不要对我说,而要让他突然出现,给我一个惊喜。现在维尔哈仑就站在我的面前,听到他们夫妻这个玩笑开得成功,脸上露出微笑。我第一次感到他强有力的手和我紧紧地握在一起,第一次看到他向我投来的清澈善意的目光。每次他来都是这样,仿佛一来就把人生经历和满腔热情带进屋来。餐桌上,他一面大口大口地吃菜,一面已经开始讲述,他方才在朋友们那里,在一个画廊里,讲话时还因这番经历而眼睛放光。他回家的时候,总是已到各处去走了一走,这些偶然的经历已在他脑子里升华为激情。热情奔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神圣的习惯;热情犹如火焰,一而再地从他嘴里喷出。他能非常出色地用鲜明的手势描绘他的话语。他第一句话就深入到人们的心坎,因为他敞开心扉,能够接受一切新鲜事物,对什么也不采取拒绝的态度,准备接近任何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自己整个的心灵都立即向你迎面扑来,这第一时间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此,以后上百次我都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他的心灵和别人发生的这种激烈的、超强的碰撞。他这时对我还一无所知,可是已经向我表示他的信任,就因为他听说,我觉得他的作品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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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38 午饭后,方才的第一个惊喜之后,又接着第二个惊喜。梵·德尔·斯塔彭早就要满足他自己和维尔哈仑的一个夙愿。好些天来,斯塔彭就在雕塑维尔哈仑的一座胸像;今天应该是维尔哈仑最后一次坐下来让斯塔彭为他创作。梵·斯塔彭说,我在他家实在是天赐的一件友好的礼物,因为在维尔哈仑充当模特的时候,雕塑家恰好需要有人能和这位不肯老实坐着的诗人交谈,以便诗人的脸在说话和谛听时变得生意盎然。于是我就有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深度观看这张脸,这张令人难忘的脸。高爽的额头,艰苦岁月留下的皱纹印在上面,犹如多次深翻的土地,额上覆盖着褐色的鬈发,脸上的轮廓强硬,上面紧绷着饱经风霜的黄褐色的皮肤,下巴犹如山岩,高高崛起,在薄薄的嘴唇上面悬挂着维钦托利[53]式的浓密的口髭。他的一双手瘦削、柔软、秀气,可是强劲有力,显得神经质,薄薄的皮肤下面,青筋直暴。他的全部意志力表现在他农民般宽阔的肩膀上,和肩膀相比,他那强壮的,尽是骨头的脑袋显得太小。只有当他迈步行走时,才能看见他的力量。今天我望着这座雕像,——梵·德尔·斯塔彭从来也没有比那一小时的工作更为成功——方才知道,这尊塑像是如何逼真,如何完全把握住了维尔哈仑的特点。这座塑像是记载了一种诗意伟大的文献,是显示了一种永不消逝的力量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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