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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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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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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夏尔-彼耶尔·贝基（1873—1914），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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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尔·查尔斯·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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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即《约翰·克利斯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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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亨利·基尔波（1884—1938），法国作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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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乔万尼·帕斯柯里（1855—1912），意大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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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弗朗西斯·耶默（1868—1938），法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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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栅栏：法国大革命前（1785—1788），巴黎城外建有高墙，当中有61条通道，就是“王室的栅栏”，进入巴黎的商品必须在这里交税。1794年6月2日至7月27日，巴黎革命法庭下令在王家栅栏广场把1308人在断头台上处死。尸体埋葬在皮克普斯大街的一幢房子旁边的万人塚里。如今这里变成私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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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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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俗家修女，是一些未发修身大愿的修女，随时可以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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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指星期天和星期一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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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夏特尔为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省会，夏特尔大教堂是早期法国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教堂的雕塑艺术和玻璃彩画无与伦比。作为世界最绚丽的建筑，被誉为法国乃至西方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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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看守地狱的三头犬，凶恶的看门人，泛指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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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亚瑟·奈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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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玛丽·杜莎夫人（1761—1850），法国蜡像艺术家。1835年她在伦敦贝克街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展览馆，即杜莎夫人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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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亚瑟·西蒙斯（1865—1945），英国抒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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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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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劳伦斯·宾容（1869—1943），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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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阿切巴德·乔治·布罗姆菲尔德·罗素（1879—1955），英国艺术评论家，威廉·布莱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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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6.几经周折寻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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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好奇心切地四处漫游，到处流浪，本身非常令人愉悦，在许多方面大有裨益，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地点，由此出发开始漫游，然后又总是回到这里吧？还有什么时候，我知道这点比今天更清楚。如今我周游全球，不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人驱赶。中学毕业后这些年，我收集的图书已经积累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还有图画和纪念品，手稿已开始变成厚厚的一捆又一捆，堆积起来。说到底，我总不能把这些我喜欢的东西不断放在皮箱里，随身带着满世界乱跑吧。所以我在维也纳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不是真正的住处，而只是像法国人谆谆告诫的那样，只是一个“落脚点”。因为权宜之计的感觉，一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始终以神秘莫测的方式笼罩我的人生。我做任何事情，都对自己说，这并非本意，并非我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我写的作品也仅仅只是试笔，为我真正的作品作为铺垫。同样，对待那些和我交往的女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在青年时代还没有完全彻底承担义务接受约束的感觉，同时也喜欢无忧无虑地浅尝辄止，试验一番，充分享受。到了别人早已成家生子，占据重要职位，集中精力，作出最大成绩的年龄，我还一直把我自己看成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出茅庐之辈，一个初学者，还有无可估量的时间，还犹豫不决，不想在任何意义上确定自己的前程。既然我现在只是我“真正作品”的习作，只是一张名片而已，宣告我已在文坛上存在，那么我的寓所暂时也仅仅只是一个地址。我故意在郊区选了一个小住所，免得因为开销太大而限制了我的自由。我也不买特别好的家具，因为我不想对它们特别精心“爱护”，就像我在父母家里看到的那样，每一把圈手椅都蒙上椅套，有客人来访才把椅套取下。我有意识地避免在维也纳扎根定居，——定居就多愁善感地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觉得，“适应权宜之计”乃是一个错误。可是后来，我一再被迫离开我建造起来的家园，眼看着我自己在身边创造的一切纷纷坍塌，这种神秘的、不拴在一处的人生感受对我大有帮助。我早就学会放弃，学会离别，以后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没有那么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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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第一座寓所里，我还设法存放许多珍贵的物品，但是我在伦敦购置的那幅布莱克的画像已经用来装饰墙壁。歌德最优美的诗歌之一的手稿，写得笔力遒劲，伸展自如——当时还只是我收集的名家手稿之冠。这项收集工作，我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我们当时干什么都随大流，我们整个喜欢文学的小组，大家都写诗，我们当时也都跟着，对诗人、演员、歌手穷追不舍，求他们签名留念。当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热心运动和迷恋写诗一样，一旦离开学校，就不再着迷，而我对于这些天才人物在尘世间的痕迹所怀的热情，则有增无减，同时还有所加深。单单签名我已不大在意，一位名人所享有的国际知名度，或者获奖的评价，我也不感兴趣。我所寻觅的是文学作品或者乐曲的初稿或者写作提纲，因为一部艺术作品如何产生，这个问题我极感兴趣。不论是以传记的形式还是心理学的形式呈现的原始材料，都比其它一切更加引人入胜。一句诗，一段旋律，从无到有，从一位天才的幻影和本能凝聚成书写的符号流传于世。这一过渡的神秘至极的瞬间，除了到大师呕心沥血如痴如狂之际仓促命笔写下的原始稿件之外，还能到哪里去捕捉，去窃听，去审查？我要是只看见放在我面前的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那我就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赞同歌德说的话，要完完全全地理解伟大的作品，不能只看它大功告成的样子，必须也窥测其逐渐完成的过程。贝多芬随手写下的一页草稿，字迹狂放，焦躁不耐，主题刚刚开始又被涂掉，乱成一团，不可卒读。他那妖魔般灵感充溢的天性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激情，压缩在铅笔的几画之中。这样一张初稿，光凭眼睛一看就会周身为之激奋。因为看上这一眼，我在精神上就大大得到启发；这样一张天书般难以辨认的乐谱，我会着魔似的无比爱恋地百看不厌，就像别人欣赏一幅臻于完美境界的图画。巴尔扎克的一张校样，几乎每句话都改得支离破碎，每句话都改了又改，空白的纸边划满了道道，涂满了符号，字迹弄得黑乎乎的，让我感到此人像维苏威火山[1]一样迸发出火焰岩浆。任何一首我喜欢了几十年的诗篇，我第一次看到它原来的初稿，看见它最早的尘世的形状，总会在我心里激起一阵宗教式的敬畏之情；我碰都不敢碰它一下。拥有几张这样的稿纸，我得意非凡。还有一件让我得意非凡的事便是如何弄到它们，如何在拍卖会上或者展品目录里跟踪追击。这简直是一种运动一样的诱惑力，由于这场追逐，我度过了多少紧张的时光，碰到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偶然事件！有时候我晚到了一天，一件叫人眼馋的藏品证明是件赝品，接着又发生一个奇迹：有人拥有莫扎特的一篇小小的手稿，可是悲喜参半，因为稿子上有一段曲子被人剪掉了。然而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被一个酷爱音乐的破坏分子剪下来的这一片纸条，突然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又可以把莫扎特的这曲咏叹调拼凑起来，就像大师在一百五十年前遗留下来的那样。那时候我写作得到的稿酬当然还不足以让我大手笔地购进文物，但是每个收藏家都知道，要获得一件藏品，必须割舍另一种快乐，得到藏品的快乐才会有所增长。另外，我向我所有的作家朋友化缘。罗曼·罗兰把他一卷《约翰·克利斯朵夫》给我，里尔克赠我以他被传诵最广的作品《爱与死之歌》，克洛代尔的《给圣母马利亚报信》，高尔基[2]的一部大型速写，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他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博物馆会比我更加珍惜爱护他们的手稿。我的这些珍藏，有多少如今都已连同我其他稍差一些的爱物随风飘逝，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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