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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1515—1563），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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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翰尼斯·加尔文（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卡尔文主义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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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将领，英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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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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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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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达贝尔特·玛特科夫斯基（1857—1909），柏林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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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尔·施伦特尔（1854—1916），德国剧评家、剧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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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埃莱奥诺拉·杜塞（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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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1759—1814），德国演员，深受推崇。以他名字命名的“伊夫兰指环”成为对演员的极大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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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路易齐·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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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7.走出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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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当年时间的流逝比现在更快，因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世界几百年来从表皮到内脏全都彻底改变？还是说，在第一次欧战前，我最后几年青少年的岁月，我之所以觉得模模糊糊，只是因为这几年是在有条不紊的工作中度过的缘故？我写作，我发表作品，我在德国和德国之外小有名气。我拥有拥护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问题的是——我已经有了敌人；帝国一切重要的报纸为我敞开大门，我已经无需投稿，而是被人约稿。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我丝毫也没有沾沾自喜。我深知，我在那些年里做的事情，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并不重要。我们当年所有的雄心壮志，我们所有的忧虑、失望和怨愤，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微不足道。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会详述和盖哈尔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德默尔、皮兰德娄、瓦色曼[1]、沙隆·阿施[2]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谈话（最后的这个谈话，其实是一次欢快的谈话。因为老先生整个下午尽跟我们讲些不太正经的故事，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优越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和难以描写的优雅气度）。我可以报导宏伟壮观的初演情景，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第八）交响乐在慕尼黑、《玫瑰骑士》[3]在德累斯顿初演的情景，报导卡尔萨维娜[4]和尼金斯基[5]出演的情景；因为我兴致勃勃，生性好奇，成了许多文艺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凡和我们今日时代的问题不再有关的一切事情，按照我们更加严格的标准，都不算重要。今天在我看来，我青年时代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远远不及把我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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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当中，首先有一位，在最具悲剧色彩的时代之一，得以掌握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在希特勒上台掌权前十一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6]第一枪射杀的便是此人：瓦尔特·拉特瑙[7]。我们的友谊联系建立得很早，是真心诚意的友谊，开始建立的方式殊为奇特。我衷心感谢那些首先扶助过我这十九岁青年的一些人，其中之一便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8]。他的刊物《未来》，在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十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俾斯麦很乐于把哈尔登用作传声筒或者避雷针，亲自把哈尔登推进政治。哈尔登使部长下台，使渥伦堡案件[9]爆炸，使皇宫每个礼拜遭到其它攻击、揭露而战栗；尽管如此，哈登堡的私人爱好乃是戏剧和文学。有一天在《未来》上刊登了一些箴言警句，用的假名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这些箴言写得特别聪明，而且语言凝练含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这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便写信给哈尔登：“谁是这位新人？多年来我没有读到过如此精雕细刻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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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另外一位先生，署名瓦尔特·拉特瑙。我从这封信，也从其他方面获悉，此人就是实力强大的柏林电力公司的董事长之子，自己也是一位巨商，大工业家，无数公司的监理会理事。他是一位新型的德意志（照让·保尔[10]的说法）“面向世界型”的商人。他非常亲切地写信向我致谢，说我的信是他发表了文学习作后收到的第一个反响。尽管他起码比我大十岁，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的一整本随想和箴言予以发表。话说到底，他毕竟是个门外汉。迄今为止，他的全部活动都放在经济领域。我真心诚意地鼓励他，我们从此保持通信联系。在我下一次到达柏林时，我打电话给他。他回答时，声音有些迟疑：“啊，原来是您，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就要启程到南非去……”我打断他：“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见吧。”他慢慢地思索着，接着说道：“别价，您等等，……等一会儿……下午安排了会议……晚上我得到部里去，下面还有一次俱乐部的晚餐，……您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到我这儿来吗？”我表示同意。我们一直聊到清晨两点，六点他出门远行。——我日后得知，他受德国皇帝的委托，前往西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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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清楚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总有时间在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他遇刺之前没几天，我还乘坐着他不久被人刺死时坐的那辆汽车，和他一起驶过同一条大街。他总是把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排到每一分钟，可总是能够举重若轻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脑子随时都在运转，是件无比精确转动迅速的仪器。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没看见过这样的仪器。他说话流利，仿佛是照一页看不见的稿子在念，可是每个句子都形象生动，清清楚楚，若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完全是篇立即可以付印的报告。他说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就像说德文一样的精准——他的记忆力从来不出毛病，谈任何题目都不需要特别准备。和他谈话，看见他沉静斟酌、洞察一切的就事论事的态度，会感到自己愚蠢，缺乏教养，忐忑不安，迷惘糊涂。他的思想像强光一样刺眼，像水晶一样清澈，这使人感到不适，就像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精致绝伦的家具，美丽绝顶的画幅。他的精神是架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犹如一座博物馆。他在边区拥有的富有封建气派的路易丝王后的宫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条理分明，干干净净，你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在他的思维中总有一些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因而是轻若无物的东西。我很少在别人身上像在他身上这样强烈地感到犹太人的悲剧性。尽管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感，他总充满着深切不安和把握不定。我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仑，埃伦·凯，巴扎尔杰特，没有他十分之一的聪明，没有他百分之一的渊博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但是他们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而在拉特瑙身上，我总感到，他尽管聪明绝顶，无人企及，可是他脚下没有土地。他整个存在是一系列新的矛盾组成的一大矛盾。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一切可以想象的权力，却不愿做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身为商人，却想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他拥有千百万家私，却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却一味侈谈基督。他的思维方式是国际性的，可他却崇拜普鲁士主义，他梦想有个人民的民主，可是每逢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他就受宠若惊。他目光犀利，看透了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可并未因此而控制住自己的虚荣心。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办事，活动，也许只是一剂鸦片，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烦躁，消除他内心生活的孤独。1919年德国军队崩溃之后，最沉重的历史使命落到他的头上，要他使遍体鳞伤的国家从一片混乱之中重获得生命力，直到他挑起这一重担的时刻，他身上蕴藏着的无比强劲的原始力量凝结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他投入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他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从而给自己创造了和他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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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特瑙的谈话，对我启迪良多，使我放眼远眺，这些谈话就其精神上的凝练和光泽，也许只有我和霍夫曼斯塔尔、瓦雷里和凯泽林伯爵[11]的谈话可以相比。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时事，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拉特瑙的是，他给了我最初的启示，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伦三岛，您无法理解英国。如果您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欧洲，您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大陆。您自由无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吧！文学是个奇妙的职业，因为从事这一行，匆忙是不合适的。要真正写出一本书，早一年晚一年无关紧要，您为什么不去印度和美洲一游？”他这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打到我的心里。我于是决定，立即遵从他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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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给我的印象比我设想的更为阴森可怕，更为令人压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人，我大吃一惊。他们黑色的目光毫无欢乐，极为严肃。自然景色往往单调，令人发怵，尤其是等级和种族的严格区分，我在船上就已经有所领教。两个迷人的姑娘和我们同船旅行，她们长着乌黑的眼睛，身材苗条，极有教养，举止得体，神情谦虚，颇有帅气。第一天我就发现，她们远离人群，或者有道看不见的栅栏把她们远远隔开。她们从来也不在跳舞会上露面，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话，而是径自坐在一边，看英文或者法文书。一直到第二、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这两个姑娘避免和英国社交圈子接触，而是其他人不愿和“混血儿”交往，尽管这两个迷人的姑娘是一位信奉拜火教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国女子的女儿。在瑞士洛桑的寄宿学校里，在英国的结业淑女学堂[12]度过的两三年里，她们受到的完全是平等的待遇；可是在前往印度去的船上，立刻出现这种冷森森的、看不见的，但是依然同样残酷的社会排斥的形式。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种族纯洁狂的瘟疫，它比以往若干世纪流行的真正的瘟疫对我们这个世界而言，更加灾难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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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初次邂逅，使我的目光从一开始就变得犀利无比。人们对欧洲人怀有一种敬畏之情，把他们视为一种白色的天神。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这种敬畏业已消失。我享受这种敬畏，心里总感到有些羞愧。白人若长途旅行，譬如，攀登锡兰的亚当峰，必然会有十二至十四个仆人相随；若不是这样，就有失他的“尊严”。一想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必然会给这种荒谬的情况带来的变化和变动，我就感到毛骨悚然，摆脱不了不安的情绪。而我们舒舒服服地呆在欧洲，觉得非常安全，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想也不敢去想。多亏有了这些观察，我看印度，就不像，譬如说皮埃尔·洛蒂[13]那样，在玫瑰红的光泽中看见一些“罗曼蒂克的东西”，而是看见了一种“警告”。在我这次意为内心教养的旅行中，给我收获最多的不是那些庄严巍峨的庙宇，历经风霜的宫殿，不是喜马拉雅山的景色，而是我结识的人。他们习惯于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同于在欧洲腹地，和一位作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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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更加精打细算，库克[14]的观光旅游还没有组织，谁若要旅行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那他在他的等级之中，在他的地位上，几乎永远是一个另类。商人就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小商贩，而是个大商人，医生就是个真正的研究者，企业家就属于征服者一族，大胆无畏，慷慨洒脱，毫无顾忌，即便是作家，也是个在精神上更为好奇的人物。在旅途中这漫长的日日夜夜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以闲聊来充满这漫长的时间，我就在和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交往时，更多地学习触动我们世界的各种力量和各种紧张情绪，而不是从上百本书籍中去学习。和故乡形成的距离，也改变了我们内心的尺度。有些琐碎的小事，我过去过分在意，在我回国后，我又开始觉得小里小气，我再也不把我们欧洲视为我们宇宙永恒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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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之行中相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往往视而不见。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印度腹地，乘坐一艘内河船只，沿着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我每天都和卡尔·豪司霍弗尔[15]及其夫人一起呆上几个钟头。豪司霍弗尔是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奉命调往日本。这位腰杆笔挺、身材瘦削的男子，脸上只见骨头，长着一只尖利的鹰钩鼻，让我立刻看出了德国参谋部军官与众不同的品质和内在的训练。我此前在维也纳自然有时也和军人有些交往，都是些亲切友好，讨人喜欢，甚至是性格欢快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境况拮据的家庭，不得不穿上军装，试图担任军职取得最舒服的待遇。豪司霍弗尔相反，这点一下子就能感到，他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发表了诗歌，我想是位大学教授吧。他受的教育也不限于军事，而是全面广博的教育。奉命实地考察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和他太太便都努力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学。我由此又看到，每种科学，甚至军事科学，如果理解得宽泛些，必然超越狭隘的专业范围，要接触到其它一切学科。豪司霍弗尔在船上成天工作，用望远镜观看每个细节，记日记、写报告、查阅辞典。我很少看见他手里不拿着书的。作为一个仔细的观察员，他善于详尽描述；我在谈话中向他学到许多有关东方之谜的情况，回国后，和豪司霍弗尔一家保持友好的联系，我们经常通信，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互相访问。由于身患严重的肺病，他在达沃斯或者阿罗萨养病一年。由于不任军职，转而从事学术；恢复健康后，他得以在世界大战时率领一支部队。德军崩溃后，我常常想到他，抱着很大的同情；我可以设想，几年来他退隐林下，暗中出力帮助建立德国的霸权地位，也许也帮助建设德国的战争机器。看到日本站在获胜的敌人一边，想必十分痛苦。他在日本可赢得了许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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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证实，豪司霍弗尔是最早系统地、大规模地想到重建德国霸权地位的人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缘政治学的杂志。我往往都是这样，对于这种新型运动含有的深层意义，我一开始并不理解。我真心诚意地认为，事情只不过是想窥探其他国家合作时各种力量的组合。我想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各民族“生存空间”这个词，即便是这个词，我也只是按照斯本格勒[16]的意思理解为一种相对的能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每个民族在时间的周期内依次开发出来。便是豪司霍弗尔的要求，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各民族各自独特的特性，建立一种科学性的常设指导机关，我也觉得完全正确。因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完全旨在服务于各民族相互接近的倾向，也许——我说不准——豪司霍弗尔原先的本意也绝不是政治目的。反正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他的著作（话说回来，书中有一次还引用了我），丝毫不起疑心。我听到一切客观评论的人士都称赞他的讲座极富教益，很有启发，谁也没有控告他，说他的思想是在为一种新的霸权政策、侵略政策效劳，只是新瓶装旧酒，把古老的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用新的形式，在意识形态方面予以说明。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尔提到了豪司霍弗尔的名字，有人就以不言而喻的语调说道：“啊，希特勒的那个朋友吧？”我听了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因为首先，豪司霍弗尔的太太就不是纯种[17]，而他的几个（极有天才，讨人喜欢的）儿子就经不住纽伦堡犹太人法令[18]的审查；另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极有教养、思想开阔、博学多能的学者和一个以最狭隘最残暴意义上执着于德意志民粹的粗野的宣传鼓动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精神上联系的可能性。但是鲁道尔夫·赫斯[19]便是豪司霍弗尔的学生，他把这两人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希特勒这人不大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从一起头就有一种本能，能够把一切有助于他达到个人目的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因此地缘政治学对他而言，就完全可以溶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为此政策所用。他充分利用地缘政治学，使之为他的目的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本事就是把它明目张胆的自私自利的强权本能用意识形态和虚假道德来加以掩饰。有了“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终于为其赤裸裸的侵略意志得到了一袭哲学外衣，通过这个概念的定义模糊不清，便变成了一个似乎使人不致困惑的口号。要是取得成功，可以为任何兼并、侵吞，哪怕是肆意专横的侵吞进行辩护。于是我旧日的旅伴——我不知道是否分明知道，有意如此——对于希特勒的目标发生根本性的、对于世界而言灾难性的转变是有罪责的。希特勒的目标原先严格限制在民族性和种族纯净，现在通过“生存空间”的理论，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意志，明天是全世界。”这句话言简意赅，凭着文字固有的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转变成灾难，和当年百科全书派强调“理性”的提法一样，最终转向反面，成为恐怖和群众情绪冲动。据我所知，豪司霍弗尔在纳粹党内从未占有过显著的地位，甚至也许从来就不是纳粹党员。我绝不像今天的那些手指灵巧的新闻记者那样，把他视为妖魔似的“灰衣主教”，躲在后台，制订危险透顶的计划，交付元首付诸实施。但是，他的理论，比希特勒残暴已极的顾问们更加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强劲地从狭隘的民族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这点毋庸置疑。只有等到后世，比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拥有更详尽的文献资料才能对他的形象用正确的历史的尺度来予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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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第一次越洋旅行之后不久，就进行第二次越洋旅行，前往美国。这一次也别无其他目的，只想见识一下世界，如果可能，也看一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未来一角。我想，我真的成了极少数的几个作家之一，他们远渡重洋，不是为了获取金钱，或者像新闻记者那样销售美国之行的新闻，而是把对于新大陆的相当模糊不清的设想和现实情况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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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国的设想——我并不羞于说出来——是相当罗曼蒂克的。对我而言，美国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新的节奏，未来的世界大同之国；在我越洋过去之前，我又一次阅读了一下伟大的“伙伴”（Comerads）所写的气势狂野奔放犹如飞瀑急流一般奔腾涌流的长行诗句，然后我就怀着坦诚的兄弟般心胸开阔的感情踏上曼哈顿，毫无欧洲人通常怀有的那种倨傲之情。我还记得，我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饭店的门房打听瓦尔德·惠特曼的坟墓在哪里，我打算前去瞻仰。我的这个要求当然让那可怜的意大利人狼狈不堪，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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