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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40 我本打算在靠近奥斯坦德的小小的海滨浴场勒·科克去度过两个礼拜,每年我都在那里的维尔哈仑的小小乡间寓所作客,就是在那里,也是一片祥和气氛,无忧无虑。那些高高兴兴地前来度假的人们躺在岸边花花绿绿的帐篷下面,或者下水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咖啡馆前面年轻人在堤岸上跳舞。各个国家的人在这里都和平相处,特别听见有许多人说的是德语,因为每年临近的莱茵地区最喜欢把它消夏的客人送到比利时的海岸边去度假。唯一的骚乱来自卖报的少年,为了多卖几份报纸,他们大声嚷嚷,把巴黎报上威胁人的大字标题叫了出来:“奥地利向俄罗斯挑衅”,“德国正准备全民总动员”。可以看见,人们买了报纸以后,脸色都变得十分阴沉,但是也不过阴沉几分钟。毕竟这些外交冲突,我们早已领教多年。每次总是在紧要关头,眼看就要较起真来,这些冲突又平复下去。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半小时后,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些人又兴致勃勃地鼻子里喷着气,在海水里踏水前进,风筝升起来,海鸥在翱翔,艳阳高照,阳光明媚温暖,照射着这片和平宁谧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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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42 但是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越来越严峻逼人。起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躲躲闪闪的答复,各国君王之间电报密切往来,最后是无法掩盖的动员令。我在这狭隘的偏远地方已呆不下去,每天都乘坐小电车前往奥斯坦德,想就近探听消息,消息可是越来越糟。人们还在海边游泳,旅馆依然住满客人,堤岸上消夏的客人依然熙来攘往,一边玩笑,一边闲聊。但是第一次有什么新的东西夹杂在这里面。突然之间,人们发现比利时的士兵出现,他们平时从不踏上海滨。机关枪装在小车上,由狗拉着走——这是比利时军队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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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44 我当时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诗人克罗默林克[9]。我们在詹姆斯·恩索尔[10]家度过了下午。他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派画家,一位非常奇特的、深藏不露的隐士。他对自己为军乐队谱曲的小型的蹩脚波尔卡和华尔兹比对他光怪陆离色彩明艳的油画更加自豪。他把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看,其实很不愿意给我们观赏,因为有个怪念头总压在他的心头:有人想买下他的一幅画。就像他的朋友大笑着告诉我的,他的梦想其实是以高价出售他的画作,而同时又能保留他的全部作品,因为他既对金钱贪得无厌,也同样贪恋自己的每一幅画。每次卖掉一幅画作,他总要伤心欲绝好几天。这位天才的阿巴贡[11]以他的奇思怪想,使我们忍俊不禁,好不开心。正好又有一队士兵带着狗拉的机关枪从旁开过,我们当中有个人站起来摸摸这条狗,使得带队的军官非常生气,他生怕有人这样爱抚一件战争用品会有损军事机构的尊严。我们这圈子里有人咕哝道:“干吗这样傻乎乎地来回瞎走?”但是另一个人激动地回答:“得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说,一旦开战,德国人想从我们这里突破。”我坚信不疑地说道:“不可能!”因为在那个旧日世界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倘若真要发生什么事情,法德两国互相恶斗,直到消灭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平静地坐在岸上,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并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的部署必然有它的道理。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参谋总部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倘若对法国发动袭击,即使有信誓旦旦签订的协定和条约,也会侵入比利时。而我也同样毫不让步,我觉得,正当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这里懒懒散散、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个并未介入的小国的好客精神,而在边境上却有一支军队正虎视眈眈地打算入侵这个国家,这是荒谬透顶的事情。“荒唐!”我说道,“如果德国人进军比利时,你们可以把我吊死在这根路灯杆上!”我直到今天还不得不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日后没有凭这句话来吊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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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46 接着便是七月最后那几天极端紧张的日子,每个小时的消息都和另一个小时的消息自相矛盾。德国威廉皇帝寄给俄国沙皇的一些电报,沙皇致威廉皇帝的一些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遇刺。大家感到形势严峻起来。一下子,一阵惊恐的寒风吹过海滨,把岸边吹得干干净净。几千人离开各家旅馆,列车挤满了人,连最不轻信的人也开始迅速收拾行李。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也去订了一张火车票,的确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因为这一趟奥斯坦德快车,成为最后一趟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列车。我们站在过道里,无比兴奋,焦躁难耐,大家都在互相交谈,谁也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看书。每到一个车站,大家都冲出去打听消息,满怀神秘莫测的希望,说不定有什么坚定的手,还会把已经释放出来的命运再扳回来。大家还一直都不相信会爆发战争,更不相信会入侵比利时。大家无法相信这事,因为这样荒诞不经的事,谁也不愿相信。列车渐渐开近边界,我们越过了维尔维埃,比利时的边境车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德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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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48 在前往第一个德国车站赫尔伯斯塔尔的半路上,列车突然在空旷的田野上停了下来。我们在过道里的人都挤到车窗边,出什么事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一节节载重的列车向我们迎面驰来,都是敞开的车厢,用粗帆布盖着,下面依稀可以认出大炮的威胁人的形状。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想必这就是德军在挺进。但是这也许——我连忙自我安慰——只是一种自卫的措施而已,只是用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真的动员。在危险时刻,仍然还抱有希望的意志,总是无比强大。终于发出信号,“车轨畅通无阻”,列车也继续往前开动,驰入赫尔伯斯塔尔车站。我一下子跳下阶梯,去买份报纸,打听一下消息。但是车站上布满了士兵,我想走进候车室,在紧闭的大门前站着一名官员挡住我们。他长了一脸的胡须,神情严峻,挡住去路,谁也不许踏进车站各个房间。门上的玻璃窗已被仔细地挂上帘子,可我已经听见玻璃窗后面佩刀铿锵作响、枪托砸地的沉闷声音。毫无疑问,令人惊恐的事情正在发生。德国军队准备违背国际公法的一切条款,侵入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重新登上列车,继续往前行驶,回到奥地利。现在已无任何疑惑:我正驶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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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50 第二天早晨进入奥地利!每个车站都贴满了布告,宣布进行全民总动员。列车载满了新入伍的新兵,旌旗招展,乐声震天。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都沉浸在一片陶醉之中,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外交官们拿来玩弄,互相恫吓的战争,如今已违背他们的初衷,从他们手里滑脱。对战争的最初的恐惧,如今突然转变成欢欣鼓舞。大街上组成了各种游行队伍,到处飘舞着彩旗、彩带,到处响起欢快的音乐。年轻的新兵们神气活现地列队行进,他们的脸喜气洋洋,因为民众向他们欢呼,这些平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素谁也不予理睬,不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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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52 说真的,我必须承认,在这大众最初觉醒之中,的确有一种妙不可言、极了不起、无比动人甚至极端诱人的东西存在,你很难不受影响。尽管大家普遍仇恨并且憎恶战争,我不愿忘记我一生中对战争之初的那些日子的回忆。千千万万,几十万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团结一致,最好他们平时、在和平时期能有这种感觉。一个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人口将近五千万的一个国家,在这一时刻感觉到,他们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共同经历这一永远不会再来的时刻。每个人都受到召唤,把渺小的自我投入到这烈焰燃烧般的群体之中,在那里涤尽自己身上的一切利己主义。所有的等级、语言、阶级、宗教的差异,在这一时刻都被汹涌澎湃的博爱精神、兄弟情谊所淹没。在大街上,陌生人互相攀谈,多年来避免接触的人们,互相握手,到处都看到生意盎然的脸。每个人都体验到自我升华,他不再是过去那个孤立的人,他已融入群体之中,他就是民众,而他个人,平时不受人注意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平素从早到晚分发邮件,一而再地分发邮件,从周一到周六不停分发邮件的邮局职员、抄写员、修鞋匠,突然在生活中发现了另外一种,一种浪漫主义的可能性:他可以变成英雄。每个穿上军装的人都受到妇女的赞赏,留下来的人,事先就用这浪漫主义的名字,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意。大家承认这种把他们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显突出来的力量。暗自悲伤的母亲,心惊胆战的妻子,在这最初的感情激昂的时刻,都羞于显露出她们极为自然的感情。也许在这种陶醉之中,有一种更深沉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滔天巨浪向人类劈头盖脑地击来,那样强劲,那样突然,表面上浊浪翻卷,把人这种动物阴暗深沉、无意识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掀到上层,——这就像弗洛伊德如此深刻地称之为“对文化的憎恶”,那种渴望有朝一日挣脱由法律和条文组成的资产阶级世界,把原始古老的渴血本能发泄出来。也许这些阴暗深沉的力量,也在这种狂野的陶醉之中发挥作用。乐于牺牲的精神和酒精、冒险的欲念,和纯粹的虔信,旌旗和爱国主义词句的古老魔力全都混杂在一起。千百万人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醺然醉意,一时间给予我们时代最巨大的罪行一股狂野的、几乎使人如痴如狂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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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54 今天这一代人,只亲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许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这一切?为什么民众在1939年不再像1914年那样情绪高涨,热血沸腾?为什么他们只是严肃坚决,沉默而宿命地响应号召?难道同样的情况不起作用?难道在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中,不是为了更多的东西,为了更神圣、更崇高的东西?今天的战争是场不同思想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扩张疆土、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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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56 回答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个1939年的世界不再拥有那么多天真幼稚的信仰,不像1914年的那个世界。当时人民大众还不假思索地信赖他们的权威。在奥地利谁也不敢存有这样的想法,那位深受万民信赖的国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凭他八十四岁的高龄,如果没有极端紧迫的情况,他会号召他的民众前去战斗,要不是邪恶成性、阴险狡诈、无法无天的敌人威胁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百姓流血牺牲?德国人又读到了他们的皇帝发给沙皇的几通电报,谈的是为和平而斗争。对于“上层”,对于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诚实品性,人们都极为尊敬。这种敬意还鼓舞着普通百姓。倘若一旦发生战争,只可能在违反他们自己政治家意志的情况下发生。这些本国的政治家不可能有任何罪责,全国上下不可能有任何人员有丝毫罪责。所以犯罪分子、战争的挑唆者,只可能在外国,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只是自卫,反击一个卑鄙下流、阴险狡诈的敌人,这敌人纯粹是无缘无故地“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可是到1939年则相反,在整个欧洲,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自己政府的能力所怀有的几乎可说是宗教般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自从人们愤怒地看见,外交官们在凡尔赛如何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大家都对外交界表示轻蔑。各国人民记忆犹新,外交官们如何恬不知耻地用裁减军备、取消秘密外交的谎言欺骗大家。而在1939年,民众归根结底,对于任何政治家都毫无敬意,谁也不再迷信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些政治家。法国最渺小的马路工人也嘲笑达拉第[12]。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谈后——提出“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对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也失去了任何信任。在意大利,在德国,人们满怀惊惧地看着墨索里尼[13]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啊?当然,人们无法反抗,事关祖国啊。于是士兵们拿起武器,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走上战场,但是不像从前那样坚信不疑:牺牲在所难免。大家默默地服从,但不再欢呼雀跃。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复梦想成为英雄。各国人民和各族人民都已感觉到,他们只是牺牲品,不是人世间政治蠢行的牺牲品,就是难以捉摸、充满恶意的命运暴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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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58 可是在1914年,经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广大民众又对战争有什么了解?他们不知道战争是何物,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战争。战争只是一个传奇,正因为它相隔遥远,便被渲染成英雄气概、浪漫色彩。大家于是从教科书的角度和画廊里画幅的角度来观察战争:骑兵身穿光彩耀眼的制服,发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冲锋,慷慨赴死,致命一枪,击穿心脏,整个战役只是一场号角喧天的胜利进军。1914年8月,新兵们大声欢笑着向母亲们叫道:“圣诞节我们就回到家里!”无论城乡各地,谁还记得“真正的战争”?充其量有几个白发老人在1866年还和普鲁士——这一次的盟友——打过一仗,可这是一场多么迅速就告终结的战争,不流血,远在天边,都还没缓过气来,三个礼拜就结束了征战,最后也没有多少人牺牲,是到浪漫天地里进行的一次快速郊游,是狂野的男性的一次冒险——1914年在普通人的脑子里描绘出来的战争便是如此,年轻人甚至当真害怕他们可能会错过一生中最奇妙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军旗下面,乘坐在把他们送到屠宰场上去的列车里欢呼、高唱,鲜红的热血波浪在整个帝国的动脉里疯狂地、患了热病似地涌流不息。而1939年的这代人认识战争。他们不再自我欺骗。这代人知道,战争并不浪漫,而是十分野蛮。这代人知道,战争会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占据一生中无法补偿的岁月。这代人知道,人们不是佩着橡叶形的勋章和彩色绶带向敌人冲锋,而是长满虱子,又饥又渴地在战壕里,在野营地里一蹲就是几个礼拜,连敌人都没有看见,就在远方被炸得肢体残缺、血肉模糊。大家事先就在报纸上、电影院里见识了新式的技术精良、凶残无比的杀人武器。大家知道,庞大的坦克在前进路上会把伤残士兵碾成齑粉,飞机会把妇女儿童在床上炸得血肉横飞。大家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大战,凭着它没有灵魂的机械化会比人类以往的一切战争都要上千倍地卑鄙、残暴,缺乏人性。1939年的这一代人,没有一个还会相信战争会具有一种上帝所要求的公正性。更糟糕的是,大家甚至都不再相信,通过战争想赢得的和平会具有公正性、持久性。因为大家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最近一场战争给大家带来的一切失望:非但没有发财致富,反而贫困潦倒;非但没有满足,反而痛苦不堪,饥馑遍地,货币贬值,动乱连连,损失市民的自由,遭到国家奴役,使人神经严重受损的不安全感,人人怀疑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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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60 这就是差异所在。1939年的战争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打仗为了自由,为了维护一种道德财富。而为了一种意义而战,使人坚毅果决。而1919年战争则相反,对现实一无所知,战争只为一种妄想服务,只为梦想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公正而和平的世界服务。只是出于妄想而不是知晓实情,使人幸福,所以当时那些牺牲品欢呼雀跃,飘飘然,醺醺然,向着屠宰场走去,脖子上套着花圈,头盔上缀着橡树叶,街上欢呼声震耳欲聋,灯火辉煌,犹如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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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62 我自己没有被这突发的爱国主义的酩酊醉意击倒,并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目光特别清晰,而是由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式。我在两天前还滞留在“敌人的国度”,可以确认,在比利时,广大民众和我们自己的国民一模一样,生性和平,浑然不觉。另外,我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生活的日子已经相当长久,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会突然去仇恨一个同样是我的世界、同样是我的祖国的地方。我多年来一直怀疑政治,恰好在最近几年,我和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在无数次的交谈中,谈论过爆发一场战争这样荒谬的事情,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打了预防针,对于爱国主义激情这样的传染病抱有怀疑,对于这种最初时刻的热病发作,我预先有所准备。我决心不让我对于欧洲必须统一的信念,被这种由笨拙的外交官和凶残的军火制造商激起的一场兄弟阋墙的斗争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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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64 因此我的内心从最初的时刻开始,作为世界公民就思想稳定;艰难的是找到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态度。尽管我只有三十二岁,暂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义务,因为我在一切军事体检中都被认为不合条件,我当时对此就欣喜异常。第一,免于应征入伍,免于因为愚蠢地参军服役而浪费一年时间;另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还去受训如何使用杀人工具,实在不合时代精神,简直是犯罪行为。一个具有我这样信念的人,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是个“凭良心的反对者”。这在奥地利(和在英国不同)将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求此人的确具有殉道者的心灵坚定性。可是我的天性和这种英雄气概格格不入,——我并不羞于公开承认我的这一缺点。碰到一切危险的处境,我的自然的态度总是退避;不仅在这一件事上,也许我不得不承认人家有理由怪我优柔寡断,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对我尊敬的导师、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也多次这样责备。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作为一个相对而言的年轻人,等候人家把我从暗处刨出来,扔到一个我不该去的地方去,这也难以忍受。所以我到处寻找一件我能有所贡献的差使,而不是进行什么煽动性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里的高级军官,让我在那里得到一个职位。我负责图书馆工作,我的外语知识使我在那个岗位上有些用处,或者对某些需要发表的通知在修辞上作些修改——我很愿意承认,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差使,但我至少觉得比把刺刀扎进俄罗斯农民的五脏六腑之中,对我合适得多。可是对我而言,决定性的是,干完了这件不算太辛苦的工作之后,给我留下时间去做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为民众在未来相互理解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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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66 比这种官方地位更难适应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子里的地位。我们的诗人很少接受过欧洲文化的教养,完全生活在德国的视野之中。他们认为强化民众的激情,用诗意的呼吁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所谓的战争的美,乃是最出色地尽了他们的本分。差不多所有的德国诗人,以豪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都认为有责任像古日耳曼人时代那样,作为吟唱诗人,用诗歌和神秘的符号,鼓励开往前线的战士去慷慨赴死,血染沙场。大批的诗歌雨点般落下,打仗必打胜仗,危难何惧死难。作家们当然纷纷发誓赌咒,再也不愿和英国人有任何文化相同之处。不仅如此:他们一夜之间否认存在过英国文化、法国文化。所有这一切在德国本性、德国艺术和德国方式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学者们走得更远,哲学家们突然之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智慧,只会把战争解释成一种“钢铁的沐浴”,可以维护各民族的力量,使之不致松弛萎缩。医生们也紧紧跟上,他们热情洋溢地赞美自己的义肢,简直叫人恨不得截掉一条腿,为了用一条这样奇妙的假腿来替换。一切宗教的神职人员也同样不甘落后,都参加到这大合唱之中。有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仿佛听见一群疯子在大声喧哗。所有这些人不就是我们在一周前,一个月前,赞美其理性,其塑造能力,其人性态度的同一伙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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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68 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大部分人年事过高或者身体不宜于去服兵役,却非常正派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辅助性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作品,是对语言的贡献,也是对人民的贡献。他们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想让人民听到想要听到的东西: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完全在他们的人民这一边,不正义在别人一边。德意志必将胜利,敌人将无耻地遭到失败。丝毫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诗人的真正的使命:充当人身上所有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当然有些人不久,在最初的兴高采烈的醉意消退,便在舌头上尝到了他们自己说出的话所引发的那种恶心苦涩的味道。但是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谁嚷得最欢最狂,就最能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无论是在那边还是这边,他们都狂呼乱叫,合唱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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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70 这样一种真诚而又荒唐的心醉神迷状况中最为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例子,我认为就是恩斯特·利骚尔[14]。我很了解他。他撰写一些小型的简短生硬的诗歌,可又是一个你能想象得出的脾气最为温和的人。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访问我时,我得抿紧嘴唇,掩饰我的微笑。读了他那些表达得极为简朴生硬、德国式遒劲有力的诗句,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位抒情诗人设想成一位身体苗条、骨骼强硬的年轻人,可是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的人,却胖得像只水桶。在他长着双下巴的大脸上布满了温和的笑容,是个心情舒畅的小胖子,极为热心,信心满满,结结巴巴好不容易说出话来,对诗歌极为痴迷,怎么阻拦也无法制止他一再引用和朗读他的诗句。尽管他说不出的滑稽可笑,你还是不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热心肠,很讲义气,真心诚意,而且简直可说是着迷似的献身于他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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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72 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德国人家庭,上的是柏林的弗里特里希-威廉文科中学,也许是我认识的一个最普鲁士、最为普鲁士同化的犹太人。他不会说其它外语,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就是他的世界,越德意志的东西,越能使他热情高涨。约克[15]、路德和斯泰因[16]是他的英雄,德国的解放战争[17]是他最钟爱的题目,巴赫[18]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小又短,又肥又胖,可是巴赫的乐曲他演奏得很好。没有谁比利骚尔更熟悉德国的抒情诗,谁也不比他更钟情于德国语言,更对德国语言着迷,许多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日后才进入德国文化,利骚尔和他们一样,在德国比最虔信的德国人更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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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74 等到战争爆发,他就第一个急匆匆地跑到军营里去志愿参军。我可以想象,那些军曹和二等兵,看见这一大堆肉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会笑成什么样子。他们马上就把利骚尔赶走,利骚尔绝望已极;但是就和其他人一样,他至少也想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而言,德国报纸上和德国军队报告所报导的一切,全是可靠已极的真实情况。他的祖国受人侵略,最邪恶的敌人就像威廉大街[19]所编排的,就是英国外交大臣,那个阴险奸诈的格雷爵士[20]。利骚尔就感到,英国是攻击德国的主要罪犯,也是爆发这场战争的主要罪人。利骚尔就在他的《仇恨英国之歌》这首诗里表达了这种仇英的思想。这首诗——手头没有这首诗——以生硬简练、给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提高到永远发誓的程度,永不原谅英国的这一“罪行”。不久大家就看见,用仇恨做文章是多么容易。这可真是灾难(这位大腹便便、丧失理智的小犹太竟然预先成了希特勒的榜样)。他的这首诗简直像枚炸弹掉进了军火库。也许在德国还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臭名昭著的《仇恨英国之歌》这样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连《守卫莱茵》也没有传播得这样迅速。皇帝欣喜异常,向利骚尔颁发了红鹰勋章,各报转载这首诗,教师在学校里向学童们朗诵这首诗,军官们走到士兵的队列前面,向士兵一再吟诵这首诗,直到每个士兵都能背诵这首仇恨的祷词为止。但是这还不够,这首小诗,配上音乐成为合唱,在剧院演唱。在七千万德国人当中,不久,没有一个不能把《仇恨英国之歌》从头到尾全都倒背如流。不久全世界都认识这位诗人——当然不那么激情洋溢。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尔获得了一位诗人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最为火热的荣誉——当然,这种荣誉后来便像内苏斯衬衣[21]一样,贴在他身上,因为战争一结束,商人又想做生意,政治家们又真诚地致力于各国之间相互理解,人们便竭尽全力,否认利骚尔的这首诗歌,它要求人们永远与英国为敌。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罪责,他们就竭尽全力把这个可怜的“鼓吹仇恨”的利骚尔斥为这种荒谬的“仇恨歇斯底里”的罪魁祸首;而实际上,在1914年这种“仇恨歇斯底里”从上到下谁都有份。每个在1914年称赞他的人,在1919年都故意对他嗤之以鼻。报纸上不再刊载他的诗歌;他要是在同伴们当中出现,马上冷场,场面令人难堪。他可是一心一意全都献给了德国,结果遭到唾弃,被希特勒逐出德国国境,结果被人遗忘,郁郁而终。他是这一首诗歌的牺牲品,这首诗把他捧到九霄之上,然后把他打入地狱之中,把他击成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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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76 他们大家其实都和利骚尔一样。我不否认,当时的这些诗人,这些教授,这些突然冒出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家的感觉是诚实的,他们以为自己的行动是诚实的。但是时隔不久,就可以认识到,他们这样赞美战争,鼓吹仇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交战各国的民众在1914年本来就已经情绪激昂,过度紧张,最最骇人听闻的谎言都会立即转化为真事,最荒谬的诬蔑也会被人信以为真。在德国,许多人都发誓赌咒,他们亲眼看见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有载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往俄国;关于挖掉眼睛剁掉双手的童话,在每次战争发生之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都会迅速流传,很快就充斥报纸。唉,传播这些谎言的那些浑然不觉的人们,谴责敌人的士兵作出这些可以想象得出的残暴行径的技巧,这些人和技巧同样也属于战争物质,就像军火和飞机一样,它们在每场战争中,也在开头几天就从仓库里取了出来。战争无法和理性和正义感协调起来。它需要一种精神激越的状况,需要对自己的事业拥有激情,对敌人怀着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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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78 强烈的感情无法延长到无限的境界,无论对于每个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一点军事组织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它需要一种人为的刺激,一种持续的激情如炽的麻醉状态。这样一种刺激人们精神的工作,不论良心安然,还是良心不安,不论真心诚意还是例行公事,需要知识分子去做,需要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去做。他们敲响了仇恨的战鼓,使劲敲击,直敲得每一个心胸坦荡,无拘无束的人耳朵轰鸣,心脏颤栗。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俄国,在比利时,他们大家几乎全都在为“战争宣传”,从而也为民众疯狂,为战争的民众仇恨服务,而不是和这一切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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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80 这样做的后果灾难深重。当时在和平年代,宣传还没被人滥用,民众尽管有成千上万种失望,还把报上印出来的消息当真。就这样,开战最初几天的那种纯洁、美好,勇于牺牲的高昂激情逐渐变成糟糕已极、愚蠢不堪的种种感情的疯狂发泄。大家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22]和弗里德里希大街[23],“打倒”法国和英国,这要方便得多。商店招牌上的法文、英文字样必须消失,甚至连“圣女修道院”(zu den Englischen Frulein)也必须改名,因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Englisch”一字指的是“天使”,不是“英吉利撒克逊”。忠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莫扎特、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个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个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从敌对国家征收精神财富,犹如没收谷物和矿石。这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和平公民,每天在前线相互厮杀致死。这还不够,在后方还彼此辱骂诽谤在坟墓里无声无息地安卧了几百年的敌对国家的伟大死者。这种神经错乱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谬。炉台边的厨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镇,小学毕业后就没打开过地图,深信奥地利如果不拥有“桑特夏克”(波斯尼亚某地的一个小小边区)就活不下去。马车夫在大街上争吵不休,应该向法国要求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其实并不知道十个亿究竟是多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没有沾染上这种可怕的仇恨歇斯底里。祭台前的神父们,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斥责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此刻也许叫嚣战争比其他人更凶更狂,免得被人家按照威廉皇帝的说法,把他们看成“没有祖国的家伙”。这是糊里糊涂的一代人进行的战争,恰好是各国民众充沛的信仰,片面认为自己的事业无比正义,成为最为严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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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82 在1914年这最初的几个星期,已经渐渐的不可能和任何人进行一次理性的谈话。性格最为平和、脾气最好的谦谦君子,被嗜血好斗的毒雾所迷惑,变得像醉汉一样。我的那些朋友,我一向认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主义者又摇身一变成为贪得无厌的并吞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这样一种愚蠢的套话结束:“谁不会恨,就不会好好地爱”,或者表示粗鲁的怀疑。多年来从没和我发生过争吵的老同学,非常疾言厉色地责备我已经不再是奥地利人了,我应该跑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啊,他们甚至小心翼翼地暗示,其实应该把“这场战争是个罪行”这样一类的看法报告官厅,因为“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是在法国发明的——是对祖国最严重的背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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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84 这样只有一途:当别人狂热叫嚣之际,我只好缩回去,保持沉默。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即使在流亡地——这点我已深有体会——也不见得比“独自”在祖国日子更难过。在维也纳我已和我的旧友纷纷疏远,现在也不是另寻新交的时候。只和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我有时还能进行一次彼此心领神会的谈话。我总算成功地要求让他也到我们这偏僻的战争档案馆来,因为像他这样神经分外纤弱的人,肮脏、臭味、喧嚣,都会使他浑身难受,直想呕吐。他这个人实在无法去当兵,根本不行。我一想起他身穿军装的模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颇为畏缩地站在门口,我再看一眼,大吃一惊:是里尔克——赖纳·玛利亚·里尔克穿着军装站在那里!他看上去手足无措,模样很叫人感动,领子太紧,一想到每见一名军官,就得把靴子碰响,立正敬礼,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他有个癖好,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规章条例上的这些无足轻重的规定,他也要模范地执行,所以他一直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之中。他有一次轻声轻气地对我说:“从士官学校[24]起,我就讨厌这身军装。我原以为,我从此永远摆脱了它,可是现在还得再穿一次,我差不多都四十岁了!”幸亏有人帮忙,保护了他。不久,通过一次好心的体验,让他复员,他又一次到我房里来,向我告别。这一次他又身穿便服,我简直要说,他是给风吹进来的(他像平素一样,走得步履轻柔,毫无声息,真没法形容)。他要向我致谢,因为我通过罗曼·罗兰,拯救了他在巴黎遭到没收的藏书。他第一次显得不再年轻,仿佛老想可怕的事情,把他弄得筋疲力尽。“到国外去,”他说,“只要能到国外去就好了!战争永远是个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变得独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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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86 几周以后,我决心避开这危险的群众精神变态,搬到一个乡间郊区去住,以便身在战争之中,开始我个人的战争:针对现实的群众激情,反抗对理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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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588 [1] 狄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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