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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埃杜阿尔·达拉第（1884—1970），法国政治家，几次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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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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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恩斯特·利骚尔（1882—1937），德国诗人，极端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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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斯·大卫·约克·封·华尔腾堡（1805—1865），德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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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亨利希·封·斯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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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德国的解放战争，1813年德意志各国奋起反抗拿破仑的异族统治，成立联军，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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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德国音乐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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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威廉大街，当时德国外交部就在柏林的这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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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埃德瓦尔德·格雷爵士（1862—1933），英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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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希腊神话中，内苏斯是个半人半马的怪兽，穿上浸透了内苏斯鲜血的衬衣会使人中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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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形大道，维也纳的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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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弗里特里希大街，柏林的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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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里尔克曾在士官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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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0.为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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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群索居，隐遁独处，无济于事。四周的气氛令人压抑。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在敌人破口大骂、疯狂攻击之时，仅仅消极避世，不同流合污还远远不够。话说到底，你是作家，你能说话，就有义务说出你的信念，只要这在书报检查的时代能办到就行。我便试着这样去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致外国友人》。和别人那些大肆宣扬仇恨的文字截然相反，我直言不讳地表明我的态度，忠于我在外国的一切朋友。尽管现在不可能有所联系，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一起共同建造一种欧洲文化。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最优秀的一家德国报纸，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柏林日报》毫不迟疑地就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未作任何删改。只有这一句话——“无论轮到谁获胜”——成为书报检查的牺牲品，因为德国要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即使对此抱有最微不足道的怀疑，在当时也都不能允许。但是就算删除这点保留意见，这篇文章依然招来了超级爱国主义者愤怒已极的来信。他们不能理解，在这样一种时刻，怎么还有人会和这些卑鄙下流的敌人有共同之处。这些信件并不怎么使我气恼。我这一生从未打算说服别人相信我的信念。说出我的信念，而且是能够明确表达我的信念，这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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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我差点已把那篇文章忘得干干净净，突然收到一封信，贴着瑞士邮票，盖上书报检查官的戳子。我从那熟悉的字迹，认出这是罗曼·罗兰的手笔。他想必读过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写道：“不，我永远不会离弃我的朋友。”我立刻就明白，这短短几行文字是想尝试着确认一下，在战争期间是否可能和一位奥地利朋友建立联系。我立刻给他回信，从此我们开始经常通信。这种通信延续了二十五年以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暴——把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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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幸运时刻之一：它像一只白鸽从肆意咆哮、无情践踏、疯狂喧闹的兽性灰烬中飘然飞起。我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而是终于又和志同道合者结合起来。罗兰强大优越的心灵力量，使我自己也变得更加强劲有力。因为我知道，越过边界，罗兰多么奇妙地维护着他的人性。他找到了诗人们在这种时代个人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绝不参加破坏、谋杀，而是——依照瓦尔特·惠特曼的极了不起的榜样，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充当了卫生员——在救助和人性的事业中工作。罗兰在瑞士生活，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战争爆发时，他在日内瓦，立刻就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在那些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他没日没夜地在这项奇妙已极的工作中服务。我后来在《欧洲的良心》一文中向这项工作公开致谢。在战争最初几个礼拜血腥杀戮般的那些战役结束之后，亲人之间一切联系全都中断。在所有的国家，家人不知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否阵亡，还是只是失踪或者被俘。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无法指望会得到任何消息的。于是“红十字会”就承担起这一任务。在弥漫着恐怖、充斥着残忍的世上，至少让人们免遭这样阴森可怖的痛苦：不至于因为亲爱的人儿命运未卜而备受煎熬。红十字会从敌对国家中把被俘人员的通信带回故乡。这样一个才筹办了几十年的组织，当然对于通信达到这样的规模，信件竟达几百万封之多，没有思想准备；志愿协助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时时增加。因为苦苦等待每个小时，对于家人而言，直如永恒。1914年12月，每天像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已达三万封之多。最后在日内瓦面积狭小的市议会博物馆里，已经挤满了一千二百人来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诗人当中最富人性的一位，不去自私自利地从事自己的写作，而是和他们一起工作，此人就是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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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曼·罗兰也没有忘记他另一项本分，艺术家的本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哪怕遭到他本国的阻挠，甚至激起整个交战国家双方的愤怒也在所不惜。早在1914年秋天，大多数作家怀着仇恨竞相怒吼，彼此恶言相向，大声狂骂，罗曼·罗兰却写出了《超越混战之上》那篇值得纪念的声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要坚持正义和人道——这篇文章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哪一篇文章都更加激起人们的争论，一批人反对，另一批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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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字在当时还有力量，这一点有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之有别于第二次大战：文学语言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还没有被“宣传”作践致死。人们还谛听写出来的话语，还期待着它们。1939年时，诗人的任何表述，不论好坏都产生不了丝毫效果，直到今天，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没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能触动大众的内心，或者影响人们的思维，而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长的诗歌，像利骚尔的那首《仇恨之歌》和那“九十三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的愚不可及的宣言，另一方面，罗曼·罗兰的那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巴比塞[1]的一部长篇小说《火线》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世界的道德良心，在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疲弱无力，精血耗尽，对于每一句显而易见的谎言都会猛烈作出反应，对于每一种破坏国际公法和人性的暴行，都会挟着存在几百年的坚定信念的全部力量予以反击。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千真万确的事情，把反人道的暴行提升为法律，像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这样违反国际公法的暴行，在今天几乎不曾受到严厉指责，若在当年，1914年时期，还会激动全世界，从一头到另一头。枪杀护士凯卫尔[2]的事件，“路西塔尼亚号”轮船[3]为鱼雷击沉事件，由于激起众怒，招致全世界的道德谴责，对于德国而言，其后果灾难深重，甚于打了一次败仗。那时候，对于诗人，对于法国作家而言，还并非没有指望发表自己的意见，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一刻不停的胡说八道的声浪所充斥；相反，一位大诗人本能地表态，比政治家们发表的一切官方讲演产生的效果要大上一千倍。因为大家知道，政治家们考虑策略、政治，讲话都得适应当时的需要，充其量也只不过说了一半真话。那一代人——日后大失所望的那一代人——还把诗人视为最佳公民，思想纯正，本着对诗人的信任，他们也就表现出无限的、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军事部门和官厅深知诗人的权威，就设法把一切拥有道德和精神威望的人们都罗致到他们煽动舆论的机构中去：这些人得解释，得证明，得证实，得保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邪恶全都堆积在别人那边，而所有的正义、所有的真理都归于自己的民族。罗曼·罗兰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把那充满仇恨、被一切煽动挑唆的手段弄得火气冲天的气氛再行升温，而是相反，把这气氛予以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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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今天重读这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大概已经无法理解它那强大无比的作用；如果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阅读罗兰在文中提出的一切要求，全是极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这些话是在一个群众性精神疯狂的时代说出的。这种疯狂在今天已经无法复制。这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主义者惊叫起来，仿佛他们不经意地把一块炽热燃烧的铁块握在手里似的。一夜之间，罗兰就遭到他最老的朋友们的摒弃，书商们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需要用仇恨来激励士气的军事当局已经考虑采取措施来对付罗兰，一份份小册子相继发表，论据是：“战争期间表示人道，乃是伤害祖国。”但是狂呼乱叫每次都证明这一重击正中要害。讨论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已经无法阻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向每个人都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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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最感遗憾的是，罗兰那几年给我的信，已无法得到。它们可能毁于这场新的洪水泛滥时期，或者中途丢失，这样的想法压在我的心头，犹如一桩责任未尽。因为尽管我深爱他的作品，我还是认为，他那伟大的良心和他激情的理智曾经释放出来的东西，日后将被人称作最为美丽最富人性的成果。发自一个充满同情的灵魂，挟着无奈的愤怒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向国境之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一个官方认定的“敌人”写的信件和文章，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道德上的文献。在这个时代，理解要求人们拿出极大的力量，忠于自己的信念。单单这一点，就要求人们拥有了不起的勇气。从我们这友谊的通信，提炼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兰动议，我们得设法把各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邀请到瑞士去参加一次会议，达到共同一致、更有尊严的态度，也许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本着互相理解的精神，团结一致，向全世界共同发出呼吁。罗曼·罗兰自己愿意从瑞士出发，向法国和外国的知识界人士发出参加此会的邀请。我的任务则是从奥地利出发，探询一下我国和德国的诗人和学者，只要他们还没有自己作出公开表示仇恨的宣传，败坏自己的名声。我立刻动手采取行动。当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诗人乃是盖哈特·豪普特曼。为了让他便于表态，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我不想亲自出面直接找他，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里询问一下豪普特曼。拉特瑙表示拒绝，认为现在不是遵守精神上和平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豪普特曼这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其实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尝试就已失败。因为托马斯·曼[4]当时已经站在另一个营垒里，在他刚写的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采取的是德国的权利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他照例不会参加任何公开的共同的行动。德默尔，从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写信时却怀着幼稚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签上“德默尔中尉”字样。关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可普·瓦色曼，和他们的私人谈话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所以在德国方面，没有多大希望；而罗兰在法国的进展也并不见得更妙。1914年、1915年还为时过早，战争对于后方的民众而言还过于遥远。我们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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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但并非完全孤立。通过我们的通信，我们还是有所收获。我们看到第一批十几个人，可以真诚地指望他们。他们在中立国或者交战国，和我们想法相同；我们可以互相介绍这边或者那边出的书籍、文章、小册子，某一个结晶点已经得到保证，新的因素会附着上去。由于时间的压力日益沉重，附着上去的新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令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置身于真空之中。这种感觉鼓舞我，不断撰文，为了通过答复和作出反应，把那些和我们有同感的分散的隐蔽的人们显露出来。我总算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家大报可供支配，这样我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生作用的圈子。我不用担心官厅在原则上进行阻拦，因为我从不干预现实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怀有的尊敬还非常强烈。我现在浏览一下我当年成功地偷运给最为广泛的读者大众的那些文章，我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部门的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表示尊敬。我竟然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正酣之际，对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封·苏特纳热情洋溢地称颂一番；她把战争斥为罪行中的罪行。我还在一份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报导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当然我们要使用某些技巧，才能在一场战争期间把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圈子。为了描写战争的恐怖和后方民众的冷漠，在奥地利当然有必要把一个“法国”步兵的苦难，在一篇介绍《火线》的文章里显突出来，但是从奥地利前线传来的几百封信件让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多么清晰地看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要不，我们就选择似乎是互相攻击的手段，来说出我们坚定的信念。于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便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针对我的文章《致我在敌国的朋友们》，和我论战。他假装和我论战，把我的这篇文章，连最后一个字都译成法文印出来，便成功地把这篇文章偷运到了法国，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国读到此文（而这正是目的所在）。就用这种方法把闪光信号在两国之间传来传去，这些信号仅仅是记忆片断而已。后来有个小小的插曲向我表明，这些信号如何为指定的人群所理解。当意大利在1915年5月向它从前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我们这边立刻有股仇恨的浪潮腾空而起。意大利的一切都遭到痛骂。恰好意大利复国[5]时期一位年轻的、名叫卡尔·波哀里阿的意大利人的回忆录在这时碰巧出版。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他对歌德的访问。我刻意写了一篇文章《一位意大利人造访歌德》，以便在切齿痛恨的怒吼狂叫声中说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历来关系极为良好。因为这本书的引言是贝内德托·克罗齐[6]所写，我便利用这一契机，写了几句话，献给克罗齐，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个时候在奥地利根本不允许对敌对国家的任何诗人或者学者表示赞许，而我却对一个意大利文人表示赞赏，这不言而喻意味着明确的示威，这一点也为国境之外的人们所理解。克罗齐当时在意大利当部长[7]，后来有一次对我说，部里有个职员，自己看不懂德文，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在敌方的主要报纸上有文章攻击他（这个职员心想敌人提到克罗齐，势必带有敌意）。克罗齐让他把《新自由报》找来，起先颇为惊讶，继而觉得非常逗乐，报上非但没攻击他，反而向他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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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也没过分夸大这些孤立的小插曲的意思，这些事情对于事件的进程，不言而喻没有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它们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有些无名的读者。它们缓解了二十世纪一个有真正人性感知的人所处的阴森可怕的孤立状态，心灵的绝望境地——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在今天面对超强的力量，又处于同样的无力无奈的境地，我担心的，还更甚于此。我早在当时就充分意识到，我用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微不足道的计谋，并不能摆脱压在我身上的真正重负。慢慢地，在我心里酝酿出创作一部作品的计划，在这部作品里我不仅想说出我个别的看法，还能显示我对时代和民众、对灾难和战争的整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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