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660 要想在一部文学作品里表现战争，其实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点：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战争。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像抛锚似的枯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在看不见的远方，战争的“真正的”、确实的、可怕的行径正在进行。我有若干次亲上前线的机会，几家大报三番两次请我担任它们的驻军通讯员。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描写战争，都只能本着积极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来进行描述。而我曾经发誓，——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依然信守，——绝不去写一句话来肯定战争，或者贬低另外一个民族。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机会，1915年春，奥地利和德国联军在塔尔诺夫（Tarnow）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突破了俄军阵线，在一次全力冲锋之后征服了加利西亚（Galizien）和波兰。战争档案馆要为它的图书馆收集在奥地利占领区所有的俄国宣言和公告的原文，趁它们还没撕下来或者以其它方法毁掉。碰巧上校知道我有收藏家的技巧，便问我是否愿意去办理此事。不言而喻，我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于是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到处通行无阻的通行证。我用不着依附于任何官厅或者任何上级军官，可以乘坐任何军事列车或者自由行动，无论我到哪儿去都行，于是引发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突发事件：我其实并非军官，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上士。我身穿一身军装，并没有特别的徽章。我拿出我那神秘莫测的文件，就引起人们特别的敬意。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官员估计，我大概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参谋总部的军官，要不然就是身负一桩神秘兮兮的使命。我也避免踏进军官餐厅，只在饭店里用餐投宿，这样我也就赢得了一个好处，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可以没有任何“向导”，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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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2 我身负的使命，收集俄军的文告，并未成为我的巨大负担。每当我到达加利西亚的一座城市，来到塔尔诺夫，来到德洛霍比茨，来到伦贝尔格，火车站上总站着几个犹太人，所谓的“小商贩”，其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就给你去办什么。我只消给这些万能商贩当中的一个说，我想要俄国占领区的公告和布告，这个商贩就像黄鼠狼似的一溜烟地跑了开去，通过神秘莫测的途径，把这项任务转告他手下的几个小帮手。三小时后，我一步也没迈，就把这些资料完整无缺地收齐了。由于这一堪称模范的组织，我有很多时间去四下观看。我看见了不少东西，我尤其看见了平民百姓的极端苦难的处境，看见他们所经历的恐怖，犹如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眼里。我看见了犹太人聚居区的居民经受的意想不到的苦难。他们八个人、十二个人一间，住在底层或者地下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敌人”。在塔尔诺夫我碰见了第一批运来的俄国被俘士兵，他们圈在很大的一块四四方方的地面上，抽着烟，聊着天，由二三十个上了年纪、胡子拉碴的蒂罗尔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们看守着。这些士兵也同样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和那些战俘不相上下，和我们在家里从画报上看到的那些英俊潇洒、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穿光鲜军装的士兵大相径庭。但是这些看守的士兵丝毫没有凶相毕露，或者摆出严酷无情的神气。战俘们并未像一般情况下那样想要逃走的样子。奥地利的这些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也丝毫没有严加看守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伙伴一样地坐在一起，正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因此双方都感到特别有趣。他们互相交换纸烟，相视而笑。有个蒂罗尔后备军的士兵从一只很旧很脏的钱包里取出他妻子和他孩子的照片，给他的这些“敌人”观赏，这些“敌人”挨个观看这些照片，表示赞赏，伸出手指，问这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些原始的纯朴的人们，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诗人对战争的感受要正确得多，他们感到战争就是灾难，如今大难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对此毫无过错，每一个陷入这场灾难的人都是兄弟。这个认识给我欣慰，一路上始终陪伴着我，走过遭到炮击的城市，遭到掠夺的店铺，店里的家具扔到马路上，狼藉遍地，犹如断肢残臂，五脏六腑。作战地区之间是耕作得很好的田地，这也使我萌生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破坏又都会荡然无存。当然我那时还难以衡量，人们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痕迹会迅速地在地面上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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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4 最初几天，我还没有碰到战争真正的恐怖。战争真正的面貌，远远超过我最厉害的担忧。几乎没有任何按时运行的客车。我有一次就乘坐敞篷的炮兵运炮的列车，坐在拖动大炮的双轮车上，又有一次乘坐运牲口的列车，臭气熏天，大家累得要死，就横七竖八地躺下睡觉给运到屠宰场去，也都成了挨宰的牲口。但是最可怕的是伤兵车，有两三次我不得不乘坐这种车子。唉，这些运送伤员的车子和战争初期画报上登载的那些照得灯火通明、刷得雪白、洗涤得干干净净的救护列车真是千差万别。在那种列车里，大公爵夫人们和维也纳上流社会高贵的太太们充当护士，让人拍照，刊登出来。而我看到的是些普通的运送伤员的列车，没有正式的窗户，只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的天窗。车内全靠烟熏发黑的油灯照亮。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一台台原始的担架，挨在一起，全都躺满了不断呻吟、浑身冒汗、脸色灰白的伤员。他们在弥漫着粪尿臭味和碘酒药味的浓重空气里痰喘着、呼吸着。卫生兵累得一塌糊涂，摇摇晃晃地来来回回，根本不是在走路。画报照片上的那些白得耀眼的床单早已不见踪影，躺在稻草上或者硬邦邦的担架上的伤员，身上盖的全是血迹斑斑的毛毯。在每一节这样的车厢里总有两三个死人，躺在这些身在弥留之中、不断呻吟的伤员中间。我和医生谈话，他向我承认：他其实只是匈牙利一座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不动外科手术已经多年。他绝望透顶。他对我说，早在七站路以前，他就事先发出电报，要求提供吗啡。但是所有的物资都已耗尽，到布达佩斯医院还有二十小时，已经没有药棉，没有干净的绷带。大夫请我帮忙，因为他的助手们都已累得动弹不得。我设法帮忙，我笨手笨脚，至少每到一站，我都能跑出去帮忙拎几桶水来。水脏兮兮的，并不干净，其实是给火车头用的，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至少可以用来洗洗涮涮，把不停地滴到地板上的鲜血擦掉。另外，这些士兵来自各式各样的民族，如今都扔进这口滚滚向前的棺材里，语言混杂，就像当年修建巴比塔[8]时那样，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看护人员，谁也不懂奥地利境内的乌克兰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言；唯一能够多少帮上点忙的是位一头白发的老神父，就像医生因为没有吗啡而绝望一样，这位老神父也深受震撼地抱怨，他没法完成神圣的职责，给临终的伤员施行涂油礼，因为他没有油了。他整整一辈子给临终的人行涂油礼的人数，还没有这最近一个月的人数多。我听他用愤怒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六十七岁了，见过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类有可能犯下这样一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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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6 我乘坐着回家的那列伤兵车，在拂晓时分到达布达佩斯。我立刻走进一家饭店，首先想好好睡上一觉；我在那列火车里唯一的座位乃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十一点左右，和睡觉之前一样疲劳至极。我迅速穿上衣服去吃早餐。可是刚走几步，我就不得不揉揉眼睛，我不断地感到我是否在做梦。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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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8 早上还是春天，中午已是盛夏。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这样美妙宜人，无忧无虑。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和军官们手挽着手漫步街头。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来自另外一个部队，和我昨天、前天才看见的那些躺在伤兵车里的军人迥乎不同。我衣服上、嘴巴里、鼻子里还残留着昨天运送伤员的车上散发出来的碘仿的味道。我看见这些军官在购买紫罗兰花束，潇洒殷勤地献给女士们。无懈可击的漂亮汽车载着胡子刮得精光、衣着打扮无懈可击的男士们满大街地往来驰骋。而这一切距离前线不过八九小时快车的行程！可是我们有权利控告这些人吗？难道他们活着，试图乐享他们的人生，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也许恰好是因为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所以能够抓到什么就抓什么，几件好衣服啦，最后几小时好时光啦！正因为大家看到，人是多么脆弱，容易遭到破坏，一小颗铅子，就能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把人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回忆、一切认识和狂喜极乐击成齑粉。于是人们懂得，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几千人挤在波光粼粼的河畔观看太阳，充分感受自我，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也许还感到力量增强。起先使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几乎都已经释然，不再生气。可是不幸的是，那个殷勤的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打开来看了一眼，这下子我才感到一阵恶心，火冒三丈。报上尽登着胡言乱语，侈谈什么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甚微，敌人损失惨重。战争的谎言向我迎面扑来，赤裸裸的弥天大谎，恬不知耻！不，不是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语言驱使人们去打仗的家伙。但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反驳他们，我们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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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0 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可是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作出这种警告的，依然是我独自一人。在打响第一枪以前的嘈杂不堪的胜利叫嚣，在打第一仗以前就瓜分战利品的行为，常常使我怀疑，在所有这些聪明人当中，究竟是我自己疯了，还是说在众人皆醉时，就我一人独自可怕地保持清醒呢？“失败主义者”这个字发明出来，是为了把失败的罪过转嫁到那些为民族间彼此理解而努力的人身上，因此对我而言， 把“失败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处境用戏剧形式加以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选择了耶利米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徒劳无功的警告者作为象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和平主义”的戏剧，把尽人皆知的道理化为语言和韵文，侈谈和平比战争更好，而是为了描述那个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被人耻笑为软弱无力之辈、胆怯懦弱之徒的人，在失败之时，往往证明是唯一不仅能够承受失败，甚至能够控制失败的人。从我撰写的第一部剧作《特西特斯》起，我脑子里再三思索着被战胜者的精神优越感的问题——我一直想要让人看到，任何形式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都会产生使人心肠变硬的作用，每次胜利都会在各个民族身上产生精神上的僵化状态，只有用那刺激人心、刺痛灵魂的可怕的失败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精神上的僵化状态。战争正酣，其他人正冒冒失失地提前高奏凯歌，互相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地取得了胜利，我却投身到灾难的最深层的深渊之中，寻找自拔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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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2 可是当我选择一个《圣经》中的主题时，我却无意识地触及了至今藏在我心里从未动用过的东西，朦胧地建立在我血液里或者传统中的和犹太人的命运共同之处。难道不是我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他各个民族战胜，可是多亏有种神秘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意志，我们民族转败为胜，一而再地熬过了失败？难道我们的先知，不是事先就知道，这样永远被人驱赶，被人追逐，直到今天还把我们像秕糠似的扔在街上，这些先知不是肯定了这种屈从于暴力之下，甚至祝福它是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难道考验不是对所有的人和个别的人都永远是个收获？——在我写这出剧本的时候，我很幸运地感觉到这点。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也认可的作品。我今天知道：倘若没有我当时在战争期间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自己预先感受到的一切，我将和战前一样，是个“惬意地打动人”的作家，就像人家在音乐上说的那样，但永远也不是一个能感动人、吸引人，一直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作家。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既是在吐露我的肺腑，也同时在说出时代的心声。我在设法帮助别人的时候，在当时也帮助了我自己：帮我写出了我自己最有个人特色、最有私人性质的作品，和我的《埃拉斯莫斯》一样。1934年，在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在《埃拉斯莫斯》一书中也奋力挣脱了一个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试图表现当代的悲剧之时起，我也就不再这样严重地承受这种悲剧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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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4 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剧中涉及这么多问题，先知的、和平主义的、犹太人的问题，最后几个场景，像首赞美诗似的升起，汇成一曲对失败者命运的颂歌，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一部正常剧本的篇幅，如要上演，非得花上两三个晚上不可。再说，这样一部预示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剧本，怎么可能搬上德国的舞台。在德国，每天都在大声鼓噪“不是胜利，就是沉沦！”要是这本书能够出版，我就得称之为奇迹了，可是即使再糟不过，这本书未能出版，它至少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在剧中的对话里说出了我在和我周围的人们交谈时不得不讳莫如深的话语。我抛掉了压在我灵魂之上的重负，回归到我自己，就在我心里的一切对这个时代表示“否定”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我自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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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6 [1]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一战中反军国主义，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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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8 [2] 爱迪特·路易莎·凯卫尔（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她帮助协约国的士兵逃离比利时，被德军枪杀，在英国被当作烈士和英雄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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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0 [3] “路西塔尼亚号”为英国轮船，为当时世上最大的船只，航行于英美之间。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人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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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2 [4]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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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4 [5] 意大利复国运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人民努力争取统一意大利。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到1870年终于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意大利王国。许多著名人士均参加这一运动，如加里波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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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6 [6]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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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8 [7] 原编者注：茨威格记忆有误，克罗齐到1920至1921年才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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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0 [8] 《圣经·创世记》里记载，初民为了直达天庭，竟忘乎所以修建高塔，即巴比塔。上帝震怒，使他们各自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由于无法交流，高塔便未能继续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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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2 [9] 耶利米，《圣经》中犹太人的先知，因预言犹太人必败而受到攻击。茨威格以此写作反战剧本《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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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0]

1705586698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1.在欧洲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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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0 1917年复活节，我的悲剧《耶利米》作为单行本出版，我经历了一大惊喜。我是内心怀着对时代最激烈的反抗情绪写出这出悲剧的，因此我也有思想准备，必然会遭到外界激烈的反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立刻就销售了两万册。这对于一个剧本而言，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不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们，便是那些先前几乎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人们，例如拉特瑙和理查·德默尔，也公开赞赏这部剧作。我并没有把此剧送交各剧院的经理，他们却已经主动写信给我，请求我把此剧在和平时期的首演权留给他们，——战争期间在德国上演此剧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好战的反对派也表现得客客气气，充满敬意。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这点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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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别无其它，就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十分残忍地使人们冷静下来。在战场上采用了可怕的放血疗法之后，热度开始渐渐消退。人们不像战争爆发时那几个月兴高采烈，而是比较冷静，比较严峻地凝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哲学家们和诗人们情绪高昂地宣称为伟大的“道德净化”的活动，已经丝毫也感觉不到。整个民族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全国似乎一下子分裂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前面是士兵的世界，他们浴血奋战，经历了极端可怕的物质匮乏。后面是留在后方的那些人的世界，他们无忧无虑地照旧生活，照样上剧院看戏，从别人的苦难还有利可图。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任人唯亲的恶劣风气以各种面貌在各个部门猖狂蔓延。大家都知道，使用金钱或者良好关系可以得到收益甚丰的供应，而打得肢体不全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地被赶到战壕中去。因此每个人只要有一点可能，都设法无所顾忌地自我救助。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必须的日常消费品都变得日益昂贵，食品日益匮乏。民众的苦难犹如灰色的泥沼，在此之上摇曳着鬼火似的蓝色幽光，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所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民众渐渐地开始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总部发布的每一份公告，怀疑报纸和报上的消息，怀疑战争自身和战争的必要性。因此我的这个剧本获得这样意外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它文学上的成就，我只不过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对战争的仇恨，对胜利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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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4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游行示威。所以我必须放弃成为战争时期第一部得到上演的反战剧本的希望。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市立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想立即上演我的悲剧《耶利米》，并邀请我参加此剧的首演。我完全忘记，——在这第二次战争时期也一样——在这世界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德语的土地，承蒙上天恩赐，得以存在于不远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还有言论自由，思想还未遭蒙蔽。我当然立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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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6 当然我的同意起先只能是一种原则上的赞同，因为我还首先需要获准离职去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交战国里都设立了一个文化宣传部，在这第二次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部。在显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氛围的区别时，人们一再被迫指出，“一战”时，这些国家，领袖、皇帝、国王们都是在人道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潜意识中还为进行战争感到羞耻，人家指责这些国家是“军国主义者”，一个个国家都对这种指责加以驳斥，认为这是卑鄙的“污蔑”。相反，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解释，摆出样子，表示自己是个“文化民族”。1914年全世界还把文化置于暴力之上，并且把“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斥为“不道德的”，予以摒弃。各国还争相以得到世界承认的精神成就，来博得赞美。因此，一切中立国家里便充斥着艺术表演。德国派出它的交响乐团，在世界闻名的指挥家的率领下前往瑞士、荷兰和瑞典。维也纳则派出它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都派出国去——并不是为了赞美赫赫战功或者炫耀兼并主义的倾向，而仅仅是用他们的作品证明，德国人并非“野蛮人”，并非只制造火焰喷射器和优质毒气，也会生产绝对的对欧洲有用的价值。我必须一再强调，在1914至1918年期间，世界的良心还依然是人们争相追求的势力，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艺术独创因素、道德因素还是一种力量，影响深远，受人尊敬。各个国家还都在努力争取人类的同情，而不像1939年的德国，只会用非人道的恐怖手段把人类打翻在地。所以我申请休假前往瑞士，参加一个剧本上演。这事本身便很有机会获准；需要担心的困难充其量就在于这是一出反战的剧本，剧中一个奥地利人——虽说只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预言战争可能失败。我到部里去求见这个部门的首长，向他提出我的愿望。使我极为惊讶的是，这位首长立刻就答应我，一切照办，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理由：“感谢上帝，您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鼓吹战争的人。好吧——您到了国外，就尽您所能，使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吧。”四天之后，我请假获准，得到一张出国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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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8 听到奥地利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战争期间这样自由无羁地发表意见，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的。但是我不谙政治的秘密通道，我没有料想到，1917年，新即皇位的卡尔皇帝曾经在政府的上层官员当中悄悄启动了一个运动，想摆脱德国军方的独裁专制。德方想肆无忌惮地在违背奥地利内心意志的情况下，拽着奥地利跟着推行他们狂野的兼并政策。在我们的参谋总部里，人们对鲁登道夫[1]专横跋扈的霸道作风深恶痛绝。在外交部里，人们抵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潜艇战，这必然会使美国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便是平民大众也对“普鲁士的骄横放肆”极有烦言。所有这一切，暂时只是表现在小心谨慎的影射暗示和似乎漫无目的的评说之中。但是再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得更为详尽，我在无意之中比别人更早就接近了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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