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780 [20] 莱翁哈尔特·弗朗克（1882—1961），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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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82 [21] 安德累阿斯·拉兹阿（1876—1943），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剧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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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84 [22]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十八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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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86 [23] 莱翁哈尔特·拉戛茨（1868—1945），瑞士改革派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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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88 [24] 罗伯特·费埃西（1883—1972），瑞士作家、德语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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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90 [25] 保尔·莫里斯（1866—1946），法国作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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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92 [26] 奥斯卡·弗里特（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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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94 [27]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现代文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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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96 [28] 费鲁齐阿·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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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98 [29] 拉绍德封 ，瑞士城市，在法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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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03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1]

1705586804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2.返回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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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06 从逻辑的立场上看，在德奥战争失利之后，我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返回奥地利了。奥地利当时只是作为从前那个奥匈帝国的一片模糊不清、灰暗朦胧、阒无生气的阴影漂浮在欧洲的地图之上。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的国家夺走；剩下的只是一个断肢缺臂的躯干，全身血流如注。六七百万人被迫自称德意志-奥地利人，其中两百万人都挤在首都，饥寒交迫；从前使国家富裕的工厂，如今都落在外国的土地上。铁路轨道残破不全，惨不忍睹。大家从国家银行取出黄金，把战争贷款的重负加在它的身上。国界还没确定，因为和平大会尚未召开，该履行的义务尚未规定，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一场革命或者其它什么灾难性的解决办法似乎不可避免。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生存。而所有党派——社会主义党，教权主义党，民族主义党——异口同声地大声叫嚷——他们也根本不愿独立生存。据我所知，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荒谬情况。外人得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而这个国家自己却断然拒绝。奥地利希望要么和过去那些邻邦又统一起来，不然就和同宗同源的德国相统一，绝不愿意以现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样子，过着备受屈辱的乞丐生活。可是邻邦不愿再和这个奥地利建立经济同盟，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嫌奥地利太穷，另一方面是害怕哈布斯堡王朝卷土重来；至于和德国合并，这可遭到协约国坚决禁止，为了不使战败的德国又因而崛起。于是发出命令：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建立。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事情，向一个自己不愿存在的国家发出命令：“你必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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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08 我今天自己也解释不清，当年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回国去的。但是我们这些战前时代的人们，尽管情况各式各样，都是秉承着一种更强大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我们认为，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总觉得，祖国处于悲剧的境地，若贪图安逸，尽量回避，这总是胆怯的行为。我感到，——恰好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来出手相助，克服战争的失败。战争期间，我显得多余。如今战争失败，我觉得我首当其冲，尤其因为我反对战争延长，特别在年轻人那里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地位。即使我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我能像我预言的那样，和大家一样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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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10 要返回奥地利在当时就和要远征北极一样需要做些准备，得准备暖和的外套和羊毛的内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边境的那边缺煤少炭——而严冬已经近在眼前。得把鞋换上鞋底，因为国内只有木头鞋底。我得带上干粮和巧克力，瑞士允许我们带多少就带多少，免得挨饿，一直挨到第一份面包券和猪油券领到为止。给行李保险，保险费能多高就多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遭到掠夺、抢劫，而每只鞋、每件衣服都是不可取代的；只有在我十年后前往俄国去时，我才做过同样的准备。一年多以前，我兴高采烈地通过边境车站布克斯驶入瑞士境内，此刻站在这个车站还犹豫不决了片刻。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在最后时刻宁可返回瑞士。我仿佛觉得，我在做出一个有关我一生的决定。可是最后我还是做出决定，选中艰难的更加困难的前途。我又登上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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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12 一年前我抵达瑞士时，在布克斯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返程时，我在奥地利边境车站弗尔特基尔西，即将经历一个同样难以忘怀的时刻。在下车时我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骚动不宁，非常奇怪，他们并不特别注意我们，对我们的检查非常马虎：显然他们是在等候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终于响起铃声，预告从奥地利方向又有一趟列车驶近。警察立刻列队，官员们都急急忙忙地走出他们用隔板做成的小屋。他们的太太们显然也得到了通知，全都挤到站台上来。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衣、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举止和服装来看，估计她是位贵妇人。她显然十分激动，时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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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14 列车，一列特殊的列车缓缓驶来。我简直要说气概庄严肃穆，这不是破旧不堪、风雨侵蚀的一列普通客车，而是一节黑色的宽阔的车厢，一节豪华车厢。火车头停止前进。等候着的人群队伍里引起一片明显的骚动，我还一直闹不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在车厢的窗玻璃后面，我认出身材高大的是卡尔皇帝、奥地利的末代皇帝和他那一身黑衣的夫人齐塔皇后[1]。我吓了一跳：奥地利的末代皇帝，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如今弃国而去！尽管他拒绝正式逊位，共和国仍然答应他以一切礼遇送他离去，或者不如说迫使他离开这个国家。如今这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男子站在车窗前，最后一次观看他国家的山岭、房屋和人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对于一个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成人的人而言，这一瞬间更显得加倍的令人震撼。我们在学校里唱的第一首歌便是颂扬皇帝之歌[2]，日后在服兵役的时候，都向这个男子——他穿上便服，总显得严肃而又沉思——向他宣誓，“无论在陆地，在水上还是在空中”都效忠于他。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见过年迈的老皇帝，他身穿隆重盛大的庆典时的节日盛装，如今早已成为传奇。我看见老皇帝在美泉宫宽大的台阶上，由他的家人和身穿耀眼军装的将军们簇拥着接受维也纳八万学童向他致敬。这些学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宽阔的绿色草坪上，用他们尖细稚嫩的嗓子高唱海顿谱曲的那首大合唱《上帝保佑吾皇》[3]。我看见老皇帝身穿光彩照人的军装，出现在宫廷舞会上，又看见他头戴施蒂里亚人的绿色毡帽在伊夏尔狩猎。我看见他虔诚地低着头，在基督圣体节的巡游队伍中向斯蒂芬大教堂走去——在那雾气迷蒙、潮湿阴冷的冬日，我看见他的灵柩，在战争期间，人们把这位年迈的老人安葬在托钵僧的墓穴之中。“皇上”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而言，曾是一切权力和财富的化身，是奥地利绵延永续的象征。大家从孩提时代就学会满怀敬意说出“皇上”这两个字。如今我看见了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末代皇帝，作为逐客离开祖国。荣耀无比的哈布斯堡王朝，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把帝国的金球[4]和皇冠世世代代地往下传递。而在这一时刻，传到终点。看到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场面，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历史和世界史的凝重。宪兵们，警察们，士兵们都感到窘困，略带羞涩地往旁边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允许他们像往日那样敬礼。妇女们都不敢抬起头来仰望，谁也不吱声。突然之间，听到那位身穿丧服的老太太轻声啜泣，不晓得她是从哪个远处赶来，再见一面“她的”皇上。最后火车司机拉响汽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吓了一跳。无可挽回的时刻开始来到，火车头使劲震动一下，似乎它也得对自己施加压力，列车缓缓离去。官员们毕恭毕敬地目送列车驶去，然后都带着一些尴尬的神气回到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像参加完一次葬礼似的。此时此刻，这几乎已达千年之久的帝国真正寿终正寝。我知道，我是回到另外一个奥地利，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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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16 等到列车在远处消失之后，人家让我们离开光鲜干净的瑞士车厢，改乘奥地利车厢。只要一踏上奥地利的车厢，就可以预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安排座位的列车员们瘦骨嶙峋，面有饥色，衣衫褴褛，穿旧了的制服破破烂烂挂在他们瘦削的肩上。拉动车窗玻璃升降的皮带被人割断取走，因为每块皮革都是宝贝，软座的座位也遭到强盗般的小刀子和刺刀的蹂躏，某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十分野蛮地把软垫上蒙的皮面整张割掉，拿去给自己补鞋，哪儿有皮，他就拿走。同样，烟灰缸也被偷走，上面有点镍和铜。透过砸烂的车窗，晚秋的劲风从窗外把可怜巴巴的褐煤烟尘和炉渣吹进窗来。现在火车头烧的是褐煤，它染黑了车厢的地板和墙壁，但是煤炭的臭气至少冲淡了刺鼻的碘仿的怪味，不再使人想起这些像骷髅一样快散架的车厢在战争期间运送了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然能往前开动，这总是一个奇迹，当然是个费了大劲很艰难地发生的奇迹。每当没上油的车轮发出的声音不那么刺耳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使用过度的机器喘不上气来了。平时只消一小时就能拿下来的路程，现在得开上四五个小时才行。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电灯泡不是给打烂了，就是给偷走了，要找什么东西，得划根火柴往前摸索。大家之所以不觉得天冷难受，是因为一上车就是六七个人、或者七八个人挤在一条凳子上坐着。可是刚走了一站，就有新的乘客进到车厢里，越来越多。大家都因为等了几个钟头，疲惫不堪，过道里都塞满了人。就是上下车的踏板上，在这初冬的夜里也蹲坐着人。另外，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行李和食品盒抱在怀里，谁也不敢在这黑暗之中把什么东西从自己手里松开，哪怕一分钟也不行。我是从和平时期返回到我以为早已结束的战争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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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18 快到因斯布鲁克时，火车头突然痰喘不已，不管怎么喷气、尖叫也没法开过一个小小的高地。在黑暗中，列车的工作人员打着直冒黑烟的手提灯跑来跑去，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一台辅助性的机车才气喘吁吁地开来。再一次，我们花了十七小时，走完七小时的路程，驶抵萨尔茨堡。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工人，最后多亏几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帮忙，才把行李搬到马车上。可是出租马车的马匹年纪太老，营养不良，与其说是叫马拉车辕，不如说是马靠车辕支撑着别倒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要求这匹疲累已极的老马再拉什么东西。我把几口箱子装在车上，放在车站的仓库里，当然忧心忡忡，生怕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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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20 战争期间，我在萨尔茨堡购置了一幢房子。由于我和我从前的朋友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立，只想远离他们，使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不再在大城市里和许多人当中生活。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日后对我的写作也大有裨益。我觉得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当中，萨尔茨堡的出众之处，不仅在它的景色，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是最理想的城市。因为它位于奥地利的边缘地带，离开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离开维也纳只消五小时，花十小时就到苏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真正是欧洲的枢纽。当然，当时还没有因为举行盛大的节日音乐会而闻名遐迩，成为知名人士在夏天故作风雅争取聚会的城市（否则我不会选择它作为我写作的地方），而是一个古色古香、睡意浓重、罗曼蒂克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最后的山坡上，阿尔卑斯山就在那里，连同山峦和丘陵缓缓下降，进入德意志的平原之中。我住的这座森林密布的小山，就像是起伏绵延、巍峨高耸的山岭上最后一道山岗，刚一升起，旋即平复。汽车开不上去，只有一条三百年之久、有一百多级石阶、像通往骷髅地[5]去似的小路通到山上。爬山虽然艰苦，但是从小山的露台上可以眺望这座多塔之城迷人的景色，屋顶和墙垣重重叠叠，鳞次栉比，山后是庄严肃穆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峦全景（当然也看到贝尔希特斯戛登[6]附近的萨尔茨山，那里不久将有一个名叫阿道尔夫·希特勒的人住在我的对面，此人当时还籍籍无名）。这所房子本身并不罗曼蒂克，也不合实用。在十七世纪时，它是一位大主教的行猎宫，边上修建了坚固的城堡墙垣。到十八世纪末左右，两边又都扩建了一个房间，有非常讲究的古老的糊墙纸和一台彩绘的保龄球。1807年弗朗茨皇帝巡幸萨尔茨堡时，在我们屋里的长长走廊里曾经亲手扔过保龄球。除了几张表明此屋许多基本权利的羊皮纸外，这些旧物都明显地证明它那极为显赫的光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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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22 这座小府邸有个宽阔的门面，显得很有气派，其实一共只有九个房间，因为无法往纵深发展，——是个古色古香的奇葩，后来使我们的客人看了赏心悦目。可在当时它的历史渊源却成了一个灾难。我们发现我们的房子几乎处于无法居住的状态，雨水直往屋里滴落，每次雪后，走廊里都浸满了水。屋顶无法进行彻底修理，因为木匠没有木头来做椽子，管道工没有铅皮来做屋檐上的水沟，只好费尽力气用厚纸板权当屋顶，把漏雨的地方勉强遮住。要是再下一场新雪，别无他法，只好自己爬上屋顶，及时把积雪铲掉。电话也不听话，因为电线不是铜做的，而是用的铁丝。没人送货，每一件小东西都得我们亲自从山下搬上来。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方圆几里地里都没有煤。花园里的木头太湿，一烧起来像蛇似的嘶嘶直叫，可是并不生出热气，噼噼啪啪乱响，可就是烧不起来。急切之中，我们只好烧泥炭，至少还给我们一点取暖的样子。可是三个月之久，我几乎一直坐在床上捂着被子写作，手指冻得发紫，每写完一页，就把手伸到被子里去焐热。可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没法居住的容身之地，也得拼命保卫。因为这灾难深重的一年里，除了普遍的粮荒、煤荒之外，还有一个房荒。四年之久，在奥地利没盖房子，许多房屋年久坍塌，而退伍士兵和释放回来的战俘难以计数，全都无房，纷纷涌来，只要可用的每间房子，都势所必然地要安排给一家人家居住。委员会的人到我家来了四次，我们早已自觉自愿地交出了两个房间。我们原来痛恨我们家的房子没法居住，加上屋子奇冷，现在经受了考验，谁也不愿意爬上百十来级小坡，到我们这儿来受冷挨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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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24 每次下山进城，在当时都是一个令人深受震撼的经历。我第一次直视了饥荒的狰狞面目。面包碎成黑色的粉末，吃起来味同泥土、沥青，咖啡就是烧焦了的大麦水，啤酒就是黄汤，巧克力是染了色的沙土，土豆全是冻僵的。为了不致完全忘记肉的滋味，有人就饲养家兔。在我们家的花园里有个小伙子射杀了一只松鼠，当作礼拜天的佳肴。营养良好的狗或者猫，要是出门遛的时间稍长，就很少回到家里。提供的衣料实际上全是加过工的纸，比代用品还代用品。男人几乎全都穿着旧制服甚至是俄军的制服到处瞎逛，是从一个仓库或者一家医院拿来的，医院里已经有些人死去。用旧麻袋制作的裤子，并不罕见。到大街上去走一走，橱窗里空荡荡的，就像遭了抢劫。颓败的房屋灰浆剥落，就像长满疥癣。人们显然营养不良，费力地拖着脚步去上班工作，叫人看了心烦意乱。平原地带的营养状况较好，在道德普遍沦丧的时候，没有一个农民会把他的黄油、鸡蛋、牛奶用法定的“最高价格”脱手。他尽可能地把他拥有的东西藏在仓库里，等待着买主来向他提出更高的价格。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的“囤积居奇的商贩”，一些没有职业的家伙拿着一两个背包，挨家挨户地去找农民，他们甚至乘坐火车到出产特别丰富的地方，非法地收买粮食，然后到城里去以四五倍的高价出卖。起先农民卖掉鸡蛋和黄油，看到那么多纸币像大雨似的落进家来，感到喜出望外，他们就把纸币“囤积”起来。等他们拿着鼓鼓囊囊的钱包到城里去购物时，这才发现，就在他们只用五倍的价钱出售他们的粮食和食品时，他们想买的镰刀、铁锤、锅子却已经涨价涨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他们真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从此以后，农民只要工业品，要求以物易物，以货换货；人们在战壕里呆过之后，快快活活地回到穴居时代，此刻又把推行了千年之久的金钱交易消除，回到原始的交换方式。一种稀奇古怪的贸易开始席卷全国。城里人把他们用不着的东西拿到乡下去找农民，什么中国瓷花瓶啦，地毯啦，佩剑和火枪啦，照相机和书籍啦，灯具和装饰品啦；所以如果走进萨尔茨堡的一家农户，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尊印度菩萨正凝视着你。或许你会发现一架洛可可的书柜，盛放着皮革封面的法国书籍。新主人对此特别自豪。他们鼓起腮帮子大肆炫耀：“真皮的！法国货！”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真货，就不要纸币。有些人不得不从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从肚子上解下皮带，就为了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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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26 最后官厅介入，刹住这种黑市交易。这种交易实际上只对有钱人有利。一个省一个省地设立警戒线，截获自行车上和火车上这些囤积居奇者的货物，交给各市的粮食机关。囤积居奇者的反制手段是，按照美国西部的野性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向负责监督的官员行贿，这些官员自己家里也有孩子在挨饿；有时候的确激起火拼，动用手枪和小刀。这些家伙在前线打了四年仗，善于摆弄刀枪，也同样善于在逃遁时，从军事的角度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藏身隐匿。一周周过去，形势越来越乱，民众越来越火，因为货币贬值逐日加剧。邻近国家发行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旧日奥匈帝国的纸币。旧日“克朗[7]”的主要债务现在多多少少全都扔到这缩小了的奥地利身上。随着硬币的消失，民众产生第一个怀疑的信号，因为一小块铜或者镍和印出来的纸币相比，总还算是物质。国家开足马力，印制大量钞票，想按照梅菲斯托[8]的方子，尽可能地多制造一些这种人造的纸币，可是还是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个城市、每个小镇，最后每个村子，都自己印制“纸币”，可是在邻村就给退了回去。后来真正认识到这东西毫无价值，大多干脆就把它扔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若善于把通货膨胀的这些阶段——先把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再把德国的通货膨胀——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描述紧张，轻易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日益加剧，形式越来越光怪陆离。不久谁也不知道东西究竟是什么价钱。价格随意跳跃，一盒火柴在一家及时涨价的店里卖出的价钱比另外一家老实巴交的老板浑然不觉地以昨天的价钱卖出的火柴要贵二十倍。为了酬报这位老板的诚实正直，他的商店在一小时之内就给抢购一空，因为一个传俩，口口相传，大家都跑来购买，能买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管这东西是否有用，甚至一条金鱼、一台旧式望远镜也被抢购。它们反正总是“物质”：大家只要物质，不要纸币。最最荒谬的是房东和住户在房租上面的混乱关系。政府为了保护住户（他们包括广大群众），禁止房租涨价，从而伤害房主。不久在奥地利，一个中等大小的住宅住户付出的全年房租还不够吃一顿午餐。在奥地利全国差不多有五年或者十年（因为即使在后来也不许解约）住房多多少少是白住的。由于这种疯狂的混乱局面，形势一周比一周变得更加疯狂，道德更加沦丧。谁要是抠抠搜搜地节省了四十年，还把省下的钱出于爱国心存了个战争贷款，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乞丐。谁要是负债累累，一下子就债务全消。谁要是老老实实地遵守食品分配，就得饿死；只有放肆地违反这种分配方法，才能吃饱。谁会行贿，就青云直上。谁投机，就大发利市。谁要是按照收购的价格出售，就等于被人抢夺。谁要是仔细盘算，就始终处于被诈骗状态。在这金钱像流水一样逝去，像空气一样化为轻烟的过程中，也就没有尺度，没有价值可言。别无其它美德，只剩一种：机灵、圆滑，毫无顾忌，纵身一跃，跳上狂奔的骏马，而不是被马活活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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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828 另外，在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在奥地利也就任何尺度全都丧失。有些外国人发现，在我们这儿很可以浑水摸鱼一番；在通货膨胀时期——通货膨胀了足足三年之久，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在国内拥有的稳定价值，乃是外币。既然奥地利的克朗像冻胶似的捏在手里，会在指缝里化掉，大家都要瑞士法郎和美金。大批外国人利用这经济情况，都跑来对临死抽搐的克朗这头死马咬上几口。奥地利突然被人“发现”经历了一次灾难深重的“外宾旺季”。维也纳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这批吸血鬼；他们什么都抢购，从牙刷一直到庄园。他们把所有的收藏，私人的收藏和古董店的藏品全都一抢而光。这些收藏的主人身处困境，都来不及发现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掠夺和抢劫。瑞士的小饭店门房，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在环形大道一些饭店的王侯套间里。这一事实显得如此难以置信，可我作为证人可以证实，萨尔茨堡著名的豪华饭店“欧罗巴”，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租给美国的失业工人居住。他们拿到充分的失业救助金，在这里完全可以比在他们的贫民窟里生活得更加便宜。凡是没拿铆钉钉牢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渐渐地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在奥地利生活和购物便宜得很，于是贪婪的客人从瑞典和法国涌来。在维也纳的内城听到说意大利文、法文、土耳其文和罗马尼亚文的人比说德文的人多。甚至于德国——那里的通货膨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的缓慢得多，当然，日后超过我们的速度几百万倍，——也充分利用马克对正在崩溃的克朗的优势。萨尔茨堡作为边境城市，给我最好的机会来观察这每天进行的掠夺行径。巴伐利亚人数以千百计地从邻近的村子里和城市里越过边界过来，涌入这座小城。他们在萨尔茨堡定制服装，修理汽车，到药房购药，找大夫看病。慕尼黑的大公司把他们的涉外邮件和电报拿到奥地利来寄出，利用邮资的差价赚上一笔。最后在德国政府的推动下，设立了一个边界警卫队，阻止德国人在比较便宜的萨尔茨堡购物，而不在本国商店里购买所有的日用必需品。在萨尔茨堡，一个马克可以换得七十个奥地利克朗。海关执法严厉，每一件来自奥地利的商品全都没收。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法没收，那就是装在肚子里的啤酒。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根据每天的行情算出，由于克朗贬值，他们在萨尔茨堡用在家里喝一升啤酒同样的价钱，究竟是可以喝五六升还是十升啤酒。更加美妙的诱惑实在想不出来，于是他们就带上老婆孩子成群结队地从邻近的弗赖拉辛和赖辛哈尔边境前来，好好奢侈一把，肚子能装多少啤酒就灌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都展现一幅群魔乱舞的场面，一帮醉酒的人怪声怪气地大叫大唱，又打嗝又呕吐，有些人肚子里的酒实在装得太多，只好用搬运行李箱子的运货车把他们运到车厢前面，列车就装满了酗酒者的狂呼乱叫和怪里怪气的歌唱返回德国。这些欢天喜地的巴伐利亚人当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要遭到可怕的报复，因为等到克朗稳定下来，而马克相反，却以难以想象的比例大幅度贬值时，奥地利人从同一个车站开过边境，也要廉价痛饮啤酒。同样的一出戏第二次开场，当然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两边通货膨胀时进行的这场啤酒大战，是我的一段最为奇特的回忆，因为它以形象而怪异的方式，具体而微地把那年代的全部荒谬疯狂的特性，也许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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