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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怪的是,我今天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这些年里,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奥地利每个人又都拥有了成千上万的克朗,而在德国,弄到几百万马克来支付每天最起码的生活必须。但是神秘莫测的是,大家就有了这些钱。大家习惯了、适应了这种混乱的形势。没有经历那些年代的外国人理所必然地会这样设想,那年头在奥地利,一枚鸡蛋值的钱,在先前可以买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值四亿马克,——这么多钱先前可以买下大柏林地区所有的房产——在这种时候,妇女们一定披头散发,像疯女人一样跑过几条大街。商店里空无一物,一片荒凉,没法再买到什么东西。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照例应该全都空无一人,完全闲置才对。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延续生活的意志比货币的不稳定性更为坚强。就在财政混乱当中,每天的生活居然不受干扰继续进行。就个人而言,改变许多。有钱人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和国家公债里的钱大大缩水。但是投机商却大发横财。命运的飞轮快速旋转,不顾个人的命运如何,按照自己的节奏转个不停,一切都不停顿;面包师傅烘烤面包,鞋匠制造皮靴,作家写作书本,农民种地,列车照例按时开来开去。每天早上,报纸在惯常的时间放在门口,唯独娱乐场所、酒吧、剧院人满为患。因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从前最牢靠最稳固的东西——金钱,每天贬值。人们现在对人生中真正的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评价更高——全民在灾难之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力以赴,更加紧凑;少男少女到山间漫步,晒得黑黝黝的回来。舞厅里乐声大作,直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到处创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生活和写作从来也没有像在那几年那样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我们先前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在奥地利从来也没有比在那混乱的年代里更加热爱艺术。由于金钱背叛我们,我们感到,只有我们身上永恒的东西才真正恒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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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极端艰难的日子里看过的一次歌剧演出。大家摸索着走过半明不暗的大街,照明因为煤荒受到了限制,大家花了一大捆钞票买到了一张顶层的座位。过去用这笔钱订一个全年的豪华包厢都绰绰有余。大家穿着大衣坐在座位上,因为剧院大厅没生暖气。大家和邻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大厅过去观众身着耀眼的制服和珍贵的礼服,何等光彩夺目,如今看上去多么凄惨,多么灰暗!如果货币继续贬值,煤炭供应就这一周,以后不复供应,谁也不知道,下个礼拜这歌剧是否还会继续公演。在这极端奢华、富有皇家气派的大厦里,一切都显得倍感绝望。乐师们坐在乐谱架前,也都像是灰色的影子。他们穿着过去穿旧了的燕尾服,瘦骨嶙峋,各种物质匮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自己在这座鬼影憧憧的剧院里也都形同鬼魊。可是紧接着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往两边拉开,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妙的景象。每一个歌手,每一个乐师都竭尽最后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感到,也许这是在这心爱的剧院里最后一次演出。我们侧耳谛听,细细倾听,从来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倾听。我们大家,成千上万个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都这样生活;每个人在这几周、几个月、几年里,在沉沦前的这段时间里,都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我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身上像当时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求生的欲望,事关最后关头:为了生存,为了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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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要我向什么人解释,遭到掠夺、穷困不幸的奥地利当时怎么能够撑下来的,我还是会感到窘迫不安。右边在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左边匈牙利在贝拉·孔的领导下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可是革命并没有蔓延到奥地利来,这点我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看来炸药并不缺少。大街上到处是退伍返乡的士兵,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对发战争财、发通货膨胀财的人荒淫无耻的穷奢极欲怒目而视。军营里一营“红色卫队”,已经子弹上膛,根本没有和它对垒的组织存在。两百名意志坚定、下定决心的汉子在当时就能拿下维也纳,拿下整个奥地利。可是什么严峻的事情也没发生。只有一次,一群纪律散漫的家伙试图发起一次暴乱,可是五六十个武装警察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于是奇迹成了现实;这个遭到掠夺的国家切断了它的力量的源泉,它的工厂,它的煤矿,它的油田,拥有的是变得一文不值、雪崩似的飞速贬值的纸币,这个国家居然撑住了,坚持下来,——也许多亏了它的特点,因为人们过于孱弱无力,过于饥饿难熬,无法再为争取什么而抗争。但是也可能是多亏了它那最为秘密、它那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它那与生俱来的妥协精神。因为国内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这国家面临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捐弃了它们深沉的内在矛盾,组成了联合政府。它们互相让步,来避免可能把整个欧洲都席卷进来的一场灾难。情况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巩固起来,使我们自己深感错愕的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个切割得残缺不全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当希特勒跑来,想把这个乐于牺牲、忠诚可靠、在匮乏之中也表现得绝顶英勇的民族所拥有的灵魂夺走之时,这个国家甚至愿意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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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是在表面上,在政治的意义上阻止了这种极端的颠覆;在内心深处,在这战后的最初几年还是发生了一场无与伦比的革命。随着军队被打垮,对于权威无错误论的信仰也随之被摧毁,而我们自己在青少年时就是被人教育得对这样的信仰极度谦卑。德国人对他们的皇帝还得继续无比钦佩吗?这位皇帝发誓要战斗到“人和马都直到最后一口气!”,可是趁着夜雾迷蒙,他却连夜逃到国外,还得继续无比钦佩他们的统帅们或者诗人们?他们不断地赞美战争,每战必胜,歌唱苦难,直到死亡。到现在,战争的硝烟已在全国消散,战争造成的破坏已经显露出来,景象才显得分外可怕。四年之久一直以英雄行为和战争征用的名义所进行的杀人放火强行夺取的行为,这样一种道德的信条怎么可能还被视为神圣的诫命?这个国家把一切在它看来极不方便的、一切对百姓应尽的义务全都取消,民众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允诺?如今,同一批人,同一帮老家伙,同一帮所谓的经验丰富的老东西,在和平时期的拙劣行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愚蠢行为。大家今天都知道,——而我们这些少数人当时已经知道——这次和平,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道德上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一次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这点,从他高瞻远瞩的设想,他判定了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计划。但是老将军们、老政治家们、老利益集团把这个宏伟的计划弄得支离破碎,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人们给予千百万人的宏伟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这个诺言,在那些半已大失所望,半已筋疲力尽、彻底绝望的士兵们身上,吸出最后的力量。可是这个诺言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为军火工厂老板的利益和政治家的赌博作出牺牲。这些人善于无视威尔逊的明智、人性的要求,关在密室里,洋洋得意地挽救他们旧日惯用的签订秘密协定、进行秘密商谈的灾难性的战略。全世界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见,已经受到欺骗。那些献出了自己孩子的母亲感到受骗,那些像乞丐一样回归故里的士兵感到受骗,所有那些出于爱国心、认购了公债的人感到受骗,每一个相信了国家允诺的人感到受骗。我们大家梦想有个新的整顿得更好的世界,如今看见,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产,作为赌注,投入其中的那场赌博,被同样一些赌徒,或者新的赌徒又开始赌了起来。这时,整个一代年轻人怒不可遏,充满轻蔑地望着他们的父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些父辈,先是打了败仗,如今又失掉了和平,他们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能预见,一切全都失算。如今这新的一代人对他们毫无些许敬意,这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整整一代新型的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和教师;国家的每一道命令,每一份公告,他们谈起来都表示怀疑。战后的这一代人猛的一下子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随着这代人开始;不言而喻,一切都极度夸张,只要不是同龄的一切,全都算是彻底过时。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像从前那样和父母亲一同出游,而是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在性爱上得到完备的教导,像“候鸟”一样,走过全国,直达意大利,或者北海之滨。在学校里,按照俄国的模式组织起学生委员会,监督老师,教学计划被推翻,因为孩子们只应该、只想要学习他们喜欢学的东西。纯粹出于造反的欲望,他们反对每一种通行的形式,甚至反对大自然的意志,反对男女对立的属性。女孩子剪短头发,短到看不出和男孩子有什么区别。年轻的男子又剃掉胡子,显得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男女的同性恋大肆流行,并非出于内在的性取向,而是反抗自古流传下来的合法的正常的爱情方式。生活的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努力要表现得极端激进,富有革命气息,不言而喻,艺术也是如此。新式的绘画公开宣布,伦勃朗[9]、霍尔拜因[10]和委拉斯凯兹[11]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开始出现了狂野已极的立体主义[12]、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人们可以理解的艺术元素到处遭到唾弃:音乐里的旋律,肖像与真人相似,语言可以理解,“der、die、das[13]”这三个冠词被取消,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人们用电报体写东西,用激烈的感叹词写得“陡峭”,写得“唐突”。每一种文学,只要不显得进步,这就是说,不进行政治性的激烈论战,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音乐一个劲地寻找新的调式,把节拍进行肢解,建筑把房子的里里外外弄得颠三倒四。跳舞时引进古巴和黑人的舞蹈造型,华尔兹退出舞池,流行时装特别强调裸露,一再发明其它的荒谬玩意儿。剧院里上演《哈姆雷特》,演员身穿燕尾服,试图寻找爆炸性的戏剧情节。在各个领域都开始了一个狂乱实验的时期,试图猛地一跳就超越过往存在的一切,以往变成的一切和过去创造的一切;一个人越年轻,学的越少,越受欢迎。因为他和任何传统都毫无瓜葛,——终于,青年人对于我们父母的世界洋洋得意地爆发了一次强大的复仇行动。在这场混乱不堪的狂欢节中,让我感到最具悲喜剧色彩的好戏莫过于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惊慌失措,唯恐被人超越,被人视为不复“时兴”,就拼命急急忙忙地装扮成一副人为的狂野劲头,在明显已极的歧途上跛着脚步拼命跟着别人瞎跑一气。老实巴交的、规规矩矩的胡子花白的画院里的教授们,在他们从前绘制的、现在卖不出去的“静物画”上涂上象征性的小方块,立方体,因为年轻的院长们(现在到处都物色年轻人,恨不得找到最年轻的)把其它一切画幅全都当作“古典主义的”,统统从画廊里搬走,送到库房里去。几十年来一直书写一种圆润流畅、清晰明快的德语的作家们,如今顺从地把他们的句子切得支离破碎,以实际行动表现他们的“奋发激进”。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大讲卡尔·马克思[14]的学说,年老的宫廷芭蕾舞娘裸露了四分之三的身体,笨手笨脚地为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伯格的《升华之夜》伴舞。老年人到处都在惊惶失措地追逐着最新的款式。突然之间,人们只有一个野心:“必须年轻”。在昨天还是时髦的方向之后,赶快发明一个更加时髦、更加激进的,还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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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是个多么狂野的、无政府主义的、不真实可信的时代啊。由于货币贬值,在奥地利和德国其他一切价值也都纷纷急剧下滑!整整一个时代极度兴奋,心醉神迷,诡计多端,漫天欺诈。人们既焦躁不耐,又盲目信仰。凡是稀奇古怪、难以控制的一切,都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接种论、神秘学、招魂术、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迹学,印度的瑜伽修炼法,帕拉契尔苏斯的神秘主义,凡是能突破一切迄今为止熟悉的、最为剧烈的紧张关系的东西,任何形式的毒品、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都能获得极度畅销。剧作当中乱伦和弑父,政治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唯一期待的极端的题材;相反,各式各样正常和缓和的方式必然遭到扬弃。但我并不想从我自己的生活中、从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否定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就像任何精神革命一样,初兴的时候,总是放任恣肆地向前突进,这个时代也把浓重浑浊的传统的空气涤荡干净,把多年的紧张情绪一举发泄。珍贵的启发尽管经历了放肆大胆的实验,仍能保留下来。尽管它那夸张过分的劲头使我们反感,我们并没有权利对它进行指责或者态度倨傲地把它加以拒绝,因为归根到底,这代新型的年轻人试图弥补我们这代人由于小心谨慎、偏颇狭隘所疏忽的东西,虽说做得过火一些,过于缺乏耐心,但从本质上看,它的本能是正确的。战后时代必然应该和战前时代不同。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前和战争之中不是也希望有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即使在战后,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新近也证明了我们全然无能,用一种超民族的组织来及时的和危险的世界新政治化相抗衡;还在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亨利·巴比塞——他的小说《火线》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曾经试图本着和解的精神使全欧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个组织本该叫做“清朗”(Clarté),即“思想清朗者”——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起来一起宣誓,今后坚决反对挑动各国人民互相敌对。巴比塞委托我和勒内·希克勒共同领导德国小组,也就是这项任务中最艰难的部分,因为在德国,人们对于《凡尔赛和约》还怒不可遏,只要莱茵地区、萨尔地区和美因茨桥头堡还为外国军队占领,要想争取有头有脸的德国人来支持精神上的超民族主义,看来希望不大。尽管如此,倘若巴比塞不弃我们于不顾,要想创办一个日后高尔斯华绥[15]实现的“笔会P.E.N俱乐部”[16]那样的组织,还是会办成的。可惜巴比塞到俄国去旅行了一次,那里广大的群众向他个人表示无比强烈的热情欢迎,使他确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各民族变成真正的兄弟,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想象全世界会结成兄弟。不知不觉中,他试图把“清朗”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则坚决抵制极端化,这必然会削弱我们的队伍。所以这个本身很有意义的项目也早早地归于失败,我们又一次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遭到挫折,由于我们过于热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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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剩下一件事可做:过隐逸的生活,写自己的作品。我已三十六岁,对于表现主义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于张扬的诗人而言,我已经滑到老一辈,滑到业已消逝的那一代人当中去了,因为我拒绝像猴子似的效法他们。我先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再喜欢。我“唯美”时代的作品,我一本也不让再版,所以得再次重新开始,静等所有这些“主义”的焦躁不耐的波浪退去。我这人缺乏个人的野心,这对于我当前这种安于现状的状况极为有利。我开始创作《世界建筑师》[17]这一宏大的系列,恰好是为了心中有数,这样一来,我可以好几年都有事可干,我完全是在非激进主义的从容不迫的状态中写作了像《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中篇小说。我身处的国家,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秩序井然,因此我也不得再多事犹豫;我可以骗我自己的时代终于过去,不能再说我动笔写的东西都是暂时应景之作。人生的中途[18]我已达到,只是空头许愿的年龄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必须确认已经许诺的事情,证明自己能有所作为,或者干脆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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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塔·玛利亚·德莱·格拉齐耶·封·波旁-帕尔玛(1892—1989),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四世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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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皇帝颂歌》,为当时的奥匈帝国对皇帝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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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海顿谱曲的《上帝保佑吾皇》为奥地利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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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地利帝国金球——皇帝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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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骷髅地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通往此地的这段路程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完的一段苦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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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城市。希特勒在此地有一座名为“鹰巢”的别墅。1938年建造。希特勒将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的场所。1945年盟军对“鹰巢”进行了轰炸,别墅并未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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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克朗,奥地利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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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菲斯托,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反面人物。他在该诗剧第二部里提出多印纸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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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伦勃朗·哈尔曼松·梵·莱因(1606—1669),巴洛克时代最重要的荷兰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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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最擅长油画和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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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迪埃哥·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巴洛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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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体主义,1907年在法国产生的先锋派运动中的一派,毕加索为其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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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r、die、das,为德语中的三个冠词,德语名词均需加上冠词,分别代表阳性、阴性、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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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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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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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笔会P.E.N俱乐部,“P.E.N”为POETS/ESSAYISTS/NOVELISTS(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的缩写,国际作家协会,于1921年由英国小说家凯瑟琳·阿莱·道森·司各特在伦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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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建筑师》,茨威格传记系列,包括《三大师》《与妖魔搏斗》和《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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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生的中途,但丁在《神曲》一开始就宣称已到“人生的中途”, 即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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