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910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本可以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钟敲一下，飙升到每十亿马克换一个新马克时，指标算确定下来了。果然过不多久，所有的污泥浊水连同浑浊的泡沫全都退潮。酒吧间、烧酒铺倏尔不见，各种关系渐趋正常。每个人又可以计算清楚赚了多少钱，蚀了多少钱。大多数人、广大民众全都输了。但是该负责任的却不是酿成这场战争的那些人，而是勇敢地做出牺牲、把建立新秩序的重负承担起来——虽说吃力不讨好——的那些人。必须一直记住的是，再也没有比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民愤怒、更使他们充满仇恨、更使他们倾向希特勒的了。因为战争尽管杀害了这么多人，毕竟还有欢声雷动的时刻。那时钟鼓声喧，号角齐鸣，凯歌阵阵。德国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尚武民族，通过短暂的胜利，使他们的傲气大大提高，而通货膨胀只能使他们感到受到玷污，遭到欺骗，备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忘记共和国让他们经受了这些年月，宁可把他们的屠夫再重新召回，也不能原谅共和国。不过这一切还相隔甚远。外表上看来，1924年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景转瞬即逝，犹如一片闪烁不定的鬼火。又开始出现晴朗的白天，大家发现如何进退，如何取舍。眼看着秩序渐渐恢复；人们又欣然看见持续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为，战争已一去不返。傻瓜，我们永远是些不可救药的傻瓜。但是这一欺人的妄想毕竟还是给予了我们十年工作，十年希望，甚至是十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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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2 从今天来看，1924年至1933年之间的这短短十年，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夺权上台这十年，不论怎么说，是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我们这代人从1914年起就是见证这些灾难的证人和受害者，并不是说这十年就没有紧张，没有激动和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里，在欧洲似乎和平得到了保障，单是这一点就可说意义重大。人们接纳德国很有尊严地加入国联，借助贷款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促成了德国的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担负起保护奥地利的责任。世界似乎又想进行建设，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战胜国的城市和战败国的城市全都变得比以往更美。飞机加快了交通，护照的规定不复森严，货币的摇摆不定终于停止。大家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可以支出多少，再也不如此狂热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这短短十年，只是宇宙弹指一瞬，似乎又要让我们这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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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4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有一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要我提到我的著作外表上取得的成功，我会觉得不是非常舒服，这可以理解。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只是极为轻描淡写地提这么一句半句，我都会坚决制止。这会被人解释为洋洋自得或者自我吹嘘。但是我有特别的理由，我甚至被迫不去隐瞒我生命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我的这一成功，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七年来已经成为历史。我的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书籍，原来安安稳稳地呆在书店里和无数家庭里，如今在德国已经一本也买不到；谁若还拥有一册，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悄悄隐藏起来。有几本书还留在公开图书馆里，藏在所谓的“毒品箱”里，供少数人凭官方的特许才能阅读——说是为了科研需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进行口诛笔伐。从前和我通过信的读者和朋友，早已一个也不敢把我受到唾弃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这还不够：便是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所有这些目前遭到奴役的国家，从前我的书的译文，在那里属于最为畅销的作品，如今奉希特勒的命令，也同样遭到摒弃。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就像我们的格里尔帕策说的，是“活生生地走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建造起来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只拳头击成齑粉。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功”时，并不是指的现在属于我的什么东西，而是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故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先指出我是从什么样的高处坠落，我根本无法形象具体地显示我——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同样不幸的人们——究竟跌得多么深，多么彻底，也无法显示我们这整个一代文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完全彻底的消灭殆尽，而我清楚知道在历史上无人能和这一代文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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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6 “成功”这位客人，并非突然闯进我家，它是慢慢地走来，小心谨慎地走来的。但是它一直坚定而忠实地呆在我身边，直到希特勒用他指令的皮鞭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为止。成功年复一年地提升它的影响。我在《耶利米》之后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我的《世界建筑师》的第一卷，三部曲《三大师》，就打破了对我的魔咒；表现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全都纷纷衰微，对于坚韧忍耐、始终不渝的人通向民众的道路又畅通无阻。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脍炙人口，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戏剧，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星光灿烂时》变成各所中学的读物——在《海岛丛书》中短期内便创下二十五万册的记录。短短几年，我便成功地赢得了一群读者。根据我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能够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功。这是一群可靠的读者，他们期待着这位作家的每本新作，购买他的每本新书，信任这位作家，不能丧失他们的信任。渐渐地我的读者群变得人数众多，人数更多；我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就售出两万册，在报纸上还没有登出一份广告呢。有时候我试图有意识地避开成功，可它出乎意料地坚韧不拔地对我紧追不舍。譬如我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写了一本书，富歇[16]的传记，我把书稿寄给出版家后，他写信告诉我，他马上就下令印出一万本。我立即请求他，这本书千万别印这么多，富歇是个令人憎恶的人物，书中也没有一段女人的香艳插曲，不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我劝他先印五千本即可。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售出了五万册。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谁也不许阅读我的作品，一行也不许读。类似的情况是我对我自己加过工的《沃尔波纳》的译本，我打算用韵文制作一部译文，九天之内我先以轻快流畅的文笔、用散文把全剧写了出来。恰好这时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向我打听有什么新的计划，而该剧院是上演我的处女作《特西特斯》的剧院，我对它怀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便把《沃尔波纳》的散文本寄了过去，并且表示歉意：我呈上的，只是计划中的韵文译本的初稿而已。剧院立即回电，要我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果然这个剧本就以这散文本在世界各个剧院上演（在纽约由阿尔弗雷德·龙特[17]领衔在“基尔特剧院”（Theatre Guild）上演）。这几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和不断增长的德国读者群始终忠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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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18 既然我一直觉得有责任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或者审视别人的人物时，总要在它们的时代内用传记或者评论文追溯其产生影响与否的原因，我在沉思默想时也不由得反躬自问，我的著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奠定了对我而言如此出人意表的成功。归根到底，我想这成功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怪癖。这就是，我是一个很没耐心、容易冲动的读者。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一篇思想论争中，任何离题万里、臃肿堆砌、笼统狂热的词句，一切含糊不清、拖拉延宕的章节，我都不喜欢。只有一页又一页不断使人情绪高涨，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都能使人屏息凝神，爱不释手，这样的一本书才能给我十足的享受。我接触过的所有书籍，十之八九我都觉得有纯属多余的描写，过分啰嗦的对话和毫无必要的配角，弄得篇幅臃肿，因而悬念太少，缺少蓬勃的生气。即使在最享盛名的经典名著中也有许多毛毛糙糙、拖泥带水的段落使我不悦。我常常向出版家们提出大胆的计划，搞一个一目了然的系列丛书，把整个世界文学从荷马，经过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彻底删除一切带有个人色彩的多余部分，作为删节本出版，那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的所有这些作品，无疑又能重新栩栩如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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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0 这种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对一切旁生枝节、极端无聊的东西产生的反感，也必然会转移到我自己的写作中来，并且教育我要对此怀有特别的警惕。其实我自己写作时不费力气，运笔流畅，写一本书的初稿时，我总是信笔写去，把我心里所思所想的一切尽情创造出来。同样，在我写一部传记时，首先总要充分利用我能找到的一切文献资料中的细枝末节；譬如写《玛丽·安多奈德[18]》这部传记时，我的确把每份账单都审核了一下，为了确定她个人的消费究竟是多少，我又研究了当时的一切报纸和传单，挖掘审讯的档案直到最后一行。但是印成书以后，所有这一切，一行字也看不见，因为初稿刚刚誊写清楚，真正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此开始，那就是提炼和编排的工作。这项工作我可以一稿一稿地搞，永远没够。这是一个不断把压舱物扔进海里的过程，一个内部建筑不断浓缩、不断净化的过程。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把知道的事情隐而不说，怀着某种偏爱，写出一句半句成功的文字就想把自己写得比实际情况更渊博更深邃。而我的雄心壮志则在于知道的总比表现出来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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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2 这种提炼浓缩的过程以及戏剧化的过程接着就在修改校样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遍遍地重复进行；最后就形成一种极为有趣的逐猎，再找出一个句子，哪怕只是一个字，删掉了它们不会使表达有失精准，却能提高速度。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删节其实成了最惬意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写作完毕站起身来，显得特别满意。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大概成功地写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了吧？”我颇为得意地回答她：“不错，我又成功地删掉了整整一节。这样一来，文章的转折就更顺更快。”所以倘若听到人家称赞我的作品具有动人心弦的速度，那么这种特点绝不是源于自然的热烈或者内在的激动，仅仅是由于那种不断地彻底清除纯属多余的停顿和旁生枝节的噪音。若说我身怀什么绝技，那便是拥有割爱之术。因为倘若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扔进了字纸篓，而把二百页作为筛选过的精华保留下来，我也并不抱怨。要说真有什么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作品的影响，那便是严格的纪律，宁可把精力只用在比较狭小的文学形式上，但总是限于绝对本质的东西。我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全部指向欧洲，指向超民族之上，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件幸事，现在国外的出版商也都纷纷找上门来，有法国的，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挪威的，立陶宛的，芬兰的，中国的出版商们。不久我不得不去购买一只庞大的柜子来盛放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译本。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联“智力合作组织”的一份统计表上读到，我是世界上拥有译著最多的作家（根据我当时的脾气，我把这当作一则错误的报导）。另一天寄来一封俄国出版家的来信，告诉我他打算出版我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由高尔基为这套书写一篇前言。我在中学念书时已经偷偷地在阅读高尔基的小说，从此就一直喜欢他的作品，对他赞赏不已。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狂妄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他会听见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会读过我的什么作品，绝对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师竟然会觉得有必要为我的作品写一篇前言。又有那么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家带着一封推荐信——似乎来看我需要带这么一封介绍信似的——造访我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建议出版我的全部作品并且连续发表，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雅明·许普施[19]，从此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既然所有其它一切都已被希特勒的皮靴踩在脚下遭到蹂躏，我的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欧洲的故乡已经丧失殆尽，我总算还在文字上保留了我最后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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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4 这样一种外在的成功还是相当危险的。有人先前更相信自己善良的目的，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会被这种成功弄得糊涂迷惘、不知所措。任何形式的一旦成名，本身就意味着打破了一个人自然的平衡。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姓名仅仅就像雪茄烟上的标签：是个识别的标记，是个外在的、几乎可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实实在在的主体、和真正的“自我”，只有松懈的联系。一旦成功，这个名字就似乎膨胀起来，和叫这个名字的人摆脱了关系，自己变成了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成了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内心深处又变成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开始影响叫这个名字的人，控制他，使他转变。幸运的、天性自信的人们于是习惯于把他们自己和他们发生的影响等同起来。一个头衔，一个职位，一枚勋章，反正是他们的姓名产生的名气在他们身上提高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并误导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在国家里，在这个时代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自我膨胀起来，想使他们自己达到他们外在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可是谁若本性就对自己抱有怀疑态度，就把任何方式的外在成功全都视为责任，恰好在这艰难的时刻使自己尽可能地保持不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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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6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表示我对我取得的成功并不欢欣鼓舞。完全相反，我欣喜异常。但是这仅限于我刚刚完成的产品，我的著作，以及与我的姓名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幻影。倘若我在德国，偶然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走进书店，也没认出我来就要一本《人类星光灿烂时》，用他极为有限的零花钱买了这本书，我觉得那场面真是动人。在列车的卧车车厢里，列车员认清我护照上的姓名之后，毕恭毕敬地取过我的护照，或者一位意大利的海关官员读了我的某一本书十分感激，就非常宽宏大量地对我的行李不作彻底搜查，这的确使我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个人发生的作用，单单从数量上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是十分诱人的事情。纯属巧合，我有一天来到莱比锡，那天恰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作。我亲眼看见我在三四个月里写成的一部三百页的书稿，无意之中要调动多少人来为之工作，一些工人把书装进巨大的箱子，另外一些工人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扛下去装进卡车，送到货车的车厢里，分别运到世界各地。几十个年轻姑娘在印刷厂里叠放纸张，排字工人、装订工人、搬运工人、批发商们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完全可以算得清楚，这些书籍像砖头似地堆积起来，可以铺成一条宽阔的大街。便是物质方面，我也从来没有傲气凌人地表示过鄙夷不屑。在经济复苏的初年，我从来也不敢设想，我能用我的作品赚到的钱或者可以用这些收益来维持生计。现在这些书籍突然之间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日益增长的款项，似乎可以使我永远摆脱任何忧虑——谁能想到我们的时代能够这样？我又可以醉心于我少年时代旧有的嗜好，大手笔地去收集作家的手稿。这种奇妙的圣者遗物当中最为精美最为珍奇的东西在我这里得到悉心的照料，妥当的保存。我自己所写的作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看，都是一些相当短命的东西，但我可以争取得到长存不朽的著作的手稿，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和巴尔扎克的手迹。所以如果我会说，我对这出人意表的外在成就漠然置之，或者甚至于从内心就表示反感，那就完全是可笑已极的装腔作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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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28 如果我说，我很高兴取得了成功，只要这成功仅限于我的著作和我的文学上的名字，但是如果成功使人们对于肉体上的我感到好奇，那我就觉得成功令人厌烦了。我这样说，是真心诚意的。早在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心里最强烈的便是本能的希望，能自由自在，独立自主。我感觉到，每个人的个人自由，通过照相似的知名度，大部分受到阻碍，遭到歪曲。另外，我出于嗜好而开始做的事情，颇像从事一种职业或甚至是在经营一种企业。每一次邮班都带来一大堆信件，邀请信、要求和询问，希望得到答复。要是我出门在外一个月，那么事后必然要浪费两三天来处理那堆积如山的邮件，把“企业”又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并非心愿，却是由于我的书籍成为市场上畅销的商品，我也就陷入了一种买卖之中。这项买卖要求有条不紊、统揽全局、准时和干练，才能做好——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美德，可惜都和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它们非常危险地扰乱我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因此人家越是要我参与在庄严隆重的场合致辞讲演，出场露面，我就越往后缩。要我用我这个人为我的姓名承担责任，对此我怀有一种病态的羞怯，我一辈子也未能克服这种羞怯的心理。直到今天，走进一个大厅去听音乐，或者在剧院观看演出，我会完全出于本能，在最不引人注意的最后一排入座。再也没有比在一个讲台上或者在一个暴露的座位上去露一下我的脸更叫我难以忍受的事了。任何形式的隐姓埋名是我的迫切需要。我还是个孩子，就一直不能理解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穿着丝绒的外套，蓄着波浪形的头发，额上披着下垂的发卷，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那样，或者以异乎寻常的胡子式样和怪异夸张的服装，想让人家在马路上一眼就认出他们。我确信，让自己身体的外表引人注目的任何方式都会把一个人误导到照维尔弗的话所说的，变成他的自我的“镜中人”生活着，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摆出某种气派，而随着这种外表举止的变化，就会失去通常拥有的内在本性中的真挚诚恳，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要是今天我还能从头开始，我将设法使这两种幸运的状况、文学上的成功和个人的隐姓埋名合在一起加倍地享受，我要把我的作品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虚构的名字，一个笔名来加以发表；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魅力和意外惊喜，更不用说这双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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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0 [1] 本诺·盖格（1882—1965），奥地利艺术史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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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2 [2] 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1881—1931），意大利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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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4 [3] 我的太太，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太太弗里特里克·茨威格（1882—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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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6 [4] 朱泽培·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复国统一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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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38 [5] 泻岛之城，即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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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40 [6] 贡多拉小划船，威尼斯的一种小船，为内河航运的重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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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42 [7] “魔鬼修士”，确有其人。原名米凯勒·彼查（1771—1806），为意大利强盗和反对法国占领南意大利的战士。他的生平常用作文学题材。法国作曲家达尼埃尔-弗朗梭阿-埃斯佩里·奥贝（1782—1871）借此写成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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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44 [8] 《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墨索里尼于1914年创办的报纸，法西斯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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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46 [9] 格鲁纳瓦尔特，柏林一个区，拉特瑙的住所在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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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48 [10] 马蒂阿斯·埃尔茨贝尔格（1875—1921），德国作家、政论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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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50 [11] 柏林的繁华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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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52 [12] 胡戈·斯蒂纳斯（1870—1924），德国企业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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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54 [13] 巴比伦，这里指《圣经》中道德沦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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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56 [14] 戛依乌斯·苏埃多尼乌斯·特朗基路斯，德文名字是苏埃东（70？—122），罗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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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58 [15] 即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亦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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