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960 [16]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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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62 [17] 阿尔弗雷德·龙特（1892—1977），美国演员，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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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64 [18] 即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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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66 [19] 本雅明·许普施（1876—1964），美国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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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71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3]

1705586972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4.落日西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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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74 在那个人[1]扰乱我们世界之前，1924至1933年之间的这十年，对于欧洲而言比较平静，我要一再怀着感恩的心情记起这点。正因为我们这代人在动乱之中深受其苦，所以我们也把这相对的和平视为意料之外的馈赠。感觉到，必须弥补战争和战后这些恶劣的年代对我们的幸福、自由、精神专注所进行的盗窃，我们大家就干得更多，可是却干得更加轻松。大家到处漫游，到处尝试，又为自己发现了欧洲和世界。人们从来没有像在这几年这样频繁出游，——是由于年轻人焦躁不耐，急于想挽回他们在互相封闭期间造成的缺失？还是说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趁封锁还没有重新开始，必须及时跳出这狭小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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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76 我在那个时候也进行许多旅行，但是这已和我年轻时候的旅行大不相同，因为我在这些国家现在已不再是个陌生人，我到处都有朋友，有出版家，有读者。我是作为我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前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好奇心切的无名之辈。这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我可以为欧洲精神团结的理念大做宣传，多年来这种理念已成为我人生的真正理想，现在宣传起来力度更加强大，影响更为广泛。本着这个宗旨，我在瑞士在荷兰讲演，在布鲁塞尔我在艺术宫（Palais des Arts）用法文讲演，在佛罗伦萨，在当年米开朗琪罗[2]和莱奥纳多[3]曾经呆过的历史性的杜景多大厅（Sala dei Dugento）用意大利文讲演，在美国我举行一次文学之旅，从大西洋海岸直至太平洋之畔，用英文讲演。这可是另外一种旅行；我到处都见到该国最优秀的人士，像伙伴一样用不着我特地去拜访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我都满怀敬畏之心抬头仰望他们，从来不敢写封短信给他们，如今却成了我的朋友。我进入了一些圈子，平素他们都非常高傲，拒不接纳任何陌生人。我看到了圣日耳曼郊区的那些豪华府邸，意大利的宫殿和一些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我不再在借书处请求借阅图书，而是由馆长们亲自把他们珍藏的宝贝展现在我面前。我在费城像罗森巴赫[4]博士这样一些家私亿万的古董商家里做客，一些小收藏者都会目光畏怯地从他们的商店前面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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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78 我生平第一次得以把目光投进那所谓的“上流社会”及其享受的舒适方便的生活，用不着请求任何人允许我进去做客，一切都是自己呈现给我。但是这样一来，我看见的世界就更加美好了吗？我一再渴望着像我年轻时那样旅行，没有人期待我。由于离群独行，一切都显得更加神秘；因此我丝毫不想完全抛弃过去那种漫游的方式。我到巴黎，不让自己在第一天就告诉别人，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罗杰·马丁·杜·加尔[5]、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麦绥莱勒也不通知。我想首先像从前当大学生时那样，无拘无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我寻找旧日的咖啡馆和小饭店，我又返回我的青年时代。同样，如果我想写作，我也同样到最冷僻的地方去，到布罗涅、蒂拉诺或者帝雍这样一些外省小地方去。住过令人生厌的豪华宾馆之后，住在小饭店里，我可以时而出门，时而返回，全凭我个人的兴致。尽管希特勒日后夺去我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是有十年之久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志、内心自由自在地过着欧洲人的生活。单单这点他无法从我这里没收，也无法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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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80 在那些旅行当中使我特别激动、对我特有教益的是我对新型俄国的一次旅行。早在1914年，大战即将爆发，我正在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时，就已经准备前往俄国。当时战争血淋淋的镰刀把我们劈开，此后我又有了顾虑，使我望而却步。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于一切知识界人士，成为战后最令人神往的国度，大家并不了解详情就对它热情洋溢地赞不绝口，又对它狂热偏激地仇视敌对，谁也没有可靠的消息——由于宣传和粗暴激烈的反宣传，——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大家知道，那里在试验一种崭新的事物，对于我们世界未来的形式，从好或者坏两个方面都会同时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萧伯纳、威尔斯[6]、巴比塞、伊斯特拉蒂[7]、纪德和其他许多人都到那里去了一次。有些人热情满怀，有的人大失所望地从那里回来。我若没有立刻同样受到诱惑想去亲眼看看，形成自己的看法，那我就不是思想上与之相联系、对新鲜事物极感兴趣的人了。我的著作在那里广为传播，不仅有高尔基撰写前言的那套全集，还有花几个戈比[8]就能买到的廉价版一直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所以我一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阻止我前去的是，当时到俄国去，从一开头就意味着表态，就迫使你公开表示承认或者反对。而我打心眼里就对于政治和教条深恶痛绝，不愿意对一个幅员广大、辽阔无边的国度，对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仅靠几个礼拜走马观花就被迫形成一个判断。所以我虽然好奇心切，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苏俄去看看，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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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82 这时候，在1928年夏天，我收到一封邀请信，请我作为奥地利作家的代表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夫·托尔斯泰的百岁寿辰庆典，并在那里的庆祝晚会上发表对他的颂词。这样一个契机，我没有理由回避。因为通过一个不带党派性质的对象，我的访问也就不和政治沾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不能解释成布尔什维克。而我作为一个作家，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谈论他。因为我那本论述他的著作[9]已经有几千册在那里流传；另外从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世界各国的作家联合起来，为了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作家表示共同的敬意，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示威运动。所以我接受邀请，我这样迅速做出决定并不感到后悔。单说穿过波兰的行程便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我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多么迅速地治愈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创伤。加里西亚的一些城市，我在1915年看见时到处都是废墟，如今重建得光鲜靓丽。我又发现，十年功夫在个人的一生中意味着人生的极大一部分，而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在华沙已无法看出胜利的军队和败北的军队，曾经在这城里两次、三次、四次冲进冲出。咖啡馆里坐着时髦的女人，异彩照人。军官们穿着紧身的军装，身材高挑，在大街上漫步，看上去更像演技出众的宫廷演员在扮演军人。到处都可感到人们精力充沛，充满信任，有种合情合理的骄傲，因为新建的共和国如此坚强地从几个世纪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华沙继续前进驰向俄国边境，田野尽是平展展的沙土地；每个车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观看列车，因为在当时每天只有一次客车驰入这严密封锁的禁锢之国，对于村里人来说，看见特别快车擦得铮亮的车厢，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趟列车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联系了起来。终于开到了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在铁轨上方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10]的标语。有人给我翻译，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这条火烧火燎的红色横幅底下走过，就迈进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绝不像是无产阶级的，这是沙皇时代的一列卧车，比欧洲所有的豪华列车都更加舒服，更加惬意。因为车身更宽，速度更慢。我这是第一次穿过俄罗斯大地，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我感到一切都非常奇特地熟悉，辽阔空旷的大草原及其淡淡的哀愁，矮小的茅屋，外省小城拥有的大蒜形状的塔楼，蓄着长胡子的男子半是农民半是无产者，带着温厚的笑容，咧着大嘴欢迎我们。女人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穿着白色的长袍出卖格瓦斯[11]、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熟悉这一切？只是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杰作，通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可夫[12]、高尔基，——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样了不起地向我们描写了“人民”的生活。这些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叉开双脚舒展地站在那里，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这些感人的纯朴的男人开口说话，我会明白他们的意思。坐在列车里面的年轻工人下着象棋，或者看书或者讨论，这些年轻人思想活跃，难以驾驭，渴求所有的力量，还将经历一次特别的复活。这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的爱，作为回忆在我身上发挥作用——反正我还在列车里就对这些人身上那种质朴感人、聪明可又固执的特点产生强烈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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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84 我在苏维埃俄国的两个礼拜，始终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高压电流中度过。观看、谛听、赞不绝口，厌恶反感，兴高采烈，恼火异常，始终是处于忽冷忽热的交流电之中。莫斯科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是宏伟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大蒜形的教堂塔楼，有点奇妙的鞑靼式的、东方的、拜占庭式的建筑，周围是古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旁边则像是站立着由美国巨人组成的一群陌生人，一些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全都不相匹配，却并行不悖；在教堂里那烟熏火燎的古老圣像和供奉圣人的珠光宝气的祭坛还散发着幽光，而一百步以外，列宁的遗体还躺在玻璃灵柩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我们致意）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装。几辆崭新铮亮的小汽车驰过，旁边是几个胡子拉碴、衣衫邋遢的马车夫，嘴里吧嗒吧嗒地吐些亲热的话，一面挥动鞭子驱动他们瘦骨嶙峋的马儿往前奔跑。我们在大歌剧院发表讲演，歌剧院气势恢宏，金碧辉煌，一派皇家气象，和无产阶级的观众形成对比。郊区的房屋又老又朽，活像衣衫褴褛无人照看的老人，不得不互相紧挨着，免得倒塌。一切都衰老、疲惫、朽坏的时间太长，现在想一举变得现代化，极度现代化，超技术化。由于行动匆忙，莫斯科显得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成为大杂烩。到处挤来挤去全都是人，商店、剧院前面，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组织得过了头，因而就运转不灵，想要建立“秩序”的新式官僚主义还在充分享受批写条子、签发指令、表示批准的乐趣，把一切工作全都耽误、延宕。那个原定六点开始的庆祝晚会，到九点半才正式开始；等我累得贼死，到深夜三点离开歌剧院时，演说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每个招待会，每次约会，我们作为欧洲人，总是早到一个小时。时间就这样白白地从我们的指缝中流逝，可是每秒钟还都排得满满的，不是观看、观察就是讨论；不论干什么都像生了热病似的，我发现大家不知不觉地都染上了那种神秘莫测的俄罗斯的灵魂炎症，怀着那种无法控制的欲望，热气腾腾地从自己心里掏出各种感情和思想。我也不大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兴奋若狂。可能是受到气氛的感染，那种极不安定的崭新气氛的感染；也可能我心里也已长出一个俄罗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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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86 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君王们天才构想出来的城市，有着宏伟壮阔的全景，气势逼人的宫殿，可是同时这还依然是《白夜》[13]和拉斯科尔尼柯夫[14]的那个令人压抑的彼得堡；隐士庐[15]恢宏壮丽，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一群群工人、士兵、农民手里拿着帽子，就像当年满怀敬畏之心站在古老圣像前面一样，如今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鞋，穿过从前沙皇的大厅观赏名画，心里暗自怀着骄傲的情绪：这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们，我们要学习懂得这样一些东西。老师们领着腮帮子鼓鼓的学童们穿过各个大厅。艺术委员们向那些有点拘谨的正全神贯注地谛听的农民们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名画；指给他们看画上的细部时，他们就怯生生地从沉重的眼皮底下抬起眼睛。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真诚努力，想一夜之间能把“民众”从文盲水平一举拔高，使之能理解贝多芬和维米尔[16]，这显得有点可笑。但是一方面企图一蹴而就，努力让人明白文艺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也想理解，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都同样急不可待。在学校里让学生画最狂野最古怪的东西。在十二岁女孩子的凳子上放着黑格尔[17]的作品，索累尔[18]（这位作家我自己当时还不认识呢）的书，识字不多的马车夫也手里拿着书本。就因为这是书本，而书本意味着“教养”，所以读书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和责任。他们让我们去看一些中型的工厂，却期待我们表示惊讶，仿佛我们在欧洲和美国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工厂。唉，我们为此常常不由得哑然失笑。有一个工人指着一台缝纫机，十分骄傲地对我说：“电动的”，并且充满期待地瞅着我，我该大加赞赏才对。因为人民都是第一次看见所有这些技术器械，他们就谦卑地认为是革命和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位大叔发明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赞佩地微笑着并且赞美不已，而暗地里我们也觉得挺逗乐；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啊，这个俄罗斯，我老是这样想，并且问我自己：他们真的会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学会这一非同寻常的课程？这个计划还会继续得到惊人的发展还是说又会在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19]式的懒散之中流于失败。有时我信心十足，有时我又疑虑重重，我看的东西越多，心里越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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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88 但是这种矛盾难道只存在于我的身上，不是更多的存在于俄罗斯人的性格之中，甚至于存在于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庆贺他啊！在我们乘坐火车到雅斯纳亚-波尔雅那[20]去的路上，我和卢纳察尔斯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个革命者还是个反动派？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吗？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他想要过于迅速地改变一切，经过了几千年却想在弹指一挥间就改变整个世界。——就像我们一样。”他微笑着补充道，“就用一个公式改变世界，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有人说我们俄国人很有耐心，那他实在看走眼了。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灵魂是有耐心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缺乏耐心，我们总是希望一下子就马上知道一切真理，马上知道那唯一的真理。这位老人，他为此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的确如此，我在雅斯纳亚-波尔雅那托尔斯泰住的房子里走过时，一直感觉到这句话：“这位伟大的老人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就在这张桌子上，他写下了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他离开这张桌子到旁边一间寒伧的小屋里去掌鞋，很蹩脚的鞋，这扇门、这道楼梯，他就穿过这道楼梯和这扇门，打算逃离这所房子，逃离他生活中难解的矛盾。那儿搁着那把火枪，战争中他用这把枪打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他生活中的整个问题，在这幢低矮白墙的地主庄园屋里，极为鲜明地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前往他最后安息地去的路程使这悲剧色彩大大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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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90 因为我在俄国没有看见过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更了不起、更感人肺腑的东西了。这个崇高的朝圣地孤零零地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置在森林之中。一条狭窄的步行小径通向一个小小的山包，什么也没有，就是泥土堆成的一个四方形。没有人看守，没有人守卫，只有几株大树的浓荫覆盖着它。这几株高高耸立的大树，据他孙女在墓前对我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亲自栽种的。他和他弟弟尼古拉小时候听一个村妇讲过一个传说，你亲手种了树的地方，就是你的幸运的宝地。所以他们兄弟两个就像游戏似的种了几株树苗。很久以后老爷子才想起这个奇妙的预言，立刻就表示心愿，要安葬在那些他亲手栽种的树下。事情就这样照办了，完全按照他的愿望。于是就变成这座因为朴实得令人心悦诚服而成为世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一座小小的正方形的土包，坐落在树林之中，在树林的浓荫覆盖之下，——nulla crux nulla corona[21]！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无名无姓地安葬在这里，没有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因为自己的姓名和荣誉而受罪，完全就像一个偶尔发现的流浪汉，一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谁也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近他最后的安息地；四周薄薄的木板篱笆并没有把坟地封闭起来；没有任何东西保护这位不安宁者最终获得的安宁，保护它的只有人们对死者的敬畏。平素豪华的坟墓会吸引好奇的人争相观赏，而在这里，惊人的平易朴素使得看热闹的人不会马上驻足张望。只有清风犹如上帝的圣言吹拂着这位无名氏的坟墓，此外别无其他声响。你可以从旁走过，只会获悉不知是谁埋葬在这里，不知是哪一个俄国人安葬在这块俄罗斯的土地上，无论是荣誉军人教堂大理石穹顶之下的拿破仑的地下墓穴，公侯陵墓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的那些墓碑，都不会像这座感人至深的无名氏的坟墓这样令人看了之后深受震撼。这座坟墓庄严地沉默无语，安置在林中某处，只有微风悄声细语，自己并无任何信息，也未留下片言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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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92 我在俄国呆了两个礼拜，我还一直感到这种内心的激动不已，这种精神上微醺酩酊引起的轻烟薄雾。这样激动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久我就认识到，是人，是从这些人散发出来的真挚诚恳的感情。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有关整个人类的无比宏伟的事业。大家都沉浸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今天不得不为此而承担的物质匮乏和限制，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崇高的使命。旧日面对欧洲而产生的自卑感，现在转化成一种醉酒后的骄傲，觉得自己已经赶在前面，超越了众人。“Ex oriente lux”[22]——救星就来自他们那里；他们就这样真诚而诚实地认为，他们已经认识了“真理”，他们的任务便是实现别人只是梦想到的事情。当他们把小小不言的东西给我看的时候，眼睛发光：“这是我们创造的。”“我们”这个字贯穿整个民族。马车夫载我出行时，指一指一幢新房子，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这是我们建造的。”学生宿舍里的鞑靼人、蒙古人向我走来，十分骄傲地把他们读的书给我看，一个说：“达尔文”，另一个说：“马克思”，那种骄傲的神气就仿佛他们就是这些书的作者。他们不断争先恐后地向我表示，向我解释。有人能来看看“他们的”作品，他们非常感谢。每一个人对欧洲人都怀有无限的信任——这是在斯大林上台前好几年——他们总以善良忠诚的目光仰视欧洲人。像兄弟一样使劲地和欧洲人握手。但是恰好是这些最卑微的人既表示出他们爱欧洲人，同时也表示出他们对欧洲人并无“敬意”——大家都是兄弟，Towarisch[23]，意思是同志。啊，就是在作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大家一起坐在当年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那幢房子里，不仅有欧洲人和俄国人，还有通古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人，每一个苏维埃国家都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纪念托尔斯泰。我和大多数人都没法互相交谈，但是我们都心领神会，有时候有人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说出我刚完成的一部作品的书名，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心，想说：“我很爱它。”然后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仿佛出于爱情要把我所有的关节全都弄断似的。更加动人的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礼物。那时候日子还很艰难；他们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东西给我留作纪念，一张不值钱的旧版画啦，一本我看不懂的书啦，一件农家的木雕啦。我当然送起礼来方便得多，因为我可以用俄国多年没见的珍贵物品回赠，——一把吉列剃须刀，一支自来水钢笔，几张优质的白信纸，一双暖和的皮拖鞋。等我回国时，行李的分量大大减轻。恰好就是这种默不作声，却出于本能的真情实意使人感动不已。我在这里凭感官感受到的这种影响具有在我们那里陌生的宽度和暖意，——因为在我们那里我从来也没有接触到“人民”——每次和这些普通人相聚一堂，都是一次危险的诱惑。有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也的的确确为这种经历所蒙骗，他们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受人赞扬，为真正的民众所热爱，就相信必须赞美这个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人们这样热切地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样热爱他们；人家慷慨大方地对待我，我也慷慨大方地回报，人家热情满怀地对待我，我也以满腔热情相报，这也是人情之常。我必须承认，我在俄国时，有些时候我差不多也想大唱赞歌，看到别人的热情，我也热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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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94 我没有陷入这种着了魔法似的晕眩状态，与其说要归功于我自己内在的力量，毋宁说要归功于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是在和大学生们一起欢庆之后。他们紧紧地包围着我，和我拥抱，和我握手。他们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我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表情生动的面孔。四五个人送我回家，简直成了一支队伍。派来给我充当译员的女孩也是一名大学生，把他们说的话都翻译给我听。一直等我回到饭店，在身后关上房门之后，我才真的独自一人。其实十二天来我才真正第一次独自一人，因为始终有人陪伴着我，保护着我，温暖的波浪始终拥载着我。我开始脱衣服，刚脱掉我的上装，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窸窣作响。我把手伸进口袋，是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信，想必有人趁着大家和我拥抱，挤来挤去的时候把这封信巧妙地塞进了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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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96 这封信没有签名，写得非常聪明，极有人性。虽说不是一个“白色分子”写的信，却对最近自由越来越受限制充满了怨恨。这位陌生人写信告诉我：“请您别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一切。您别忘记，尽管他们给您看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给您看。请您记住，跟您说话的人，大多没有说出他们想跟您说的话，而只说了他们可以说的那些话。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译员每句话都向上汇报，您的电话遭到窃听，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检查。”他给我举了一系列例子和细节，我无法一一审核，但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把这封信烧掉了，——“您别仅仅只把这信撕掉就完了，因为他们会从您的字纸篓里把每张碎片都取出来拼好还原。”——并且第一次开始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对我是真心实意的热忱，的确是奇妙无比的同志式的关系，可我从来没有一次机会大大方方地和什么人单独谈过一次话。他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来自民间的人们有真正的接触。再说，这个国家幅员广大，一眼望不到边，我在这十四天里只看见其中极为微小的一角！我若要老实对我自己和别人，我必须承认，我得到的印象不论有些细节上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在客观上经不起推敲。所以其他欧洲作家从俄国归来，差不多全都立刻发表一本著作，或是热情洋溢地表示肯定，要不就是满腔愤怒地表示否定。而我则只写了几篇文章。我采取这种收敛的态度很有好处，因为三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我看见的东西迥乎不同。一年之后，由于事态的急剧转变，每一句话都被事实证明纯属谎言。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俄国发生的我们时代汹涌澎湃的激情，其强烈的程度，为我一生中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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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998 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能送人的东西都分送掉了，而我自己只带走两幅圣像，后来作为装饰品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乃是我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一两年之后我在索伦特[24]又遇见他。由于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到那里去。我在他家作客，度过了三天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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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000 我们这次相聚其实非常奇特。高尔基一门外语也不懂，而我也不懂俄语。按照逻辑推论，我们看来只能默默无言地相对枯坐，或者只能依靠我们尊敬的女友玛利亚·布特贝尔格男爵夫人[25]翻译，才能进行一次谈话。但是高尔基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才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天才的小说家，叙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而是他整个本性的功能性的释放。叙述时，他就活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完全融化在他叙述的事情里，通过他面部形象逼真的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却事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本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俄国人”，——只能这样形容他，别无他法。他的面部轮廓毫无引人注意之处；完全可以把这个长着麦黄色头发，身材高挑瘦削，颧骨很宽的男人设想成田里的一个农民，出租马车上的一名车夫，一个小鞋匠，一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他不折不扣地就是“民众”，是俄罗斯人的原始典型。走在街上，大家会毫不在意地和他擦肩而过，不会看出他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等你坐在他的对面，他开始叙述，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已经转变成他正在描写的那个人。我记得他如何描述他在漫游时，有一次遇到的一个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男爵夫人还没有给我翻译，我就已经明白了。他身不由己地低下脑袋，肩膀耷拉下来，他的眼睛开始讲述时，明亮湛蓝，闪闪发光，这时变得昏暗疲惫，声音沙哑；他自己也不知道竟转化成那个驼背老人。而他要是描述什么欢快的事情，他的嘴里立刻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身子往后一靠，全身放松，额头发出亮光；听他说话，真是其乐无穷。他张开双臂比划，就像用画笔描摹身边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简单而又自然，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步态，他的坐姿，他侧耳倾听，他忘乎所以，都是如此。有天晚上他装扮成一名显贵，腰上系了一柄佩刀，顿时眼睛就显出睥睨一切的气概。双眉一蹙，显出颐指气使的神情，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正在思考着要颁发一道严酷的命令。可是待一会儿等他卸去这身装束，他就像一个农家娃一样天真地大笑起来。他强劲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的肺受到损伤，可他还活着，其实是有违一切医学法则的。但是他那令人惊怵的生命意志，钢铁般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使他不致垮下；每天早上他都用苍劲有力、轩昂流畅的字迹写作他那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他故乡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的几百个问题。和他呆在一起，对我而言就是经历俄罗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永恒的人民的灵魂，辽阔坚强，阴郁深沉。在那几年，他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位老革命家，他欢迎推翻旧王朝，和列宁有私人的友谊。但是他那时还犹豫不决，不想完全献身给党，就像他自己说的“究竟是当东正教的牧师还是当天主教的教皇呢”，但是在那些年，每周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他没有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良心总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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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002 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那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完全可说是新俄罗斯式的场景，让我看清了他内心的全部矛盾。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进行一次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入那不勒斯港。从未见过世界都市的年轻水兵穿着他们挺帅气的制服在托莱多大道（Via Toledo）上散步，睁着大大的农民的眼睛好奇地观看这么多新鲜景物，真是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组决定前往索伦特去访问“他们的”诗人。他们事先并未通知；凭着他们俄国式的人人皆兄弟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言而喻，“他们的”诗人随时随地都必须有时间接待他们。冷不丁地他们就站在高尔基的房子门口，他们的感觉一点没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多等，邀请他们进屋做客。但是——高尔基第二天哈哈大笑着亲自告诉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事业”高于一切。起先对高尔基态度相当严峻，他们刚走进这幢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说：“你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日子过得完全像个布尔乔亚。你到底为什么不回到俄国去？”高尔基只好竭尽所能，向他们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解释一遍。可是归根到底，这些好小伙子的意思也并不是那么严厉。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他们对名人毫无“敬意”，首先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审查。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了下来，喝茶聊天，最后每个人都和高尔基拥抱作别。听高尔基讲述这一幕，真是妙极了。他完全为这年轻一代的这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样子所倾倒，丝毫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大胆放肆而生气。他总是一再这样说：“我们当年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肝火极旺，其实对自己心里根本没数。”整个晚上他始终情绪高涨，眼睛发光。我对他说：“我心想，您大概恨不得和他们一起回国吧。”他愣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会知道这个？的确，我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思考，我是不是撂下这里的一切，书本啦，纸张啦，工作啦，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他们的舰艇，漫无目的地航行它两个礼拜。这样，我又会知道，俄罗斯是什么，身在远方，人会忘记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谁在流亡之中也没有写出过什么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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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004 高尔基若把索伦特说成是一个流亡地，那可是说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去，后来也的确回去了。他并没有像梅日科夫斯基那样，连人带书遭到流放——我曾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满腔忧愤、悲苦不堪的诗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格里尔帕策说得好，是“两个外国人，没有故乡”，借用别人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不知所终。我在以后几天，得以在那不勒斯拜访一位真正的、但却是特殊的流亡者：贝内德托·克罗齐，克罗齐有几十年之久始终是意大利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担任参议员和部长，拥有国内一切外在的荣誉，直到他反抗法西斯主义，使他和墨索里尼发生矛盾。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退隐林下；但是那些绝不妥协的死硬派还嫌不够，他们硬要使他屈服，必要时甚至对他进行严惩。大学生们和以往迥乎不同，今天到处都充当反对派的冲锋队，冲进他的屋子，砸烂他家的玻璃。但是这个身材矮小、身体敦实的男子长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和一副山羊胡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性情开朗的市民，他可不怕别人吓唬。尽管他拥有好几所美国大学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书，他并不去国离家。他留在家里，呆在图书的壁垒后面。他按照同样的思想继续主编他的杂志《评论》（Critica），继续发表他的著作。他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平素冷酷无情的书报检查奉墨索里尼之命，碰到克罗齐就止步不前。而他的学生们，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全都彻底完蛋。要造访克罗齐，对于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于一个外国人都需要有特别的勇气。因为当局清楚知道，克罗齐在他的堡垒里，在他坐拥书城的房间里，说起话来必然不戴面具、不抹脂粉，必然口无遮拦。就这样，他似乎生活在一个紧紧关闭、密不透风的空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他独自一人呆在一种贮气瓶里。在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度里，单单有这样一个人处于这种密不透风的孤立状态之中。我感到这可真有点阴森可怕，同时我又觉得，真有些了不起。那时，我还不知道，比起我们以后将要遭受的精神摧残的形式来，这种形式还仅仅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我当时不由自主地佩服这位不论怎么说，已经是年迈的长者，在这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中，还能保持这样蓬勃的朝气和这样充沛的精力。克罗齐笑道：“恰好是这种反抗的劲头使人永葆青春。倘若我还在当参议员，我就不会那么较真。我在思想上早已迟钝，就会随波逐流。对于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对他最有害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的意志；等我真的在孤军奋战，不再有青年围在我的身边，我就被迫自己又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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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006 还得再经过若干年，我才开始懂得，考验提出挑战，迫害使人坚强，孤立增强斗志，只要这些东西没把人彻底摧毁。这样一种认识就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学到，永远总是在自己的命运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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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008 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由于我的心理障碍，不愿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自己的祖国，在小小的奥地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无论是赛佩尔、道尔弗斯[26]，还是舒施尼克[27]，这并不足为奇。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著作在意大利获得的最早、最热情的读者之一。其实我有责任亲自向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因为我生平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他爽快地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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