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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在俄国没有看见过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更了不起、更感人肺腑的东西了。这个崇高的朝圣地孤零零地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置在森林之中。一条狭窄的步行小径通向一个小小的山包,什么也没有,就是泥土堆成的一个四方形。没有人看守,没有人守卫,只有几株大树的浓荫覆盖着它。这几株高高耸立的大树,据他孙女在墓前对我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亲自栽种的。他和他弟弟尼古拉小时候听一个村妇讲过一个传说,你亲手种了树的地方,就是你的幸运的宝地。所以他们兄弟两个就像游戏似的种了几株树苗。很久以后老爷子才想起这个奇妙的预言,立刻就表示心愿,要安葬在那些他亲手栽种的树下。事情就这样照办了,完全按照他的愿望。于是就变成这座因为朴实得令人心悦诚服而成为世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一座小小的正方形的土包,坐落在树林之中,在树林的浓荫覆盖之下,——nulla crux nulla corona[21]!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无名无姓地安葬在这里,没有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因为自己的姓名和荣誉而受罪,完全就像一个偶尔发现的流浪汉,一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谁也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近他最后的安息地;四周薄薄的木板篱笆并没有把坟地封闭起来;没有任何东西保护这位不安宁者最终获得的安宁,保护它的只有人们对死者的敬畏。平素豪华的坟墓会吸引好奇的人争相观赏,而在这里,惊人的平易朴素使得看热闹的人不会马上驻足张望。只有清风犹如上帝的圣言吹拂着这位无名氏的坟墓,此外别无其他声响。你可以从旁走过,只会获悉不知是谁埋葬在这里,不知是哪一个俄国人安葬在这块俄罗斯的土地上,无论是荣誉军人教堂大理石穹顶之下的拿破仑的地下墓穴,公侯陵墓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的那些墓碑,都不会像这座感人至深的无名氏的坟墓这样令人看了之后深受震撼。这座坟墓庄严地沉默无语,安置在林中某处,只有微风悄声细语,自己并无任何信息,也未留下片言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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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俄国呆了两个礼拜,我还一直感到这种内心的激动不已,这种精神上微醺酩酊引起的轻烟薄雾。这样激动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久我就认识到,是人,是从这些人散发出来的真挚诚恳的感情。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有关整个人类的无比宏伟的事业。大家都沉浸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今天不得不为此而承担的物质匮乏和限制,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崇高的使命。旧日面对欧洲而产生的自卑感,现在转化成一种醉酒后的骄傲,觉得自己已经赶在前面,超越了众人。“Ex oriente lux”[22]——救星就来自他们那里;他们就这样真诚而诚实地认为,他们已经认识了“真理”,他们的任务便是实现别人只是梦想到的事情。当他们把小小不言的东西给我看的时候,眼睛发光:“这是我们创造的。”“我们”这个字贯穿整个民族。马车夫载我出行时,指一指一幢新房子,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这是我们建造的。”学生宿舍里的鞑靼人、蒙古人向我走来,十分骄傲地把他们读的书给我看,一个说:“达尔文”,另一个说:“马克思”,那种骄傲的神气就仿佛他们就是这些书的作者。他们不断争先恐后地向我表示,向我解释。有人能来看看“他们的”作品,他们非常感谢。每一个人对欧洲人都怀有无限的信任——这是在斯大林上台前好几年——他们总以善良忠诚的目光仰视欧洲人。像兄弟一样使劲地和欧洲人握手。但是恰好是这些最卑微的人既表示出他们爱欧洲人,同时也表示出他们对欧洲人并无“敬意”——大家都是兄弟,Towarisch[23],意思是同志。啊,就是在作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大家一起坐在当年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那幢房子里,不仅有欧洲人和俄国人,还有通古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人,每一个苏维埃国家都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纪念托尔斯泰。我和大多数人都没法互相交谈,但是我们都心领神会,有时候有人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说出我刚完成的一部作品的书名,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心,想说:“我很爱它。”然后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仿佛出于爱情要把我所有的关节全都弄断似的。更加动人的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礼物。那时候日子还很艰难;他们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东西给我留作纪念,一张不值钱的旧版画啦,一本我看不懂的书啦,一件农家的木雕啦。我当然送起礼来方便得多,因为我可以用俄国多年没见的珍贵物品回赠,——一把吉列剃须刀,一支自来水钢笔,几张优质的白信纸,一双暖和的皮拖鞋。等我回国时,行李的分量大大减轻。恰好就是这种默不作声,却出于本能的真情实意使人感动不已。我在这里凭感官感受到的这种影响具有在我们那里陌生的宽度和暖意,——因为在我们那里我从来也没有接触到“人民”——每次和这些普通人相聚一堂,都是一次危险的诱惑。有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也的的确确为这种经历所蒙骗,他们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受人赞扬,为真正的民众所热爱,就相信必须赞美这个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人们这样热切地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样热爱他们;人家慷慨大方地对待我,我也慷慨大方地回报,人家热情满怀地对待我,我也以满腔热情相报,这也是人情之常。我必须承认,我在俄国时,有些时候我差不多也想大唱赞歌,看到别人的热情,我也热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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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陷入这种着了魔法似的晕眩状态,与其说要归功于我自己内在的力量,毋宁说要归功于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是在和大学生们一起欢庆之后。他们紧紧地包围着我,和我拥抱,和我握手。他们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我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表情生动的面孔。四五个人送我回家,简直成了一支队伍。派来给我充当译员的女孩也是一名大学生,把他们说的话都翻译给我听。一直等我回到饭店,在身后关上房门之后,我才真的独自一人。其实十二天来我才真正第一次独自一人,因为始终有人陪伴着我,保护着我,温暖的波浪始终拥载着我。我开始脱衣服,刚脱掉我的上装,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窸窣作响。我把手伸进口袋,是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信,想必有人趁着大家和我拥抱,挤来挤去的时候把这封信巧妙地塞进了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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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没有签名,写得非常聪明,极有人性。虽说不是一个“白色分子”写的信,却对最近自由越来越受限制充满了怨恨。这位陌生人写信告诉我:“请您别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一切。您别忘记,尽管他们给您看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给您看。请您记住,跟您说话的人,大多没有说出他们想跟您说的话,而只说了他们可以说的那些话。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译员每句话都向上汇报,您的电话遭到窃听,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检查。”他给我举了一系列例子和细节,我无法一一审核,但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把这封信烧掉了,——“您别仅仅只把这信撕掉就完了,因为他们会从您的字纸篓里把每张碎片都取出来拼好还原。”——并且第一次开始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对我是真心实意的热忱,的确是奇妙无比的同志式的关系,可我从来没有一次机会大大方方地和什么人单独谈过一次话。他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来自民间的人们有真正的接触。再说,这个国家幅员广大,一眼望不到边,我在这十四天里只看见其中极为微小的一角!我若要老实对我自己和别人,我必须承认,我得到的印象不论有些细节上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在客观上经不起推敲。所以其他欧洲作家从俄国归来,差不多全都立刻发表一本著作,或是热情洋溢地表示肯定,要不就是满腔愤怒地表示否定。而我则只写了几篇文章。我采取这种收敛的态度很有好处,因为三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我看见的东西迥乎不同。一年之后,由于事态的急剧转变,每一句话都被事实证明纯属谎言。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俄国发生的我们时代汹涌澎湃的激情,其强烈的程度,为我一生中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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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能送人的东西都分送掉了,而我自己只带走两幅圣像,后来作为装饰品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乃是我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一两年之后我在索伦特[24]又遇见他。由于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到那里去。我在他家作客,度过了三天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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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相聚其实非常奇特。高尔基一门外语也不懂,而我也不懂俄语。按照逻辑推论,我们看来只能默默无言地相对枯坐,或者只能依靠我们尊敬的女友玛利亚·布特贝尔格男爵夫人[25]翻译,才能进行一次谈话。但是高尔基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才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天才的小说家,叙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而是他整个本性的功能性的释放。叙述时,他就活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完全融化在他叙述的事情里,通过他面部形象逼真的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却事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本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俄国人”,——只能这样形容他,别无他法。他的面部轮廓毫无引人注意之处;完全可以把这个长着麦黄色头发,身材高挑瘦削,颧骨很宽的男人设想成田里的一个农民,出租马车上的一名车夫,一个小鞋匠,一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他不折不扣地就是“民众”,是俄罗斯人的原始典型。走在街上,大家会毫不在意地和他擦肩而过,不会看出他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等你坐在他的对面,他开始叙述,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已经转变成他正在描写的那个人。我记得他如何描述他在漫游时,有一次遇到的一个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男爵夫人还没有给我翻译,我就已经明白了。他身不由己地低下脑袋,肩膀耷拉下来,他的眼睛开始讲述时,明亮湛蓝,闪闪发光,这时变得昏暗疲惫,声音沙哑;他自己也不知道竟转化成那个驼背老人。而他要是描述什么欢快的事情,他的嘴里立刻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身子往后一靠,全身放松,额头发出亮光;听他说话,真是其乐无穷。他张开双臂比划,就像用画笔描摹身边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简单而又自然,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步态,他的坐姿,他侧耳倾听,他忘乎所以,都是如此。有天晚上他装扮成一名显贵,腰上系了一柄佩刀,顿时眼睛就显出睥睨一切的气概。双眉一蹙,显出颐指气使的神情,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正在思考着要颁发一道严酷的命令。可是待一会儿等他卸去这身装束,他就像一个农家娃一样天真地大笑起来。他强劲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的肺受到损伤,可他还活着,其实是有违一切医学法则的。但是他那令人惊怵的生命意志,钢铁般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使他不致垮下;每天早上他都用苍劲有力、轩昂流畅的字迹写作他那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他故乡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的几百个问题。和他呆在一起,对我而言就是经历俄罗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永恒的人民的灵魂,辽阔坚强,阴郁深沉。在那几年,他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位老革命家,他欢迎推翻旧王朝,和列宁有私人的友谊。但是他那时还犹豫不决,不想完全献身给党,就像他自己说的“究竟是当东正教的牧师还是当天主教的教皇呢”,但是在那些年,每周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他没有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良心总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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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那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完全可说是新俄罗斯式的场景,让我看清了他内心的全部矛盾。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进行一次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入那不勒斯港。从未见过世界都市的年轻水兵穿着他们挺帅气的制服在托莱多大道(Via Toledo)上散步,睁着大大的农民的眼睛好奇地观看这么多新鲜景物,真是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组决定前往索伦特去访问“他们的”诗人。他们事先并未通知;凭着他们俄国式的人人皆兄弟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言而喻,“他们的”诗人随时随地都必须有时间接待他们。冷不丁地他们就站在高尔基的房子门口,他们的感觉一点没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多等,邀请他们进屋做客。但是——高尔基第二天哈哈大笑着亲自告诉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事业”高于一切。起先对高尔基态度相当严峻,他们刚走进这幢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说:“你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日子过得完全像个布尔乔亚。你到底为什么不回到俄国去?”高尔基只好竭尽所能,向他们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解释一遍。可是归根到底,这些好小伙子的意思也并不是那么严厉。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他们对名人毫无“敬意”,首先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审查。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了下来,喝茶聊天,最后每个人都和高尔基拥抱作别。听高尔基讲述这一幕,真是妙极了。他完全为这年轻一代的这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样子所倾倒,丝毫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大胆放肆而生气。他总是一再这样说:“我们当年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肝火极旺,其实对自己心里根本没数。”整个晚上他始终情绪高涨,眼睛发光。我对他说:“我心想,您大概恨不得和他们一起回国吧。”他愣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会知道这个?的确,我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思考,我是不是撂下这里的一切,书本啦,纸张啦,工作啦,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他们的舰艇,漫无目的地航行它两个礼拜。这样,我又会知道,俄罗斯是什么,身在远方,人会忘记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谁在流亡之中也没有写出过什么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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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若把索伦特说成是一个流亡地,那可是说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去,后来也的确回去了。他并没有像梅日科夫斯基那样,连人带书遭到流放——我曾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满腔忧愤、悲苦不堪的诗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格里尔帕策说得好,是“两个外国人,没有故乡”,借用别人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不知所终。我在以后几天,得以在那不勒斯拜访一位真正的、但却是特殊的流亡者:贝内德托·克罗齐,克罗齐有几十年之久始终是意大利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担任参议员和部长,拥有国内一切外在的荣誉,直到他反抗法西斯主义,使他和墨索里尼发生矛盾。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退隐林下;但是那些绝不妥协的死硬派还嫌不够,他们硬要使他屈服,必要时甚至对他进行严惩。大学生们和以往迥乎不同,今天到处都充当反对派的冲锋队,冲进他的屋子,砸烂他家的玻璃。但是这个身材矮小、身体敦实的男子长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和一副山羊胡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性情开朗的市民,他可不怕别人吓唬。尽管他拥有好几所美国大学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书,他并不去国离家。他留在家里,呆在图书的壁垒后面。他按照同样的思想继续主编他的杂志《评论》(Critica),继续发表他的著作。他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平素冷酷无情的书报检查奉墨索里尼之命,碰到克罗齐就止步不前。而他的学生们,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全都彻底完蛋。要造访克罗齐,对于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于一个外国人都需要有特别的勇气。因为当局清楚知道,克罗齐在他的堡垒里,在他坐拥书城的房间里,说起话来必然不戴面具、不抹脂粉,必然口无遮拦。就这样,他似乎生活在一个紧紧关闭、密不透风的空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他独自一人呆在一种贮气瓶里。在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度里,单单有这样一个人处于这种密不透风的孤立状态之中。我感到这可真有点阴森可怕,同时我又觉得,真有些了不起。那时,我还不知道,比起我们以后将要遭受的精神摧残的形式来,这种形式还仅仅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我当时不由自主地佩服这位不论怎么说,已经是年迈的长者,在这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中,还能保持这样蓬勃的朝气和这样充沛的精力。克罗齐笑道:“恰好是这种反抗的劲头使人永葆青春。倘若我还在当参议员,我就不会那么较真。我在思想上早已迟钝,就会随波逐流。对于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对他最有害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的意志;等我真的在孤军奋战,不再有青年围在我的身边,我就被迫自己又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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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再经过若干年,我才开始懂得,考验提出挑战,迫害使人坚强,孤立增强斗志,只要这些东西没把人彻底摧毁。这样一种认识就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学到,永远总是在自己的命运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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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由于我的心理障碍,不愿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自己的祖国,在小小的奥地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无论是赛佩尔、道尔弗斯[26],还是舒施尼克[27],这并不足为奇。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著作在意大利获得的最早、最热情的读者之一。其实我有责任亲自向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因为我生平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他爽快地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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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从巴黎寄出的快信,告诉我有位意大利女士为了一件要事要到萨尔茨堡来拜访我,要我立即接待。第二天,这位女士登门求见,她告诉我的事情,的确令人震撼。她丈夫是位杰出的医生,出身寒微,是马特奥蒂[28]资助他,把他培养长大的。这位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凶残谋杀,使得业已大大疲惫的世界良心对这一个别的罪行愤怒地作出反应。整个欧洲都义愤填膺,奋起反抗。这位医生是位忠实的朋友,他是六名勇士之一。他们当时竟然胆敢公开地抬着被谋杀的马特奥蒂的灵柩穿过罗马的大街;紧接着医生遭到制裁、封锁和威胁,于是流亡国外。但是马特奥蒂一家的命运使医生极为不安。想到他的恩人,他决定把死者的孩子们从意大利偷运到国外。偷运过程中,他落到密探或者挑起事端的特务手里,遭到逮捕。对马特奥蒂的任何回忆对于意大利而言都是难堪的事情,因而由此引起的一场诉讼对于这位被捕的大夫未必结局会极为糟糕,但是行政长官巧妙地把这位医生塞进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案子里,那是计划用炸弹来行刺墨索里尼。这位医生获得过最高的军功章,如今被判处十年严酷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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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这位年轻的妻子当然极为激动,这完全可以理解。她希望大家能出把力反对这个判决。她丈夫这样判刑,别想活着出来。她希望全欧洲的著名作家能联合起来,大声抗议,她请我能出手相助。我马上就劝她不要试图搞什么抗议活动。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所有这些抗议示威活动已经用滥,不起作用。我设法让她明白,单单出于民族自尊心,没有一个国家会让外国人来纠正它的司法程序。在美国的萨可和旺泽蒂案件[29]上,欧洲发出的抗议对当事人与其说起了促进作用,毋宁说发生了不利的影响。我急切地请求她,别干这样的事情。这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更加恶劣,因为倘若人家从国外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迫使他下令缓刑,那么即使他愿意,他也永远不会改判,永远不能改判。但是我真的深受震撼,我答应那位医生的太太,将竭尽全力。我告诉她,我恰好下个礼拜要到意大利去。我在那里有些朋友心地善良,身居要职,很有势力,也许他们能悄悄地起些作用,有助于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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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天就想方设法,可是我发现,恐惧已经深深地咬噬了人们的心灵。我刚一提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就脸色尴尬,都说:不行,无能为力,完全办不到。一个个都这样表态。我很惭愧地回到家里,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说不定会以为,我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我也的确没有做最后的努力,还有一种可能性——那直接的公开的途径:给那个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写信,亲自给墨索里尼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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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我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的确是非常诚实的信。我写道,我不想用些阿谀奉承的话作为开场白。我开门见山就说,我并不认识此人,他犯的事有多严重也不知道。但是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妻子无疑是无辜的。倘若她的丈夫得在囚牢里度过这么多年,那么这惩罚的全部分量也都落在他的妻子身上。我丝毫不想批评这一判决,但是我可以设想,倘若她的丈夫不是关进牢狱,而是放逐到拘留囚犯的一座小岛上,允许囚犯的妻儿到岛上和他们同住,这意味着救了这个妻子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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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完此信,投进萨尔茨堡一个普通的邮箱里,寄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四天之后,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写信给我,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致谢,告诉我他将满足我的愿望,也打算缩短此人的刑期。与此同时,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报,对我请求的运送犯人一事予以确认。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被判刑的犯人不久完全获得赦免。我这一生中没有一封信曾给过我更大的快乐和满足,要说我有什么文学上的成就值得怀念,那么,此刻我就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件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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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出门旅行是件快事,而遨游之后回到家里也很美妙。可是在寂静无声之中,却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萨尔茨堡就因为位置偏僻,富有浪漫情调被我选中在此安家。这时却令人惊讶地发生了变化:夏天,这座小城不仅变成欧洲的艺术首都,而且变成了全世界的艺术京城。在战后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演员和音乐家在夏天几乎有断炊之虞。为了减轻演员和音乐家的困境,马克斯·莱因哈特和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组织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的《耶德曼》的那场露天演出,首先吸引了邻近各地的人们前来观赏;后来他们又尝试着演出歌剧,演出越来越出色,越来越完美,渐渐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不必仅仅为他们自己当地的观众演出,而是可以向国际性的观众献艺,都野心勃勃、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演出。于是萨尔茨堡的音乐节演出一下子就成了吸引全世界的一大盛事,就仿佛成了新时代艺术的奥林匹克演出会,各个国家都在这里竞相献演他们自己最出类拔萃的节目。谁也不想错过这些不同寻常的演出。国王,显贵,美国的百万富翁和影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和附庸风雅的人士,在最近几年都在萨尔茨堡欢会;在欧洲,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在这小小的、被人忽视已久的奥地利的这座小城里这样成功地集中上演了戏剧和音乐的最完美的节目。萨尔茨堡繁荣起来。夏天在这座小城的街上,可以碰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任何一位寻找艺术表演最高形式的人们,身穿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是白色亚麻布短裤和宽大的短上衣,妇女是花花绿绿的“少女花裙”——小小的萨尔茨堡一下子统领了世界时尚。旅馆里人满为患,一房难求。音乐节演出,剧院门前,豪华的轿车一辆接着一辆,其气派犹如当年参加皇家宫廷舞会的盛况。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试图把这条载有金沙的江河引过去,可是没有一座城市办到。在这十年里萨尔茨堡成了欧洲的艺术朝圣地,并且一直是欧洲的艺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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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下子就住在欧洲的中心。命运又一次实现了我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愿望。我们那幢坐落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变成了一个欧洲之家。有谁没到我们家里来做过客?我们的宾客签名册比我单凭记忆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就是这本签名册也连同这幢房子和许多其它东西,落入了纳粹分子手里。我们在那儿和多少人度过真诚友好的时光啊!从露台俯视美丽和平的景色,可没想到,在正前方,在贝尔希特斯戛登山上就坐着一个人[30],想把这一切全都毁掉。罗曼·罗兰在我们家住过,还有托马斯·曼,作家当中,有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可普·瓦色曼,梵·洛恩[31],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32],弗朗茨·维尔弗,乔治·勃兰兑斯,保尔·瓦雷里,简·亚当斯[33],沙龙·阿施[34],阿图尔·施尼茨勒都曾是我们亲切接待过的客人。音乐家当中,有拉威尔[35]和理查·施特劳斯,阿尔邦·贝尔格[36],布鲁诺·瓦尔特,巴托克[37],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演员们,学者们当中的许多人,谁没当过我们的客人?每个夏天都给我们带来多少美好欢快的时光来交流思想,互相切磋!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38]辛辛苦苦地爬上这陡峭的石级,同时开始了一种友谊,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音乐,更加懂得音乐,享受音乐。接着有几年之久,在他排练时,我都是最忠实的客人,亲身经历了他如何一而再地为使演出臻于完美而作的激烈斗争。这样完美的演出在公开举行的音乐会上便显得像奇迹一样,同时又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试图撰写一篇文章来描写他的这些排练,不到无瑕可击绝不停止努力。它们应该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最佳榜样和推动力)。莎士比亚的这句话“音乐是灵魂的养料”绝妙地证实了这一点。眼看着各门艺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我赞美命运对我的厚爱,让我持续不断地和这些艺术紧密相连。这些夏日,艺术和上天赐福的大地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内容是多么丰富,色彩是多么绚丽!回忆往昔,我想到大战刚刚结束时,这座小城衰败、灰暗、压抑,而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住在里面,冬天挨冻,还得和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作战。我才知道,这和平幸福的几年时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我又可以相信世界,相信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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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许多期盼中的著名客人来到我们家里。但是在我独自呆在家里的时候,像魔术一般在我周围聚集了一些崇高的形象,我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子和痕迹渐渐地召唤出来:各个时代的最杰出的大师们,都有手迹汇集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的手稿收藏之中。十五岁时我是出于业余爱好,开始收集名人手迹。这些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资源也更加雄厚,尤其是激情更加高涨。我的收藏便从原来简单地把藏品一件件并排放在一起,经过分门别类,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简直可以说,变成了一件件真正的艺术品。起先我像每个新手一样,只追求名人的签名;接着出于好奇的心理,只收集手稿——原始的稿件或者作品的残篇,让我同时一窥我心爱的大师的创作方法。世上无法参透的谜团无数,其中埋得最深、最为神秘的谜团乃是创作的秘密。大自然在这里不容人偷听,也从不容人偷窥这最后的绝技。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一朵小花是如何生长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大自然极端无情地拉上帷幕,绝不让步。即便是诗人和作曲家自己事后也无法再解释,他获取灵感的这一瞬间。一旦作品塑造得尽善尽美,艺术家自己也不知道这作品的起源、成长和完成。他永远也不可能,或者几乎永远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字、词如何在崇高意义上组成一节诗,个别的音响如何融成各种旋律,然后历经许多世纪,一直回响。唯一能让我们朦朦胧胧地猜想到这无法捉摸的创造过程的东西,乃是一页页手稿,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拿去付印,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修改稿,尚未成型的初稿。就是从这些最初的手稿,才渐渐地提炼出未来确定形式的结晶。我那手稿收藏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更内行的阶段,便是把各个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手稿、校样,也就是他们艰苦创作过程的证明收集起来。对我而言,在各个拍卖会上追逐这些手稿,是我的一大乐趣,把它们从隐蔽最深的角落里发掘出来,是我乐于付出的辛苦,同时也成了一门学问。因为渐渐地,除了我的手稿收藏之外,又产生了第二种收藏,那就是收集一切关于手稿的书籍,一切已经印出来的图书目录,合在一起有四千种之多,是个独一无二的私人参考书藏书室,绝无竞争对手。因为即便是书商也不可能对一个专业投入这么多时间,倾注那么多热爱。我敢斗胆说一句——关于文学或者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领域,我都永远不敢这么说这样的话——经过这三四十年的收藏,我已经在名人手迹方面成为第一权威。每一张重要的篇页,我都知道它存放在哪里,属于谁,是如何落到它主人手里的。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家,一眼就能判定藏品的真伪,估起价来比大多数行家都更加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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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收藏的野心愈演愈烈,单单拥有一个收藏世界文学和音乐的手稿长廊,反射千百种独创手法的明镜已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单单扩大我的收藏,已不再吸引我。在我进行收藏的最近十年所致力的事情,乃是使我的收藏不断得到优化。如果说我起先能得到一位诗人或者音乐家的几页手稿,看出他在进行创作时的情景就满足了,那么我继续努力的目标乃是,找到每位诗人或作曲家在创作的最为幸福的瞬间,表现他取得了最为出色的成功。这样我不再寻觅一位诗人在创作他的任何一首诗歌时的手迹,而是他最佳诗歌中的一首。这些诗歌恰好是灵感通过墨水或者铅笔,第一次找到了尘世间的表达,并且一直通向世世代代的永恒。我要在这些不朽的大师遗留的手稿这一圣物之中,——何等狂妄的非分之想——恰好找到那使他们在我们世上变得永垂不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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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收藏永远处于流动状态;凡是我拥有的那些达不到这最高要求的篇页,都遭到剔除,不是卖掉就是和别人交换,只要我能找到一张更加重要,更有特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更具有永恒的特点的篇页。奇妙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都获得成功。因为除了我之外,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韧性,同时又进行过这样一种研究,在收集这些重要的稿件。这样,起先是用一个文件夹子,接着是用一个大箱子,把持续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作品的原始手稿或者作品收集在一起,用金属和石棉来防止朽坏。我像今天一样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生活,那些早已散失的收藏的目录不在手边,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在这些藏品身上,体现了尘世的天才在一个永恒的瞬间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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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莱奥纳多[39]工作手册中的一页,用反写字的字体写的关于画幅的说明;有拿破仑在里沃里[40]战役期间,用潦草已极几乎难以卒读的字迹写的致他士兵的一道四页长的作战命令;巴尔扎克的一本印在整张印张纸上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布满千百个校正处的战场,校正之处又复校正,乱七八糟,难以描写,表现出他泰坦巨人般的战斗(所幸此书的照相复印件已为一所美国大学所挽救);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一部不为人知的初稿,这是尼采在此书发表之前许久为他心爱的科西玛·华格纳所写的;巴赫的一部大合唱曲;格鲁克的《阿尔契斯特》的咏叹调和亨德尔[41]的一部咏叹调,他的音乐手稿最为难得。总是寻找最有代表性的手稿,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能觅得,有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邦的《Barcarole》,海顿的《皇帝四重唱》中那一曲的不朽的旋律《愿上帝保佑》(Gott erhalte)。在有几个情况下,我甚至于通过独创性的独一无二的形式扩张到独创性的人物的整个一生的形象。所以我不仅拥有莫扎特还是个十一岁男孩时留下的一张写得不大流畅的乐谱,还有他歌曲艺术的标志性作品,歌德的那首不朽的《紫罗兰》,他舞曲音乐中对《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别再跑来跑去》(Non più andrai)[42]进行的自由修饰,还有《费加罗》中柴鲁比尼咏叹调。另一方面我又拥有他那些奇妙的不正经的书信,从未公开地全文发表过,写给贝斯勒[43]的一首轻浮俏皮的加农曲,最后还有一页手稿,那时莫扎特即将去世之时写的《提图斯》[44]中的一首咏叹调。同样,歌德悠长的一生也涵盖在我的收藏之中,第一个藏品是出自这个九岁男孩之手的一篇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稿子,最后一件则是诗人在八十二岁高龄去世前不久撰写的一首诗歌,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一大张稿纸,选自他创作巅峰之作《浮士德》中对折在一起的两页,他关于自然科学的一份手稿,很多诗歌,还有他一生不同阶段创作的图画,从这十五张稿纸可以纵览歌德整个一生。当然,在我们大家最尊敬的贝多芬身上,我未能成功地收集到手稿来这样完整地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出版家吉彭贝尔格教授是我收集歌德手稿时的强劲对手,在收集贝多芬手稿方面,我的强劲对手和拍卖时的竞争者乃是瑞士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收藏的贝多芬的珍宝简直无与伦比。但是除了我所拥有的贝多芬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他的歌曲《吻》和《哀格蒙特》乐曲中的一些断片之外,我至少还能把一个瞬间,把他一生中最富悲剧色彩的一个瞬间,从外观上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世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办不到的。我碰到运气,把贝多芬去世后拍卖、由枢密官布洛伊宁购得的全部剩下的贝多芬的房里设施,全都弄到我的手里,尤其是那张巨大的写字桌,在桌子的抽屉里还深藏着大师的两个恋人朱丽哀塔·吉契阿尔狄伯爵夫人和埃尔多迪伯爵夫人[45]的两幅肖像,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放在他床边的钱箱,那张斜面写字台,他躺在床上还在上面写他最后的曲子和书信,在他临终时的床上从他头上剪下来的一绺白色鬈发,参加他葬礼的邀请函,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内衣的单子,拍卖时清点他家具的文件,他全部维也纳的朋友答应给他身无分文地留下来的厨娘莎莉资助的清单。真正的收藏家总是鸿运高照,我刚购得贝多芬临终时的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我又有机会买到他临终时躺在床上的三幅画像。从他同时代人的描绘中获悉,在3月26日[46]那一天,贝多芬已在弥留之际,有个年轻的画家,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台尔契尔[47]试图为这位垂死的大师画像,可是枢密官布洛伊宁认为这是对病人不敬,把画家从病房里赶了出去。一百年里这些画下落不明,后来在布吕恩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拍卖会。这位名气不大的小画家有几十本速写本,以便宜得惊人的价钱出卖。人们突然发现,那几张关于贝多芬的速写就在这些速写本里。接着又是偶然加上偶然。有位商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对贝多芬临终前画幅的原件感兴趣。我回答他,我自己已经拥有它了。谈话的结果弄明白,这幅要提供给我的画乃是丹豪瑟[48]为临终时的贝多芬制作的石版画的原件,此画后来非常有名。这一来我就收集到了一切有关画幅,它们把这值得纪念的不朽的最后瞬间以形象具体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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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从来不以这些藏品的所有者自居,仅仅只是觉得自己是它们一时的保管者而已,这点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拥有它们,为我个人所有的感觉吸引我,而是把一组藏品汇集起来,使之成为艺术品,个中的魅力使我着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这个收藏作为整体传承下去,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尽管有很多人提出建议,要我做出我藏品的目录,我一直犹豫着没有动手。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物还在修建之中,尚未竣工,有些名人的名字和有些作品尚还缺失,作为最完整的形式还嫌不足。我那深思熟虑后的目标是,在我死后把这至为罕见的收藏交给一个能实现我的特别条件的研究机构,也就是每年得花一笔款项,按照我的本意继续使这个收藏臻于完善。这样,它就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完整的东西,而是一个灵活有机的机体,在我身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在不断补充不断完善,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不胜收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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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这个经受考验的一代人,没法设想我们身后的事情。等到希特勒时代一开始,我一离开我的家,我对收藏的乐趣消失。深信有些东西还能保存下来的信念也荡然无存。有一段时间我还把部分藏品安置在保险箱里或者存放在朋友处,但是接着我就根据歌德警示的话语:“博物馆,收藏品和武库,如果不能发展,就会僵死”,下定决心,和一个我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努力使它发展的收藏诀别。一部分藏品,我在临别时送给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主要是我同时代的朋友们馈赠给我的手稿,一部分我变卖了,剩下的藏品遭遇如何,或者将会如何,已经不会太让我揪心了。因为一直只有创造才是我的快乐所在,而不是已经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对我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哀叹不已。因为如果我们这些被追捕被驱逐的人,在这对每一种艺术和每一种收藏都怀有敌意的时代,还有什么新的艺术可以学习的话,那就是诀别的艺术。从此和以前构成我们骄傲和爱的一切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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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些年我就时而写作,时而旅行,在学习、阅读、收藏和享受之中度过。1931年11月,有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我已五十岁了。这个日期对于那位萨尔茨堡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白发邮递员可是个糟糕的日子。在德国有个好习惯,在各家报纸上对于一位作家的五十岁寿辰总要详详细细地撰文庆祝一番。这位老人在这天可要背着极为壮观的一大堆信件和电报沿着陡峭的石级爬上山来。在我拆开这些邮件阅读之前,我思忖了一下,这个日子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五十岁意味着人生的一个转折;人们忐忑不安地回首往事;人生的道路究竟已经走了多少。人们暗暗扪心自问,这条道路是否还继续向上延伸。我把已经经历过的岁月从头想了一遍,就像从我们家眺望阿尔卑斯山连绵的山峦,又往下俯视缓缓向下的山谷。我回顾了我这五十年,必须对我自己说,我若不知感恩,实在罪不可赦。我最终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的期待,或者说超过我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用来发展我的本性、并把它表现出来的手段,那文艺的手段,文学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少年时代最大胆的梦想。海岛出版社给我的五十岁寿辰的礼物是我的作品用各种语言出版的目录,它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了;什么语言都没缺少,既不缺保加利亚文和芬兰文、葡萄牙文和亚美尼亚文,也不缺中文和马拉提文[49]。盲文版、速记版,各式各样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字和语言把我的话语和思想传送到众人身边。我把我的存在无限扩大到我本性的空间之外,我赢得了我们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人士当中的有些人,他们成为我个人的朋友,我欣赏过最为完美无缺的演出;我得以观看并且欣赏那些永恒的城市、不朽的画幅和世上最美好的景色。我一直自由自在,不依赖职位和职业。我的工作便是我的快乐,不仅如此,它还给别人带去欢乐!还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情?我的著作就在这里:有什么人能把它们消灭殆尽?(我在这一时刻还浑然不觉地这样思忖)这是我的屋子——有谁能把我赶出我的屋子?这是我的朋友们——难道我会在什么时候失去他们?我毫无畏惧地想着死亡,想着疾病,但是我即将经历的事情,哪怕只是它最遥远的影像,也没有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我将不得不变成一个逐客,无家可归,受到驱逐,受到追赶,再一次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越过重洋,浪迹天涯。我的著作将被焚毁,遭到禁止,遭到唾弃。我的名字在德国将像罪犯的姓名一样遭到批判。我的朋友们的信件和电报曾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就是这同一批朋友,倘若和我在街上偶遇,他们会立刻脸色发白。我在三四十年间坚毅顽强地作出的成绩,竟然会毫无痕迹地遭到抹杀。我眼前的这个生活,创造得坚固结实,似乎不可动摇,却会毁于一旦,我眼看着已攀登到顶峰边上,却被迫要凭着我业已趋向疲弱的力气、怅然若失的灵魂再一次从头开始向上攀爬。的确,在我生日这一天,我没法想象出这样无谓、这样荒谬的事情。我真的可以感到满意。我没有任何忧虑;即使我再也不动笔写字,我的著作也已经可以使我无忧无虑,我似乎已经达到了所有的目的。命运已被我降服。我小时候在爸妈家里所熟悉、而在战争期间所失去的安全,现在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又重新夺了回来。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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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说来奇怪——恰好在我无所企求的这一时刻,我心里涌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不适之感。我心里有个声音——不是我自己——问我:如果你的生活就继续这样度过,这样风平浪静,这样安排妥帖,这样富有收益,这样安逸舒服,这样不消重新鼓劲,没有任何考验,这样就真的很好吗?这种享有特权的生活,这种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生活,和你,和你身上的本质不是格格不入的吗?我沉思着,在家里踱来踱去。这些年生活变得非常美好,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可是且慢,难道叫我就一直在这里生活,一直坐在这样一张书桌旁写书,写了一本又写一本,然后收取版税,更多的版税,渐渐地变成一个极有威严的人物,善于非常体面、极有风度地维护自己的姓名和作品,脱离了一切偶发事件,一切紧张情绪和各种危险?叫我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度过,直到六十岁、七十岁,一直沿着这条笔直光滑的轨道前进?我心里不断梦想,——是不是发生点什么别的事情,什么新鲜的事情,使我更加不安,更加紧张,更加年轻,向我挑衅,去进行新的战斗,也许是更加危险的战斗,这样是不是对我更好?总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矛盾寓于每一个艺术家的心里:要是生活把他折腾得昏天黑地,他就渴望这安宁平静,可要是给了他安宁,他又会渴望回到紧张生活中去。所以在我五十岁生日这一天,在我灵魂深处只有一个罪孽深重的愿望:只希望发生点什么事情,把我再一次从安逸平稳的生活中拽走,迫使我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而得再一次重新开始。这是害怕我会变老,变得疲惫不堪、惰性十足?还是说这是一种神秘莫测的预感,让我当时为了内心得以发展,渴望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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