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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贡多拉小划船，威尼斯的一种小船，为内河航运的重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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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魔鬼修士”，确有其人。原名米凯勒·彼查（1771—1806），为意大利强盗和反对法国占领南意大利的战士。他的生平常用作文学题材。法国作曲家达尼埃尔-弗朗梭阿-埃斯佩里·奥贝（1782—1871）借此写成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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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墨索里尼于1914年创办的报纸，法西斯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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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格鲁纳瓦尔特，柏林一个区，拉特瑙的住所在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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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蒂阿斯·埃尔茨贝尔格（1875—1921），德国作家、政论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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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柏林的繁华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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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戈·斯蒂纳斯（1870—1924），德国企业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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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比伦，这里指《圣经》中道德沦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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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戛依乌斯·苏埃多尼乌斯·特朗基路斯，德文名字是苏埃东（70？—122），罗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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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即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亦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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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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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尔弗雷德·龙特（1892—1977），美国演员，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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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即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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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雅明·许普施（1876—1964），美国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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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4.落日西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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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人[1]扰乱我们世界之前，1924至1933年之间的这十年，对于欧洲而言比较平静，我要一再怀着感恩的心情记起这点。正因为我们这代人在动乱之中深受其苦，所以我们也把这相对的和平视为意料之外的馈赠。感觉到，必须弥补战争和战后这些恶劣的年代对我们的幸福、自由、精神专注所进行的盗窃，我们大家就干得更多，可是却干得更加轻松。大家到处漫游，到处尝试，又为自己发现了欧洲和世界。人们从来没有像在这几年这样频繁出游，——是由于年轻人焦躁不耐，急于想挽回他们在互相封闭期间造成的缺失？还是说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趁封锁还没有重新开始，必须及时跳出这狭小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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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时候也进行许多旅行，但是这已和我年轻时候的旅行大不相同，因为我在这些国家现在已不再是个陌生人，我到处都有朋友，有出版家，有读者。我是作为我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前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好奇心切的无名之辈。这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我可以为欧洲精神团结的理念大做宣传，多年来这种理念已成为我人生的真正理想，现在宣传起来力度更加强大，影响更为广泛。本着这个宗旨，我在瑞士在荷兰讲演，在布鲁塞尔我在艺术宫（Palais des Arts）用法文讲演，在佛罗伦萨，在当年米开朗琪罗[2]和莱奥纳多[3]曾经呆过的历史性的杜景多大厅（Sala dei Dugento）用意大利文讲演，在美国我举行一次文学之旅，从大西洋海岸直至太平洋之畔，用英文讲演。这可是另外一种旅行；我到处都见到该国最优秀的人士，像伙伴一样用不着我特地去拜访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我都满怀敬畏之心抬头仰望他们，从来不敢写封短信给他们，如今却成了我的朋友。我进入了一些圈子，平素他们都非常高傲，拒不接纳任何陌生人。我看到了圣日耳曼郊区的那些豪华府邸，意大利的宫殿和一些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我不再在借书处请求借阅图书，而是由馆长们亲自把他们珍藏的宝贝展现在我面前。我在费城像罗森巴赫[4]博士这样一些家私亿万的古董商家里做客，一些小收藏者都会目光畏怯地从他们的商店前面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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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第一次得以把目光投进那所谓的“上流社会”及其享受的舒适方便的生活，用不着请求任何人允许我进去做客，一切都是自己呈现给我。但是这样一来，我看见的世界就更加美好了吗？我一再渴望着像我年轻时那样旅行，没有人期待我。由于离群独行，一切都显得更加神秘；因此我丝毫不想完全抛弃过去那种漫游的方式。我到巴黎，不让自己在第一天就告诉别人，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罗杰·马丁·杜·加尔[5]、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麦绥莱勒也不通知。我想首先像从前当大学生时那样，无拘无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我寻找旧日的咖啡馆和小饭店，我又返回我的青年时代。同样，如果我想写作，我也同样到最冷僻的地方去，到布罗涅、蒂拉诺或者帝雍这样一些外省小地方去。住过令人生厌的豪华宾馆之后，住在小饭店里，我可以时而出门，时而返回，全凭我个人的兴致。尽管希特勒日后夺去我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是有十年之久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志、内心自由自在地过着欧洲人的生活。单单这点他无法从我这里没收，也无法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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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旅行当中使我特别激动、对我特有教益的是我对新型俄国的一次旅行。早在1914年，大战即将爆发，我正在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时，就已经准备前往俄国。当时战争血淋淋的镰刀把我们劈开，此后我又有了顾虑，使我望而却步。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于一切知识界人士，成为战后最令人神往的国度，大家并不了解详情就对它热情洋溢地赞不绝口，又对它狂热偏激地仇视敌对，谁也没有可靠的消息——由于宣传和粗暴激烈的反宣传，——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大家知道，那里在试验一种崭新的事物，对于我们世界未来的形式，从好或者坏两个方面都会同时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萧伯纳、威尔斯[6]、巴比塞、伊斯特拉蒂[7]、纪德和其他许多人都到那里去了一次。有些人热情满怀，有的人大失所望地从那里回来。我若没有立刻同样受到诱惑想去亲眼看看，形成自己的看法，那我就不是思想上与之相联系、对新鲜事物极感兴趣的人了。我的著作在那里广为传播，不仅有高尔基撰写前言的那套全集，还有花几个戈比[8]就能买到的廉价版一直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所以我一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阻止我前去的是，当时到俄国去，从一开头就意味着表态，就迫使你公开表示承认或者反对。而我打心眼里就对于政治和教条深恶痛绝，不愿意对一个幅员广大、辽阔无边的国度，对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仅靠几个礼拜走马观花就被迫形成一个判断。所以我虽然好奇心切，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苏俄去看看，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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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1928年夏天，我收到一封邀请信，请我作为奥地利作家的代表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夫·托尔斯泰的百岁寿辰庆典，并在那里的庆祝晚会上发表对他的颂词。这样一个契机，我没有理由回避。因为通过一个不带党派性质的对象，我的访问也就不和政治沾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不能解释成布尔什维克。而我作为一个作家，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谈论他。因为我那本论述他的著作[9]已经有几千册在那里流传；另外从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世界各国的作家联合起来，为了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作家表示共同的敬意，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示威运动。所以我接受邀请，我这样迅速做出决定并不感到后悔。单说穿过波兰的行程便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我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多么迅速地治愈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创伤。加里西亚的一些城市，我在1915年看见时到处都是废墟，如今重建得光鲜靓丽。我又发现，十年功夫在个人的一生中意味着人生的极大一部分，而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在华沙已无法看出胜利的军队和败北的军队，曾经在这城里两次、三次、四次冲进冲出。咖啡馆里坐着时髦的女人，异彩照人。军官们穿着紧身的军装，身材高挑，在大街上漫步，看上去更像演技出众的宫廷演员在扮演军人。到处都可感到人们精力充沛，充满信任，有种合情合理的骄傲，因为新建的共和国如此坚强地从几个世纪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华沙继续前进驰向俄国边境，田野尽是平展展的沙土地；每个车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观看列车，因为在当时每天只有一次客车驰入这严密封锁的禁锢之国，对于村里人来说，看见特别快车擦得铮亮的车厢，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趟列车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联系了起来。终于开到了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在铁轨上方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10]的标语。有人给我翻译，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这条火烧火燎的红色横幅底下走过，就迈进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绝不像是无产阶级的，这是沙皇时代的一列卧车，比欧洲所有的豪华列车都更加舒服，更加惬意。因为车身更宽，速度更慢。我这是第一次穿过俄罗斯大地，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我感到一切都非常奇特地熟悉，辽阔空旷的大草原及其淡淡的哀愁，矮小的茅屋，外省小城拥有的大蒜形状的塔楼，蓄着长胡子的男子半是农民半是无产者，带着温厚的笑容，咧着大嘴欢迎我们。女人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穿着白色的长袍出卖格瓦斯[11]、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熟悉这一切？只是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杰作，通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可夫[12]、高尔基，——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样了不起地向我们描写了“人民”的生活。这些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叉开双脚舒展地站在那里，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这些感人的纯朴的男人开口说话，我会明白他们的意思。坐在列车里面的年轻工人下着象棋，或者看书或者讨论，这些年轻人思想活跃，难以驾驭，渴求所有的力量，还将经历一次特别的复活。这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的爱，作为回忆在我身上发挥作用——反正我还在列车里就对这些人身上那种质朴感人、聪明可又固执的特点产生强烈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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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维埃俄国的两个礼拜，始终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高压电流中度过。观看、谛听、赞不绝口，厌恶反感，兴高采烈，恼火异常，始终是处于忽冷忽热的交流电之中。莫斯科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是宏伟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大蒜形的教堂塔楼，有点奇妙的鞑靼式的、东方的、拜占庭式的建筑，周围是古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旁边则像是站立着由美国巨人组成的一群陌生人，一些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全都不相匹配，却并行不悖；在教堂里那烟熏火燎的古老圣像和供奉圣人的珠光宝气的祭坛还散发着幽光，而一百步以外，列宁的遗体还躺在玻璃灵柩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我们致意）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装。几辆崭新铮亮的小汽车驰过，旁边是几个胡子拉碴、衣衫邋遢的马车夫，嘴里吧嗒吧嗒地吐些亲热的话，一面挥动鞭子驱动他们瘦骨嶙峋的马儿往前奔跑。我们在大歌剧院发表讲演，歌剧院气势恢宏，金碧辉煌，一派皇家气象，和无产阶级的观众形成对比。郊区的房屋又老又朽，活像衣衫褴褛无人照看的老人，不得不互相紧挨着，免得倒塌。一切都衰老、疲惫、朽坏的时间太长，现在想一举变得现代化，极度现代化，超技术化。由于行动匆忙，莫斯科显得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成为大杂烩。到处挤来挤去全都是人，商店、剧院前面，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组织得过了头，因而就运转不灵，想要建立“秩序”的新式官僚主义还在充分享受批写条子、签发指令、表示批准的乐趣，把一切工作全都耽误、延宕。那个原定六点开始的庆祝晚会，到九点半才正式开始；等我累得贼死，到深夜三点离开歌剧院时，演说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每个招待会，每次约会，我们作为欧洲人，总是早到一个小时。时间就这样白白地从我们的指缝中流逝，可是每秒钟还都排得满满的，不是观看、观察就是讨论；不论干什么都像生了热病似的，我发现大家不知不觉地都染上了那种神秘莫测的俄罗斯的灵魂炎症，怀着那种无法控制的欲望，热气腾腾地从自己心里掏出各种感情和思想。我也不大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兴奋若狂。可能是受到气氛的感染，那种极不安定的崭新气氛的感染；也可能我心里也已长出一个俄罗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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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君王们天才构想出来的城市，有着宏伟壮阔的全景，气势逼人的宫殿，可是同时这还依然是《白夜》[13]和拉斯科尔尼柯夫[14]的那个令人压抑的彼得堡；隐士庐[15]恢宏壮丽，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一群群工人、士兵、农民手里拿着帽子，就像当年满怀敬畏之心站在古老圣像前面一样，如今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鞋，穿过从前沙皇的大厅观赏名画，心里暗自怀着骄傲的情绪：这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们，我们要学习懂得这样一些东西。老师们领着腮帮子鼓鼓的学童们穿过各个大厅。艺术委员们向那些有点拘谨的正全神贯注地谛听的农民们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名画；指给他们看画上的细部时，他们就怯生生地从沉重的眼皮底下抬起眼睛。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真诚努力，想一夜之间能把“民众”从文盲水平一举拔高，使之能理解贝多芬和维米尔[16]，这显得有点可笑。但是一方面企图一蹴而就，努力让人明白文艺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也想理解，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都同样急不可待。在学校里让学生画最狂野最古怪的东西。在十二岁女孩子的凳子上放着黑格尔[17]的作品，索累尔[18]（这位作家我自己当时还不认识呢）的书，识字不多的马车夫也手里拿着书本。就因为这是书本，而书本意味着“教养”，所以读书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和责任。他们让我们去看一些中型的工厂，却期待我们表示惊讶，仿佛我们在欧洲和美国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工厂。唉，我们为此常常不由得哑然失笑。有一个工人指着一台缝纫机，十分骄傲地对我说：“电动的”，并且充满期待地瞅着我，我该大加赞赏才对。因为人民都是第一次看见所有这些技术器械，他们就谦卑地认为是革命和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位大叔发明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赞佩地微笑着并且赞美不已，而暗地里我们也觉得挺逗乐；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啊，这个俄罗斯，我老是这样想，并且问我自己：他们真的会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学会这一非同寻常的课程？这个计划还会继续得到惊人的发展还是说又会在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19]式的懒散之中流于失败。有时我信心十足，有时我又疑虑重重，我看的东西越多，心里越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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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矛盾难道只存在于我的身上，不是更多的存在于俄罗斯人的性格之中，甚至于存在于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庆贺他啊！在我们乘坐火车到雅斯纳亚-波尔雅那[20]去的路上，我和卢纳察尔斯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个革命者还是个反动派？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吗？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他想要过于迅速地改变一切，经过了几千年却想在弹指一挥间就改变整个世界。——就像我们一样。”他微笑着补充道，“就用一个公式改变世界，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有人说我们俄国人很有耐心，那他实在看走眼了。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灵魂是有耐心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缺乏耐心，我们总是希望一下子就马上知道一切真理，马上知道那唯一的真理。这位老人，他为此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的确如此，我在雅斯纳亚-波尔雅那托尔斯泰住的房子里走过时，一直感觉到这句话：“这位伟大的老人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就在这张桌子上，他写下了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他离开这张桌子到旁边一间寒伧的小屋里去掌鞋，很蹩脚的鞋，这扇门、这道楼梯，他就穿过这道楼梯和这扇门，打算逃离这所房子，逃离他生活中难解的矛盾。那儿搁着那把火枪，战争中他用这把枪打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他生活中的整个问题，在这幢低矮白墙的地主庄园屋里，极为鲜明地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前往他最后安息地去的路程使这悲剧色彩大大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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