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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雅克布·路德维希·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著名作曲家，纳粹时期因是犹太人而遭到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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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威廉·富特万格勒（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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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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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二战”结束后，经纽伦堡审判，被处以绞刑。他的团队指他掌控下的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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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玛丽·安多奈特》，是茨威格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奈特所写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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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埃拉斯莫斯》，是茨威格为荷兰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写的传记。这位人文主义者的性格中有茨威格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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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恩斯特·吕迪格·封·斯塔尔海姆贝尔格侯爵（1899—1956），奥地利政治家，“家国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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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埃米尔·费伊（1886—1938），奥地利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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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英语：要涤净这样臭气弥漫的空气，非有一场风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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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玛尔加累特·瓦尔曼（1901？—1992），奥地利-德国女舞蹈家，歌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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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的家人，这里是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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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6.和平的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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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太阳已经陨落。我们的日子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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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露水和危险接踵而至；我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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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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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索伦特当年并非高尔基的流亡地，英国开头几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奥地利继续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谓的“革命”和国家社会党人嗣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刺杀道尔弗斯，试图把这国家夺为己有之后，奥地利还依然存在。我的故乡为此还得垂死挣扎四年。我时刻都能回家，我并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弃。我的书籍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我萨尔茨堡的房子里。我还拿着我的奥地利护照，故乡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还是那里的公民——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祖国的状况还没有开始，凡是没有切身经历过这种状况的人，都对此无法解释。那是一种使人的神经备受煎熬的感觉，就仿佛清醒地睁着双眼在虚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蹒跚，明明知道无论把脚迈向哪里，都随时随地会被人推了回来。但是我还只仅仅处于开始状况。当我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这次回来已是另外一种样子。反正你决定在这座城市里呆下去，和你只是作为客人踏入这座城市，同一个城市，看上去却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而言是至关紧要的：我又能重新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又能捍卫我内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意味着固定的联系，所以我没有买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愿舍弃的少量书籍安置在两个壁橱里，再放上一张书桌。这样我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身边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就没有空间来进行社交活动。但是我宁可住在最狭小的房子里，以便时不时地可以进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成为临时安排，不再是长期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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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昏暗，墙壁的轮廓在夜色朦胧中变得模糊一片——我走进终于安排停当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又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布置的另一个小住宅。房间同样很小，只有墙上同样的书籍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布莱克的“约翰王”，他那双产生幻觉的眼睛，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定一定神，因为年复一年过去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忆起我这第一个住宅。我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一直向外扩展——如今又缩回到已经经历的往事，而我自己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难道这是一种象征？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那间小屋时，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创作出来，或者什么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创作出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都没有活在我的国内。而现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们的语言圈子里消失，我所写的一切对于德国而言，又变成陌生的东西。朋友们离我很远，旧日的圈子已被破坏，我的房子连同里面的收藏、画幅和书籍都已丢失；完全像当年一样，我又为陌生的一切所包围。我在这期间所尝试、所完成、所学习、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随风飘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个起点之上，又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大学生，早上跑着小跑赶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那样热情洋溢，在头发里已有一绺银丝，在疲惫不堪的灵魂之上覆盖了淡淡的一层沮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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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犹豫，是不是该对1934至1940那几年英国的情况多谈一些。因为我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时代，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了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所挑起的不安情绪，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今天都不怎么骄傲地想起它们政治上的盲目，惊恐地想起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何方；谁要想解释，就必须控诉，而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控诉！再说了：我在英国的生活过得收敛已极。尽管我愚蠢地认为，这样一种多余的心理障碍难以控制。我在这半流亡和流亡的这些年里，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妄自认为，在异国他乡，别人讨论时事时，我不宜参加发表意见。我在奥地利也无法纠正领导层犯的愚蠢行为，我在这里只是这个善良海岛的客人，我又怎么能凭着我们清晰的、较为灵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这个危险正威胁着全世界，别人就会把这当作个人感兴趣的意见，予以接受？当然，有时候看到显而易见的错误，要紧闭嘴唇，实属不易。眼睁睁地看到英国人的最高美德、忠诚，他们诚实的意志，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被一种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宣传所误导，对任何人都表示信任。他们总是一再被骗术所迷惑，以为希特勒只想把边缘地区的德国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表示谢忱，他将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诱饵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讲演中说出“和平”二字，各报就热情洋溢，欢呼雀跃，全然忘记他所干过的一切，不再追问德国何以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旅游者在柏林被人预先安排好导游了一番，又被人恭维和奉承了一通，从柏林回来就称赞那里秩序井然，对他们新的领袖赞不绝口。渐渐地，人们在英国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觉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赞同——谁也不理解，奥地利乃是城墙上的石头，一旦把这块石头炸掉，欧罗巴也就轰然坍塌。我睁着火辣辣的眼睛，感觉到英国人及其领导人天真烂漫，怀着高贵的轻信态度被迷住心窍。而我在家乡是亲眼就近看见那些冲锋队员的脸，亲耳听见他们高唱：“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我就越发从这类谈话和任何公开行动中抽身退出。英国是旧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国家，我没在那里的报上发表过一篇与时事有关的文章，没有在电台里讲过话，没有参加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小住宅里一样。所以我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证人来描述英国，就像我后来不得不承认的，我更没有在战前真正看到英国最深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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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作家，我看见的也不多。恰好是我日后开始有些联系的作家，约翰·德林克瓦特[1]和胡格·瓦尔波尔[2]，早早地被死神夺走。年轻一些的作家，我又不经常见面，因为我怀有那种不幸地压抑着我的身为“外国人”的不安全感，避免进入俱乐部、午餐会、公开的集会。但是不论怎么说，有一次我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的确难忘的享受，亲眼看见两位头脑最为聪敏的人物，萧伯纳和H.G.威尔斯，在一种暗地里火药味甚浓，而外表上却彬彬有礼、光彩照人的气氛中进行论战。这是在萧伯纳家里的一次午餐会，只有最亲近的一圈人参加。我是处在一种既吸引人、又使人难堪的境地。事先并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这暗中存在的紧张关系，可以像电流似的在这两位族长之间感到，单看他们两人互致问候的方式，亲切之中交织着一股轻微的冷嘲热讽——两人之间想必存在着一种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可能在不久前得到消弭，或者要通过这次午餐来予以消除。这两位大人物，每人都是英国的荣耀。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在“费边社”[3]里，肩并肩地为当时同样还年轻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战斗。从此以后他们按照各自独特的个性进行发展，越离越远。威尔斯坚守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遗余力地建造他的人类未来的幻想。萧伯纳则相反，无论对于未来还是现在都以怀疑而又冷嘲的目光观察之，从而检验他那优越而逗乐的智力游戏。便是在身体的外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也越来越形成对比。萧伯纳，八十岁的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矍铄。吃饭时，只吃核桃和水果，身材高挑、干瘦，不断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在他稍稍有些过于健谈的嘴唇旁边，总挂着一丝尖刻的笑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钟情于他那奇谈怪论迸发出来的耀眼烟火。而威尔斯，充满生活乐趣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更加耽于享乐，喜欢舒适，五短身材，面颊红润，偶尔欢快过后，却是无比严肃。萧伯纳咄咄逼人，使人晕眩，快速而灵巧地变换出击点。另一位则采取策略上的防守，严密顽强，坚定沉着，就像信徒和坚信者那样。我马上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并非仅仅前来参加一次友好的午餐，还准备进行一次原则性的论争。正因为我不知道两人思想上的矛盾背景如何，我对于这气氛的感受就更加强烈。在他们两人的每一个手势、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话里，往往都闪烁着一种纵情恣肆的，可是又相当严肃的好斗之情；就仿佛有两个击剑手在火拼之前，先举剑尝试着交手几下，试试各自的机敏灵巧。萧伯纳拥有智力更快捷的运转，他若给予回击或者避开锋芒，他那浓密的眉毛底下总是射出光芒。他喜欢风趣，爱用妙语双关。六十年来他已臻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地步，渐渐地达到一种忘乎所以的境地。有时候因为心里暗自发笑，他那一部浓密的白胡子颤抖不已。他老是歪着个脑袋，似乎一直在目送他射出的箭，看它是否命中鹄的。威尔斯的两个小腮帮子红扑扑的，平静的眼睛隐而不露，他却更加尖锐，更加直率；他的理解力运转起来也极为迅速，他不打出那些光彩夺目的闪避剑法，宁可肌肉放松，完全以一种松快的不言而喻的架势刺将过去，剑锋如此锋利、如此迅速地闪电般地刺来刺去，挡开、刺出，刺出、挡开，看上去似乎是停留在戏谑之中。局外人看这场花剑比赛，剑光闪闪，左右飞舞，目不暇接，赞不绝口，但是这场快速的、始终在最高层面上进行的对话，背后有一股精神上的怒气，以一种英国式高贵的最为文质彬彬的形式约束起来。戏谑之中含有严肃，严肃之中又有戏谑——这使得这场讨论变得分外紧张，两个各执一个极端的性格猛烈地相撞，表面上是在具体事实上激发争议，实际上根植于一些不可更改的我并不知情的原因和背景。反正我目睹了英国最优秀的两位大师身处于他们最为才华横溢的那些瞬间之一，这场论战的续篇，几周之后刊印在《民族》杂志上，能够给我的乐趣不及这个充满激情的对话给我的乐趣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些变得抽象的论据后面，再也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再也看不见论战的真正本质。可我很少享受过精神和精神摩擦出的火花，从来没有在任何剧院的喜剧中看见过对话的艺术——从前没有见过，后来也没见过——像在这一契机时这样精湛地演出过。因为这时这种艺术毫无目的，毫不夸张，以最为高贵的形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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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几年我只是在空间上身在英国，并没有全部灵魂都在英国。恰好是由于担心欧洲，这种痛苦的、压迫着我神经的担忧，促使我在希特勒掌权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几年，旅行很多，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也许是预感催促我，趁世界还敞开在我们面前，船只还可以太太平平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赶快多积攒些印象和经验，心里能攒多少就攒多少，为了更加阴暗的时间，也可能是渴望知道，正当我们这个世界毁于猜疑和不和时，是否有另一个世界建造起来，甚至说不定有一种更加朦胧的预感，我们的未来，甚至我自己的未来是在欧洲的彼岸。一次横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说旅行，给我求之不得的机会，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观看这个强大国家的多姿多彩，可又内部团结一致。但是南美洲给我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南美去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那一时刻不顾国家和语言的差异，强调精神团结的思想更重要的了。这次旅行前在欧洲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还给我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在那1936年的夏天，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表面看来，这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的国家内部的纷争，可是实际上已是两大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为它们未来的冲突所作的预备性的演习。我是在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航的。原来以为，我们的轮船为了避开交战地区，会绕开平时通常停泊的第一站维哥。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进了这个港口，我们这些乘客甚至还准予上岸几个小时去走走。维哥当时落在佛朗哥分子手里，还远离真正的战场。可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已经看到了有些东西足以使我产生一些使人压抑的念头。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旗子，市政厅前排列着穿着农家衣裳的年轻小伙子，大多由神父领着，显然是从临近的村子里招募来的。我一时不明白，他们找这些小伙子想干什么，是些年轻的工人，招募来干一件什么急活？还是说是些失业人员到这儿来免费进餐？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见同样这一批年轻的小伙子摇身一变，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簇新军装，拿着步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督下，登上同样簇新闪闪发光的汽车，穿过大街，疾驰出城。我大吃一惊，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样的场面？起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在德国！这些缝制得无瑕可击的新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关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我自己：这些新制服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谁组织的这些穷苦的年轻人，谁驱使他们去反对现存的政权，反对民选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合法的民众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是掌握在合法政府手里，军火库也是如此。那么这些汽车，这些武器想必是国外提供的，它们无疑是从附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来。可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是一股想要掌权的新势力，这同一股势力，到处插手，酷爱暴力，需要暴力。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所信仰的，我们为之生存的一切理念，和平、人道、和解，全都算是落伍的虚弱现象。这是一些秘密小组，躲藏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康采恩里。他们玩世不恭地使用年轻人天真的理想主义，为了他们的权力欲望和他们的买卖。这是为了掌权的意志，它使用一种新颖的更加精致的技巧，想把战争的古老野蛮暴行，带到我们不幸的欧洲来。亲眼目睹这种直击感官的印象，永远比千百件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于人的灵魂更有力量。我亲眼看见这些年轻的无辜的小伙子，由躲在幕后的秘密牵线人提供武器，来对付他们自己祖国的同样无辜的年轻小伙子们。在这种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我们的轮船在停泊几小时后，又起锚开航，我很快就进到我的船舱里去。我觉得心里非常痛苦，无法向这美丽的国家看上一眼。由于别人的罪过，这个国家正遭受着可怕的破坏；我觉得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欧洲，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帕提农神庙[4]，由于自己的妄想，似乎已经注定了要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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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看到阿根廷就更加使人心情欢畅。这里又是西班牙，它古老的文化在一片新式的、更加辽阔的土地上得到保存和维护，这是一片还没有被鲜血浸透、还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这里粮食富足，富裕丰盈，有一望无际的空间，足以为未来提供食物。难以估量的幸福感和一种新的信念在我心里涌现。不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都是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大树被利斧砍倒之后，不是种子得到挽救，从而长出新的花朵，新的果实？我们历代的前辈和我们同辈所创造的东西，从来也不会完全丢失。我们只不过需要学习，从更大的规模来进行思考，用更加辽阔的时代空间来进行计算。我对我自己说，我们应该开始，不再单以欧洲的方式来思考，而是跳出欧洲；不是把自己埋葬在一个行将死绝的过去，而是参加到它的新生中去！这座新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全体居民，这样真诚地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从中看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陌生人。我们把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了人类精神团结一致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这里生机勃勃，依然有效，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产生新速度的时代，汪洋大海也不可能把我们截然分开。一项新的任务取代了旧的任务：在更广阔的程度上，以更加大胆的集体力量把共同精神家园建造起来。自从我向那即将来临的战争投去了最后一瞥，从而失去了欧洲，那么，我在南国的十字星座下面又开始希望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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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给我的印象之强烈并不弱于阿根廷，让我产生的希望也并不少于阿根廷。这是一个蒙受大自然的馈赠极为丰盈的国家，它拥有世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铁路、公路至今还没有纵横遍地，几乎没有飞机。在这里往日的一切比在欧洲维护得更加细心认真。这里民风淳厚，还没有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粗野风习，这种粗野也没有渗入各民族的精神。人们平静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即使在差异最大的种族之间，人们的交往也比我们之间客气友善，不像我们彼此之间那样敌意森然。在这里，人并没有被关于血统、种族和出身的荒谬理论人为地加以区分。人们怀着奇怪的预感，觉得在这里可以和平地生活。在这里，空间正以难以估量的丰盈为未来预做准备，而在欧洲，为了一丁点儿空间，各国之间互相斗争。政治家们抱怨连天。在这里，国家还等待着人们来使用它，并在这里定居。在这里人们可以把欧洲人所创造的文明，以新的另外的形式更加了不起地予以继续和发展。我的眼睛有幸见到这新的大自然所拥有的千姿百态的美丽，我把目光投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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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旅行，甚至长远的旅行，直到别的星球之下，别的世界之中，也无法摆脱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凭着所有科技发展的成果，人把最神秘莫测的力量抓到自己手里，同时也扰乱了自己的灵魂，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的恶意的报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最恶劣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逃避片刻。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在灾难时期可以逃避到孤寂之中，遁迹于僻远地带，而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在同一时刻获悉、并且感到在我们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祸害。不论我如何远离欧洲，它的命运都伴随着我。夜里我们在彼尔-南布柯登陆，头顶上是南国的十字星座，街上尽是皮肤深色的人们走在我的身边。我看见在一张纸上张贴着巴塞罗那遭到轰炸和一个西班牙朋友遭到枪杀的消息。几个月前，我和这位朋友一同度过了几小时美好的时光。在德克萨斯，我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乘坐普尔曼型的豪华列车向前疾驰，突然听见有人拼命地用德语大叫大嚷：一位浑然不觉的同行者把无线电拨到德国波段上，于是当列车快速奔驰在德克萨斯平原上时，我不得不听到希特勒的一篇煽动性的讲演。我逃避不掉，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始终不得不怀着痛苦的担忧，想着欧洲，想着处于欧洲之中的奥地利。这也许看上去是种小里小气的爱国主义，因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庞大无比的危险，从中国一直到埃布罗河[5]和曼萨那累斯河[6]全都受到波及，而我恰好对奥地利的命运特别揪心。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恰好和这个小国——碰巧是我的祖国——相联系，倘若我们试图回顾往事，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的错误，就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在于，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没有贯彻执行威尔逊的明确而简单的计划，而是把这计划歪曲了。威尔逊的理念是，给弱小民族以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可能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覆盖这些国家的统一体内才可能持久。如果不缔造这种涵盖各国的组织，——真正的包罗各国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他规划中的另一部分，小国的独立，那么不是制造宽慰，而是不断增添紧张，因为再也没有比小国怀有的大国狂更危险的了。这些小国刚刚建立，头一件事便是彼此之间大搞阴谋诡计，为了小小的一点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反对捷克人，匈牙利人反对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而处于所有这些互相争夺的国家之中最虚弱的乃是奥地利，和极为强大的德国抗衡。这个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的小国，其国君曾经统治过整个欧洲。我必须一再重复，它是城墙上的一块石头。我知道，我身边的这座英国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人们都能理解，奥地利一倒，捷克斯洛伐克必倒无疑。巴尔干便公然暴露在希特勒面前，成为战利品。国家社会主义拿到维也纳，由于该城特别的结构，也将把杠杆拿到他们粗野的手里。使用这根杠杆，他们可以把整个欧洲弄得分崩离析。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为怨恨所刺激的贪欲，会驱使希特勒进占维也纳。这座城市曾看见他极端落魄潦倒，如今他希望作为胜利者进入这座城市。因此，我每次匆匆忙忙地探访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返回，都要好好地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沦陷。”我回头张望，就仿佛这是最后一次看望。我看见灾难正在逼近，不可避免；在所有那些年里，正当别人信心十足地拿起报纸来看时，我却每天早上心里上百次地担心，害怕读到一个头条：奥地利完蛋了。唉，我今天自己蒙骗自己说，我早已脱离了奥地利的命运。这可真是自我欺骗！我在远方每天都为它进行的迟缓而紧张的垂死挣扎而跟着受罪——不知要比我在国内的朋友严重多少倍，这些朋友以爱国的示威行动自我欺骗，并且每天彼此担保，“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沉沦的，尤其是墨索里尼，他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相信国联相信和约，犹如病人相信挂着美丽标签的药品。他们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地一天天活下去，而我比他们看得清楚，却担忧得把心都操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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