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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2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去，也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对这日益临近的灾难心生恐惧。我于1937年秋天来到维也纳，看望年迈的母亲，很长时间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叫我前去。几周之后，有一天中午，——大概是十一月底——我越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这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7]飞往柏林，第一次企图和希特勒亲自谈判。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页上——我今天还清清楚楚地看见我面前的这页报纸，文章是用粗体字印在这一页的右边——列举了哈利法克斯打算和希特勒达成共识的那些条款，其中也有关于奥地利的条款。从字里行间我发现，或者我认为读到：放弃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交换意见可能会有其它的意思吗？我们奥地利人当然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绝对不会让步。奇怪的是，这样提纲挈领地列举讨论的题目，只包含在《标准晚报》的那期正午版里，该报下午各版里这些题目全都无影无踪（我后来听到谣传，该报的这条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担心的还莫过于德英两国背着意大利达成协议）。《标准晚报》这一期的这条——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简讯，在事实上究竟有几分对，几分错，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我只知道，一想到希特勒和英国之间已经在就奥地利进行谈判，我个人可是大吃一惊。我并不羞于说出，报纸拿在我手里，索索直抖。不论对或错，多年来没有一条消息像这条消息这样激动我。因为我知道，但凡这条消息里面有一丁点是真实的，那么这便是结局的开始。因为只要这块石头从墙上掉下，那么这堵墙也随之坍塌。我立刻掉头就走，跳上下一辆公共汽车，到“维多利亚站”停下，驶往皇家航空公司，去打听第二天早上飞机上是否还有空位子。我想再一次见我老母亲一面，见见我的家人，我的故乡。我碰巧还拿到一张机票，扔几样随身用品到箱子里，便径飞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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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4 我的朋友们看见我这么迅速、这么突然地又赶回来了，惊讶不已。当我向他们暗示我的忧虑，他们把我大大地嘲笑一顿。他们讽刺我，还依然是那个老“耶利米”。我是不是并不知道奥地利全体居民现在百分之百地站在舒施尼克背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大讲“爱国阵线”组织的这些了不起的游行示威，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清楚，这些游行者大多数都把明文规定须要佩戴的团结徽章只别在外面上衣的领子上，以免危及自己的职位。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为了谨慎起见，人们早就登记参加国社党，——我学习了很多历史，也写了很多历史，不会不知道，广大群众总是立刻倒向眼前势力所在的一边。我知道，今天高呼“舒什尼克万岁”的声音，明天又都会齐声吼出“希特勒万岁”来，同样的声音，同样的人。我在维也纳谈过话的人，全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的神气。他们彼此互相邀请，身穿黑礼服和燕尾服参加社交活动（并未预感到，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的囚服）。他们去逛商店，给他们家美丽的房子购买圣诞节所需的物品（并未预感到，几个月以后人家就会把他家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古老维也纳的这种永远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从前非常喜欢，其实我一生都梦想着这种态度，就像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伯[8]总结成简洁洗练的公理所说的：“你不会有事。”这话第一次使我心疼。也许，他们，我在维也纳所有的朋友们说到底都比我明智，因为他们只有当事情发生了才痛苦。而我事先就在想象中受罪，等到事情发生了我又再一次痛苦。反正——我没法理解他们，也没法和他们沟通。两天之后我也就不再警告谁了，干吗去扰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根本就不愿人家打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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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6 但是请你们别说我放马后炮，如果我说，我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两天，和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我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都一一道别，向它们默默地投以一瞥绝望的“就此永诀”的目光，我说的是再真实不过的真话。我怀着这种隐蔽的“这是最后一次拥抱”的想法和我母亲拥抱作别。这城里的一切、这国家的一切我看到了都感到“永别了”，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诀别，这是永诀。我乘火车从萨尔茨堡经过，在火车站都没下车。我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里，我在这房子里写作了二十年。我完全可以从车窗望见小山上我的房子，有多少年的回忆和它萦绕在一起。但是我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何必看呢？——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再在那房里居住。当列车越过边境的那一时刻，我就像《圣经》里的人类祖先罗得[9]，知道在我身后一切都将化为灰尘，化为盐质凝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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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8 希特勒对维也纳恨之入骨，这座城市在他年轻落魄时把他赶走。我预感到，倘若希特勒仇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作为凯旋的君王占领这座城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奥地利，包括欧洲在1938年3月13日[10]作为战利品落到赤裸裸的暴力手中时，我的想象力，任何一种人道的想象力和这时发生的反人道的暴行相比是多么猥琐，多么渺小，多么寒碜！现在面具已经脱落。其它国家公开表示畏惧，残暴毋须再有任何道义上的障碍，——现在英国还算什么？法国和全世界还算什么？——残暴也就毋须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必须消灭殆尽作为伪善的借口。现在不仅是又偷又抢，而是听任一切个人的复仇欲大行其道。大学教授们得单靠两只空手去擦洗大街，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给拖进教堂，被狂呼乱叫的年轻小伙子们逼着做下蹲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在大街上像捕捉兔子一样地把无辜的人们抓起来，带到冲锋队的军营里去打扫厕所。病态肮脏的仇恨幻想在许多夜里恣意妄为地胡思乱想出来的种种暴行，在青天白日爆发出来。他们冲进人家的住宅，从浑身颤抖的女人身上扯下她们的耳环，——这种事情在几百年前中世纪战争中掠夺城市时也同样可能发生；如今新鲜的是，对于公开折磨人表示无耻的欢乐，心灵上的酷刑，精心设计的屈辱，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个别人记录下来，而是由成千上万名遭受过这样暴行的人所记录。若在一个更加平静的时代，不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德上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有人读到二十世纪，在这座文化之城，一个仇恨得发疯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定会浑身战栗不已。因为这是希特勒在他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当中，最具妖魔色彩的凯旋——就这一个人成功地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火行动削弱了任何法律观念。在执行这种“新秩序”之“前”，不经审判、没有外在原因地谋杀一个人，还可以使全世界为之震撼。在二十世纪施行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剥夺人家财产还明确地被称作偷盗行为，可是“现在”，经过一再连续发生的巴托罗缪之夜[11]，在冲锋队的囚室里，在铁丝网后面每天发生的酷刑致死的事件，还有什么叫做不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人间的苦难呢？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这样习惯于不人道的行为，习惯于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为以往几百年所未有。以往，单单在维也纳这所不幸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引起全世界的谴责。而在1938年，世界的良心表示沉默，或者在它遗忘和原谅之前，只是稍稍抱怨两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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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0 这些日子，每天都从家乡发出尖声求救的呼声。因为最亲近的朋友给带走了，受到酷刑，遭到凌辱。大家都无助地为每一个至爱亲朋哆嗦，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并不羞于告诉大家，——时代已经把我们的心扭曲到这种地步——我们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维也纳，当她过世的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并不抱怨。相反，我甚至觉得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折磨，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年迈的母亲八十四岁，几乎完全失聪。她在我们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套寓所，即使按照新的《雅利安人法律》，暂时还不至于被扫地出门。我们原来希望用什么方式把她带到国外，可是维也纳颁布的最初几道命令之一就沉重地打击到她。我母亲八十四岁，腿脚很不利索，每天去进行小散步时，习惯于勉强走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在环形大道上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片刻。希特勒占领这座城市还不到八天，就颁布了一道兽性十足的命令，犹太人不得在公共的板凳上坐下——这道禁令和其它那些禁令一样，显然只是出于虐待狂的目的，挖空心思地想出来，阴险毒辣地折磨人的。因为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这怎么说还符合逻辑，有点意思，可以理解。因为强占了犹太人的工厂，住宅中和别墅里的设备和空出来的职位，还可以喂养自己人，酬劳旧日的追随者；戈林之所以拥有如此豪华壮观、内容丰富的画廊，主要要归功于这种大肆进行的抢占掠夺行径。但是不允许一个年老的女人或者一个精疲力尽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歇息几分钟，喘喘气，这可是二十世纪所特有，是一个被千百万人当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来顶礼膜拜的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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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2 所幸我的母亲用不着忍受这类粗暴和屈辱很长时间。她在维也纳被侵占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我不由自主地记住了一个与她去世有关的插曲；我觉得记下这样一些细枝末节，对于未来的时代十分重要。未来时代可能会认为这些小事不可能发生。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太太一清早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大夫诊断，老太太熬不过今夜。请了一个女护理员，大约四十岁，守在病人的床边。老太太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不在身边，当然没法赶来，就是赶到一个垂死母亲的床前，在那些德国文化的维护者看来，也会算是一桩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便打算这天晚上在我母亲的寓所里过夜，以便在老太太辞世时至少有一个亲人在场。我们的这位堂兄当时已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自己身体也并不怎么健康。果然他在一年后也去世了。他刚准备在旁边的房间里铺了床，打算守夜，这名女护理员，——为了她的名誉起见，应该说明，她颇为羞涩地解释，根据新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可惜她不可能在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家里过夜。她说我的堂兄是个犹太人，而她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不许同时和这个犹太男人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一个弥留之中的女人守夜，——根据斯特莱歇尔宣称的心态，一个犹太男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这个女人施行玷污种族的坏事。女护理员说，当然，她自己也感到这项法令极为令人难堪，但是她被迫非遵守不可。于是我那六十岁的堂兄只好被迫连夜离开那所房子，以便那女护理员可以守在我弥留之际的母亲身边。也许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真是有福，不用再继续活在这样一些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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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4 奥地利的沦陷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起先我把这个变化完全视为小事一桩，纯粹是形式而已；我失去了我的奥地利护照，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色的代用证件，一张无国籍人员护照。在我世界公民的幻梦中我常常悄悄地描绘，能够当上一个无国籍人士，完全根据我内心的感受，不向任何国家承担义务，因而毫无差别地属于一切国家，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但是我必须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想象力是多么缺陷累累。恰好是最为重要的感情，只有亲自忍受之后，才会懂得。十年前我在巴黎遇见德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2]时，他向我抱怨他的著作在俄国被禁。我没有切身经验，还相当不动脑子地试图安慰他说，他的著作在世上广为传播，比起他的国际影响，在国内被禁算不了什么。可是等到我自己的作品在德语圈子里消失之后，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他创造出来的词语只能在译文中，在遭到稀释、经过改变的媒体中出版！我也只有在前厅里坐在申请者的板凳上等候多时，才得以放进英国的官厅办公室去时才刚刚懂得，用我的护照去换取一张外国人代用护照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有奥地利护照，就享有我的权利。每一个奥地利公使馆的官员或者警官都有责任向我这个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发放护照。而我得到的英国颁发的外国人代用护照则相反，我必须去请求。这是我求得的别人的好意，而这种好意是随时可能被人收回的，——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等。昨天我还是外国客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位绅士，在这里花费我的国际收入，支付我的捐税，今天我就成了流亡者，成了一个“难民”。我给压到低一等的范畴之中，虽说并非不光彩的范畴。另外从现在起，每一份外国的签证都必须特别请求印到这张白纸上面，因为一切国家对这一“类”人都非常怀疑，而我现在就属于这一类人。这种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祖国的人，只要人家嫌他讨厌，嫌他呆的时间太长，必要时就可以被驱逐出境，像其他人一样遣送回国。我不得不一再想起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从前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张护照，否则他不会受到人一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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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6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极大地倒退了一步，再也没有比限制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和削减人的自由权利更让人对人类的这一倒退感受更深的了。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上哪儿去，就去，想在哪儿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批准书。我跟年轻人说，1914年以前，我旅行到印度和美国，身上没有护照，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见过护照。看到年轻人听我这么说惊讶不已的样子，我总是一再乐不可支。我们当时上船就径自上船，下船就径自下船。不提什么问题，也不向我们提什么问题。今天人家要我们填写的上百张文件，我们当时身上一张也没有。没有批准书，没有签证，没有任何事情麻烦我们；同样的边境线，今天由于大家对大家、人对人都怀有病态的怀疑，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岗哨密布，国境线变成了一堆铁丝网圈起来的障碍。在当时意味着象征性的一些线条，你可以无忧无虑地迈过去，就像跨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直等到战后，世界才开始被国家社会主义搞得精神错乱。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精神病症的第一个明显的现象便是Xenophobie（排外）：仇恨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都自我防护，抵抗外国人，到处都把外国人排除在外。从前发明出来只是对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现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间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他得让人照相，左边、右边，侧面、正面都得照，头发要剪短，得让人看到他的耳朵，他得摁上指印，起先只摁大拇指，后来十个指头都得摁印。另外，还得出示各种证件，健康证书、疫苗注射证书、警察局开出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信，各种推荐信，还得出具邀请信，亲友的地址，还得加上道德上、财政上的保证书，填写各种表格并且加上签名，一式三份四份。在这堆文件之中，只要缺少一份，那就全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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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8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是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乍一看，似乎是我这人小里小气，过于计较，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为了处理这些无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可挽回地把大好光阴白白浪费。我粗粗统计一下，我在这些年里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纳税申明，出具多少外汇证明，过境证明，居留许可证，出境许可证，报户口和销户口。我有多少小时站在领事馆和官府的接待室里，坐在多少官员面前，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有的百无聊赖，有的肝火很旺。在边境上我得经受多少次搜查行李，接受多少次盘问。然后我才感到，在这个世纪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而我们年轻时坚信不疑把这个世纪梦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公民的未来世纪。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思想受到这种毫无创造性，同时又使灵魂受到屈辱的纠缠，不知受到多少损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阅读这些官厅的规定比阅读颐养精神的书籍要多。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每到一个外国，第一条路不像从前那样是直奔博物馆，直奔赏心悦目的风景区，而是到领事馆去，到警察局去取一份“批准书”。我们这同一拨人，从前要是坐在一起，就讨论波德莱尔的诗歌。现在我们发现，都在谈论保证人对移民的保证书和批准书，谈论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认识领事馆的一名小小的女公务员，可以让你等待的时间缩短，这在最近十年比和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更加性命攸关。凭着生而自由的灵魂，你得经常感到，你是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毫无权利，一切都是官府的恩典。你得经常被人讯问、记录、编号、严格调查，盖上印记。我这个生于更加自由时代的不可教诲的人，一个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至今还感到在我的护照上所盖的每一个印章，都像是给我打上的一个烙印，而他们提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做的每一次搜查，都是对我的一次羞辱。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永远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我知道，是在人生的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得更加迅速的时代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细微渺小的标志，以后的时代才能记下这些精神关系和精神错乱的正确的病理诊断，这种精神错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攫住了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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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0 也许我从前过于娇惯，也许我的敏感也被最近这些年疾风暴雨似的转变渐渐地弄得过于激动。每一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去平衡。你会失去原来正直的态度——这点也必须有所经历，才能被人理解——如果你感到身体下面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你会感到更不踏实，对自己更加怀疑。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从我不得不拿着外国人的证件或者护照生活之日起，我已经不再觉得我自己完全属于我自己。我的自然的身份本来和原来的真正的我融为一体。如今我的身份有一部分已经永远被破坏，我变得更加收敛，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这个过去的世界公民，——今天却不断地产生这种感觉，仿佛我现在得为每吸一口空气，都要特别表示感谢。我吸掉了别国人民的空气。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自然知道，这种奇思怪想荒谬绝伦。但是，理性什么时候能反抗一点儿自己的感情呢！我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教育我的心，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心，以世界公民的气度那样搏动。可是不行，在我失去我自己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丢失自己的祖国，不仅仅是丢失了地球上有界标的一小块土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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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2 但是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怀有这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不安的情绪渐渐开始弥漫整个欧洲。从希特勒袭击奥地利之日起，欧洲的政治天际便乌云密布。原来英国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买来和平的那些人，现在开始沉思起来。从1938年起，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一切城市乡村，任何谈话，不论起先话题多么偏远，最后无不汇合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战争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至少能够推迟，如何才能使战争避免或者推迟。回顾欧洲在经常不断、日益增长的战争恐惧之中度过的这几个月，总的说来，只回忆起两三天真正怀有信心的日子。这两三天里，人们最后一次感到，战争的阴云即将飘散，大家又能和平自由地呼吸，就和从前一样。反常的是，大家信心满满的这两三天，恰好是今天被人当作现代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日子：这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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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4 我知道，大家今天不喜欢回忆起他们的这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在这次晤谈时被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不过既然我在这里要为文献的忠实效劳，我必须承认，在英国度过这三天的每一个人，当时都觉得这三天妙不可言。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形势恶劣已极。张伯伦刚第二次飞去会见希特勒返回，几天之后，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伯伦到德国去，在哥德斯堡把先前希特勒在贝尔希特斯戛登所要求的东西，无保留地全部同意给他。但是几周前，希特勒觉得够了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能再满足他的权力贪欲。绥靖政策和“try and try again”[13]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告终。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别无选择，只好屈从于希特勒的不容置辩的权力意志，不然就和他兵戎相见。英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他们不再隐瞒自己在扩大军备，而是公开地张扬地显露出来。突然之间，工人出现在伦敦各个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在德国大使馆对面，堆起掩蔽部，准备对付咄咄逼人的轰炸。舰队动员起来，参谋部的军官们不断地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为了共同制定最后的措施，驶往美国的轮船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及时进入安全地带。从1914年以来，英国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觉悟。人们的脸色更加严肃凝重，人们的神情更加心事重重。看见一排排的房屋，摩肩接踵的大街，人们心里暗自思忖，明天炸弹会不会把这一切全都夷为平地？大门后面，人们或站或坐，在广播新闻的时间，人们都围坐在，或者环立在收音机的旁边收听消息。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钟，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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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6 然后议会里就举行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张伯伦向议会报告，他又一次尝试着和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在德国任何地方去拜访他，为了拯救已经严重受到威胁的和平。希特勒对他建议的回答还没有传来。就在会议期间，传来了那份电报——真是富有戏剧性到了极点，——电报告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召开一次共同会议。在这一时刻，英国议会完全失控——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议员们跳将起来，大声喊叫，掌声雷动，欢呼之声响彻走廊。这座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大厦，不知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因为群情欢腾而为之震颤。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场绝妙的演出。人们真诚地为和平终于获救而欢欣鼓舞，竟克服了英国人一向如此善于摆出来的绅士派头和收敛态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次喜极而狂的爆发，却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因为通过这欢声雷动，议会和国家都暴露出它们是多么憎恶战争，只要保住和平，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不惜损害自己利益，不惜有损自己威望。这样一来，张伯伦从一开头就被认为，到慕尼黑去，不是为争取和平而战，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投降。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并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去是去谈判，并不是为了去投降。接着又过了三天火烧火燎的等待，在这三天里，全世界都好像摒住了呼吸。公园里还在挖掘，兵工厂里还在工作，高射炮安装起来，防毒面具分发给居民。从伦敦疏散儿童的计划正在考虑，秘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般人并不明白都是些什么，可是每个人都知道目的何在。又过了一个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直在等报纸，一直在听广播。1914年七月份的那些瞬间又重复出现，那可怕的使人神经崩溃的等待，期盼着听到“战”还是“不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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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8 然后突然之间，仿佛一阵铺天盖地的狂风吹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里石头落地，灵魂又自由自在。消息传来，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仅如此，——张伯伦还成功地和德国签订了协定，保证为了未来，和平地消除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位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似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有的人在这第一时间，心里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在广播里我们先听见“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的公告，向我们这代受过考验的人宣布，我们又一次可以参加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撒谎，事后又都设法否认。我们当时被这句具有魔力的话迷惑得多么晕头转向，因为谁能相信，一个落魄的回乡士兵[14]会装备军队，准备胜利进军？倘若伦敦的广大民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的具体时间，几十万人都会涌向克洛伊顿机场去欢迎他，向他发出欢呼，就像我们当时认为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送来，报上的照片显示，张伯伦——他的顽固的脑袋和一只激怒了的鸟的脑袋简直相似得叫人讨厌——站在飞机的机舱门口，神情骄傲，满面笑容，挥动着那张历史性的报纸，宣告“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他把这份文告作为最为珍贵的馈赠，带来交给他的人民；人们从座椅上跳将起来，欢呼雀跃大声喊叫——差点儿出于新的兄弟情谊互相拥抱起来。这种新的情谊从此将开始遍及全世界。对于当时生活在伦敦和英国的每一个人，这是无可比拟的，使人灵魂昂扬飞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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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50 在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喜欢在街上到处闲逛，为了更强烈地、更感性地体验这时的气氛，在最为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公园里工人们已经停止挖掘防空洞，人们围着他们闲聊，说说笑笑，因为通过“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防空洞已经变得多余。我听见两个小伙子操着一口标准的伦敦土话在嘲笑，但愿当局能把这些防空洞变成地下公共厕所，这种厕所伦敦太少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都变得神清气爽，更加活力充沛，就像花草树木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似的，他们走起路来腰板也比前一天挺得更直，肩上负担大大减轻。他们平时那么冷漠的英国眼睛里似乎闪出一道开朗的光芒；自从大家知道房屋已不再受到炸弹的威胁，房子也显得更加光鲜，公共汽车更加漂亮，太阳更加明亮。就通过这一句使人心醉神迷的话，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升华，更加坚强。我发现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振奋，我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地往前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这种新颖的自信的波浪也带动我更加有力、更加欢快地往前走。在彼卡迪利街的拐角处，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向我走来。这是一位英国的政府官员，我其实和他只是点头之交，这是一个感情冷淡、极端收敛的男子。通常我们见了面，只是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就完了，他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和我开口攀谈。可是此刻他眼睛闪闪发光地向我走来：“您怎么看张伯伦，”他说道，高兴得满脸通红，“谁也没有想到他能这样，可是他干得再妙不过了。他没有让步，从而拯救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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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52 大家都这样感觉，我在那一天也这样感觉。第二天还依然是个幸福的日子，所有的报纸齐声欢呼，交易所里指数飙升，多年来第一次又听到人们对德国说些友好的话，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是，唉，这只是火焰完全熄灭之前最后一次闪亮升起。下面几天，糟糕的细节便渐渐显露出来，张伯伦如何向希特勒彻底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如何被可耻地出卖，而他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庄严保证过，要给予帮助和支持。到下一个礼拜，一切全都得到公开，即便是这样的投降，希特勒还嫌不够，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希特勒便在一切细节上破坏了这一协议。戈培尔于是毫无顾忌地公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到墙根。巨大的希望的明灯就此熄灭。但是这盏灯燃烧了一天两天，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愿忘记这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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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54 自从我们认识到慕尼黑事件的真相，反常的是，我在英国只看见少数英国人。这过错主要在我，因为我避开他们，或者不如说，我避免和他们说话，尽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佩服他们。他们现在对于成群结队地来到英国的那些难民非常慷慨，表现出高贵已极的同情心和热心助人的关怀。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堵墙，出现了那边和这边：我们已经遭到了不幸，而他们还没有遭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们还拒绝——部分是违背他们自己更好的内在的认知——理解这一切。尽管他们如此试图呆在自己的妄想之中，认为说话算话，协议就是协议，可以和希特勒谈判，只要理性地、人性地和他交谈。英国的领导层，通过民主传统，几百年来献身给法律，他们不能也不愿承认在他们旁边，一种新式的、有意识的、玩世不恭的、无视道德的生活方式正建立起来，新的德国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法律范畴中曾经有效的一切游戏规则统统颠覆，只要他们觉得这些规则碍事。思维清晰，想得很远的英国人，早已弃绝了一切冒险行径，觉得此人这么迅速地取得了这么多成功，似乎不大会孤注一掷，冒最大的风险。他们一直相信和希望，此人首先会对付别的国家，——最好对付俄国！在这期间说不定可以和他达成某种和解。我们则相反，知道应该期盼的、不言而喻的将是最最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幅被打死的朋友的相片，遭受酷刑的伙伴的相片，因此我们拥有更加犀利更加无情的眼睛。我们这些人受到谴责，遭到驱逐，被褫夺权利。我们知道，只要为了掠夺，为了权力，再荒谬、再骗人的借口，他们都会使用。所以我们这些经受过考验的人和尚未经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是两种语言；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之外，我们当时在英国，是绝无仅有对未来的危险究竟有多大不抱任何幻想的人。就像当时在奥地利，如今我在英国也注定了只能够良心受到折磨，敏锐的眼睛十分痛苦地更加清晰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过我在这里是个外国人，是个受人容忍的客人，没有资格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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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56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发生的灾难的苦涩滋味时，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烙印的人，除了自己，无人可以倾诉，只能暗自悲伤。我们为那个兄弟般收留我们的国家担惊受怕，心灵受到多大的煎熬！但是即使在黑暗透顶的时间里，和一位德行无比高洁的智者进行一次谈话，都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安慰，心灵会为之振奋。因此在灾难来临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同度过的亲切友好的时刻，以难以忘怀的方式证明了这点。几个月来，想到这位身患重病的八十三岁老人留在希特勒控制下的维也纳，我一直心情沉重，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女学生，奇妙的玛利亚·波拿巴[15]公主，终于成功地把生活在备受奴役的维也纳的这位最重要的人物从那里救到伦敦。我在报上读到弗洛伊德已经踏上这座海岛，看见我以为业已失去的朋友中这位最尊敬的朋友又一次从阴曹地府回到人间，这是我一生中一个伟大的幸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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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5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加深了并且扩大了我们对人的灵魂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在那个时代，他在那儿还被人视为刚愎自用孤傲怪僻之人，很受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同时又清楚认识到每个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 他以这种坚韧顽强的方式脱离了大学及其学术上的小心谨慎；他坚毅沉着地勇往直前，一直探索到浮现在表层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迄今为止这些领域从未有人踏入，大家心惊胆战地退避三舍，也就是那个时代庄严地宣布为“禁区”的那些领域。乐观主义的、自由派的世界无意识地感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他的深层心理学，破坏了他们提出的通过“理性”和“进步”可以逐渐压倒欲念的论点，他以毫不同情、彻底揭发的技术，对于他们无视这个讨厌家伙的方法，殊为危险。但是并非单单大学，并非只有那些老式的神经病学的医生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惹人厌烦的“局外人”，——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的思想方式，道德上的“惯例”在反对他，是整个时代害怕他这个揭露者。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医学界反对他的封锁圈。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既然他的命题，甚至他最大胆的提法，在科学上无法反驳，他们便设法用维也纳的方式，把他释梦的理论嘲笑一番，或者把它说成玩笑似的社交戏说，把它庸俗化，从而把它处理掉。只有一小圈忠实的朋友聚集在这个孤身作战的人周围，每周举行一次晚间讨论。就在这种讨论时，心理分析这一新颖的科学得以获得雏形。慢慢地从弗洛伊德最初的那些奠基性作品中酝酿出一场精神革命。在我还远远没有觉察到这场精神革命的整个规模之时，这位超群出众的学者的坚强刚毅，道德上坚定沉着的态度已经完全使我对他折服。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从事科学的学者堪作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楷模。他在没有得到最后的证明、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握之前，他的任何论述都极为谨慎小心。可是他的一种假设一旦变成确实有效的论述，他便毫不动摇地对抗全世界的反对。此人平素谦虚谨慎臻于极点，可是为了他学说中的任何一个信条，他都决心战斗到底，他至死都忠于他所捍卫的他认识中所含有的真理。没法想象还有比他在精神上更加勇敢无畏的人；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说出他在想些什么，尽管他知道，他这样清楚明了，坚定无情地倾诉己见会使别人心烦意乱，惊慌失措；他从来也不设法作出丝毫让步，哪怕只是形式上让步一番来改善他艰难的处境。我敢肯定，弗洛伊德若能同意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理论改装一下，把“性欲”（Sexualitt）说成“爱欲”（Erotik），把“欲念”（Libido）说成“爱恋”（Eros），不是永远无情地把最后的结果确定下来，而只是暗示一下，那么他就能减少学界的阻力，说出他理论的五分之四。但是，只要事关学说和真理，他就寸步不让；阻力越强硬，他的决心也就变得越坚强。倘若我要为道德上的勇气这个概念——世上唯一不要求别人为之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我面前一直看见弗洛伊德英俊男性、轮廓分明的面容和他那双目光坦诚、平静泰然的深色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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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60 这个学者给他的故乡带来遍及全球穿越时代的荣誉，如今离开他的故乡，逃到伦敦，这些年来早已垂垂老矣，而且重病缠身，但他并非疲惫不堪，弯腰曲背。他肯定在维也纳度过折磨人的时光，我心里暗自有些担心，生怕看见他时，他愁苦满面或者惊惶失措。可是我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比以往更加心情舒畅。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居住的郊区房屋的花园里。“我难道以前住得更好吗？”他问我，在他平素如此严峻的嘴边泛出一丝开朗的微笑。他把他心爱的几座埃及雕像指给我看，这是玛利亚·波拿巴特帮他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到家了吗？”他手稿的大型对开本打开来放在写字台上，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依然用他圆润流畅、线条清晰的字迹，每天写作，他的脑子依然和他最佳年华时那样不知疲倦；他那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一切。疾病，年龄，流亡，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积聚起来的他本性中的善意好心，如今第一次从他心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迸涌而出。只有高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经历过的考验只是使他对人更加体贴关怀。现在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温存的手势，是我从前在这位性格内敛的学者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眼睛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更加温暖地看着我。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和弗洛伊德谈话都是我最高的精神享受。学习他的同时，还欣赏他。我感到，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为这位了不起的毫无成见的长者所理解，任何自白都不会让他吃惊，任何看法都不会让他激动，对他而言，教育别人要看清楚、要感觉清楚的意志早已变成他本能的生活意志。但是我从未像在那黑暗的一年、他人生中最后一年那样更加怀着感激之忱，感觉到和他进行的这些长谈，真是难以取代。一走进他的房间，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就被搁在一边。最残忍的事情变得虚幻，杂乱无章的事情变得清澈，当代现实的事情卑微地屈从于伟大的宇宙循环。我第一次经历了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已超越自我，连痛苦和死亡也不再感到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超个人的观察和审视的对象；他的死也和他的生同样是一个道德的壮举。弗洛伊德当时病情已很严重，这个疾病不久将致他于死命，用他假牙托的颚板说话显然十分困难，他跟别人每说一句话，别人看了其实都很羞愧，因为清楚地发音已经叫他非常费劲，但是他不让人阻止他说话；向朋友们显示，他的意志远比他的身体带给他的低下的折磨要坚强得多，这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他钢铁般的灵魂特别的雄心。他的嘴巴痛得扭曲着，他忍着病痛坐在书桌旁一直工作到最后几天，即使夜里病痛折磨得他无法入睡——八十年来，这健康的沉沉酣睡是他力量的根源——他依然拒绝服用安眠药或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使他失去精神的清晰明亮，哪怕只是一小时，他也不愿失去；宁可忍受痛苦，但要保持清醒。宁可在痛苦之中思考，也不要停止思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瞬间，他一直都是精神上的英雄。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斗争持续得越久，越显得壮丽辉煌。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阴影越来越明显地投到他的脸上，掏空了他的面颊，像刻刀似的在他的额头上刻出太阳穴，使他的嘴巴扭曲，使他的嘴唇说不出话来：只有他的眼睛，抵抗住这阴沉的死神，这座无法攻克的瞭望塔，死神无可奈何。这英雄的学者通过这座瞭望塔直视这个世界，他的眼睛，他的精神，直到最后一刻都始终保持清澈。有一次，是我最后去看望他时的某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利[16]同去，我认为他是崭新一代当中最富天才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无限尊敬。我在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达利在作速写。这幅速写我一直不敢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利目光如炬，已经在他身上画出了死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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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62 我们时代最顽强坚韧的意志，最能洞察精微的精神，在沉沦前所作的斗争越来越惨烈，直到他自己清晰地认识到，——对他而言，清晰永远是思维的最高美德——他已不能再继续写作，不能再继续发挥作用，他便像古罗马的英雄那样，允许医生终止他的痛苦。这是了不起的一生的了不起的终结，即使在这个互相杀戮的时代杀人如麻、死人无数，他的去世依然值得纪念。我们这些朋友把他的灵柩沉入英国的泥土中去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最珍贵的宝物送给了英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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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64 我在和弗洛伊德呆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经常和他谈到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和战争的恐惧。作为富有人性的人，他自然深受震撼。但是作为思想家，他对于这种兽性可怕地爆发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人家老是责备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有能力控制欲望；现在大家看到——当然这丝毫也不使他感到骄傲——他的意见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深埋在人灵魂里的原始破坏欲无法彻底消除，也许在今后若干世纪里，能找到一个形式，至少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里面把这种本能强压下去；而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些本能依然不能消除，也许还会作为必要的、具有张力的力量存在于内心的本性之中。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思考得更多的还是犹太人的问题及其当前的悲剧；这位从事科研的学者想不出解决的公式，他那清醒的头脑找不到任何回答。不久前他发表了关于摩西[17]的研究文章，把摩西写成一个非犹太人，写成一个埃及人。他的这个安排，在科学上不大有根据，既得罪了虔诚的犹太人，也大大地伤害了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这本书恰好在犹太人的遭遇最为恐怖的时刻出版，弗洛伊德深感遗憾，“此刻，人家把犹太人的一切全都剥夺干净，我还把他们最优秀的人抢走。”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比平时敏感几倍，因为即使在这场世界悲剧之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品，到处都是牺牲品，因为在打击面前，他们已经惊惶失措，他们都知道，一切糟糕的事情，首先打击的是他们，而且打击得沉重好几倍。他们到处都知道，所有的时代最最满怀仇恨的那个人恰好要羞辱他们，要把他们赶到地球的最边远的地方，赶到阴曹地府。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越来越多的难民前来，他们一周复一周比他们先来的难民更加穷困潦倒，更加惊惶失措。第一批，也是最迅速地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还能救出他们的衣服、箱子和家庭用具，有些人甚至还能带上一些钱。但是谁对德国的眷恋越深，越难和他亲爱的故乡断然分开，受到的惩罚也越加沉重。起先他们只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许他们上剧院，上电影院，参观博物馆，不许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他们留了下来，出于忠诚还是出于惰性，出于怯懦还是出于傲气，宁可留在故乡备受屈辱，也不愿在异国他乡沦为乞丐受人凌辱。然后人们又夺走了他们的佣人，从他们的住宅里搬走了收音机和电话，最后连他们的住宅本身也被夺去，接着迫使他们把大卫星缝在衣服上；让每个人在大街上看见他们都像看见麻风病人似的，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是遭到唾弃、遭到排斥的人，被大家百般嘲笑。所有的权利都被褫夺，所有精神上、肉体上的暴行都可以施在他们身上，借以戏谑，借以取乐。每个犹太人都发现，古老的俄罗斯谚语突然变成了残酷的真理：“是去当乞丐还是进监狱，谁心里都没底。”谁要是不走，就把他投进集中营。在那里，严格的德国式的管教会把最骄傲的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然后把他剥夺得只剩下身上的这套衣服和口袋里的十个马克，驱逐出境，也不问到哪儿去。于是这批人就站在国境线上，然后他们就在各个领事馆乞讨，但几乎总是徒劳。因为哪个国家愿意收留被抢得不名一文的人，收留乞丐？我永远忘不了我有一次走进一家旅行社看到的一番景象。屋里挤满了难民，几乎全是犹太人，大家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不论什么地方，不论哪个国家，到北极的冰原上去还是到撒哈拉灼热的沙丘里去，哪儿去都行，只要往前走就行。因为这里允许他们居留的时间已经到期，他们得继续往前走，带上老婆孩子继续往前走，到陌生的星辰照射之下的地方去，到讲陌生语言的世界去，到那些他并不认识别人，人家也不喜欢他的人群中去。我在旅行社里遇见了一个当年在维也纳相当富有的企业家，此人同时也是我们最聪明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起先没有认出他来，他变得头发灰白，老态毕露，疲惫不堪，他虚弱地用双手抓住桌子。我问他想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今天谁还问我们想去哪儿？人家还让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就到哪儿去。有人告诉我，在这里也许可以得到一张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各的签证。”我听了心里一沉，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带着一帮儿孙，心里满怀希望，忐忑不安地要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在地图上好好看上一眼的国度去，只是为了在那儿继续沿街乞讨，继续人生地不熟地漫无目的地苟且偷生！旁边有一个人拼着老命打听，怎么样能到上海去，他听说中国人还能收容他们。就这样大家挤在一起，从前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个人都准备拖着他生活的残破瓦砾向前走，无论拖到哪里，无论是拖过大地，还是拖过海洋，不论去干什么，去受什么罪，只要离开欧洲就行，只要离去，只要离去！这是鬼气森森的一群人，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想到这五十个受尽折磨的人，只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是一千万犹太人这一惊人庞大的大军极为微不足道的先遣部队而已。这支大军在他们身后，已经启程，正争先恐后准备出来，所有这些被掠夺得一干二净、在战争中还遭到踩踏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邮包，官府的批准书和旅费。这是数量惊人的一大群人，他们被凶杀的手段所惊扰，心惊胆战地想逃避希特勒燃放的这场森林大火。他们在欧洲所有的边境，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挤满了所有的监狱。这是一个遭到驱逐的民族，人家不允许他们成为民族。可他们的确是一个民族，两千年来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用不着再到处流浪，能感觉到在他们休憩时，脚下有一片土地，寂静的，和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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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66 但是这部二十世纪的犹太悲剧最可悲的是，他们受苦受难，却看不出这悲剧有什么意义，自己有什么罪过。所有在中世纪被驱逐的人，今天被驱逐的犹太人的远祖和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受苦受难：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法律。他们还拥有对自己上帝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作为自己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已失去这护身符，这些犹太人的祖先生活和受苦，怀着骄傲的妄想，身为创世主的遗民注定了要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言性的话语对他们是号令和法律，若把他们扔到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上去，他们会把他们神圣的《圣经》压在胸上，通过这内在的火焰就不会感到杀人的凶焰如此炽热。把他们从各个国家赶出去，他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故乡，他们在上帝心里的故乡，任何一种世上的权力，任何皇帝，任何国王，任何宗教法庭都无法把他们从中赶走。只要宗教还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还是一个集体；若把他们赶走，驱逐出去，他们就为自己的罪过赎罪，因为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宗教和习俗，把自己孤立起来，自别于世上其他的民族。而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再是个集体。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觉得身为犹太人与其说是个骄傲，毋宁说是个负担。他们也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使命。他们在背离他们从前圣书所规定的命令的情况下生活，不再想要他们古老的共同的语言。融入他们四周的那些民族之中，和他们融成一片，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追求，只希望得到和平，不受任何迫害，在永恒的逃亡中能够休憩。所以一部分人不再理解另一部分人，他们已融入其他民族，更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早已不是犹太人。现在，人家把他们大家又扔在一起，就像街上的垃圾扫在一块儿，来自他们柏林豪宅的银行行长，来自东正教教区的教堂仆役，巴黎的哲学教授们，罗马尼亚的出租马车的车夫，尸体洗涤师和诺贝尔奖金得主，音乐会上的女歌手们和葬礼上雇来哭丧的妇女们，作家和酿酒工人，有产业的人和没有产业的人，伟大的人物和渺小的人物，虔信的人和开化的人，放高利贷者和智者，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业已同化者，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西班牙、葡萄牙和东方犹太人，虔信的和非虔信的犹太人，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帮惊惶失措的人，他们是那些受了洗礼的犹太人和父母亲当中一半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自以为早已逃离这种诅咒，——几百年来，这些犹太人早已不再感到彼此之间有什么共同性，现在第一次又把一种共同性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逃离埃及之后一再遭遇到的被驱逐的共同命运。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落在他们身上，一而再地总是落在他们身上？这种无谓的迫害，原因何在？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把他们从所有的国家赶走，却不给他们一个国家；人们说：别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却不跟他们说，叫他们生活在哪里；人们说他们有罪，却拒绝给他们任何手段来赎罪。于是这些犹太人在逃亡途中睁着火烧火燎的眼睛面面相觑：为什么该我倒霉？为什么该你倒霉？为什么该我和你倒霉？谁也不知道答案。即便是弗洛伊德，这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我在那些日子里和他交谈多次，他也不知道这种荒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出路。但是也许犹太民族的最终意义就在于通过它那谜样的经久不败的生存，一而再地重复约伯[18]向上帝提出的永恒的问题，以便他们在世上的生存不致完全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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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68 人生中，早已被人以为业已死灭，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状、同样的模样又向我们走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阴森可怕的了。1939年夏天来到，慕尼黑连同它那短命的妄想“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早已过去。希特勒早已背信弃义地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把它据为己有。默麦尔[19]已被占领。被人为地弄得暴跳如雷的德国媒体要求占领但泽[20]和波兰走廊。英国不复轻信，痛苦的觉醒笼罩全国。即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单凭本能憎恶战争，也开始表现出激烈的气愤。平时如此内敛的英国人也向我打招呼，照看我们宽敞的公寓房间的门房，开电梯的司机，打扫我们房间的女佣，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人都还记得一点，那不可否认的公开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为了拯救和平，哪怕是这样亲切友好的迁就态度都还没有打动希特勒。在英国议会里人们突然听见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感觉到在准备（或者实际上是反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再一次升起显眼的阻拦气球[21]——现在看上去还像灰色的儿童游戏气球——在伦敦上空飘浮，又一次挖掘防空洞，分给居民的防毒面具经过仔细的检查。形势又和一年前那样紧张，也许更加紧张。因为这一次站在政府背后的不再是天真的浑然不觉的民众，而是已经下定决心、满腔愤怒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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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70 我在那几个月离开伦敦，搬到乡下，隐居在巴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觉到，人们对于世事是如此的无可奈何。一边是个清醒的、会思维的人，远离一切政治事件，独自工作，献身给自己的工作，寂静地顽强地致力于把他的岁月融入他的作品之中。另一边是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另外有十几个人，大家都不认识，从来都没见过，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在巴黎的奥尔赛码头，在罗马的威尼斯宫，在伦敦的唐宁街[22]，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迄今为止证明自己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或者机智灵活。他们谈话、写字、打电话，对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达成协议。他们做出决定，大家并不参与，详细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他们就这样最终决定了我自己的生活和欧洲每个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他们破坏或者保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给我们自由或者迫使我们被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坐在我的房间里，像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蜗牛一样毫无力量，与此同时却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关系到我内在的自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思想，已经制订和尚未制订的计划，我的清醒和我的睡眠，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整个的生命。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凝视着了无一物的空间，犹如一个囚犯坐在他的囚室里，紧紧关押在牢房里，用锁链牢牢地拴在这毫无意义、毫无力气的等待而又等待之中。左右的同屋囚犯发出问题，提出忠告，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就仿佛我们当中有什么人知道或者会知道人家会怎样处置我们，会给我们做出什么决定。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个朋友问我有什么想法，这时报纸送来，使我的脑子更加糊涂。这时无线电响了，一种语言反驳另一种语言。我便走到街上，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和我一样无知的人，问我意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仗。我心情焦躁地反问，说啊，聊啊，讨论啊，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些年来积累的养成的一切知识，一切经验，一切预见，碰到这十几个陌生人所做出的决定变得毫无价值。我在二十五年当中第二次又孱弱无力，意志颓丧地站在命运面前，思想毫无意义地敲击着我疼痛不已的太阳穴。最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大城市，因为在每一个街角，张贴的海报用刺目的词句，像凶险的恶狗向你扑来。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从成千个从旁一涌而过的行人额上看出，他在想些什么。我们大家想的不都是同样的事情，想着是还是否，黑还是红[23]，在这场决定生死的博弈中，我整个的人生也成了赌注，我最后还剩下来的岁月，我的尚未写成的著作，我迄今为止视为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的一切，全都成了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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