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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收发的信件在送达之前一直要接受审查，而他们则用自己的办法保护信件中的秘密内容。亚历山德拉有时会用教会斯拉夫语写信给沙皇村一名叫茹克的前卫生员，让安娜·维鲁波娃送信。[495]她还让西德尼·吉布斯和女仆安娜·乌特金娜去邮局送信。[496]阿纳斯塔西娅让她的朋友叶卡捷琳娜·兹博罗夫斯卡娅写信给罗曼诺夫家的仆人安娜·杰米多娃，因为杰米多娃受的审查不那么严格。阿纳斯塔西娅还避开潘克拉托夫，把自己的一些信件悄悄送走。[497]她并不试图向外界隐藏罗曼诺夫一家被监禁的地方——早些时候，她甚至写信给兹博罗夫斯卡娅，落款地址为总督官邸，信中指出他们住的房间，还附上一张从马路上拍摄的官邸的照片。[498]她已经尽力说明采取救援实际需要掌握哪些情况——罗曼诺夫一家没有放弃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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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拉托夫想办法平息了分遣队制造的麻烦，尼古拉很欣赏他的处理方式。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潘克拉托夫和科贝林斯基都为纪律和秩序松懈感到不安。士兵经常抱怨食堂烹饪标准不一。他们注意到罗曼诺夫一家用餐后盘子里经常剩着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尼古拉什卡”——他们对皇帝的称呼——可以被如此纵容。他们对自己不得不睡在地上而尼古拉却睡在舒适的床上表示抗议。他们的薪水也比来托博尔斯克之前低，这也令他们不满。当1917年8月给他们的财务担保在十月革命中化为乌有时，他们威胁要出去抢劫当地的商店。科贝林斯基谨慎地给他们增加了工资并改善了伙食。[499]虽然这让局势平息了一段时间，但怨恨很快又出现了。一些士兵为了取乐，在罗曼诺夫家女孩们玩的秋千上刻上了猥亵的话。[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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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分遣队中的政治激进情绪在不断增长，一直活跃的社会革命党人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一个名为皮萨列夫斯基的资深政治流亡者，此人编辑了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真理报》，他还是托博尔斯克苏维埃的主席。科贝林斯基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对托博尔斯克来说没有太大意义，错误地指责皮萨列夫斯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皮萨列夫斯基相信罗曼诺夫一家正试图逃脱。这一地区政局动荡不安，在鄂木斯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再要求将沙皇一家投入监狱。托博尔斯克尚未受到苏维埃专权的影响，仍保有临时政府任命的省长。皮萨列夫斯基即使不是布尔什维克，也同情人民委员会，并且力主发挥“苏维埃的力量”。听说沙皇已在前一天晚上逃脱后，他立即前往“自由之家”要求面见沙皇。这纯粹是幻想。正如潘克拉托夫所坚称的，身在托博尔斯克的所有罗曼诺夫家的人当天早上都去了教堂。[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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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萨列夫斯基拒绝放弃。虽然他承认罗曼诺夫一家仍然待在这里，但他认定，潘克拉托夫不值得信任。在一次关于分遣队的讲话中，他谴责潘克拉托夫是一名“反革命者”。[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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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也就是俄国旧历的元旦，奥尔加和塔季扬娜发烧了。医生怀疑她们患上了风疹。罗曼诺夫家把两名女孩留在家里，其余人去天使报喜教堂做弥撒。尽管她们二十四小时后感觉好了一些，第二天还是确诊患了风疹。阿列克谢在1月16日也感染了，二十四小时后玛丽亚也感染了。但尼古拉对孩子们的病情比较冷静。他更加为之震惊的是，第二步枪团的士兵行为越来越粗鲁。相较之下，第四团显得文明可亲。[503]第二步枪团的士兵要求每天喝伏特加，还要求加薪，当局因而担心他们以后可能会不服从命令。当局随后承诺将他们每月的工资增加到四百卢布。[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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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称，人民委员会于1月19日突然关闭了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于11月举行，但结果令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大为失望，他们得到的选票不超过四分之一。社会革命党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布尔什维克指出，候选人名单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组织分裂前制定的。这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在大会中获得的代表数比应得的要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结束投票前，人民委员会关于和平与土地的法令尚未产生全面影响。尽管如此，这次选举是在成年人普选制基础上举行的自由竞选，而且是在苏维埃官员的监督下进行的。当立宪会议于1月18日召开会议时，社会革命党领袖维克托·切尔诺夫声称他们有权组建政府，并组织了公众示威。第二天，人民委员会下令终止程序。这是由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促成的，他们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粗暴地宣布：“警卫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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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抵抗的部队和武器，切尔诺夫和其他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撤离到了伏尔加地区的萨马拉，并建立了一个替代政府，称为“立宪会议议员委员会”（科穆奇）。在成立了政府并组建了自己的人民军后，他们的目的是夺取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并重新获得当选议员代表的权利。他们的势力从萨马拉延伸到伏尔加地区其他城市。切尔诺夫在实现自己进军首都的计划之前便赶走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主要威胁，这些社会主义者挑战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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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潘克拉托夫认识到的那样，这一系列的事件完全降低了他在托博尔斯克“自由之家”的地位。他同意在立宪会议在首都召开之前担任政委。但人民委员会驱散了大会并废除了与临时政府有关的所有机构。潘克拉托夫是由克伦斯基任命的，所以他总结说，自己的职责和作用已经结束了。[505]当托博尔斯克大会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时，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警卫分遣队内部已经开始选举新的指挥官和新的士兵委员会。首都的苏维埃当局也使出了刺激手段。他们一直不满意托博尔斯克，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城镇。这就是他们授权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去监督局势的原因。鄂木斯克开始正式负责苏维埃组织层级内的整个地区，而人民委员会则要求它管控该镇，尤其是“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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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革命形势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简单完成的。分遣队中有的分队很希望看到潘克拉托夫转身离去的背影，而其他人则希望说服他留下来。然而，尖锐的争论只增加了潘克拉托夫的决心。他相信，是时候离开了。[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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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于1918年1月24日向士兵委员会递交辞呈，称他知道自己留下来会带来更多麻烦。潘克拉托夫在官方宣誓陈述书中说明了理由，委员会主席基列耶夫同意了。[507]潘克拉托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屈服于当局的专制意愿。如果沙皇一家发生任何不幸，他想证明那不是他的错。他辞职后便立刻去与尼古拉道别。[508]他和尼古拉都知道，对罗曼诺夫一家来说这个结果是无益的。尼古拉用英语秘密写信告诉母亲：“监视我们的人终于被士兵带走了。如今我们身边只有亲爱的上校［科贝林斯基］。他不读我们的信件，也不读我们从你那里收到的信件；他总是亲自把信送来，在人前假装一切都按常规进行。”[509]这封信里的英语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也许是要保证如果信碰巧被布尔什维克拦截了，里面的内容不会被他们看懂。可能尼古拉也想为后代留下合适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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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士兵委员会耀武扬威地命令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搬出科尔尼洛夫的宅邸。[510]布克斯赫韦登不受军队欢迎。最初她因患阑尾炎而没有跟罗曼诺夫一家来到托博尔斯克。手术后，她独自一人乘坐火车前来，火车上满是不守规矩的士兵，其中一些人在她车厢外的走廊上徘徊，大喊“资产阶级必死！”。1918年1月5日，当她出现在托博尔斯克时，值班的警卫不让她进去。显然，军人们不喜欢她华丽的服装，尤其是她的灰色大衣。[511]她别无选择，只能和母亲的朋友马瑟小姐住在一起。[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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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委员会也毫不迟延地命令潘克拉托夫和尼科尔斯基搬出科尔尼洛夫的宅邸。[513]他们两人被这种强制命令搞糊涂了。塔季扬娜·博特金娜无意中听到尼科尔斯基说：“我们从未想过我们会在你之前离开。”尼科尔斯基拿着一只小手提箱，戴着一顶“夸张的毛茸茸的黑色高帽，这顶帽子让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强盗”。他心情很不好。当被问到他和潘克拉托夫要去哪里时，他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去找个角落待着，平复我们怨愤的心情！”[514]潘克拉托夫和尼科尔斯基在托博尔斯克待了一个月，于1918年3月抵达赤塔。[515]罗曼诺夫一家勇敢地面对当下的局势。他们愉快地看到，托博尔斯克冬季的光线比沙皇村要好，阿列克谢则在雪地上搭了隧道，在里面爬来爬去。[516]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抱着乐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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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帕维尔·马特维耶夫少尉和士兵委员会领导人，第一步枪团的军士基列耶夫，决定由警卫分遣队来掌控局势。基列耶夫把自己的床搬进了“自由之家”，并在会议室舒服地安了家。这令罗曼诺夫一家感到不安和屈辱。罗圈腿司炉格奥尔基——大家都叫他若尔日克——咒骂了一通基列耶夫，威胁要把他和他的床扔到街上去。然而，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士兵手中。对他们来说，基列耶夫违背了时代的民主精神。如果说邻近的驻军态度就很粗暴，那么他又会有何不同呢？[517]他们将他和马特维耶夫调换了一下，马特维耶夫住在马路对面科尔尼洛夫的宅邸里，并竖起了一块牌子：“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马特维耶夫同志的驻所”。有人一定告诉他，他把“住所”这个词拼错了。很快他又竖起了一块言辞温和的牌子，只写着“公民P.M.马特维耶夫”。后来，他晋升了，他买了地球仪和书，请了当地老师来给自己上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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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分遣队希望获得莫斯科的指示，并发电报请求莫斯科派遣一位布尔什维克政委。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限制了罗曼诺夫一家自由外出活动的权利。士兵们很快就厌倦了执行命令，罗曼诺夫一家正式获许可以每周两次不受军事监视外出活动两小时。[519]但同时，他们不能去教堂，他们也不能再步行前往天使报喜教堂。[520]罗曼诺夫一家知道他们的监禁条件可能会逐步恶化，全家人心里都充满了与日俱增的危险感。[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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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一章 莫斯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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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29日，人民委员会对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展开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讨论之一。[522]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托博尔斯克更多的指示。潘克拉托夫单方面辞职的决定对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影响。潘克拉托夫对“自由之家”管理严格，并将监督权交给了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央当局由此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但人民委员会依然面临着做出何种长期决定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最好是将尼古拉带到首都并让他接受公开审判。人民委员会计划通过司法程序揭露沙皇秩序下对权力和特权的滥用。尼古拉以往一直手握所有政治权力。立宪会议的选举表明，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大多数人尚未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显然，人民委员会必须更广泛地宣传他们的革命目标，而对尼古拉的审判旨在达到这一目的。人民委员亟须向大众宣传他们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并争取大众对社会主义秩序的支持，他们打算将社会主义秩序传播到整个俄国乃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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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人民委员会计划在德国开展颠覆活动、发动革命战争，但他们必须遵守与轴心国谈判时商定的条款。一旦停战条约在东线生效，下一阶段俄国和德国之间就要交换外交代表。双方都对此很反感。苏维埃当局将德国精英阶层视为帝国主义者，而德国的部长和指挥官则否认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但当局认为，向柏林派遣使团是一次宣传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好机会。德国事实上的军事领导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试图确保，他解决西线的盟军时俄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1917年12月28日至29日晚，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使团抵达彼得格勒，住在三家最好的酒店里。酒店里还住着随本国外交使团前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官员。[523]虽然德国人试图威胁苏维埃政府，让他们与自己单独签订一份东线的和平条约，但盟军的特使们认为恢复对德作战有利于俄国。大战处于紧要关头，交战国同意搁置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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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民委员会承认，他们处置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可能有错。1917年春天，没有人会为推翻君主制感到遗憾，其他人都知道局势很容易改变。特别是农民，他们很可能会反对让尼古拉接受质询，也很可能对前皇帝产生同情。人民委员会也意识到，不管判沙皇什么罪，都可能引发争议。如果数百万农民为尼古拉难过，就必须谨慎考虑未来如何处置他。将他处决还是监禁？如果监禁，那么监禁多久？只有人民委员会可以做出这些决定。此时，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执政联盟正在争论，是否应当与德国签订一份单独的和平条约。人民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赞同。战争或和平的问题比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更急迫。人民委员会决定，让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宣告在最近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沙皇一家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希望听一听农村的舆论。[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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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20日，当时沙皇一家的问题是首要议程，阿列克谢耶夫由莫伊谢伊·乌里茨基陪同做了报告。莫伊谢伊·乌里茨基是新成立的名为契卡的政治警察组织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经过进一步讨论，人民委员会决定要求人民司法委员部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两名代表准备关于尼古拉的调查材料。将尼古拉从托博尔斯克转移走的时间要推迟到人民委员会研究完整个问题，但最终苏维埃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了紧迫性，加快了进程。[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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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产人民委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弗拉基米尔·卡列林于1918年2月23日用电报发出了一份预算命令，大意是人民委员会不能继续维持罗曼诺夫一家目前的开支了。除此以外，暂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从那时起，罗曼诺夫一家的国家补贴固定为每人每月六百卢布。随从没有补贴。尼古拉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解雇一部分随从，要么用自己的基金继续给他们支付工资。他让塔季谢夫、多尔戈鲁科夫和吉利亚尔研究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经过一番艰难的讨论，他们得出结论，除了减少随从的数量之外，别无选择。皇帝表示同意，并决定，那些个人能力欠缺或不能留在工资单上的人必须离开。[526]他们计划于3月1日开始行动。[527]吉利亚尔在日记中说，黄油和咖啡成了奢侈品。[528]皇帝解雇了十二名工作人员；他还降低了所有留下来的人的工资。[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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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雇的人靠豪饮来纾解情绪——“自由之家”仍有不少酒。有些仆人喝得烂醉，只能爬过沙皇一家住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间，昏睡过去。[530]这只是士气低落的另一个阶段。在此之前，随从们一直坚持遵守传统的行为规范，但如果罗曼诺夫一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些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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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希望通过多付三个月工资来解决解雇仆人的问题。然而，她查看账目，发现钱已经不够用了。她的解决办法是，将留用人员的工资减少三分之一，用这笔钱补偿被解雇的人。她也希望进一步节省开支，以弥补那些留下来的随从的损失。[531]她和吉利亚尔检查账目，发现预算中的漏洞比她想象的更大。[532]她恳求吉利亚尔向其他随从解释这一情况，当然，随从不可避免地向他发泄不满。工作人员对降薪感到愤怒，尽管他们现在仍能吃饱喝足，住在舒适的房子里。[533]他们对沙皇一家的忠诚度正在不断下降。塔季扬娜·博特金娜注意到，随从中有几个人开始提出难以满足的开支要求，并在为罗曼诺夫一家准备的食品中随意挑走他们想要的东西。[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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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以外的皇室支持者秘密帮助尼古拉渡过经济难关。莫吉廖夫的前副总督弗拉基米尔·施泰因于1918年1月前往托博尔斯克，并回到莫斯科告诉皇室支持者们尼古拉遇到的经济困境。随后，施泰因募集了二十五万卢布，再返回托博尔斯克将钱交给塔季谢夫和多尔戈鲁科夫。[535]尼古拉瞥见他站在外面的街上。他在1918年3月26日的日记中感激地写道：“善良的朋友们给了我们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施泰因还带来了茶和书，供罗曼诺夫一家使用。[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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