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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一章 乌拉尔和那里的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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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叶卡捷琳堡作为罗曼诺夫一家的拘禁地，是因为它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非常活跃的中心，它的领导人已经给全党留下了深刻印象。1917年4月当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他后来离开乌拉尔，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另一位来自这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而在8月，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任命为副委员。其他想留在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人还包括别洛博罗多夫、迪德科夫斯基、戈洛谢金、萨法罗夫和扎斯拉夫斯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许多党内政策的争议中持激进的观点。他们渐渐被称为左派。他们反对与轴心国签订单独的和平条约，坚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希望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梦想，坚持认为十月革命的全部意义是抓住机会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看来，托洛茨基似乎是毫不妥协的激进派，但左派却批评他过分谨慎，而乌拉尔是他们试图将思想付诸实践的革命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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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叶卡捷琳堡已经发展为俄国的一座大城市，但在地图上它仍仅仅被标为彼尔姆省的一座地区城镇。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彼尔姆仍保留着为临时政府服务的那些行政机构。此外，直到冬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领导着彼尔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彼得格勒成立后不几天，布尔什维克便在叶卡捷琳堡掌权了。[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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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以来，乌拉尔地区的工业活动飞速发展，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工业更是成了该市最重要的一部分。现代和传统在这里共存。传统的皮草贸易仍然是伊尔比特年度展览会上的一大亮点，在整个俄国，伊尔比特展览会的盛大程度仅次于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举世闻名的展览会。[822]不过，真正刺激经济发展的是采矿业。几十年来，人们在叶卡捷琳堡附近开采煤和铁。俄国勘探者拥入乌拉尔，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铂矿——铂已经是制造业中的重要金属。他们还惊喜地发现了铬铁矿，并且开始开采铜、锰和石棉。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南部俗称磁山的地区，人们勘探发现，这里如预期一样储藏着可满足全球需求的丰富金属资源。[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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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布尔什维克很自豪，能统治像叶卡捷琳堡这样的大型“无产阶级”中心，但他们知道，这里的工人阶级还远远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描述的经典形象。乌拉尔的许多工人与农村还保留着联系，他们是自彼得大帝统治以来被迫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农民的后代。这是工业农奴制的一种形式。农民在企业周围建起了定居点，房子和园子都很常见。工人都是半农民半无产阶级，通常一家几代人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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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农村的紧密联系使得该地区一直是招募社会革命党人的好基地。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之后。几周来，他们保持着一种同志关系。叶卡捷琳堡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其中许多孟什维克——都对布尔什维克没有敌意，而在首都那种敌意是相当典型的。城市苏维埃的意见已经转为支持在初秋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再次当选的苏维埃大会在11月7日召开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提升，大会还批准推翻临时政府。这件事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并将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生在同一天。乌拉尔的代表，无论是不是布尔什维克，都衷心支持十月革命。[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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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开始在整个地区点燃政治之火。早在1917年11月8日，城市苏维埃就宣布自己是唯一的权威。临时政府的全权代表被解雇，当地的立宪民主党报纸停刊。反对者占少数，当邮政工会组织的一次罢工，意图切断这座城市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时，结果把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给隔离起来了。布尔什维克着手进行革命转型。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于11月14日加入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与他们合作，但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关系紧张起来了。托洛茨基在俄国首都的革命是残酷却又脆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步步地加入了彻底的反对派的行列中，并保持自己的操纵自由。[825]随着立宪会议选举日期临近，一切都成为可利用的工具，各方相互谴责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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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结果宣布了，人民委员会联盟在选举中失败的趋势越发明显。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重申，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是当地权力的唯一来源：他们决定先发制人，防止社会革命党人组建新政府。[826]12月26日，城市苏维埃要求阻止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占据席位。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立宪民主党支持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的政变，企图借助卡莱丁和杜托夫将军的武装推翻人民委员会，这些举动已经太出格了。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由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和列夫·索斯诺夫斯基领导，他们接到指示，要为革命法令提供一切支持。[827]叶卡捷琳堡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出所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要求服从立宪会议的意愿。他们对1918年1月6日人民委员会的关停感到愤怒，乌拉尔社会主义者之间达成的脆弱的一致瓦解了。[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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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社会革命党的整张关系网都被破坏了，领导人被逮捕和公开审判，为要揭露他们自沙皇退位以来进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829]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立即被要求释放他们的人们包围起来。布尔什维克不能忽视街头民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是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了临时政府。由于社会革命党人仍被视为真正的革命者，叶卡捷琳堡的契卡勉强同意释放一些被监禁的人。[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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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和2月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的总体计划，[831]但这反而加速了经济崩溃。生铁的月产量从1917年1月的8.1万吨下降到1918年5月的3.4万吨。[832]随着顿河盆地的煤炭和铁产量急剧下降，人民委员会把目光转向了乌拉尔的矿山，希望将其作为主要供应方。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该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擅长企业国有化，但在促进生产方面却束手无策。许多制造和采矿中心的工业停滞不前。工人担心如果他们长时间失业，可能会吃不上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再次当选，进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兹拉托乌斯特等地做出回应，命令部队向示威者开火。革命正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愈演愈烈。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各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纷纷让自己的官员和分遣队掌管特权工资和食品分配。[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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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在奥伦堡聚集在亚历山大·杜托夫将军麾下。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骑兵，杜托夫1917年在哥萨克部队中服役，并于10月成为他们的领袖之一。没有哪个省的军官在组建军队推翻人民委员会时像他效率这么高。11月15日，他夺取了对奥伦堡的控制权，这标志着乌拉尔内战开始。几个月后，他用志愿者组建成了自己的奥伦堡军队。[834]他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从奥伦堡被选入立宪会议。当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被强行关停后，他留在奥伦堡为科穆奇服务。[835]当他向叶卡捷琳堡方向一路朝北扫荡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面临着第一次严重的威胁。他们向中产阶级征收一千万卢布的金融“捐款”以支付新红军的费用。但事实上，他们只收到了二百万卢布，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成功地训练出了可以抵抗杜托夫的分遣队。1918年1月31日，他们第一次举行了红军士兵的葬礼。[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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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红色政权声称自己是整个乌拉尔地区的最高权力，并成立了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即便如此，布尔什维克仍然遭到了本地的抵抗。乌拉尔教学联盟让教师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别洛博罗多夫反应敏捷，迅速关闭了旧的教育管理局，开始设立一个全新的教育管理局。他为学校招聘了一些同情人民委员会事业的教师。但这并不比寻找资金来维持该地区的财政更容易。1917年11月，乌拉尔金属生产商协会呼吁削减用于银行和企业的资金。国有化趋势迫在眉睫，资产所有者争相将资产转移到布尔什维克征收的范围之外，这导致了资金外流。[837]由于纸币短缺，乌拉尔领导人印发了自己的区域性货币。[838]他们还呼吁莫斯科提供预算援助。但随着经济危机不断恶化，苏维埃的理论与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间鸿沟日深。[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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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下令所有银行收归国有，乌拉尔布尔什维克打开叶卡捷琳堡的银行保险柜，获得了其中之物。同时，他们废除了传统的司法系统。旧法庭被废弃，革命法庭在上伊谢季区剧院里审案。第一次开庭要审判被控杀害赤卫军的人。城市苏维埃的军事部门催促布尔什维克抓紧遣散旧俄军，首先就是允许伤残士兵及要撤离的士兵停止服役；他们还要求将指挥官撤职。[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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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初，戈洛谢金已经明显看出，整个乌拉尔地区的苏维埃财政状况都无比糟糕。他呼吁布尔什维克提高效率——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管理城市。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学会有效地使用它。[841]布尔什维克党委中对纪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否则，他们很容易受到人民委员会的敌人的武装攻击。但现实是，他们在组织方面是混乱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一些名望很高的老手，他们反对将等级控制观念强加给其他同志。萨法罗夫搬到叶卡捷琳堡之前曾与列宁一起返回俄国，他对过度集权的危险发出过警告。他提醒大家不要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老路，他们最终误入歧途，采取了敌视真正的革命的政策。[842]有些人反对对国家的铁路进行集权管理。许多乌拉尔布尔什维克的本能反应是，认为只有本地苏维埃的迅速反应水平才能满足本地工人的期望。[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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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的中产阶级感受到了革命的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尼古拉·伊帕季耶夫——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子移交给新的苏维埃机构。汽车、保险箱和打字机也被没收，苏维埃还设立了征用委员会以使这一过程正规化。[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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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希望教师和医生等技术专家能留下，但与此同时他们坚称工人阶级的利益居于首位。医疗成为第一批引入“劳动责任”的行业之一。他们颁布法令，要求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市卫生人民委员部指定的范围内救治患者。布尔什维克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穷人。他们建立免费诊所，提供夜间医疗服务。药房被“市政化”了——这意味着城市管理部门接管了药房，并希望药剂师同意为其工作。他们为所有医生制定了强制性的薪资规划。每个人每月赚三百卢布，每多一个家庭成员再增加五十卢布。他们必须按照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来工作。健康委员尼古拉·萨科维奇是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位医生，他宣布，他决定派谁去处理某个地方的痢疾疫情，谁就必须完全服从。[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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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革命性变化一样，书面形式的决议很少会得到完全执行，有时甚至完全得不到执行。萨科维奇希望当地医生能在1918年3月他组织的医学大会上服从他的命令，但他们拒绝出席。5月，他再次尝试，但当他建议医疗保健系统应该远离政治影响时，乌拉尔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提出了反对。这次，医生出席了会议，但他们表达完对改革的反对意见之后便离开了。[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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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苏维埃权力”可能即将结束。尽管行业团体反对十月革命，但他们无法挑战叶卡捷琳堡的赤卫军，只能进行被动抵抗，例如拒绝在政府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机构中工作。[847]他们走出政府机构，试图依靠积蓄生活。然而，在通货膨胀严重，卢布日益贬值，而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财政需求日益增加之时，这种做法只可能是权宜之计。粮食短缺是另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拥有配给卡。苏维埃地区领导人称赞阶级冲突是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叶卡捷琳堡发起革命的指导原则，而“资产阶级”里则充斥着不可挽救的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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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破坏了执政联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从人民委员会辞职。在叶卡捷琳堡，即使双方关系紧张，他们也继续保持合作。乌拉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一样，对与德国签订单独的和平条约不满。与叶卡捷琳堡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似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行的目标，他们坚守在位于叶卡捷琳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商会大楼里。[848]这两个政党一起度过了政治风暴的漫长冬季。虽然军事威胁，特别是来自杜托夫将军的威胁，其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但产业工人渐渐不再支持“苏维埃权力”了。然而，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其成就自豪，并决心要保持叶卡捷琳堡的革命精神。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只要他们做出必要的承诺，任何本地困难都可以很快解决。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满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而团结在一起；他们渴望人民委员会回归原来的轨道，在俄国和全世界无条件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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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二章 此刻，在托博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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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领导层认为，伊帕季耶夫宅邸并不适合给大多数与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一起抵达的随从居住。契卡对多尔戈鲁科夫进行了个人搜查，发现了许多可疑物品。他带了一大笔钱，以及两张西伯利亚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的航道。这足以将他关进叶卡捷琳堡监狱。[849]塔季谢夫在契卡没有这种借口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事实上，他们不希望罗曼诺夫一家获得任何有军事或政治经验者的支持。在尼古拉准许费奥多尔·戈尔什科夫因健康状况不佳而离职后，他们囚禁了戈尔什科夫。[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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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托博尔斯克同时加强了控制，苏维埃主席帕维尔·霍赫里亚科夫在那里开展了一场政治镇压运动。他是叶卡捷琳堡派到镇上的主要代表。当托博尔斯克终于收到消息称，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已被移交时，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得到了证实。5月3日，在“自由之家”的科贝林斯基收到帕维尔·马特维耶夫的电报，讲述了车队的冒险之旅，转移的秘密终于首次公之于世。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他们转移的目的地。[851]现在所有的道路似乎都通往叶卡捷琳堡。莫斯科通过电报指定霍赫里亚科夫接替雅科夫列夫，担任管理“自由之家”的政委，他留下来成为这里唯一的负责人——他经常前来监督。[852]托博尔斯克上下皆感受到了他的权威。1918年4月28日，他下令逮捕格尔莫根主教，送往乌拉尔。[853]格尔莫根一直反对十月革命，还参与了准备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断断续续的活动。托博尔斯克几乎没有任何土生土长的布尔什维克。霍赫里亚科夫的目的是把此地变为一个对人民委员会来说安全的地方，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围捕“苏维埃权力”的每一个敌人，要么监禁，要么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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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运动的一部分，他彻底搜查了布克斯赫韦登男爵夫人和她的财产。一些人退役了，另一些人来服役，包括拉脱维亚人，部队的组成继续发生变化。[854]霍赫里亚科夫加强了对部队的改组，遣散了雅科夫列夫留下来的队伍，并用自己在叶卡捷琳堡的赤卫军取而代之。[855]他还呼吁乌拉尔领导人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罗季奥诺夫前往托博尔斯克，对“自由之家”进行日常管控，因为雅科夫列夫指派的指挥官酗酒成性，不再可靠了。[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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