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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短暂又漫长的一生中（取决于你怎么来看），他为改变自己的社会阶级所做的努力，似乎非常适用于上面的这段话。波拉尼奥没有贵族的头衔，没有钱，没有车，甚至不会开车，他非常自律，一心只想完成自己学业，获得更多的文学知识，就像其他作家一样，他无法被家里的传统束缚，就连学校也关不住他渴望知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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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自负的骄傲，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坚定地追求理想的自尊。波拉尼奥只是在寻觅文化，让自己更为博学。当然，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说，这是在追求潮流，美国的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说这是种“贫民的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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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我烂醉的时候，我也没有失去理智、韵律和节奏感，我仍然坚持反对剽窃，对抗平庸，拒绝沉默。”波拉尼奥对另外一些作家这么说，包括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还有他智利的同胞伊莎贝尔·阿连德和马塞拉·塞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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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是个对物质几乎不感兴趣的人，当然他本身也没有什么物质生活，他似乎就为了一个使命而生，那就是自我启蒙和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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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在智利，他已经会写字了，也常常自己阅读很多东西。学校总是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在课堂上反对老师的观点。老师却跟我们说我儿子是对的，但必须‘告诉他别在大家面前这样做，会让老师很没面子’。”莱昂·波拉尼奥跟我们回忆他儿子在洛斯安赫莱斯上学时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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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到了墨西哥之后，罗贝托进了伊达尔戈铁路的一所教会学校，但他只在那儿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据莱昂所说，罗贝托还是一直维持着在智利学校的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最终被墨西哥学校的牧师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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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很好学的孩子。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去吉根迪（现在叫索里亚纳）。罗贝托总是跟我说：‘爸爸，你去买你要的东西，我留在这儿看会儿书。’等我购物回来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读完四本书。”莱昂回忆说，口气里满是作为父亲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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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眼里，罗贝托还是个不寻常的男孩。他喜欢走路，对钱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给《至上报》和《水星报》写短篇故事，把赚的钱都给了我。有时候我会抽出5个比索给他，他却跟我说：‘太多了，给我2个就够了。’在当时，坐个公交车都要花30分(3)。当然，我有时会帮他付钱给卖塔可的小摊。因为我出门很早，一整天都在外面，家里可能没什么吃的，所以罗贝托会去路上的塔可摊买些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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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喷火器》的片段，罗贝托·波拉尼奥著，收于《浪漫主义狗》中。（中文翻译选自《浪漫主义狗》，范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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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贝托·波拉尼奥给胡安·帕斯科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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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比索等于100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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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 5 现实以下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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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波拉尼奥能滚回圣地亚哥市，马里奥·圣地亚哥也是 每个人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烦 雷哈诺先生感性又善良 争吵当然也包括动手的啊 我们去了同一个聚会，却坐在不同桌 新的启示 现实以下主义者不是真正的作家 主持现实以下主义团体的大局 他们也在场——噬尸 小狗们争斗领地 我们为会你捐献肝脏 塞尔达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他在讲课 你如果不站在我这边，那你就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和布可夫斯基有些相像之处 那是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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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是1976年在智利诗人波拉尼奥的密友布鲁诺·蒙塔内的家中被发起的。《荒野侦探》中费利佩·穆列尔的原型就是蒙塔内，他1957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是画家阿尔瓦罗·蒙塔内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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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7岁的布鲁诺·蒙塔内在发生军事政变后离开了智利，因为他的父亲在这场政变中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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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内的父母曾在墨西哥城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到了索诺拉，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城市，至今仍住在那儿。那里也是《荒野侦探》第三部分的故事的发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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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和他的哥哥通过海梅·克萨达得知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墨西哥城的地址（瓜达卢佩特佩亚克区萨穆埃尔大街27号），由此认识了我们这位当时已经移居墨西哥6年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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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很快就迸发出了火花，开始一起发表文章。首先是在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和党人胡安·雷哈诺(1)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智利年轻诗人的诗选。胡安·雷哈诺曾短暂地出现在《荒野侦探》的故事里(2)。之后他们又在同样是雷哈诺负责的《国家报》文化副刊上发表了自己最早期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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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那段时光，波拉尼奥最难忘的就是他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之间亲密的友谊，他称马里奥·圣地亚哥是自己认识的“最杰出的诗人”，“有着非凡的才华”(3)。两人1975年在墨西哥城的哈瓦那咖啡馆相识，“我们都非常单纯，我们是在某些方面早已开窍，某些方面却依然无知的年轻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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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波拉尼奥写出诗集《高飞的麻雀》，125—130页，但他一直没有将其出版。我们把诗集寄给了哈瓦那的美洲之家参加文学评奖。它在首轮预选中就脱颖而出，然而最终并没有获胜。这本诗集是由两组长诗组成。一组是罗贝托所写的《星条美国的动脉》或者叫《资本主义的色情幻想》，而我写的那组叫作《世界长桥之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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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内还记得当时对罗贝托来说诗人尼卡诺尔·帕拉（“代表作是《大作》。”(6)他说）代表了什么。他还记得罗贝托读了很多科幻小说、悲剧故事，由此，波拉尼奥烧毁了自己那些杂乱的戏剧作品，因为他说“它们太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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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内和波拉尼奥在流亡西班牙期间再次相遇，并在巴塞罗那出版了《贝尔特·特雷帕》杂志，以向胡里奥·科塔萨尔《跳房子》里的人物之一（钢琴家）致敬。杂志还刊登了恩里克·利恩的几首诗，罗贝托一直与他有通信往来。“我在自己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认识了利恩，当时是在赫罗纳，我住在乡下的一座大房子里，带着我的狗。当时，我和我的狗都几乎快变成原始人了，完全与世隔绝。我觉得外面的人都不敢靠近我的房子。当然不是因为怕狗，而是因为怕我。我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不再提笔，而是因为文学潮流改变了，当时我已经切断了和文学圈的来往，彻底结束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和恩里克·利恩有联系，而且沟通得很不错。他在智利读了我的诗，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地与我交流。他把我从我早已适应的井底救了出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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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我们那时候没有责任心，理论思路也不是很契合。基本上，真正困扰墨西哥文学圈的问题是，当时的我们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党派或者权势集团的一边。墨西哥文学圈一直以来都与军阀或者他们的‘武士’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没有。我们不站左派，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左派、教条主义的左派，还是专制主义的左派，它们都是可怕的左派。但我们也不支持“高雅”的右派，实际上是早已过时的‘高雅’，甚至与高雅毫不相关。我们和先锋派也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只在乎赚钱，早已迷失在自己铺的那条所谓‘先锋’之路上。每个人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烦。我记得，有个人在某刻灵感大发，大概是他唯一灵感迸发的瞬间，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希望波拉尼奥能滚回他的圣地亚哥市，马里奥·圣地亚哥也是。’(8)墨西哥已经忍不了我们了，那是一种彻底的厌恶，完全看不惯我们。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以下主义。后来我真的离开了墨西哥，去了西班牙，再也没回去过。而马里奥呢，在欧洲和中东住了一段时间，还是回到了墨西哥，他为此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在他去世之后，很多人又从躲避已久的阴暗之处走出来，说马里奥是伟大的诗人，但他们只能等他死后才能发声。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我从事的诗歌行业感到羞愧，因为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我变了。我们那群人中曾有个杰出的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绝对比我更能鼓动人心，作为诗人，我和他的距离还有很远。我的欧洲之行彻底改变了我对诗歌的看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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