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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波拉尼奥十几岁就认识了，那是青春最初的几年，我那时还在读中学，已经放弃了想做消防员和宇航员的梦想，转而想成为画家、诗人或是电影制片人。1976年的墨西哥城有1500万人口，但是游荡在这座城市里的诗人彼此熟识。我们会去听同一场演讲，去参加同一个聚会，关系自然就熟络起来。我应该见过罗贝托七八次，每次见面都以争吵结束，那个年代这很正常，当然，我所说的争吵也包括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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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是散文家、诗人何塞·马利亚·埃斯皮那萨(19)。他对自己和波拉尼奥之间争执的描述像极了巨蟒剧团(20)电影里的场景。一边是“罗贝托躲在捍卫他的诗人的身后，而另一边则是我藏在捍卫我的诗人的背后。显然，勇气这玩意不是现实以下主义者所拥有的特质。”他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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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都是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他，我们坐在不同桌。我认识一些当时参加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工作坊的年轻人，之后他们也都加入了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我们总是争执不断。我所支持的团体一直着魔般地崇拜着奥克塔维奥·帕斯。而现实以下主义者呢，也总是着魔般地与我们交战，来反对伟大的帕斯。尽管如此，我们所欣赏的墨西哥以外的作家几乎是相同的。我们都会背诵朱塞培·翁加雷蒂(22)或者海梅·吉尔·德·别德马。是他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超越了对立，形成了某种同谋关系。当然，我们也为了姑娘们而争执。为了在参与聚会的姑娘们面前成为主角，我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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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和布鲁诺·蒙塔内离开墨西哥后，何塞·马利亚·埃斯皮那萨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但他还是经常能与马里奥·圣地亚哥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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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去西班牙之后，这个团体就解散了。他的光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渐渐消散，直到《荒野侦探》的问世，使他成了现实世界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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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真正的罗贝托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他所出版的一系列小说都讲述着完美的故事，但因为是小说，似乎没有达到原本应有的目的。当然了，我们很难针对波拉尼奥展开辩论，因为你无法离开环境来判断他的文本价值，也无法摆脱虚构来理解他的情感价值。奇怪的是，他在二十岁左右就有了这种极具魅力的特质，并且伴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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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青年罗贝托时，他留着长发，总是咧着嘴。但是他走后流传的一些照片里只能看到他忧郁的身影，我想当时他身边的那群朋友大体上都变得像他一般忧郁：卡拉·里皮(23)的雕塑艺术，胡安·帕斯科在编辑方面的构思（据我所知，他也是罗贝托的第一位编辑、第一位出版商），还有那些追随罗贝托坚守着现实以下主义的诗人。罗贝托俨然已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一颗灿星，而他也是我年少时就相识的朋友，只不过离我越来越远。也许无意中，我曾试图区分他的这两种身份（就我而言），期待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和他维持持久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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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创立《文学日志》和《远征》两本杂志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无疑都对帕斯饱含崇拜之情，当然，批判的态度也不会少。还有另外一些群体，诸如创办《前庭》(24)杂志的那群人，更是令人钦佩。此外，所有人对埃夫拉因·韦尔塔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仰，即诗歌必须更加即时，必须对当下有更多的批判，必须更加直接，并且少些理性的阐释。但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这些观点似乎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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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里奥·圣地亚哥这样一个写出类似《从海德格尔的学生到马克思的追随者》这种诗歌的诗人，你怎么能称他是反知识分子的人呢？拜托，海德格尔才不会写即时又狂野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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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创办《文学日志》的人，抑或是参加翠鸟出版社工作坊的人，都来自一所西班牙流亡者的学校。我们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而现实以下主义派的诗人则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说到底我们都是一样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胡安·维尧罗和罗贝托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朋友，毕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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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作家，他的小说中会有很多重复之处，他从不精心设计结构，一切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高潮里，他不控制叙事的节奏，所以我更喜欢他的故事。作为‘爆炸后’文学第二代的代表，他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他对生命的渴望渗透在字里行间，因此他不能停笔。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编辑，也不重写，似乎缺乏自我审视的能力。无论如何，波拉尼奥的文学才能现在已经无须讨论了。需要讨论的是穿梭在虚构人物和现实自身的波拉尼奥与拉丁美洲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他作为作家是如何被看待的。波拉尼奥出生的时候，一些拉美的文学巨匠已经离开了人世，比如聂鲁达、帕斯、博尔赫斯等，而恰巧当时对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作家的认可尚有争议，因为大家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另外一些看法。罗贝托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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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皮那萨将波拉尼奥的作品列为自己的最爱，他还对《荒野侦探》的影响力和同时期的《跳房子》进行了比较。他说：“还有哪位作家的成熟程度能够超越胡里奥·科塔萨尔吗？你应记得自己曾多么喜欢《荒原狼》，你却再没有办法完整地读它一遍。有些文字会在生命的某个特定的时间打动我们。在罗贝托的作品里，总有种无故却又清晰的反叛，看你用什么视角去观察它。他全身心地将12年的痛苦投入狂热的写作中，似乎不想留下任何剩余的笔墨。他很聪明，我从未想过他会写些杂文评论，然而他最终也做到了。他的为数不多的杂文当然没法和他的小说或者诗歌在质量上相提并论，这也证实了他写杂文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全方位的写作能力。你不能让他‘停下来想想自己在写些什么’，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继续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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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皮那萨记忆中的波拉尼奥非常骄傲，在争吵中绝不会轻易认输，所以往往最后都会动手。一旦发现没法胜利，他就会痛批对方，激怒他们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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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当他发现有谁和他读了同样多的书时，他会很吃惊，毕竟他没法再以师长的身份来面对这个人。他用这些知识，用所有自己读过的东西，来在朋友面前呈现自己优越感。他的骄傲似乎体现在当年他对超现实主义革命重生的追求；20多岁的年轻人抨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类似的举动，包括一次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上，他在观众席起身叫喊想要阻止活动的进行。现实以下主义者都有些幼稚，但同时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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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在拉戈之家举行读书会，当时有一名参与者叫罗贝托·比利亚里诺，是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常写些比较严肃的诗歌，不是说不好，只是都过于严肃。他读到了自己的一首诗：‘文字赋予了事物姓名，罗贝托不是我的名字。’这时候有人从观众席向他吼道：‘当然不是你的，那是我的名字。’那是波拉尼奥。当时我笑得前仰后合，那绝对是打断一首严肃诗歌的绝妙时机。当然，罗贝托·比利亚里诺也非常生气，但你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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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个20岁的年轻人拿起吉他弹了几个和弦，不可能立马就变成约翰·列侬。在埃斯皮那萨看来，现实以下主义者都不是真正的作家。这群人里，他唯一觉得有文学才能的只有布鲁诺·蒙塔内和罗贝托·波拉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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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喜欢马里奥·圣地亚哥，但我不觉得他是个好诗人。他的诗集现在已经问世了，作为他的旅行伙伴，我应该为他写些什么，但我不会给出类似‘一个讲述人生的诗人’这样的评语。人们不应该被年轻人的幻象迷惑。我们所有人都期待青春永驻，期待永恒与不朽，然而一个人所谓‘永恒’的时间不过三四年。你总会到了一个年纪，因为膝盖疼痛，连马路都没办法自己过。文字一样会疼痛，文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不是说变好还是变坏，只是会变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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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女作家卡门· 博洛萨在20世纪70年代认识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当时所有人都想成为诗人。青年人将自己的文学生活开展在咖啡馆和公共阅读会上，去聆听奥克塔维奥·帕斯讲述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有着相同的着装，我们是后嬉皮时代人士，是一个诗人的团体，我们所有人都很相似，却自认为分属两个群体：我们的偶像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称和我们不同的一派是‘斯大林派’，他们那一派崇拜的是埃夫拉因·韦尔塔。我自己是属于奥克塔维奥·帕斯一派的，我们这派认为自己优雅精致，但实际上，生活中不过就是些穿着露趾凉拖和瓦哈卡(25)传统T恤的年轻人。‘斯大林派’则认为我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我们的吃穿用度都是统一风格。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波拉尼奥，当时我已经读过胡安·帕斯科帮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胡安也帮我出版了一本长诗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一群人中间，我当时挺害怕那群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真的挺吓人的：他们干扰别人读诗，起哄，嘘声不断，甚至挑起骂战。20年后再见到波拉尼奥，是在维也纳，我们被邀请去聊聊流亡生活，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答应这个活动，实际上我也没聊流亡的事儿，而是谈了谈当今每个人都是异乡人的感悟。他也没聊流亡，只是读了一段有关小说的非常温和的文字。从那时起，我们渐渐成了好友，大概是1998年或是1999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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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闭上眼睛，你脑海里闪现的关于波拉尼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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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难回答了，第一印象应该是年轻的波拉尼奥吧，那个充满好奇心的波拉尼奥，那个我在现实以下主义诗人的聚会上认识的波拉尼奥，那个六亲不认的波拉尼奥，那个甚至想“斩首”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他阻碍了自己发展的波拉尼奥。他根本不想要一个所谓导师，他要成为自己的导师。他不是我的朋友，应该是我的敌人。这就是波拉尼奥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们这些人都是些蓬头垢面的诗人，趿着橡胶的露趾凉拖，如同后嬉皮时代人士，衣冠不整。唯独波拉尼奥，会穿着熨烫过的衬衫。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波拉尼奥，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披着一头长发，叛逆的内核和学生气的打扮都是他的一部分。当然，我心底也有和我非常亲密的波拉尼奥，但那样的他，不是我第一印象中的他，这也许只能怪他自己吧，怪他太过神化自己的青春，当然，也有我的原因，我记忆里他青春时的那些年对我的影响太大，那是我不断打造自己成为作家的关键时期，整日沉浸在颤动的、诚实的、坚定的文学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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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当时并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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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害怕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不是不喜欢，而算是一种恐惧吧。说实话，我并非不喜欢他们的诗作。相反，我很欣赏罗贝托·波拉尼奥在胡安·帕斯科的翠鸟出版社出版的长诗。胡安·帕斯科就像是现实以下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帕斯追随者中间的纽带。帕斯派总是张开双臂欢迎女性作家，而埃夫拉因·韦尔塔一派则容不下女性。待在帕斯派一边，我很舒服，而对面的人也同样安于待在他们的那一派。我曾经害怕他们，是因为当时的我年轻而脆弱。我第一次宣读自己的诗歌，是在拿萨尔瓦多·诺沃艺术奖时，当年拿奖的还有达里奥·加利西亚和维罗妮卡·沃尔科，他们都是波拉尼奥很亲密的朋友。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这种场合往往会有现实以下主义的诗人在台下叫喊着抵制并加以干扰。但那天的情况是，我在甘地图书馆发表了讲话，他们也在场，没有起哄，也没有打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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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你眼中可爱的波拉尼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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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又遇见了罗贝托·波拉尼奥，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荒野侦探》，而我也早已读过了这部反映我的城市和我那一代人面貌的著作。我在维也纳碰到了他，很快便一拍即合，毕竟当时我们都是作家了。我们还彻夜长谈，他跟我聊他的孩子们，聊他的老婆，他的情人，我也是。我们甚至一起流泪，那绝对是炽热的一夜。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继续着我们的聊天。之后在另一次作家的聚会上，我又看见了他。我们那时每天都互发消息，写长长的邮件，他总是写得比我更长，罗贝托无疑是很好的通信人。再然后，我去他家看他，认识了卡罗利娜。我们在马德里见过，在巴黎见过，在他去世前的三天也见过，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互相都知道彼此心底的一些秘密，就算把我舌头割下来，我也不会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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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你怎么看待罗贝托·波拉尼奥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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