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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墨西哥作家想在这次采访中明确表达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绝不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乞丐，在巴塞罗那的街头乞求施舍，相反，“他在布拉内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和与他同时来到西班牙的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很不一样。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一个小资产阶级对金钱的痴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生活中真正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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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曾经写道：“约翰逊博士，史上最出色的评论家之一，曾说过‘只有傻子才为娱乐而写作’。他自己是因为需求而写作，为金钱而写作，而且他确实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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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安东尼·加西亚·波尔塔所说，这位伟大的阿根廷作家所言正好也适用于波拉尼奥的生活。波拉尼奥的第一本小说《莫里森信徒致乔伊斯粉丝的忠告》就是和安东尼·加西亚·波尔塔一起完成的，那时候他住在巴塞罗那的达耶勒斯大街上，穷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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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应该是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了。冬天的时候，罗贝托在卡斯特尔德菲尔斯露营地做夜间看守。他靠这个营生，然后买笔记本、铅笔、书和其他一些东西。夏天呢，他就在营地待上四个月，这样就省下来钱让他足以支付一年里剩下时间的房租。” 加西亚·波尔塔回忆说，当他有些钱的时候，他也会给波拉尼奥带去酸奶和香烟。然后他们抽烟、聊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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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曾给加西亚·波尔塔写过一首诗，叫作《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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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莫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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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剩的故事不多了，能发表的也很少，我发给你一个，但我估计我永远拿不到这份钱了。在这方面，墨西哥人的懒惰与七十年代某些拳手的运动能力绝对是成反比的。无论如何，我反正是要安安静静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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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你， 罗贝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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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会给你金钱，只会给你一些异想天开的独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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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几乎没什么钱，是他父亲一直在养活他。莱昂每8天都会给他10个比索，这样他就可以买车票，那时候他还乘电车，每坐一次要付35分，但他从来不会多要钱。‘拿着这20比索吧’，我丈夫会跟他这么说，但他总是坚持10个比索就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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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波拉尼奥对于物质一点儿不感兴趣，但他却不断提到金钱，这似乎是他的一个梦想（一个“癞蛤蟆”的梦想，墨西哥人常这样描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希望能完全靠文学活下去。他的实际生活总是离浪漫的想象非常遥远，尤其是离英语世界里人们的想象更远，他们总以为作家都愿意为文学挨饿受冻，为文学放弃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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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况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字来描述更为贴切：“生活中总有些时候是糟糕透顶的，你却无法逃脱，你质疑一切：婚姻、朋友，尤其是你伴侣的朋友们；孩子，不，孩子你从不质疑。……这些都会让写作变得原始。就像是史前的荒蛮一样。我们一直承认这点，这种荒蛮就如森林一般，和时间一样古老。对一切事物的恐惧，既不同于生活，又与生活本身密不可分。独自愤怒。没有身体的力量，就没法写作。想要进行写作，就必须要强于自己的身体，必须要强于自己写下的文字。……不仅是写作、写下的文字，还有夜晚野兽的嘶吼，所有人的喊叫，你们的，我的，狗的。这是社会中令人绝望的平庸。是疼痛……我认为是这样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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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的写作是很荒蛮的，就像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一样。这并不代表他不在乎金钱，有了钱，生活自然会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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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说自己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著名的作家，而且他不会为了文学做出任何改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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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政治性的问题上，豪尔赫·博尔皮认为“从《美洲纳粹文学》到《遥远的星辰》，再到《智利之夜》，政治性是波拉尼奥绝大部分作品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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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荒野侦探》中，这种政治性的呈现也许是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但在《2666》中，它却是非常明显的，政治性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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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皮认为波拉尼奥“总是试图不让自己陷入政治正确的惯性中”，所以不怎么谈论政治。他最喜欢聊的当然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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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问一些墨西哥的事情，但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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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正在准备出版拉丁美洲年轻作家的文选。我的意思是，既然罗贝托的文字这么受出版社欢迎，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考虑出版他编选的这本文选呢。他很早之前就开始这项工作了，不过之后放弃了一段时间，因为开始写《2666》。这项工作也证明了他曾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读同辈和晚辈作家的作品。比如说阿兰·保罗斯、丹尼尔·萨达、胡安·维尧罗，这些都是波拉尼奥欣赏的作家。”博尔皮说道，他为自己能与波拉尼奥成为朋友感到莫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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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指出波拉尼奥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作家，同时，他就像我们这些作家的星探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受到大家尊重。那时候他并不像现在所说的，是我们的宗师。他会突然点到某个作家，然后说他的一堆好话。那时，他还不像现在地位如此稳固。而且我们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他与这些年轻作家的关系都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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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维利亚的那次神话般的会面，大家已经有很多说法了，那也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最后一次旅行。几周之后，他就在巴塞罗那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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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塞维利亚杀了我”，罗贝托这样描述他在塞维利亚与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会面，而且这句话也被广泛传播。除此之外，他还写道：“那是一条宽阔且气势磅礴的大河，从河里至少钻出25个50岁以下、40岁以下，甚至30岁以下青年作家。有多少人会溺亡在这条河里？我想所有人都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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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皮说，塞维利亚的那次聚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圣典，而这刚好发生在他去世的10天前。留下的都是鲜活的记忆，因为，那都是关于他的最后记忆。我和当时负责我的书的出版商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和何塞·曼努埃尔·拉剌基金会的同行们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了这次会面活动。我们都觉得波拉尼奥应该到场，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13)也应该来，他也是爆炸文学中的重要一员，处于爆炸文学的核心圈，一直与年轻人走得很近。当时能在塞维利亚见到波拉尼奥和卡夫雷拉·因方特实在是太棒了，他们俩现在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相聚了5天，一起到处转转。这是一次非常不寻常的会面，但并没有公开。没有其他人打扰我们，在一天天的接触中，我想罗贝托逐渐意识到他有多重要。我们有次出去散步，他买了份《解放报》，那上面登了篇有关他的报道。报道很长，全是赞美之词，这让他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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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必须带上自己的稿子，但罗贝托什么也没带。他只带来了现在非常流行的‘是塞维利亚杀了我’那个段子。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声明，试图去揣测未来。他的发言像小说一样被出版了，但很可能那只是他本来就要写的文本的四分之一内容，在这段话里，他开了很多玩笑，对身边的人和事嗤之以鼻。一些评论家希望看到他的文本中有些严肃的内容，以此作为他去塞维利亚嘲弄其他作家的证据，这也是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的观点，我呢，是完完全全不同意的。我想那只是他稿子一开始的一点内容，他之后肯定会涉及很多其他东西，只是他最后不想讲了而已。他在会上说：‘我本想写篇文章，题目叫作——是塞维利亚杀了我，但我只能写出几段话，所以我就读读我为另一个会议准备的文章吧。’(14)的确，他后来读了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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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皮多次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贝托·波拉尼奥是拉丁美洲的最后一位作家，“他真正把自己当成了拉美人；我仍然记得自己与他进行的那些长时间的交谈，他在拉丁美洲文学方面的学识非常渊博，读过很多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出名作家的作品，与他们以某种方式保持沟通对话。他自己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拉丁美洲的。他的优秀的著作也许是对爆炸文学期间所有小说的回应，比如《绿房子》《我们的土地》和《百年孤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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