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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的人生旅程始于1783年，那是大事频发的一年。在巴黎一幢不起眼的建筑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与英国国王签署了《巴黎和约》，有效地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感情脆弱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失去了腹中那个期待已久的孩子。在法国东北部一所朴素的军事学院，年轻的拿破仑对作战演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古城库斯科（Cuzco），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úpac Amaru II）的表弟领导了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暴动，为此他遭到严刑拷打，随后被残忍杀害和肢解。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吧，乔治·华盛顿结束了对大陆军的指挥，热情地与麾下军官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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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气候宜人的加拉加斯，一座座青山将加勒比海的兴衰变迁隔绝在外，一切仿佛都在沉睡。1783年7月24日，当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照进市中心富丽堂皇的玻利瓦尔家宅邸，能听见的只有饮用水的涓涓细流从岩石缓缓落入食品罐里的声响。[24]不久，公鸡就会啼叫，马就会嘶鸣，连同孩子和奴隶在内的热闹非凡的一大家子就会吵吵嚷嚷地开始一天的生活，而唐娜·玛丽亚·德·拉·康塞普西翁·帕拉西奥斯—布兰科就在那时分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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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美人，生着一头乌黑的卷发，有着与23岁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坚毅。14岁那年，她嫁给了唐·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上校。这位高大沉着的金发单身汉大她32岁，因为经常四处猎艳而惊动过加拉加斯主教。[25]夫妻二人将财富和权力的悠久传统带入了他们的婚姻：圣哈辛托街上的豪宅以及多年来继承的大量财产反映出他们在特权世界中的地位。那个夏日，在等待第四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他们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港（La Guaira）拥有不少于12处房产，在阿拉瓜（Aragua）山谷有一个庞大的庄园，另有一座铜矿，数个甘蔗园和果园，一座朗姆酒厂，一家纺织企业，数个可可和靛蓝种植园以及养牛场，还有数以百计的奴隶。他们是委内瑞拉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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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拉丁美洲的习俗，唐娜·康塞普西翁开始分娩的消息由仆人传到邻居家后不久，朋友们便陆续聚集在宅邸的客厅里，等待孩子诞生，[26]这个仪式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待到那天晚上孩子出生时，一大群前来祝福的人共同举杯祝他健康，其中包括主教、法官、衣袖缀着天鹅绒的加拉加斯各古老家族的族长。还有一位富有的神父，他将为孩子施洗，并将于几个月之内遗赠给他一大笔财产。他们站在宽敞的房间里，两肘搁在厚重的雕花红木柜子和桌子上。[27]椅子上覆着深色椅套；镜子装饰繁复；锦缎窗帘是深紫色的，闪闪发光，顶上镶着金光灿灿的飞檐。仆人们用托盘端来茶点，在华丽耀眼的枝形吊灯下，谈话愉快而轻松。一个接一个的家庭成员被领进客厅旁边的房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面色苍白的母亲，她穿着白花边的衣服坐在床上，头顶是锦缎华盖。在她身旁的一个奢华摇篮里，躺着熟睡的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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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之前生过三个健康的孩子——玛丽亚·安东尼娅，当时6岁；胡安娜，5岁；胡安·比森特，2岁，唐娜·康塞普西翁很清楚她生病了。[28]她刚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唐·胡安·比森特，他便马上安排了一个他们青睐的女奴去结婚、怀孕，并在大约同一时间生下孩子，这样他的妻子就可以卸下照顾新生儿的责任。[29]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做法。后来事实证明，黑奴希波莉塔（Hipólita）是个忠诚的保姆，她对这个男孩的温柔关爱日后会被生动记载下来，甚至被美化。但在7月24日，她还没有生产，也没有奶水给主人的孩子。在这个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唐娜·康塞普西翁不得不依靠一位密友伊内斯·曼塞博来哺育婴儿。[30]伊内斯是后来成为委内瑞拉都督的费尔南多·德·米亚雷斯（Fernando de Miyares）的古巴妻子。唐娜·康塞普西翁身体虚弱，但意志坚强，尽己所能地打起精神。她还没有显露出肺结核病人的那种蜡黄肌肤。聚集在卧室里的一小群亲友满心期待着母亲的康复和孩子的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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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胡安·比森特在会客室里和亲戚朋友们聊天时，他那双充满活力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31]但妻子的高烧令他心焦。众所周知，肺结核病当时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但它在哪里都比不上在闷热的南美热带地区那般猖獗。上校已年近六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32]然而，当神父问他想给儿子取什么名字时，他以年轻人的活力回答说：“西蒙。”[33]他边说边指着一个男人的画像，那张勇敢、自信的面孔在整个房间里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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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比森特家沙发上方精致的金色相框里，是一幅西蒙·德·玻利瓦尔的肖像画，他被称为“老爷子”（El Viejo）。[34]差不多两个世纪前，他是第一个从西班牙移民到拉丁美洲的玻利瓦尔。但“老爷子”绝不是“解放者”的祖先中第一个到达新大陆的。从唐娜·康塞普西翁那里，新生儿继承了强大的赫德勒（Xedler）家族血统。[35]赫德勒家族是德意志贵族，定居西班牙的阿尔马格罗，并在美洲发迹。1528年，查理五世授予一批德意志银行家征服和开发南美洲北部海岸的权力。他们的到来标志着一个残酷无情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无节制地追寻财富，尤其是传说中“失落的黄金国”（El Dorado）。这个家族的另一位远亲洛佩·德·阿吉雷（Lope de Aguirre）——臭名昭著的巴斯克征服者，人称“疯子”（El Loco）——同样为了追寻那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幻影，在这片大陆各处制造了致命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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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来自马基纳镇的巴斯克人西蒙·德·玻利瓦尔却肩负着截然不同的使命。16世纪60年代，他作为西班牙王家公务员的一员来到圣多明各。[36]在那些年里，王家公务员的明确目标是对已经成为富矿带的西属美洲地区施加一些管束。圣多明各是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今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地）的首府。作为（西班牙）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圣多明各在那个时期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新行动的集结地。行动旨在制服委内瑞拉难以控制的海岸。印第安部落和贪婪的海盗正在那里破坏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为此，1588年，国王腓力二世将治理委内瑞拉省的额外职责授予该岛总督迭戈·奥索里奥（Diego Osorio）。奥索里奥决定带着他信任的助手和文员德·玻利瓦尔一起去加拉加斯实现国王的心愿。德·玻利瓦尔在妻儿的陪伴下，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安顿了下来，过上优裕的生活，甚至在执行总督命令的同时还收购了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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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索里奥的支持下，德·玻利瓦尔成为加拉加斯的摄政者、检察官和委内瑞拉的总会计师，并以这些身份乘船前往西班牙，当面向国王腓力二世禀报“大陆”（Tierra Firma）[37]的现状。事实证明，德·玻利瓦尔是一位心系公共福祉的领导人。他引进了在南美这一带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农业项目，还与教会合作建立了一套公共教育体系。[38]他与奥索里奥一起规划并建造了拉瓜伊拉港，[39]港口的建成将无限增加委内瑞拉的财富。1592年，他帮助成立了日后成为加拉加斯大学的神学院。德·玻利瓦尔建造了大庄园，开辟了新的商业之源；他赋予了这座城市第一个盾徽。他还负责管理西班牙和拉瓜伊拉港之间每年的货物运输，包括从非洲运来的100吨黑奴。美洲的第一个玻利瓦尔就这样走进了这片大陆动荡的历史——不是作为冒险家或殖民者，而是作为西班牙王室的高级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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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的是种族等级制度的不断强化，这一特征将跟随南美洲步入近代。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人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并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泰诺人时，一切就已经开始了。起初，伊莎贝拉女王和教会严厉谴责俘虏和屠杀印第安人的行为。[40]哥伦布的部下犯下了令人痛心的暴行，他们放火摧毁了整个部落村庄，绑架原住民当奴隶，使梅毒和天花这两种致命的瘟疫在此肆虐。幸而奉王室“文明化使命”前来的传教士们记录了这一切。因此，当局试图采取强硬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化暴力。它引入了一种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通过这种制度，西班牙士兵分配到了印第安劳力，有权安排他们在土地或矿场工作，作为交换，士兵要向印第安人传授基督教信仰。[41]士兵们通常粗暴且腐败，会杀害不服从他们蛮横要求的原住民，最终，委托监护制被迫废止。但是，鼓励士兵耕种土地而不是靠掠夺为生的观念为种植园生活的新时代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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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当局都很难执行禁止奴隶制的法律。就连女王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使用武力，印第安人就会拒绝工作，对西班牙经济至关重要的矿场也会停止运转。若非全面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就不会有黄金、白银和糖。1503年，也就是哥伦布踏足美洲仅仅10年之后，女王针对最初反对的奴隶制开始含糊其词，颁布了如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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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王陛下和我本人已经下令，生活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印第安人应被视为自由人，不受奴役……我命令你，我们的长官……强迫印第安人与上述岛屿上的基督徒定居者合作，修建他们的房屋，开采、收集黄金和其他金属，并在他们的农场和田地里劳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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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杀戮在基督教中是罪孽，种族灭绝不可容忍，但“强迫”反抗的原住民是必要的。西班牙殖民者对此心照不宣。虽说奴隶制受到官方谴责，但政府已然默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印第安人仍然是一种可以拥有和交易的商品。尽管西班牙水手和印第安妇女从一开始就自由地在一起生儿育女，但是，一种尊卑心理已经形成。在欧洲人创造的新世界里，西班牙人至高无上，原住民最为可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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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我会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对这一切提出了异议，尤其是面对奴隶时的道德摇摆。作为前奴隶主，他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心灵转变，对西班牙人加诸泰诺人的暴行以及哥伦布定期运往西班牙的一船船原住民奴隶感到愤慨。“奴隶是这位舰队司令的主要收入来源。”拉斯卡萨斯这样评价哥伦布。[43]最后，在向查理五世提交的一份慷慨激昂的申诉中，他辩称，制度化的野蛮行径已经残酷地摧毁了印第安民族：“西班牙人仍表现得像是掠食野兽，他们杀戮、恐吓、折磨和摧残土著人民。”[44]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他们已经令300万原住民减少到“不到200人”；[45]在南美洲大陆，他们窃取了相当于100多万卡斯特亚诺[46]的黄金，杀害了大约80万人。[47]他称这是一场“深刻而血腥的美洲悲剧”，“充斥着印第安人的鲜血”。[48]为了减轻伤害，避免继续损耗这些“谦逊、耐心、和平的土著”，[49]他主张西班牙进口非洲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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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拉斯卡萨斯将看到这一提议的虚伪，但不是在殖民地贸易活跃起来之前。当西蒙·德·玻利瓦尔让子孙无可争议地成为加拉加斯最富有的贵族地主时，委内瑞拉已有1万名非洲奴隶在田地和种植园里劳作。[50]而那些容易热到虚脱，没那么适应在太阳下干活的印第安人，就被送到矿上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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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王室能够施加一些表面上的控制，严格的种族划分便开始了。一种冷酷无情的种族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位居顶端的是出生在西班牙、由王室任命的督察，比如西蒙·德·玻利瓦尔；排在下面的是克里奥尔人（creole），即生于殖民地的白人，比如德·玻利瓦尔自己的儿子。在那之后是帕尔多人（pardo），这是一个不断壮大的混血群体，他们或是梅斯蒂索人（mestizo），即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或是穆拉托人（mulatto），即黑白混血儿；或是桑博人（sambo），即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和大多数奴隶社会一样，每一种可能存在的肤色都有对应的标签：夸德隆人、奥克托隆人、昆特隆人、摩里斯科人、凯约蒂人、查米索人、希瓦罗人等等[51]。每个孩子一出生，教堂登记处便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他们的种族，因为孩子肤色有着切实的影响。如果是印第安人，他将向西班牙纳贡，即承担王室强加的税负；如果他无力支付，就要被迫通过辛勤劳动来偿还债务。印第安人也受制于一种叫米塔制（mita）的徭役，该制度强制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到矿上或田间做苦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能活下来。那些印第安人被迫与家人分开，拴上铁链，通常被运往很远的地方以满足总督的需求。[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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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制（repartimiento）相关的法律还强制印第安人购买商品。统治阶层会卖给他们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并要求他们用金子或银子支付。这往往导致一些可耻的非法交易，以正常价格的两倍或三倍向印第安人出售病死的骡子、变质食品或残次商品。有时这些商品完全没用：没有胡子的印第安男人被迫购买剃须刀，穿部落服饰的妇女被迫购买丝质长袜。[53]所得款项都被尽职地收集起来，送往马德里的王家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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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黑人来说，在西属美洲的生活同样十分艰难。他们从自己的家庭、国家、语言中被剥离出来，作为渔民、采珠人、可可豆和甘蔗田工人被带到这里。他们或是来自安哥拉和刚果的班图人（Bantu），或是来自黄金海岸的曼丁哥人（Mandingo）。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00万奴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贩卖到南美洲。他们统一被贬为种族等级制度中的最底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这里的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从事各类工作，从田间农夫到能工巧匠，从家奴到贴身保姆，但直到玻利瓦尔革命后，主流的大门才渐渐向他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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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力图保持对其殖民地的绝对控制，但它无法阻止在一个由男性征服者打造的世界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跨种族融合。王室（出于不得已）很快认定，只要西班牙男人能够说服非西班牙女人受洗成为基督徒，跨种族婚姻就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西班牙人在种族上也不算“纯正”的欧洲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荡历史后，其血统中留下了阿拉伯人、腓尼基人、非洲人、罗马人、巴斯克人、希腊人、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巴尔干人和犹太人的痕迹。但是，自从他们开始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融合之后，一个代表所有大陆的宇宙种族[54]开始成形。16世纪晚期，当西班牙督察西蒙·德·玻利瓦尔抵达委内瑞拉时，当地的人口包括5000名西班牙人、1万名非洲人和35万印第安原住民。[55]根据德国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说法，待到200年后“解放者”出生时，委内瑞拉有80万居民，其中一半以上是梅斯蒂索人或穆拉托人。[56]今天，超过三分之二的拉丁美洲人属于混血种族。[57]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过民族构成如此复杂的文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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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蒙·玻利瓦尔出生的贵族家庭中，种族几乎不构成问题。为了确保子孙后代享受贵族血统所能享受的一切特权，婚姻向来都是经过安排的。但是在1792年，当唐娜·康塞普西翁决定为她公公在60年前购买的贵族头衔寻求官方认可时，西班牙严厉的司法之轮转动起来，这个家族的种族纯洁性开始暗暗遭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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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玻利瓦尔这样的克里奥尔人来说，贵族头衔是极大的贵重资产。尽管克里奥尔人享有财富，生活安逸，但他们是二等公民，不得担任政府最具权力的职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得到侯爵或男爵爵位可能带来的独特优势——担任公职的机会、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传承世袭权利的能力。1728年，当“解放者”的祖父胡安·德·玻利瓦尔得知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为了给僧侣募资，向一座西班牙修道院捐出一个侯爵爵位时，他当即买下了这个头衔。[59]他花了22000达克特（旧时欧洲通用的金币或银币）。贵族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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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完全有权使用这个头衔，以圣路易斯侯爵自居，但他没有。对他来说，做富有而显赫的玻利瓦尔家族后人，这就足够了；能支配他继承的巨额财产就够了。但是，当唐·胡安·比森特去世后，唐娜·康塞普西翁决定帮儿子们获得正式的侯爵身份时，她发现玻利瓦尔家族的血统并没有那么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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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胡安·德·玻利瓦尔的祖母是他曾祖父弗朗西斯科·马林·德·纳瓦埃斯（Francisco Marín de Narváez）与一名女仆的私生女。女仆究竟是白种人、棕种人还是黑种人，谁也说不清。但西班牙严格的继承法不允许这样的越轨行为，且不说这还属于棘手的种族问题。头衔的官方认定始终悬而未决，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的儿子们无法获得这个头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去掉玻利瓦尔姓氏前的“德”，连这个贵族身份的最后标志也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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