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561688e+09
1705616880
1705616881 玻利瓦尔的种族构成一直是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争论焦点最终都落在那个女仆的肤色上，到头来，这也只能靠猜测。有人说，17世纪加拉加斯一位富有的女族长的贴身女仆最有可能是白人；还有人说她一定是穆拉托人或梅斯蒂索人。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个家族的文件或信件中没有提过种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非婚生女孩在7岁生日时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无论母亲的肤色如何，当小何塞法·马林·德·纳瓦埃斯（Josefa Marín de Narváez）满14岁时，这位少女成了最理想的那类婚姻对象。
1705616882
1705616883 争论“何塞法·马林节点”的人并不仅限于历史学家。西蒙·玻利瓦尔在政治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用它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些人来说，何塞法的母亲是来自阿罗阿的印第安人；[60]对其他人来说，她是来自加拉加斯的黑奴。[61]玻利瓦尔的批判者经常搬出种族问题来指责其人格缺陷。他的拥趸则用其血统来印证某个族群的伟大。但是，倘若玻利瓦尔的血管里真的流淌着非洲血液，那么它很可能早已存在于这个家族之中，早在他的西班牙祖先踏足美洲之前。倘若他有一部分印第安血统，那么他很可能与众多有着印第安血统却自认是纯正白人的拉美人没什么区别。说到底，何塞法的种族归属更像是照见历史辩论家的一面镜子，而无助于深入理解玻利瓦尔其人。尽管人们在这个话题上耗费了大量笔墨，但“何塞法·马林节点”不过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流言蜚语。
1705616884
1705616885 然而，当唐·胡安·比森特招呼着客人或唐娜·康塞普西翁柔声哄着新生的婴儿时，确实有理由从他们的屋檐下传出流言。小西蒙的五世祖并不是家里唯一曾对女仆行使初夜权的人。他的父亲唐·胡安·比森特多年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1705616886
1705616887 唐·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庞特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坐拥几代克里奥尔人精心积累的财富。他从何塞法那里继承了圣哈辛托街的豪华住宅和利润丰厚的可可种植园；从外曾祖父庞特那里继承了加拉加斯大教堂里的一个小礼拜堂；还有圣马特奥（San Mateo）的大片甘蔗田，它的所有权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西蒙·德·玻利瓦尔。年轻时，唐·胡安·比森特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16岁时为西班牙国王效力，抵御英国侵略者对委内瑞拉港口的掠夺。21岁时，他被任命为加拉加斯的检察官，深受西班牙当局的器重，以至于被召至马德里法院任职5年。1758年，他以富于教养且见多识广的形象回到委内瑞拉，因而获得了更重要的职位。到32岁时，他俨然成了不折不扣的名流。[62]
1705616888
1705616889 他也成了一个行为不端的浪荡子。[63]他带着无拘无束的旺盛欲望回到了委内瑞拉。他开始调戏家中女仆，要求她们主动献出肉体。[64]他挑出最有魅力的女人，派她们的丈夫去远方探险。他将女人们堵在卧室和内室——位于他宽敞宅邸幽静的壁龛里。他屡次三番、明目张胆的越轨行为几近赤裸裸的强奸，使受害者再也无法保持沉默。1765年，当加拉加斯主教[65]来圣马特奥种植园做教务访问时，他听取了一连串来自唐·胡安·比森特的女仆以及男性雇工的妻子的控诉。
1705616890
1705616891 其中一人声称，她已经被迫做了3年他的性奴，只要他兴致一来，她就得唯命是从。她做证说，至少还有另两个女仆也在同一时间被他凌虐；他会心血来潮地从她们中间选出一个，把那个不幸的女人叫到他的卧室，然后锁上门，玷污她。另一个名叫玛加丽塔的证人声称，他在走廊里袭击了她，正要把她拖进自己的房间，但被告知有客来访，于是改变了主意。尽管玛加丽塔在那个特殊的场合幸免于难，但她承认自己最终还是屈服了。她不敢锁上屋门来拒绝他，“害怕他的权力和暴脾气”。[66]玛加丽塔的妹妹玛丽亚·雅辛塔也写了一封请愿书，请求主教替自己出面求情，对抗“这只恶狼，他想强行占有我，把我们两人都交给魔鬼”。她声称，唐·胡安·比森特几天之内屡次纠缠她，要拉她一起触犯戒律，他甚至把她的丈夫送去一个偏僻的养牛场，以便更好地实现计划。“有时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不受这恶人侵犯，”她对主教说，“有时我觉得最好一口答应他，然后随身带把刀，直接杀死他，好把我们大家从这个残酷的暴君手里解放出来。”[67]
1705616892
1705616893 这些指控震惊了主教，他不得不亲自找唐·胡安·比森特本人谈话。他向上校暗示，他“与女人散漫的生活方式”已露骨到教会无法置之不理；众所周知，他的生活处在“道德沦丧的状态”。[68]主教谨慎地告诫每一位证人，务必保证他们的陈述绝对准确，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随着极具说服力且相互印证的证词涌现，这一点毫无疑问：唐·胡安·比森特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必须阻止他。
1705616894
1705616895 但主教也知道，被指控的可不是普通公民。唐·胡安·比森特在委内瑞拉克里奥尔人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他的荣誉和头衔直接来自西班牙宫廷。主教决定建议妇女们全心祷告，避免与折磨她们的人接触，并要求她们发誓保持沉默。他向唐·胡安·比森特表示，他并不采信这些证人的话，但如果再有人来告发类似的违法行为，他将被迫“用法律手段”[69]剥夺他的爵位。他建议他停止与女性的一切往来，只通过神父办公室与她们联系。主教的警告暗含一层明确且不容违抗的意思：教会不容许再有任何控诉。唐·胡安·比森特该结婚了。
1705616896
1705616897 ***
1705616898
1705616899 当玛丽亚·德·拉·康塞普西翁·帕拉西奥斯—布兰科在14岁嫁给唐·胡安·比森特时，她并不比委内瑞拉同阶层的新娘年轻：众所周知，美洲贵族家的女儿早在12岁时就能出嫁了。一个女孩可能在4岁时被送到修道院，8年后出来与一个16岁男孩交换终身誓言。[70]
1705616900
1705616901 这就是“曼图亚诺”（Mantuano）——克里奥尔人中的最高阶层，玻利瓦尔家族和帕拉西奥斯家族同属这个阶层。他们是富有的白人，受到特别优待，是西班牙帝国在委内瑞拉的中坚力量，管理着殖民地的所有资产，指挥着殖民地的所有军队。在加拉加斯，他们据称由九大家族组成。曼图亚诺们的门廊里悬着自家的盾徽，雕刻在巨大的石板上。他们戴别致的帽子，携手杖出行。所有女性中，只有他们的妻子被允许穿戴披肩头纱或长袍外套；当黑奴用精致的镀金轿子抬着她们在城市中穿行时，这些层叠遮挡的服饰标志出她们的身份地位。无论走到哪里，缝在裙子上的小铃铛都在宣告她们的到来。
1705616902
1705616903 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康塞普西翁的父母是如何安排她嫁给一个显赫的、有权势的、46岁的浪荡子，也就是唐·胡安·比森特的，不过能了解到的是，他们有个战略优势：他们是他的邻居。帕拉西奥斯一家就住在玻利瓦尔家后面，在特拉波索斯街的转角处，相隔只有几米。[71]加拉加斯城很小，长不超过14个街区，宽不超过12个街区。在居住着帕拉西奥斯家和玻利瓦尔家的那个狭小的象限里，精英们过从甚密，通常因世代通婚而彼此沾亲带故。[72]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18世纪加拉加斯这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唐·胡安·比森特从马德里回来时得知，帕拉西奥斯家族刚刚出生了一个婴儿。[73]毕竟，孩子父亲只小他4岁，而且也是个军人。两人都是杰出的曼图亚诺，活跃在加拉加斯的公共生活中。唐·胡安·比森特与这位父亲有如此多的共同点，想必有机会一睹其女的风采。多年后，康塞普西翁长成少女，唐·胡安·比森特注意到她是个活泼美丽的孩子。
1705616904
1705616905 无论过程如何，这桩婚姻成了现实，双方签订结婚协议，联结起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唐·胡安·比森特安定下来，开始过上稳重甚至宁静的婚姻生活。唐娜·康塞普西翁开始履行妻子的职责。作为一个在10个兄弟姐妹组成的热闹大家庭中长大的人，她一定发现玻利瓦尔的宅邸虽然有许多漂亮的房间，却是个阴沉的地方，像坟墓一样黑暗和令人生畏。她打开了通向露台的门，使阳光点亮大厅。她在笨重的餐具柜上装饰了许多鲜花。她让空气中飘满音乐。[74]18岁时，她开始往这些房间里添置孩子。第一个是玛丽亚·安东尼娅，她长得最像她——身材娇小，头发深褐色，意志坚定。随后很快又来了三个：胡安娜，一个无精打采的金发姑娘，长得更像她的父亲；胡安·比森特，一个可爱的金发蓝眼睛男孩；最后是西蒙，一个有着黑色卷发的小淘气。
1705616906
1705616907 尽管有种种不同，但唐娜·康塞普西翁和她丈夫有一个共同特点。两人的先祖一样声名显赫，一样是人中龙凤。她的母亲弗朗西斯卡·布兰科·埃雷拉是中世纪王侯的后裔。她的父亲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索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叔叔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是著名的神父、音乐家，也是加拉加斯音乐学校的创始人，她也因此得以发挥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她擅长竖琴，这是她最喜欢的乐器，但她也喜欢唱歌、弹吉他和跳舞。虽然命运只允许西蒙·玻利瓦尔与母亲共度一段短暂的时光，但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两种特质：蓬勃向上的精力和对舞蹈的由衷热情。
1705616908
1705616909 ***
1705616910
1705616911 当唐·胡安·比森特开始适应新生活时，他开始对西班牙的统治感到不安。50年来，他一直是国王的忠诚子民，是值得信赖的法官、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但到了1776年，就在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之际，唐·胡安·比森特也开始梦想起义。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西班牙的波旁王朝野心勃勃，决心对其殖民地实行严格的统治。它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克里奥尔人的法律，对唐·胡安·比森特的生意造成了直接影响。首先，从委内瑞拉划分出了幅员辽阔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这个辖区最初是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覆盖南美北部地区；接着，在加拉加斯上任了一位管理经济事务的监政官，以及一位主管政治和军事事务的都督。现在，随着与马德里直接建立起联系，委内瑞拉的牧场、矿山和种植园开始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管理美洲的西印度院（Council of the Indies）加强了控制。税收增加了。所有的交易中都能感受到帝国的存在。吉普斯夸公司（Guipuzcoana Company）[75]是一家强大的巴斯克公司，垄断了进出口业务，从每一笔销售中抽取丰厚的利润。
1705616912
1705616913 唐·胡安·比森特之所以十分担心这些新规定的影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将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打击。克里奥尔人被挤出了政府管理部门。在整个西属美洲地区，从加利福尼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开始只委任半岛人（peninsulare）——出生在西班牙本土或加那利群岛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这是一场彻底的、最终变得激进的变革，颠覆了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孕育了200多年的信任文化。在意大利，被流放的秘鲁耶稣会神父胡安·巴勃罗·维斯卡尔多—古斯曼（Juan Pablo Viscardo y Guzmán）愤怒地写道，这等于在宣称美洲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没有能力胜任那些严格意义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职位”。[76]
1705616914
1705616915 对于像唐·胡安·比森特这样的克里奥尔人来说，最恼人的地方在于，被委以最高职位的半岛人往往在教育程度和血统上都很低下。这与英属北美多年来存在的情绪类似。[77]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强烈抗议英国出生的臣民享受的优惠待遇，因为很明显，美国出生的臣民在技能方面要高明得多。在西班牙殖民地，王室的新特使大多是西班牙中产人士：商人或没什么涵养的中层官员。当他们接管了最令人垂涎的权力宝座时，不得不靠边让位的克里奥尔人绝不会忽视他们的这些缺陷。在西班牙，并非所有人都对可能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一位波旁王朝大臣意味深长地表示，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臣民或许曾经学会了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的权利，就不会坐视它被剥夺。[78]不管马德里的宫廷是否了解这些后果，西班牙已经明确了界限。它的殖民战略从共识转为对抗，从合作走向胁迫；为了确保能牢牢攥紧美洲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它对其法律施加了严格钳制。
1705616916
1705616917 唐·胡安·比森特和他的曼图亚诺同伴或许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的不满已经成为席卷世界的反叛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先前的欧洲科学革命早早为它播下了种子，那场革命挑战了法律、权威，甚至信仰本身。但是，当唐·胡安·比森特和唐娜·康塞普西翁开始结婚生子时，一场席卷美洲南北的大规模革命的车轮已然启动。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主张废除人为施加的经济控制，解放人民，建设更强大的社会。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讨论了君主制和世袭制是否合理的问题。他认为，欧洲的君主制所做的不过是令“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在法国，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雄辩地支持自由、平等和民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预见了唐·胡安·比森特的不满：“［西］印度和西班牙是两个国家而同属一个主人。但［西］印度是主，西班牙仅仅是附属而已。”[79]他认为，试图使用政治强制力将一主导国束缚在附属国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此时的殖民地就内在性质而言，实为两者中更强大的那个。
1705616918
1705616919 1782年2月24日，就在日后光耀门楣的那个孩子出生前一年半的时候，唐·胡安·比森特会见了两位曼图亚诺同胞，写了一封提议革命的信，寄给了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这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委内瑞拉上校，曾大胆地公开表示他的家乡应该脱离对西班牙王室的效忠。米兰达曾在彭萨科拉（Pensacola）战役中随西班牙军团参加战斗，因为越权行事而受到上级的训斥，从那以后，米兰达便开始反叛西班牙，毫不掩饰他的仇恨。唐·胡安·比森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加拉加斯的贵族们被西班牙当局施加的侮辱彻底激怒了。新上任的监政官和都督“对待所有美洲人，不论阶级、官职或地位如何，都像对待卑贱的奴隶一样”。这三位曼图亚诺敦促米兰达加入他们的反抗大业，但随即又表达了某种不安，考虑到西班牙正在其他地方残酷镇压起义人士，“我们不愿也不会在没有您的建议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您的谨慎考量”。[80]
1705616920
1705616921 因此，这场煽动背后的驱动力是谨慎而非勇气。曼图亚诺人还没有做好颠覆世界的准备。
1705616922
1705616923 ***
1705616924
1705616925 唐·胡安·比森特绝对想不到，自家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会成为从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的人，不仅仅代表委内瑞拉，更代表大部分西属美洲人。当儿子长到一岁半时，他只知道即使家财散尽，孩子长大后也会是个有钱人。这都拜一位神父所赐。胡安·费利克斯·赫雷斯·德·阿里斯蒂杰塔（Juan Félix Jerez de Aristiguieta）曾为这个男孩施洗。和当时许多有权势的神职人员一样，他是一位富裕的地主，拥有许多贵重资产。他也是唐·胡安·比森特的外甥。[81]他在1785年去世，由于没有直系继承人，他把名下全部财产留给了小西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些财产包括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宏伟宅邸，3个种植园，共计95000棵可可树，以及他所有的奴隶。[82]
1705616926
1705616927 次年，唐·胡安·比森特也去世了。1786年1月的一个温暖夜晚，他躺在圣哈辛托街上的房子里，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肺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那时还不到60岁。他的儿子西蒙还不到3岁。他的妻子怀了第五个孩子，但那孩子将不会久留人世。
1705616928
1705616929 即使已处于弥留之际，唐·胡安·比森特仍有条不紊地准备了自己的遗嘱，堪称行事周全的典范。[83]在遗嘱中，他表明自己不欠任何人钱。他列明了家系，描述了他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所担任的崇高职务。尽管曾动过短暂的、半心半意的造反念头，但他坚持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加拉加斯大教堂内的家族礼拜堂，“用我的军徽做装饰，并按照军法赋予我的特权下葬”。他将名下财产平均分配给5个孩子（包括未出生的那个），将代理权授予妻子和岳父，并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要求唐娜·康塞普西翁“履行我交代给她的事，以减轻我良心的负担”。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他安排她把钱分给他的私生子女。遗嘱还详细说明了将有多少神父和修士随同他的灵柩前往最后的安息之地，以及在他的灵魂前去接受审判之际，该做多少狂热的弥撒来为之祈祷。显而易见，他死的时候很焦虑。
[ 上一页 ]  [ :1.705616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