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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他已置身罗马，参观了古罗马竞技场、罗马广场、卡斯达和波利克斯神庙的废墟；追思历史，阅读提图斯·李维的著作，想象尤利乌斯·恺撒踏在这片土地上擘画帝国命运的日子。这三个朋友在圣三一教堂附近的西班牙广场找了一套公寓。[72]他们成天上街闲逛，迫不及待要见识这座城市，同时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古罗马的苦难和辉煌——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建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我接受的是砖砌的罗马，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73]恺撒[74]曾如是吹嘘。为委内瑞拉做同样事情的念头已成了玻利瓦尔的明确目标。[75]毫无疑问，正是在恺撒的废墟之上，他开始建立美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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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玻利瓦尔再次见到了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斯塔尔夫人；后者由于直言不讳地谴责拿破仑，实际上是被赶出巴黎的。[76]当时，斯塔尔夫人与经常往来的几位著名作家结伴旅行，忙着为她日后最著名的书《柯丽娜》搜集素材。另一边，洪堡来此地拜访他的兄弟威廉，他是著名哲学家，也是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公使。[77]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教廷的宠儿，他在平乔山（Monte Pincio）的豪宅成了当时的名流聚集地。[78]玻利瓦尔很可能就是在那高耸的马耳他别墅里遇到了许多当时恰好在罗马的欧洲知识分子，[79]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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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声称玻利瓦尔和亚历山大·冯·洪堡曾一同前往那不勒斯，并肩攀登维苏威火山，但玻利瓦尔和洪堡的文章都没有提及此事。更有可能的是，玻利瓦尔与洪堡的所有会面都在威廉家中进行，洪堡在那里继续宣讲他的探险，讨论新世界的自然奇迹，而玻利瓦尔则试图将谈话主题引向美洲脱离西班牙实现独立。尽管这个年轻人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洪堡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客观态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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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前，洪堡在游历美洲大陆的中心地带时，曾在日记中生动记下了殖民主义的不公。“一小部分欧洲的西班牙人怎么能在好几个世纪里霸占这么庞大的帝国？”[81]他诘问道。但他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这类言论；他认定西属美洲人民本质上自满、懒惰，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摆脱枷锁。[82]将近半个世纪后，在玻利瓦尔去世之后很久，洪堡致信玻利瓦尔的副官丹尼尔·奥利里表达了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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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期间，我从未遇到过有人发泄不满；我注意到，虽然人们没有表现出对西班牙有多么热爱，但至少有认同……直到后来，当斗争开始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对我隐瞒了真相，他们心中不仅没有什么爱，而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最让我惊讶的是玻利瓦尔辉煌的事业，在我们分别后发展得如此迅猛……我承认当时我错了，那时我只当他是个幼稚的人，不可能实现如此宏伟的抱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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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向洪堡隐瞒了殖民地对西班牙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人绝不可能是玻利瓦尔。恰恰相反，他一直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启发洪堡，但他始终无法让洪堡相信，他的反叛理想绝不只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年轻人的一时兴起。很久以后，在革命如火如荼、玻利瓦尔的大名响彻世界的时候，他们互通过几封客套的信，但再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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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罗马熙来攘往的洪堡别墅里，威廉·冯·洪堡公使将玻利瓦尔介绍给了西班牙驻罗马教廷大使安东尼奥·巴尔加斯·拉古纳（Antonio Vargas Laguna）。巴尔加斯后因对拿破仑发表了严厉而有理有据的言论而入狱，但在1805年那些令人陶醉的早年日子里，宽容普遍存在，法国被视为世界上的进步力量，这位坦率的大使也受到高度尊重。为表示慷慨，他提出带玻利瓦尔去梵蒂冈觐见教皇庇护七世。[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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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提前告知玻利瓦尔，觐见教皇的客人应准备好亲吻教皇的凉鞋，并对教皇的象征符号表示敬意，那时他或许以为这位年轻客人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然而，在这位大使监督下发生的一幕令他备感意外。当他们被领进教皇办公室时，玻利瓦尔被要求上前跪下并亲吻教皇凉鞋上的十字架，但他拒绝了。巴尔加斯大吃一惊，显然很慌张。教皇看到这名外交官的窘态，试图大事化小。“随这个印第安年轻人的便吧。”他喃喃地说。他伸出一只手，玻利瓦尔接过去，吻了他的戒指。接下去，教皇问了他一个关于西印度群岛的问题，玻利瓦尔的回答令教皇颇为满意，然后谒见就结束了，教皇转向了另一个人。离开梵蒂冈后，巴尔加斯斥责这位年轻人不遵守恰当的礼节，但玻利瓦尔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如果教皇把基督教的最高象征穿在凉鞋上，说明他根本不尊重它；最骄傲的基督教国王都把它嵌在冠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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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当时的玻利瓦尔更讨厌哪一点：是被要求亲吻一只鞋子，还是被一个西班牙人训斥。他已经离开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将近一年了，与它的隔阂也变得越发清晰。正如亚历山大·冯·洪堡多年后才意识到的，他对西班牙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一开始，这是身为曼图亚诺的一种天然反应；待他成为一名已婚地主，在委内瑞拉努力打理名下资产的几个月里，这种仇恨不断滋长；在法国，他看到一个民族摆脱了波旁王室的统治，迎来繁荣昌盛，这种仇恨变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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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一个闷热的下午，玻利瓦尔和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一起艰难地爬上了萨克罗山（Monte Sacro），个个汗流浃背。[85]罗德里格斯向二人说起了古罗马的平民，他们厌倦了贵族统治，在公元前494年奋力攀上了这同一座山来发泄怒火，并誓要脱离罗马共和国。这三位旅行者到达山顶时，燃烧的夕阳正在地平线上徘徊。他们坐在一块巨大的废墟大理石上，眺望着眼前金碧辉煌的城市。玻利瓦尔似乎陷入了沉思，琢磨着历史的兴衰更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开始高声探讨为什么罗马如此不愿意给予人民简简单单的自由。傲慢与固执！政治上的愚蠢！他情绪激动，踱来踱去，仿佛他迄今为止的短短生命中上演的所有悲剧都是为了让他理解这种愤怒。突然间，他的眼眸因激动而发亮，他转过身来，双膝跪地，攥紧罗德里格斯的手，向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起誓，他定将解放他的国家。“不把那些浑蛋一个不剩地除掉，我决不会罢休！”[86]他高呼。20年后，他在写给罗德里格斯的信中忆起这一幕：“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萨克罗山，在那神圣的土地上发誓要为家乡的自由不懈奋斗吗？你一定没有忘记那个永恒荣耀之日。”[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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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罗山上的誓言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是一种激进精神的真正体现。但究其根本，它可以被看作玻利瓦尔祖辈们的愤怒的延伸，是殖民地受挫后的愤怒，在300年间从一个美洲人传给了另一个美洲人。1824年，当美国海军军官海勒姆·波尔丁问玻利瓦尔是什么促使他从事解放美洲的大业时，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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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很少想其他事情：我对希腊和罗马的英雄故事非常着迷。美国刚刚发生的革命也是一个例子。华盛顿唤醒了我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的愿望……当我和两个同伴……到达罗马后，我们爬上了帕拉蒂诺山［Mount Palatino，原文如此］，全都跪下来，彼此拥抱，发誓要么解放我们的国家，要么为此付出生命。[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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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萨克罗山上发愿后不久就离开罗马，返回了法国，尽管尚不清楚他是在1805年底还是1806年初抵达的巴黎。巴黎共济会[89]的一份记录显示，他是在1805年11月至1806年2月之间的某个时候入会的。[90]这个反对君主制的兄弟会当时正在疯狂招募年轻男性。最有可能的是，他和同伴们知道，他们最好趁着天气温和徒步回去，于是在11月霜冻之前到达巴黎。归来后的玻利瓦尔已与之前判若两人：健壮、精力充沛，因锻炼而恢复了健康，再也不会屈从于浪荡子的生活了。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者：节制、自律、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如果他确实在那个时候加入共济会，那一定是为了结识其他像他一样渴望改变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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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的时候，范妮很可能不在巴黎，但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怀上了儿子欧仁。[91]从孩子的出生日期1806年4月23日可以推断，他是在1805年7月下旬被怀上的，就在范妮的情人欧仁·德·博阿尔内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督之后，大约在玻利瓦尔离开米兰一个月后（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写着博阿尔内是他的教父）。[92]很久以后，当玻利瓦尔作为南美洲的解放者广为人知时，范妮试图暗示她的一个孩子可能是他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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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对范妮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他的希望和抱负已转向别处。也许是因为她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也许只是因为他厌倦了她。在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之前，他送给她一枚刻字的戒指[94]作为临别赠礼，而她哭着恳求他别走。后来他功成名就，而她债台高筑之时，她试图向他借钱，说服他买下她的房子，甚至建议让她的儿子和他家族里的任何一个女人成亲。[95]他对她的执着和努力置之不理，直到最后，直到她给他写了几十封求情信之后，[96]他才给一个途经欧洲的部下发了一个简短指示：拿上这张我的肖像，他写道，把它交给德尔维厄夫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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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跪地起誓要解放他的家乡时，一位更加年长、阅历丰富的委内瑞拉人也在为此做准备。1805年9月2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兵以乔治·马丁先生[98]的名义在英国格雷夫森德登上“波利号”轮船，前往纽约召集一支自由战士大军。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大约25年前玻利瓦尔的父亲曾求助过的知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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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55岁的米兰达过着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他见过许多当时的重要人物，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亨利·诺克斯、叶卡捷琳娜二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拉斐德将军，甚至还有约瑟夫·海顿。他既是一位魅力四射、游历广泛、通晓多种语言的体面人，又是一个不幸的流浪者，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他将被指控为各种各样的可鄙角色：走私犯、逃兵、江湖骗子和小白脸。他于1750年出生在加拉加斯，是加那利群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是著名商人，拥有众多产业，包括一家纺织厂和一家面包店，[99]但当西班牙当局选他担任一个新民兵组织的领导人时，曼图亚诺精英们奋起反抗。正是这同一群人——包括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日后又联名写信恳求米兰达发动反抗西班牙的暴动。[100]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米兰达父亲的运动，严厉批判米兰达父亲是“穆拉托人、政府走狗、小店主、暴发户，配不上”[101]他荣耀的任命。米兰达的父亲被迫卷入了一场令人难堪的法律战，被要求提供冗长的家谱来证明自己血统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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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种羞辱的刺激，米兰达在1771年20岁的时候出发去了西班牙。在马德里学习两年后，他成为西班牙军队的一名上尉，这是他父亲以8.5万里亚尔为他买来的衔职。[102]接着，他参加了西班牙与摩尔人在北非的战斗，在美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与英国人的战斗，并作为间谍刺探英国人在加勒比海的行动。1782年，西班牙当局因他与一名英国走私犯短暂合作而对他发起通缉，他逃往哈瓦那郊外的山区。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甚至就在小玻利瓦尔出生的时候，米兰达开始沿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东海岸一路北上，向老兵咨询如何发动一场革命。他既结交建国元勋也结交乌合之众，凭着阳刚英俊的相貌和渊博的学识招蜂引蝶，与新英格兰显贵结伴出入妓院，[103]但始终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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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米兰达离开美国，遍游欧洲——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从科林斯到圣彼得堡——为他的事业做动员，争取追随者。在伦敦，他被任命为首相的美洲事务顾问。他向威廉·皮特递交了无数份文件，描述西班牙的防御工事，概述他关于建立统一的、解放的南美的计划，譬如其议会制度将仿效英国，其最高执政者将由印加人的后裔来担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试图从英国政府那里拿回这些文件，但他的请求被置之不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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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米兰达一直是个不知疲倦的外交家，为了这项事业努力。他和即将成为约翰·亚当斯女婿的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一起去普鲁士，并成为挚友，两人共用衣柜，在妓院里寻欢作乐。[105]米兰达曾在法国北方军团中担任陆军元帅，法国军方误以为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担任准将，[106]因而授予他这一军衔。显然，他特别善于夸大事实。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了密友，以至于宫廷中的人都当他们是热恋中的情人。一位旁观的友人点明，米兰达“在旅行中收益巨大，没有什么能不被他吸引，甚至连沙俄女皇都不曾逃过”。[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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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米兰达为法国效忠，他却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阴谋之网中，并因叛逃和怯懦而受到审判。他被宣告无罪，但是罗伯斯庇尔怀疑米兰达还有其他背叛行为，将他投入监狱，等着上断头台。尽管米兰达最终活了下来，他的名字还作为大革命英雄之一被刻在凯旋门上，[108]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为法国甘冒生命危险，得到的回报却是迫害或牢狱之灾。“这算个什么国家！”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怒斥。[109]1799年，瓜尔和埃斯帕尼亚正密谋推翻西班牙在委内瑞拉的统治，米兰达在给瓜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眼前有两个伟大的例子，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让我们谨慎地模仿前者，警惕地避开后者。”[110]他对法国感到厌恶，于是定居伦敦，在瓜尔和埃斯帕尼亚失败后，他从那里重新开始了解放家乡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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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秋天，当英国人陶醉于在特拉法尔加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决定性胜利时，当思绪万千的玻利瓦尔正踏着落满秋叶的道路从罗马返回巴黎时，米兰达登上“波利号”，在阔别20年后重返北美。像汉尼拔一样，米兰达在各国间奔走，为他那些困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寻求支持，他认为美国才是最了解这些人的地方。5个月后，在1806年2月2日寒气入骨的早晨，他的战舰“利安德号”载着180人驶离纽约港。[111]其中有前总统约翰·亚当斯20岁的外孙威廉·斯图本·史密斯，他是米兰达旧日旅伴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儿子。[112]那时，老史密斯已成为纽约港的重要官员和这项行动的首要推动者。历经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在海上颠簸6个月后，这支准备不足、装备简陋的远征军终于抵达了委内瑞拉海岸。[113]原本与“利安德号”同行的两艘纵帆船——“蜜蜂号”和“巴克斯号”——落入了西班牙人手中。当米兰达将军的杂牌军最终开入委内瑞拉城市科罗时，他们发现那里空无一人。科罗的神父们听说入侵者多达4000人，[114]这个谣传把当地居民都吓跑了。西班牙军队只当米兰达是个疯子，所以这些企图成为解放者的人几乎没遇到什么对抗，除了双方在城镇两端紧张地对射之外。就连克里奥尔人也公然谴责米兰达是狂热分子，掠夺者，是个35年来都不愿踏上委内瑞拉土地的叛逃者。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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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和部下在委内瑞拉总共逗留了11天，[115]在此期间，他的独立战争显然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8月13日，这位挫败的将军下令撤退，他那艘破旧的船起锚驶向阿鲁巴，留下委内瑞拉人一头雾水，奇怪这人到底是谁。一段时间后，负责保卫海岸的指挥官德尔·托罗侯爵在一份船长日志中写道：“8月10日，这位军官率部队向科罗进发……抗击叛徒米兰达。”[116]那位年轻军官就是胡安·比森特·玻利瓦尔，西蒙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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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欧洲的战争令玻利瓦尔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整个法国海岸，使玻利瓦尔无法获得资金或轻易回国。他也对米兰达失败的远征感到颓丧。他一早就获知他们将在委内瑞拉登陆。在他们起航前的几个月，这次行动就成了纽约、华盛顿以及欧洲谈论的话题。[117]在米兰达踏上科罗的一个多月前，玻利瓦尔就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声称这次行动必定失败。委内瑞拉还没有为米兰达的革命做好准备，玻利瓦尔抱怨道：“他只会搞砸。”[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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