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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和费尔南多·德尔·托罗在维维恩大街的外宾酒店找了一套公寓，离卢浮宫只有几个街区。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舒适场所供朋友聚会，其中包括基多的卡洛斯·蒙图法尔（Carlos Montúfar）和瓜亚基尔（Guayaquil）的比森特·罗卡富埃特（Vicente Rocafuerte），这些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多年后将再次出现在玻利瓦尔的生活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行列中加入了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此时30岁出头，仍在流亡中。有一群精神饱满的友人做伴，这位鳏夫终于脱下丧服，拥抱巴黎所能提供的一切修复精神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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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逸乐之城，自由奔放，各类娱乐设施应有尽有，从金碧辉煌的歌剧院到烟雾缭绕的赌场。大革命期间空无一人的剧院，如今夜夜笙歌，全巴黎都聚在这里聆听弗雷德里克·迪韦努瓦（Frédéric Duvernoy）精妙的圆号，或是库西诺（Cousineau）的竖琴或克莱采尔（Kreutzer）的小提琴。芭蕾舞风行一时，《关不住的女儿》（La Fille mal gardée）和《舞蹈癖》（Dansomanie）这样的演出让观众眼花缭乱。[20]王家宫殿（Palais-Royal）是一处由拱廊和公共花园组成的宏伟建筑群，也是玻利瓦尔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21]他经常光顾坐落其间的法兰西剧院，以及数不清的餐馆、商店、书店、珍奇屋，还有赌场和出了名的风月场所。他和西蒙·罗德里格斯一起阅读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休谟的作品，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一连几小时为斯宾诺莎争论不休。[22]白天，巴黎街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大的小的，两轮的四轮的，封闭的敞篷的，轧轧作响碾过路上的泥泞和辙痕。糕点摊贩、卖鱼小贩和修鞋匠的吆喝声在空气中回荡。到了晚上，新奇的煤气灯闪着奇迹般的微光点亮整座城市，让狂欢一直持续到黎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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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如北极星般辉煌的现代都市里，玻利瓦尔深入结交了范妮·德尼·德·特罗布里昂（Fanny Denis de Trobriand）。她是德尔维厄·杜·维拉尔（Dervieu du Villars）伯爵夫人，是玻利瓦尔访问毕尔巴鄂期间遇到的巴黎人之一。这位漂亮的社交名媛几乎没认出三年前打过交道的那个严肃青年，但她对他现在的形象很是满意。“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作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后来回忆道，“玻利瓦尔至少长高了4英寸（约10厘米）；他已经有了一定的风度和魅力，富有光泽的黑髭衬着明亮的皓齿，赋予他一种惊人的男子气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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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比玻利瓦尔年长近10岁。她16岁嫁给里昂的总司令、大她25岁的德尔维厄·杜·维拉尔伯爵。相传伯爵在大革命中被特务逮捕并判处死刑，英勇的范妮在一天深夜突然闯入革命检察官住处，用手枪抵住他的头，逼他签署了她丈夫的赦免令。[25]德尔维厄·杜·维拉尔伯爵后来成为拿破仑军队的上校，大革命一结束就当上了拿破仑政府的参议员。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圣皮埃尔下街购置了一座豪宅，范妮就在那里确立了自己上流社会贵妇的地位。老伯爵更偏爱里昂的乡间别墅，常常一离开巴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任凭他年轻的妻子随性活跃在社交圈内。她成了巴黎社交活动的常客，在皇帝的宫廷里受男人们追捧，还成了知名美人雷卡米耶夫人（Mme de Récamier）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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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叛逆的年代，范妮和许多法国妇女一样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即不加掩饰地滥交。[26]她的风骚和活泼引出无数风流韵事，据说她至少跟三个情人生过孩子，其中包括约瑟芬皇后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王子（Prince Eugène de Beauharnais），他后来被拿破仑任命为意大利总督。她有一头金发和深蓝色的迷人眼眸，活泼爽朗。[27]她皮肤白皙，面容清秀，声音悦耳，一副猫儿般的慵懒模样，是个毋庸置疑的美人，因机敏和智慧而更添了几分姿色。她主持的沙龙吸引了当时的不少大人物，包括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植物学家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警察部长皮埃尔·德尼—拉加德（Pierre Denis-Lagarde）、作家兼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以及才华横溢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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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欢迎玻利瓦尔进入这个熙熙攘攘的社交圈；这个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吸引了她，如今的他与毕尔巴鄂的那个阴郁少年判若两人，这种变化也令她吃惊。正如一位同侪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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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精神、心性、品味、性格都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在外宾酒店以500法郎租着一套公寓。他有穿着漂亮制服的仆人，一辆四轮马车，几匹骏马，还在歌剧院有包厢。大家都知道他包养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最后，他那极其奢华的行头鲜明衬出其他人的装扮是多么可怜和过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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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高雅聚会上，他与范妮共舞，得知她祖上有一位阿里斯蒂杰塔。[29]在他自己的家系中也有人姓这个，事实上，就是那位遗赠给他巨额财富的神父。尽管二人家系之间的关联从未得到证实，但他们开始以“表姐”“表弟”相称。[30]这般称谓自有其便利之处。从那天起，玻利瓦尔成了杜·维拉尔伯爵夫人最频繁的拜访者之一。老伯爵相信这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是他妻子的亲戚，热情地接待了他。[31]玻利瓦尔和范妮很快发展成情人，他们在圣皮埃尔下街的房子里共度漫长而愉快的下午，或者骑马去附近的乡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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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玻利瓦尔借以摆脱不幸过往的法国女人绝不只有范妮和那位姓名不详的芭蕾舞女演员。他在毕尔巴鄂遇到的另一位年轻主妇也再度现身，助他忘却自己的鳏居生活。她就是特蕾丝·莱内（Therèse Laisney），秘鲁裔退役上校马里亚诺·德·特里斯坦—莫斯科索（Mariano de Tristan y Moscoso）的结发妻子。[33]他们的女儿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后来成为声名显赫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以及画家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她的一些记述反映了父母与玻利瓦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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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离开毕尔巴鄂8个月后，在巴黎的报纸上看到一则通知，说有人尝试联系他。我父亲马上前往那个刊出的地址……他爬上三楼，看见玻利瓦尔正躺在床上。他憔悴不堪，脸色苍白，病入膏肓。他的初恋，他可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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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日后会成为伟大战士和政治天才，但他当时几乎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需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作为救命稻草。在巴黎，有6个星期他只拜访我们家。他只和我母亲说话。[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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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得到慰藉之后，玻利瓦尔再次出现在弗洛拉·特里斯坦的叙述中。据她说（她的时间线不太可靠），玻利瓦尔短暂离开了这座城市一段时间。回来后，他依旧住进外宾酒店，她母亲迫不及待地赶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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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拐进黎塞留街时，差一点被一辆华丽的马车撞倒，几匹马拉着车从街角冲了出来。她被逼到墙根，但出人意料的是马车突然停了下来，上面的乘客猛地打开门，扑到她身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几乎使她窒息。“是我！是我！你不认识我了吗？哦，认不出最好！那说明我已经改头换面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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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前并不知道，那么在巴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玻利瓦尔真的懂得了女人对现在的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在余生中，他会不可抗拒地受到她们的吸引，但他也会发现她们出奇地容易得到，也容易抛弃。一旦厌倦，他就会离开，对男人的圈子表现出更多兴趣。然而，他又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没有女人的陪伴就活不下去。正如历史学家希尔·福托尔（Gil Fortoul）在谈到玻利瓦尔对女人不加节制的欲望时所说的：“总而言之，可以说他从未独身过。”[36]也可以说，他再也不想娶妻了。很久以后，玻利瓦尔承认：“我非常爱我的妻子，在她死后，我发誓再不结婚。如你所见，我信守了诺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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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教会了他如何从性爱中获得抚慰。许多年后，在革命的战场上，玻利瓦尔将和手下士兵一起重温那段醉人的巴黎时光。他的一位将军曼努埃尔·罗埃尔加斯·德·塞尔维耶斯（Manuel Roergas de Serviez）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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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衷热爱享乐，尤其是肉体上的享乐，听解放者一一列举在法国结识的所有美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记忆力的确很好，细致入微的叙述令人惊叹不已。他会背诵布吕内的双关语，唱当时流行的所有歌曲，还会为自己过去的轻率行为大吼大叫，取笑自己的天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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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可能是在范妮·杜·维拉尔家里遇见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的，因为据说这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经常光顾她的沙龙。[39]但引见他的也有可能是随同洪堡来到巴黎的卡洛斯·蒙图法尔。[40]蒙图法尔是一位来自基多的植物学家，也是玻利瓦尔在巴黎时的拉美青年小圈子中的一员。他陪同洪堡和艾梅·邦普朗踏上了著名的“新大陆”探险的最后一程。1799年至1804年间，洪堡和邦普朗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远行，穿越整个拉丁美洲，从亚马孙盆地到钦博拉索山巅，沿途记录观察结果并采集动植物标本。洪堡后来用30卷的篇幅描述了这次旅行，它改变了西方科学，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基础。不过在发表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英气逼人的洪堡在社交圈里也备受追捧，会见了许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1804年8月，他几乎直接从杰斐逊的白宫来到巴黎。[41]他曾为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出谋划策，与他商讨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42]事宜，还让总统肖像画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为自己画了像。[43]与洪堡在华盛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夜之后，麦迪逊夫人写道：“我们最近在一位迷人的普鲁士男爵的陪伴下享受了盛情款待……所有的女人都说自己爱上他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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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洪堡在巴黎的沙龙里受到追捧并得到范妮·杜·维拉尔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能是玻利瓦尔把范妮介绍给他的。不管怎样，玻利瓦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拜访洪堡，因为他了解到男爵在访问加拉加斯期间，不仅见过玻利瓦尔的姐姐，[45]还见了帕拉西奥斯家的人，甚至住在他的亲家德尔·托罗家。[46]在交谈中，玻利瓦尔还发现洪堡非常尊敬的那位渊博的学者安杜哈尔神父，曾经在他小时候教过他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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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洪堡位于圣日耳曼郊区大街上的雅致公寓里多了玻利瓦尔这位常客。[47]来自欧洲各地的访客都聚在这里参观男爵非凡的藏品——6万件来自赤道附近美洲的植物标本。[48]洪堡用他那古怪混杂的语言（部分西班牙语，部分英语，部分法语）[49]赞美了南美洲的自然美景、人民及其前景。邦普朗也表示目睹了惊人丰富的自然资源。玻利瓦尔被迷住了。洪堡和邦普朗或许不完全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认真程度，[50]但他们不会怀疑他的活力和热情。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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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三人讨论起殖民地政治，玻利瓦尔热情洋溢地表示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大陆，摆脱西班牙王权的枷锁。他问洪堡是否认为美洲具备自治的能力。这位科学家大胆表示，殖民地可能确实已经准备好迎接自由，但他旋即又补充说，他想不出有谁能领导他们赢得自由。邦普朗对问题实质有着更精辟的见解，他回应道：革命自会造就领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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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彼刻的玻利瓦尔是否想过自己会是那个领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他才21岁，是尚待破茧的蛹。但巴黎之行期间，一种政治观念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没有比拿破仑更好的例子了。况且，南美洲是一片充满种种可能性的土地，告诉玻利瓦尔这些的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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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年晚些时候，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这动摇了玻利瓦尔对他的仰慕。尚不清楚玻利瓦尔是否现场目睹了1804年12月2日的加冕礼，见证了胜利的游行、华丽的马车、貂皮长袍以及崇拜者的欢呼。西蒙·罗德里格斯回忆道：“那一天是法国人欢天喜地的大日子，我和玻利瓦尔却决定留在酒店。”[53]据罗德里格斯说，两人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在整个巴黎一片欢腾之际，执意对庆典充耳不闻。美国海军军官海勒姆·波尔丁（Hiram Paulding）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是在20年后访问秘鲁时听玻利瓦尔亲口讲述的。[54]但无论如何，玻利瓦尔的副官丹尼尔·奥利里（Daniel O’Leary）用激烈而明确的措辞记录了解放者对加冕典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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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立为皇帝，从那天起，我就视他为一个虚伪的暴君，是对自由的侮辱，是文明进步的障碍……这一悲哀的情景在我那热爱自由与荣耀的灵魂中激起了何等的义愤！从那以后，我再不能容忍拿破仑，他的荣耀似乎来自地狱。法国也让我诧异：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到处都是战利品和纪念碑，炫耀着自己的军队和制度，却把自由之帽抛在一边，戴上了皇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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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从教皇庇护七世手中接过皇冠，戴在自己头上时，不只玻利瓦尔一人认为拿破仑做得太过分。为拿破仑创作《英雄交响曲》的贝多芬决定拿掉献词中皇帝的名字。威廉·华兹华斯称加冕礼是“全人类悲哀的倒退”。[56]然而在玻利瓦尔的余生中，他对拿破仑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的感情在崇拜与厌恶之间摇摆不定。他日后对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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