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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法国、西班牙、俄国和加勒比地区的多条战线上均有战事，英国看上去正蓬勃发展。虽然英国国王被绑在椅子上，堵住嘴，饱受精神错乱的折磨，但他强悍的帝国正在崛起。这个小小的岛国单是人口就有美国的两倍、委内瑞拉的12倍。[42]在制造业和工业方面，它领先世界。一种忙碌而富足的氛围在伦敦随处可见，新崛起的银行家给几位南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贸易呈爆炸式增长。它是那般熙攘繁华，那般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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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立即着手安排与英国外交大臣韦尔斯利侯爵理查德·科利（Richard Colley）的会晤。事实上，韦尔斯利侯爵曾表达过与委内瑞拉代表团会晤的迫切愿望。[43]尽管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中立派，但他有意利用这次访问来迫使西班牙摄政委员会接受英国的商业诉求。[44]几十年来，由于敏锐地意识到西属美洲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英国一直试图强行打入。但西班牙对其殖民地贸易实行惩罚式垄断，挫败了英国的野心。1806年和1807年，在列强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英国人曾两次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两次都被击退。由于无法在大陆上取得军事进展，英国将目光投向控制公海贸易，尤其趁着现在西班牙毫无防御能力。但在这点上，拿破仑再度改写了历史。英国和西班牙做了两个多世纪针锋相对的敌人，如今却迅速结成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想保持这种联结，但也想利用西班牙的弱势在商业上占得优势。韦尔斯利侯爵需要谨慎对待来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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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晤于7月16日举行，鉴于几位加拉加斯人代表的不是获得普遍承认的国家，所以会晤地点不在外交部，而在韦尔斯利的家——位于海德公园旁边的富丽堂皇的阿普斯利宅邸。[45]到了约定的时间，玻利瓦尔、洛佩斯·门德斯和贝略被领着穿过宅邸巨大而华丽的大厅，上了楼，经过饰有金银细丝的墙面和精致的大理石壁炉，进入灯火通明的会客厅，韦尔斯利和下属正等在那里。窗子开着，从花园飘来夏日的暖风。一阵礼节性的寒暄确立了法语为双方的交流语言，之后外交大臣毫不迟疑地发表了讲话。他的法语极好（他妻子是巴黎人），[46]而且，他曾经担任过驻西班牙大使，掌握基本的西班牙语。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委内瑞拉人对母国采取的行动是不明智的：西班牙的国家大业尚未失败。恰恰相反，在英国的帮助下，西班牙很有可能赶走拿破仑。他表示，首先他需要知道加拉加斯洪达派代表团来是要报告殖民地的不端行为，还是要寻求彻底脱离西班牙。这种先发制人的谈话方式，意在表明英国的联盟立场，并把来客引向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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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率先开口，滔滔不绝讲起流利的法语。他向韦尔斯利生动阐述了导致这场革命（“革命”一词正是他的原话）的前因后果，描述了克里奥尔人的挫败、都督的昏庸、激进分子的秘密会议、对贸易的压制、在殖民地的恶劣行径，以及委内瑞拉人拒绝屈从于一个不合法的政府引发的最终冲突。[47]玻利瓦尔解释说，西班牙的摄政委员会代表了一种武断的安排，委内瑞拉人“渴望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枷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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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是在极力主张彻底的自由，尽管他从加拉加斯得到的指示禁止他这样做：他得到的指示是表达对费尔南多七世国王的效忠，任何情况下拒不承认西班牙摄政委员会的合法性，绝口不提独立。韦尔斯利侯爵神情冷漠地听完了玻利瓦尔的讲述，他那张强硬的面孔并未流露出对这番呼吁的同情，随后，他干脆利落地回答说，由于英国是西班牙的盟友，他既不能阻止也不能支持其殖民地争取独立。这场谈话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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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玻利瓦尔继续说了下去，观点越来越激烈。在那里，面对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个年轻人或许是第一次运用了自己清晰洪亮的声音、大胆的想象力，以及很快将成为他个人标志的非凡说服力。他那双黑色的眸子闪着光，额头上青筋暴起，迫切地传达出一个萌芽中的国家的所有梦想和希望。热血上涌之际，他把国书递给侯爵，确信韦尔斯利能从其中找到一些曾激励过他的人民的信念。玻利瓦尔忘记了那些文件里包含对他的指示，这些指示被加拉加斯洪达仔细地罗列在上面。他继续辩称，委内瑞拉理应享有自治的自由，毫无疑问，它的能力要胜过饱受战争蹂躏的西班牙政府或是被囚禁的国王。玻利瓦尔说话期间，韦尔斯利侯爵和助手们一面翻阅文件，一面等他说完。他的话音刚落，侯爵抬起头，冷冷地评论称玻利瓦尔方才表达的观点与他刚刚递交的文件南辕北辙。他的政府不是号称“加拉加斯最高洪达，效忠于费尔南多七世国王”吗？大家都能看见，这上面写着代表团接到的指示是不要提及独立的话题，不是吗？[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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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一时语塞。[50]由于没有受过外交和礼仪方面的训练，他在参加会晤之前没有检查过随身文件。他的周密准备全在脑子里完成，他自己围绕争取绝对独立形成了一套有力的论证。代表们迅速变更策略。他们向韦尔斯利侯爵表示，委内瑞拉人宁死也不愿被一个趁乱上位的不合法政府统治。他们现在想要的是与英国在贸易上的合作，这样的联盟对英国而言百利无害。玻利瓦尔补充说，委内瑞拉在战争时期这样做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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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韦尔斯利侯爵为人刻板，但他对拉丁民族的脾性还是有所了解的——也许缘于他的爱尔兰血统，也许缘于他那暴躁的法国妻子，[51]也许缘于他在塞维利亚的外交工作经历。不管怎么说，他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不懂变通。在伦敦，尽人皆知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好色之徒，有着不太体面的个人作风。[52]他完全能够理解激情。韦尔斯利觉得玻利瓦尔的热情很有吸引力，并称赞了玻利瓦尔捍卫民族利益的热忱。玻利瓦尔善意地回应说，这位外交大臣以更大的热忱捍卫了西班牙的利益。这个爱尔兰人笑了。他向代表们表示感谢，并祝他们一切顺利。他亲切地送他们离去，并邀请他们在几天后的7月19日再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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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会晤没有取得更多的成果。这位外交大臣虽然态度友好，但注意力却坚定地集中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上，表示要赢得战争必须依赖与西班牙的合作。即便如此，几位拉美人还是感到振奋。他们在外交上得到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大国的认同。他们就人民的愿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哈罗比伯爵预言的那样：“加拉加斯发生的事件是一出大戏的开始。大幕拉开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53]委内瑞拉人离开时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尽管英国直接承诺支持西班牙，但也充分理解了他们的长远抱负：克里奥尔人对待自由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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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还有另一位盟友需要争取，那就是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尽管代表们受命避开他，但玻利瓦尔再次偏离了剧本。他找到了那位传说中的革命家。由于西班牙现处于拿破仑的统治之下，米兰达对西班牙国王的言辞变得更加强硬。这位老兵适逢花甲之年，曾经风度翩翩的冒险家如今已两鬓斑白，但他以年轻人的热情欢迎了这几位同胞。“尽管年事已高，”安德烈斯·贝略评论道，“他似乎正处于青春和理想的巅峰，仍在努力推动西属美洲的独立。”[54]米兰达邀请他们去他在格拉夫顿街27号的家，[55]那里多年来一直充当着拉美人在伦敦的聚点。据洛佩斯·门德斯说，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是米兰达给了他们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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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唯一有信心与之进行秘密磋商的是我们的同胞，他还为我们介绍了必要的准备信息；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向我们提供广泛而可靠的建议，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和旅行经历，与当地政府有长期联系，并为美洲做出了众所周知的努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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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甚至很可能向玻利瓦尔简要介绍了如何重启与英国外交大臣的会谈。米兰达对韦尔斯利侯爵非常了解，因为他是侯爵那位更有名的弟弟威灵顿公爵的好友。事实上，米兰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外交部的在编职员，支取微薄的津贴。就在两年前，在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改变世界秩序之前，英国外交部差点协助米兰达发起一次新的解放远征。最后，威灵顿公爵奉命带米兰达去伦敦街头散步，告知他那个坏消息：英国打算帮助西班牙，而不是委内瑞拉。如果说有谁能让玻利瓦尔对英国人的反复和狡诈有所准备，那就是米兰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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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和同僚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位老将军舒适的房子里，受惠于他那了不起的藏书室，里面有6000册藏书，其中许多都有他的亲笔批注。米兰达也很乐意把这些旅行者介绍给他尊贵的朋友圈，邀请他们拜访格洛斯特公爵、坎伯兰公爵、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教育家约翰·兰卡斯特，还有他的私人理财师约翰·特恩布尔。但英国人自己也会找上门来，急于向这几位委内瑞拉人打听加拉加斯最近发生的事情：韦尔斯利侯爵的儿子理查德是莫林酒店的常客，伦敦社交界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来说，玻利瓦尔描绘了一幅西属美洲的独立的壮丽蓝图，描述了这片大陆如何渴望自由，以及为任何愿意协助这项事业的人准备的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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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米兰达于伦敦创建的激进西属美洲人组成的共济会团体“美洲大同盟”（Great American Reunion）的集会中，玻利瓦尔谈到了这些事。总的来说，秘密社团性质的共济会运动已被证明是整个大西洋世界革命中的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共济会会员在米兰达的时代形成了庞大的社交圈，其中不乏显赫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拉斐德侯爵、威廉·皮特、威灵顿公爵、亚历山大·普希金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米兰达的“美洲大同盟”定期在他位于格拉夫顿街的家里集会。会上的米兰达俨然成了许多充满幻想的年轻反叛者的良师益友。最终，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战争中的三位杰出人物——阿根廷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智利独立领袖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和玻利瓦尔——坐在米兰达的藏书馆里，[58]与他的朋友们聚会，充分思考他们的起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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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共济会会馆一样，米兰达的会馆被西班牙王室和天主教会视为眼中钉，他们对革命组织十分警惕，因此派保王派特工定期监视。1811年，其中一名特工截获了一个阿根廷“弟兄”写给一个新格拉纳达人的信，[59]信中透露了所有正式加入米兰达秘密社团的人的名字。赫然在列的有安德烈斯·贝略和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玻利瓦尔那场宿命之旅的同伴。甚至直言不讳的加拉加斯执事何塞·科尔特斯·德·马达里亚加也被列为在格拉夫顿街宣过誓的人。奇怪的是，玻利瓦尔不在名单上。鉴于他后来对秘密组织的批评乃至禁止，他很可能认为秘密兄弟会的概念在一场人民革命中毫无意义。[60]不宣而战不是他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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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关独立的核心问题上，米兰达和玻利瓦尔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单独相处时，他们讨论了建立共和国的棘手问题，涉及其中的每一处细节。在米兰达去过的无数国家里，他总是特意研究其公共服务——记录费城或维也纳如何为城市居民服务，以及这些服务在马德里是如何被严重忽视的。[61]他谈到灌溉、矿山、学校、博物馆、孤儿院、监狱、公共卫生和行政管理的细节，[62]听得玻利瓦尔近乎入迷。他们还谈到了对任何民主制度都至关重要的公共道德，并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美国这个个案。玻利瓦尔折服于这位老人的见识和智慧，更折服于他的军事行动经历，于是恳请他回国，重新加入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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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犹豫不决。他目睹过委内瑞拉人的冷漠，也不相信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会受到拥戴。随着季节由夏入秋，玻利瓦尔使尽浑身解数试图使将军相信事实并非他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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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和玻利瓦尔之间那些重大谈话并不总发生在米兰达的藏书馆里。他们两人结伴出现在各种地方：歌剧院、戏院、皮卡迪利大街、皇家天文台，或在海德公园或邱园散步——伦敦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他们的郊游。徜徉在伦敦街巷的这两人想必是个古怪的组合：一位是优雅、英俊的老人，另一位是沉不住气、神经质的年轻人，两人用西班牙语热烈地交谈着，时不时停下来为各自的观点申辩。米兰达把玻利瓦尔介绍给了肖像画家查尔斯·吉尔（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学生），[63]显然也介绍给了他的裁缝，因为在吉尔于伦敦为他绘制的肖像中，玻利瓦尔穿着一件时髦的高领夹克，戴着一条黑领带，这正是彼时英国社会优雅的写照。他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下巴刚毅地挺着，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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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有时也会独自探索这座城市。多年后，他谈起自己在伦敦一家妓院的“奇遇”，[64]那件事让他觉得既好笑又惊奇。在与一个妓女协商的过程中，他提出的一个要求惹怒了她。她指责他是同性恋，闹到整个妓院鸡飞狗跳。当他试图用几张钞票平息她的怒火时，她轻蔑地把它们扔进了火里。她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也不会讲英语，所以没什么指望能纠正她的误解。正如他后来对朋友说的那样，他在最终离开那个快乐之家时，比进去时要急不可耐许多。他不太可能知道那个女人或许在为她的性命担忧。就在几个星期前，也就是7月8日，伦敦警方突击搜查了白天鹅酒吧（White Swan）并逮捕了一批嫌疑人。[65]那是一家位于维尔街上的“莫利之家”（时人对跨性别者俱乐部的称呼）。一群愤怒的暴民尾随被指认为同性恋的人来到弓街站，将他们打倒，向他们身上扔泥巴，并以更严厉的惩罚相威胁。这些人被控鸡奸未遂，其中一些人被处以绞刑。当这个妓女表达不满的时候，她的脑海里显然浮现出了英国的严刑峻法。然而对玻利瓦尔来说，这一事件成了伦敦和巴黎之间巨大文化差异的鲜活隐喻。在他去世前两年，他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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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9月22日，玻利瓦尔乘坐一艘新式18炮单桅船“蓝宝石号”离开伦敦前往加拉加斯。他本打算让米兰达与他同行，事实上米兰达也是这样以为的，他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和63本书送上了船。但韦尔斯利侯爵认为，让这位老革命家打着英国旗帜回国是不明智的。结果只有玻利瓦尔一人登上“蓝宝石号”，于12月5日抵达拉瓜伊拉。米兰达设法在一艘远没有那么舒适的邮船上预定了座位，并于12月10日抵达委内瑞拉。洛佩斯·门德斯和贝略决定留在格拉夫顿街的住所，继续米兰达的外交努力，在此后的革命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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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看到他离开期间委内瑞拉的情况后非常失望。[66]当他在伦敦的客厅里鼓吹无条件独立的时候，加拉加斯洪达已经巩固了与费尔南多七世的联系，削弱了自身对外省的影响力，并分裂成20个争吵不休的派系。科罗、马拉开波和加拉加斯之间相互妒忌，关系恶化，用一位旅行者的话说，“存在着致命的敌意，我担心还会为此流很多血”。[67]洪达似乎完全不知道首府以外上演的内乱。黑人和帕尔多人不相信克里奥尔人的政府，他们公开表示坚决忠于摄政委员会。保王派正忙着招募下层民众加入他们的事业。洪达对这些现状视而不见，着手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罔顾这个范本属于罕见的民族团结与意识形态一致的产物，根本不适配于在种族、阶级或经验上毫无同质性可言的民众——那些人几乎没什么能达成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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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米兰达感到处境尴尬，玻利瓦尔四处奔走，试图为他争取支持。但是，要说服那些人放下怨恨，不再将米兰达视作装腔作势之人，或者更糟的是，视作一个叛逃者，而让他们像对待英雄一样欢迎这位老将军，这并不容易。当米兰达于12月10日到达时，玻利瓦尔召集了一大群人在拉瓜伊拉迎接他，但其中唯一有洪达官方背景的只有无畏的科尔特斯·德·马达里亚加执事。[68]洪达方面仅发出这样一个冷淡问候，以此应付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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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在攒动的人群中，玻利瓦尔的形象并不起眼。在他旁边，穿着华丽长袍的科尔特斯似乎要高大许多。他们在码头上看着英国的双桅船“埃文号”驶近，载来那位来自库拉索的大人物。米兰达还以为人们来接他去就任新成立的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人，[69]所以特意换上了礼服。在船艏现身时，他身着象征荣誉的旧军装；他曾穿着它们率领法国军队在马斯特里赫特和尼尔温登奋战。军装外套是天蓝色的，裤子是白色的，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鲜艳的三色饰带在他胸前飘动。[70]他胸膛宽阔厚实，嘴唇丰满，腰板挺直，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10岁。他那稀疏的头发上扑了粉，扎成一条干瘦的马尾。他在单侧耳朵上戴了一枚金耳环，这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绅士中蔚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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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王派历史学家何塞·多明戈·迪亚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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