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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远征队3月31日从海地起航，船上满是争执的军官、唠叨的妻子、大批仆人和一支海地黑人部队。[25]他们驶离港口，却只遇到极弱的风力。[26]他们再怎么着急发动新一轮革命，现在也只能在一片平静的海面上龟速航行。玻利瓦尔决定不走直达委内瑞拉的航线，而是在圣托马斯岛短暂停留——表面是去招募更多新兵，实际则是去接他的情妇珀皮塔·马查多；几个月来，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27]然而，舰队刚刚驶出约250公里，玻利瓦尔就从一艘经过的船上得知珀皮塔已经从圣托马斯去了奥凯，正在海地等他。这消息引起了极大的慌乱。布里翁强烈反对为珀皮塔改变远征计划。但玻利瓦尔态度坚决：没有他，珀皮塔及其家人可能处境危险。[28]他命令所有船只在贝阿塔岛停靠，然后派卡洛斯·索夫莱特驾一艘纵帆船回海地接自己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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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填膺的法国上校迪库德雷表示，一整支舰队停泊在圣多明各海岸外，就为等一个女人，这使革命行动停滞了整整两天多。第三天，神采奕奕的珀皮塔和母亲、姐妹一起出现在索夫莱特的帆船甲板上，水手们眼睁睁看着衣冠楚楚的玻利瓦尔去了她的住处，又过了整整一天一夜。[29]就如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缠绵不休而贻误战机一样，[30]现在玻利瓦尔也因为难以抑制的性欲而犯了众怒。有些人怒气冲冲地威胁要放弃这次远征；其中一个——玻利瓦尔的表弟弗洛伦西奥·帕拉西奥斯——真的这样做了，朝着雅克梅勒（Jacmel）的方向扬长而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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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糟糕的开始，而就像那年讨厌的气象一样，在这一年结束前，情况还会越来越糟。但玻利瓦尔一向是个节制的享乐主义者，从不耽溺于眼前的快乐。几天后，爱国者们又回到了公海上。他们在圣托马斯岛短暂停留，装载了用作食物的牲畜，又在萨巴岛补充了蔬菜。整个航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最终，在5月2日，远征队告别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玛格丽塔岛靠岸。在那里，玻利瓦尔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32]解放西属美洲，[33]并结束他的“殊死战”。[34]阿里斯门迪热烈欢迎了他，玻利瓦尔恢复了共和国最高元首的职位。在那一小块共和国领地上，人们尽最大可能帮这位最高统帅了解当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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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不太好。玛格丽塔岛是整个委内瑞拉唯一的共和派据点，这全都得益于执政官阿里斯门迪令人敬畏的坚韧和勇气。这位执政官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肌肉发达。作为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他身上不协调地混合了旧世界的热情好客与阶级革命的精神。他年仅40岁，但由于生活的艰辛和遍体的伤痕，他看上去要老得多。[35]据一个认识他的水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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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显出一种奇特的凶狠表情，而他的微笑更加剧了这种感觉。他的笑总能使人瞬间战栗，伴随着面部肌肉的骇人扭曲，只有处于同样兴奋状态下的鬣狗可与之相比。他的不快总是以这种恶魔般的咧嘴一笑为标志……如果此时此刻，激怒他的对象就在他的地盘之内，将难逃一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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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班牙人畏惧玻利瓦尔是因为他挑起了“殊死战”，那么他们畏惧阿里斯门迪是因为他是将这场战争贯彻到底的屠夫。毕竟，阿里斯门迪正是在拉瓜伊拉将上千名不幸的战俘斩首的那个人。尽管玻利瓦尔的小型远征军和阿里斯门迪的部队都不足以构成莫里略庞大军队的对手，但一想到这么多共和国斗士在城下集结，西班牙人还是会战战兢兢：凶神恶煞的马里尼奥、英勇的皮亚尔、新加入的恐怖加勒比海盗贝卢切（Renato Beluche），[37]更不用说欧洲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老兵了。玻利瓦尔积极助长了这种恐惧感：他曾给共和派同僚写过夸大其词的信，希望虚假信息能被泄露出去；他还公开吹嘘自己麾下有14艘战舰（而非实际的7艘）和2000人，以及“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可以再打10年仗”。[38]还有传言说，有了一位穆拉托总统和好几船海地战士的支持，玻利瓦尔将给美洲带来一场黑人革命。[39]吓破了胆的保王派在海岸与他的军队短暂交手后，很快撤退到了库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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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飓风带来创纪录的强风，[40]瓢泼大雨从南美大陆北部下到南卡罗来纳海岸，玻利瓦尔仍然招不到足够的人手，也无法组织起现有人手来削弱西班牙的统治。因为远征军主要由军官组成，[41]所以这支300人的队伍刚在卡鲁帕诺（Carúpano）登陆，便分散到内陆地区，使出浑身解数招募士兵，可军队的规模始终没能增加到3倍以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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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兑现了对佩蒂翁的诺言。1816年6月2日，在卡鲁帕诺，玻利瓦尔宣布西属美洲奴隶获得绝对自由。“在此我颁布法律，”他宣布，“赋予所有在西班牙枷锁下战栗了3个世纪的奴隶完全的自由。”[43]然后，然后他明确指出，他们有24小时来加入他的革命。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履行了他对海地的义务，但也冒着疏远克里奥尔同胞的风险；后者认为他们的生计（如果能重新夺回的话）依赖于田间的奴隶劳动。[44]但玻利瓦尔的需求更迫切。他缺乏战士，而招募从前的奴隶正是扩充兵力的途径。玻利瓦尔认识到，如果不能拉拢有色人种，他们就会站到他的对立面，而他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没有黑人的支持，他的革命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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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就在几个月前，加拉加斯临时都督、西班牙将军何塞·德·塞瓦略斯还写信给他在西班牙的上级，抱怨西班牙法律禁止黑人在军中服役。他认为，如果西班牙不支持这一数量不断增长的人群，“它将形成一个比古希腊的希洛人[45]更加危险的阶级”。众所周知，黑人曾经在博韦斯和莫拉莱斯的率领下为西班牙而战，但形式并不正规；将军们没给他们武器和制服，也没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我们都知道，委内瑞拉恢复了我王的统治，全仗这些人的努力，”塞瓦略斯写道，“高举我们旗帜的军队几乎全由黑人组成。许多人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请赋予他们宪法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的白人特权。”[46]但是马德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现在，玻利瓦尔公开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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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玻利瓦尔发表了令人钦佩的声明，但到了7月，他的军事行动却陷入了混乱。他的军官们无法协同作战，下属传递错误的信息，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奥库马雷海滩上的灾难性后果。玻利瓦尔原本希望从那里直插内陆，为此目的，索夫莱特上校在巴伦西亚和加拉加斯中间的马拉凯占据了一处有利位置；麦格雷戈已朝着乔罗尼行军；被玻利瓦尔提拔为海军上将的布里翁随舰队沿海岸线南下。但是7月10日在奥库马雷，计划遭到重挫。索夫莱特派副官向玻利瓦尔带信，告知阵地位置有利，一切进展顺利；但这位信使，不论出于恶意还是误解，报告的内容却完全不同。[47]他说，保王派的莫拉莱斯将军率7000人的部队正在逼近，而且距离已不足5公里。[48]接着，这位副官又回到了索夫莱特那里，报告说玻利瓦尔已经起锚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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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远征军陷入了一片混乱，奥库马雷成了混乱的中心。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传达可靠的事实，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可靠的事实。玻利瓦尔命令他的船长，一个叫维拉雷（Villaret）的法国人，把远征军的大量武器装上一艘可用的军舰，但是维拉雷拒绝执行命令，认为船组人员太少，不足以保护这么多的枪械。正当他们就此事争论时，一群惊慌失措的法国妇女携奴隶涌向海滩，急着逃命；比起拯救革命，维拉雷船长似乎更热衷于拯救本国妇女。[49]形势十分严峻：昂贵的战争物资散落海滩，水手们拒绝将其装船，闹哄哄的人群随时可能摧毁这场脆弱的军事行动。其间，两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海盗趁乱带着大量武器逃走了。更糟糕的是，因为影响恶劣而被玻利瓦尔留在后方的弗朗西斯科·贝穆德斯，此时突然出现在港口，似要来挑拨离间。怒气冲冲的玻利瓦尔断然禁止他登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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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索夫莱特留下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事情都被爱情搞砸了。”[51]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如是写道。这表明，另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很可能是珀皮塔。她一直陪伴在玻利瓦尔身边，并和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和姐妹一起——她们也需要拯救。玻利瓦尔是否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照应珀皮塔和她的家人，[52]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很清楚：随着骚乱愈演愈烈，有传言称莫拉莱斯将军已经攻占了奥库马雷。尽管消息并不属实，但在那个关头上没有人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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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多次力图控制局势，却始终无法拨乱反正。除了离开，别无他法。短短几个小时内，佩蒂翁对革命的一切宝贵贡献不是被偷走，就是被保王派缴获。莫拉莱斯欣喜若狂地报告称：“那些自诩委内瑞拉主人的犯罪团伙像烟雾一样消失了。”[53]他发现奥库马雷空无一人，这港口被遗弃了。革命者珍贵的物资散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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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利瓦尔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件像奥库马雷那灾难性的几天一样成为众矢之的。[54]即使他本人也追悔不已，并在很久以后承认，在戎马生涯中的那个时刻，他本该做出更好的判断。[55]不过，在事情刚刚过去时，他总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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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上一艘轻便的单桅帆船，试图向更南边海岸的革命军运送一些武器，[56]但他发现所到的每个港口都挂着保王派旗帜。玻利瓦尔又一次被迫从海上灰溜溜逃走。他派海军上将布里翁去美国执行一项疯狂的任务：寻求外交上的承认，设法获得任何可能的武器和援助。但布里翁的船被狂风吹离了航线，在巴拿马海岸附近失事。布里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57]玻利瓦尔本人也没有逃过加勒比海的狂风。一路颠簸后，他终于把珀皮塔和她的家人安顿在圣托马斯附近。[58]直到一个月后的8月16日，他才抵达委内瑞拉东部的圭里亚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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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期待着与马里尼奥重聚，继续向加拉加斯推进革命，但遭遇了当头一击。到达圭里亚后，他在马里尼奥那里受到了冷遇。贝穆德斯驾船从奥库马雷回到了老上司的身边，此人对玻利瓦尔充满了敌意。宿怨卷土重来，毁掉了玻利瓦尔建立起的一切友好关系。这两个东部人既已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便不愿成为玻利瓦尔的附庸。对他们来说，玻利瓦尔不过是另一个革命者而已——一介武夫，他的伟大还未铸就，他的天赋和想象力还不为人知。[60]甚至他自己也不太明白怎样做才能实现革命迫切需要的团结。他用了好几天时间争取支持，沿用从前的头衔，以解放者、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军队总司令自居，但没过多久，一场针对他的政变爆发了。8月22日，马里尼奥的支持者聚集在圭里亚的广场，开始高喊：“打倒玻利瓦尔！马里尼奥和贝穆德斯万岁！”[61]一批群众也跟着喊起来。玻利瓦尔显然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这里位于他很不熟悉的委内瑞拉偏远地区，远离加拉加斯，远离他的新格拉纳达崇拜者。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也面临威胁。西班牙都督悬赏1万比索要他的人头。[62]如果他不能依靠革命同志来保护自己，就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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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匆匆赶往港口以便逃走，但刚到海滩就被马里尼奥的人马包围。他们准备拘捕他。玻利瓦尔拔剑挥动，从他们当中辟出一条路。突然间，怒不可遏的贝穆德斯执佩剑向他猛刺过来。要不是玻利瓦尔异乎寻常地镇定，加上两个敏捷的士兵及时拉开贝穆德斯，这把剑一定会命中目标。一个目击者断言：“贝穆德斯用剑从未像这次一样决绝。”[63]玻利瓦尔设法从冲突中溜走，跳上一只独木舟，向等待着他的船疾驰而去。他经历了背叛和羞辱，但活了下来。他一路返回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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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人意识到的讽刺之处在于，玻利瓦尔从奥库马雷出逃的那天，正是米兰达在加的斯潮湿的监牢里咽气的日子。历史重演了。当初玻利瓦尔否定了米兰达的权威，而今玻利瓦尔的部下也抛弃了他。毫无疑问，解放者树敌众多。他手下的一些军官正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攫取大权。在贝穆德斯和皮亚尔的鼓动下，马里尼奥公开反对玻利瓦尔的战略和目标——“共和国”一词的真正含义。路易斯·迪库德雷曾因玻利瓦尔干涉而未能取得陆军元帅头衔，[64]现在他拼尽全力反对他，这一切最终都记录在他充斥着谩骂的著名作品《回忆西蒙·玻利瓦尔》（Memories of Simón Bolívar）中。就连一度是玻利瓦尔最有力的支持者的阿里斯门迪，也被玻利瓦尔从奥库马雷的撤退激怒了。“玻利瓦尔三番五次地表现出懦弱，”他说，“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枪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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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委内瑞拉的革命由各路军阀掌控，他们各自坐拥一小块领地和一帮人马。皮亚尔正在瓜亚纳的荒野与保王派作战。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在西部平原活动。马里尼奥在圭里亚，阿里斯门迪在玛格丽塔，曼努埃尔·塞德尼奥（Manuel Cedeño）在奥里诺科河附近，佩德罗·萨拉萨（Pedro Zaraza）在北部平原，何塞·塔迪奥·莫纳加斯（José Tadeo Monagas）在库马纳。共和国混乱不堪，共和派人士逃往四面八方的角落，聚集在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手下。玻利瓦尔从未想过要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他没有私人军队，没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他构想的共和国是美洲的广阔版图。但他不得不与这种分裂局面和地方主义抗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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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玻利瓦尔抵达海地。佩蒂翁毫不犹豫地欢迎他回来，并继续给予他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萨瑟兰似乎也愿意再次资助他。如果说玻利瓦尔自己的军官怀疑他是否有能力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那么这两个人对他深信不疑。佩蒂翁慷慨地赞扬了他，坚信玻利瓦尔具有实现真正解放的远见和勇气。萨瑟兰更加务实；他明白，如果玻利瓦尔在西属美洲掌权，海地将会获得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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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种选择。在太子港期间，玻利瓦尔收到了一封来自西班牙起义者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米纳（Francisco Javier Mina）的信。[68]米纳想方设法穿过波士顿和巴尔的摩，在新奥尔良定居下来，试图重启墨西哥的革命。[69]玻利瓦尔的英名不仅传遍欧洲，也传遍海地，因为佩蒂翁对他评价很高。米纳听闻了玻利瓦尔的英勇无畏，就提议他去墨西哥与自己会合。米纳承诺，一旦墨西哥赢得独立，一支由自由墨西哥人组成的庞大军队将帮助玻利瓦尔解放他的祖国。对于一个多年来苦苦寻求援助的战士来说，这是一项诱人的提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米纳真的从北美城市为墨西哥成功募集到了人员和枪支，[70]而这是玻利瓦尔从未为自己的事业争取到的。但是，玻利瓦尔刚开始考虑帮助米纳的可能性，就收到了两封委内瑞拉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阿里斯门迪，他已经意识到玻利瓦尔走后留下的领导真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根本没有一个指挥官像他这样能鼓舞人心或具有吸引力；没有人像他那样致力于凝聚一场日益分裂的革命。[71]第二封信来自加拉加斯附近的革命者，他们恳求他回来领导革命。接着，他们承认贝穆德斯为奥库马雷的事攻击他实属厚颜无耻，并补充说：“试着忘记圭里亚的不快场面吧。”[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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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革命者们缺乏团结，尽管他们无法无天，但还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派斯现在掌控着大平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博韦斯的平原牛仔争取到了共和派一方，即便派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人的盟友。马里尼奥和贝穆德斯在库马纳附近赢得了重大胜利。[73]虽说如此，军阀之间的敌意依然很重。阿里斯门迪公然仇视马里尼奥。皮亚尔和贝穆德斯交恶。皮亚尔好胜心切，开始嫉妒手下的上校们，一怒之下把他们派往了偏远驻地。此时，军阀之间几乎没有合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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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玻利瓦尔被召回时的乱局，也正是这种环境铸就了他的伟大。尽管这些军阀拥有明显的权力和常备军，但没人能比得上玻利瓦尔在海外建立的声誉，也没人能比得上人民对他的崇拜。没人拥有他那样的雄辩才华、见过世面的从容、对历史的理解、与对手合作的意愿，以及领导军队并激励其做出更大牺牲的能力。尽管玻利瓦尔最终在太子港见到了哈维尔·米纳，并祝他的墨西哥远征一切顺利，[75]但他不能忽视自己同胞的呼吁。他也不能忽视布里翁，后者在海难之后一瘸一拐地进入海地，并承诺会募集更多人员、更多船只、更多武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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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最后一次离开海地是在12月21日。一个星期后，他登上玛格丽塔岛，发表了一份公告，敦促委内瑞拉人民选举国会并组建政府。[77]在写给1810年独立宣言的两名起草者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建立秩序、不修复战时的破坏，那么拿起武器打倒暴君也是枉然。”[78]在一封给圣地亚哥·马里尼奥的私人信件中，他写道：“将军，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不幸的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这就是目前我们必须避免的麻烦之源，不仅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拯救我们亲爱的祖国。”[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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