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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新格拉纳达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桑坦德为玻利瓦尔做了很多事情。他很乐意投身于玻利瓦尔深恶痛绝的复杂行政事务。但是10月11日，就在玻利瓦尔离开后没几天，一些迹象便向他表明，在受益于这位副总统的优势之外，玻利瓦尔将不得不忍受桑坦德恶劣的一面。桑坦德仓促下令将巴雷罗准将和38名战俘带出监狱，押往主广场处决。他们四人为一排，拖着叮当作响的铁链，来到大批共和派领导人曾经遇害的地方。巴雷罗被命令跪下，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紧接着他就在毫无征兆和解释的情况下背后中枪。在那之后，剩下的全部38人排成一列，遭到射杀。桑坦德将军骑在马背上，从政府官邸的大门向外眺望，见证了这场杀戮。他说了几句赞许的话，然后带领游行队伍奏着胜利的曲子穿过波哥大的街道。他还在政府官邸举行了盛大的舞会，一直庆祝到深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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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者们被吓坏了。巴雷罗的确是个西班牙人，但波哥大人对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军官相当尊敬，甚至钦佩。他们喜欢他军人的刚毅与潇洒的仪表。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这在那些效忠对象混乱的日子里不足为奇：这位西班牙准将已与一名共和国士兵的妹妹订了婚。巴雷罗跪下的一刹那，当即意识到他们想杀了他，于是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刽子手从他最靠近心脏的口袋里拿出一幅他未婚妻的小画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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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委内瑞拉，这些枪决也被视为懦弱、无谓、不人道的行为。共和国当局试图与暴行划清界限，拒绝将其写入公共法案。[38]如果说革命者们从长达10年的斗争中吸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流血牺牲——“殊死战”——对革命是有害的。他们不想参与其中。桑坦德在给玻利瓦尔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其言语听起来很空洞：“最后，我不得不除掉巴雷罗和他的38名同党。压力快把我逼疯了，公众满腔怒火，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39]他说得好像所有的战俘都曾是西班牙军官（其实不然），并且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对新格拉纳达构成了威胁。最后，他狡猾地补充道：“这些记录遭到了篡改，但既然连你也无法永生（这是美洲的遗憾），既然我也无法永远执政，那么你的回复对于我将非常重要，我会把它当作永久的护身符。”[40]玻利瓦尔的回信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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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者显然在做和事佬，言辞中几乎没有表露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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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遗憾地获悉，战俘的欺诈行为迫使你将他们枪决，尽管我们还等着协商一场本可荣耀共和国的交换……敌人不会相信我们的严酷是正义之举。饶是如此，我仍要感谢阁下的热情和奉献，以这样一种不得人心的方式来挽救共和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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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玻利瓦尔不知疲倦地穿过一个个城镇，逐渐靠近委内瑞拉。他骑着他在博亚卡战役前得到的传奇白马帕罗莫（Palomo），从通哈行至布卡拉曼加（Bucaramanga），再到潘普洛纳。他边走边征募士兵，筹集军费，与军官们商议军机大事。每到一个城镇，他都会遇到大批的崇拜者和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竭力保持革命精神的活力。他张贴传单，分发材料。他狂热地信仰文字的力量，在行军中和战场上总随身携带一台印刷机，尽管西班牙人因此而嘲笑他。印刷机是个笨重的装置，需要许多驮畜才能搬运，但对他来说，它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就像大炮一样。任何战争调遣都有赖于得当的宣传攻势，胜利之旅更要依靠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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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几乎每一站都举行了庆祝共和国胜利的舞会。玻利瓦尔深谙节日仪式的心理价值，了解热情高涨的“面包与马戏”所能激发的信念和忠诚。但是一有机会就举办舞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解放者喜欢跳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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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是他的最爱，如果有个好舞伴的话，他能一次跳上几个小时，直到清晨。他会陶醉在音乐中，沉浸在身体的释放中，直到重新充满活力，然后他会短暂地离开舞池，去发出一连串的信件、命令和出版物。就像恺撒和拿破仑一样，他能一次口授好几个命令，让两三个不同的秘书记下来。他要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要么在吊床上荡来荡去，大脑中的想法快速形成，然后又赶回去继续跳舞。他发觉在跳舞时，他的观念会变得更加清晰，他的行文会更有说服力。“有些人，”他后来表示，“需要独处，远离喧嚣才能思考或推敲。而我每次处在狂欢的中心，置身舞会的愉快与喧嚣中时，才能更好地考虑、反思和推敲。”[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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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战争实在太过劳心伤神，即使步入舞池也无法将它抛开。他满脑子都是革命。当他一路穿过新格拉纳达，接受众人称颂之时，他还在忙着扩充军队。令人唏嘘的是，他那支令莫里略忌惮的部队已经快耗尽了。在潘普洛纳，他会见了他的将军索夫莱特和安索阿特吉，共同计划进攻莫里略，但那位西班牙将军似乎并不急于与他们交战。他在委内瑞拉的山丘上等待时机，等待雨季结束。在马德里承诺的增援到达前，他要推迟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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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最终越境进入委内瑞拉时，他错愕地得知自己手下年轻活跃的安索阿特吉将军染病去世了。这位将军的英勇曾在博亚卡战役中鼓舞了所有人。玻利瓦尔简直不敢相信。他几天前跟安索阿特吉打过照面，那时的将军似乎还很健康——体格强壮，不到30岁，有个焦急等候着他的妻子，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婴儿。玻利瓦尔悲痛欲绝，[45]就像多年前失去吉拉尔多时一样。但后续的其他消息更添了他的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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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返回安戈斯图拉的路上，玻利瓦尔得知珀皮塔也死了。他对她并不忠诚——自丧妻之后，他没对任何女人忠诚过——但是他发自内心地在乎珀皮塔。她是艰难岁月里的慰藉，是一个生气勃勃、热情洋溢的伴侣，他无比怀念她的温存。[46]不过，尽管这些消息令人消沉，但他个人的悲恸很快就被有关委内瑞拉的情报冲淡了。[47]他以为自己回到了记忆中的那个国家，可当他沿安第斯山脉而下，骑马穿过旱季的平原，航行在低水位的奥里诺科河上时，他开始耳闻安戈斯图拉在他走后陷入了政治混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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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到了抗命的传言。那些他以为已经驯服了的军阀又回到了目中无人的老样子。他这会儿才知道，派斯没有按照部署向西挺进，钳制敌人的行动。马里尼奥无视命令，拒绝与贝穆德斯联手。[49]最糟糕的是，阿里斯门迪自己掀起了一场疯狂的革命，因此遭到逮捕，被押到首都安戈斯图拉，投入监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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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塞亚或许堪称博学的学者和高超的演说家，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还轻信了流言蜚语，以为玻利瓦尔已经被莫里略的军队击溃，正在波哥大的一个地牢里苟延残喘，或者已经背弃革命，逃去了广袤的新格拉纳达。[51]大权逐渐旁落，塞亚发现自己无力控制委内瑞拉的军阀。说到底，他就是个新格拉纳达人，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胆小外国佬，军阀们对一个连剑都不会挥的领导人毫无敬意。焦躁不安的国会开始担心，如果共和国掌握在像塞亚这样不保险的人手中，它肯定会失败。不久，国会议员们开始互相密谋，而牢狱中的阿里斯门迪精明地在他们中间确立了支持。马里尼奥此前被塞亚很不明智地解除了指挥权，此时他突然现身首都，加入了阿里斯门迪的密谋。面对这两位无可争议的革命英雄，书生气的塞亚毫无胜算。最终他被迫下台。[52]在惊人的命运逆转下，虚张声势的阿里斯门迪从监狱走进殿堂，被任命为副总统。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马里尼奥为东部军总司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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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于1819年12月11日凌晨3点抵达安戈斯图拉，他心里很清楚，共和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像往常一样，在事情最糟糕的时候，玻利瓦尔总是最镇静的。他在首都下了船，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仿佛他只离开了片刻，尽管他已有将近一年不在这里。夜正深，市民们还是争先恐后来迎接他。他们对他的到来毫无准备，两个小时前才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正在赶来。阿里斯门迪外出视察了，马里尼奥则在北方重组军队。即便如此，玻利瓦尔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欢呼声响彻云霄，礼炮齐鸣。安戈斯图拉的人民又惊又喜地迎接他们久未谋面的英雄，欢欣鼓舞地把他抬进总统府。[54]他小心翼翼地以极大的尊重和平等对待他的下属，即使是对那些宣称玻利瓦尔时代已经结束的人。[55]64天的艰苦旅程让他筋疲力尽。[56]他休息了两天，评估了形势，在自己的住处私下会见了塞亚和其他一些人。阿里斯门迪只比玻利瓦尔晚几个小时回到安戈斯图拉，还以为那些钟声、礼炮和焰火是为自己准备的，[57]但是他很快弄清了状况，因为耳畔响起了“玻利瓦尔万岁！”的喊声，他的秘书也匆匆离去，语带不祥地对他说：“别了，将军！”无论如何，当阿里斯门迪见到玻利瓦尔时，后者已然成了领导班子的核心。[58]玻利瓦尔衷心祝贺副总统重组了军队，精心部署了首都的防御，并展示出足以吓退保王军的力量。[59]“他们两人一见面，”一个英国水手说，“玻利瓦尔就表现出一种亲昵的喜悦，就像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兄弟。他拥抱了将军，吻了那老将的面颊，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搂在怀里，高兴地叫着：‘我亲爱的将军！’”被解放者的慷慨大度所征服，阿里斯门迪递交了辞呈。玻利瓦尔让他继续掌管玛格丽塔岛，假装对阴谋诡计一无所知，并恢复了塞亚的原职。玻利瓦尔保全了所有人的面子，包括那些暴躁的军阀在内。秩序得以恢复，仿佛他不在的时候无事发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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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玻利瓦尔向国会发表演讲，呼吁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横跨美洲大陆的新国家。这是他在安第斯山脉两边都为之奋斗的梦想——据他说，这是在大约10年前，也就是他刚参加战斗时就定下的目标。[61]待到立法者们表决时，这片广阔的领土按规划将囊括从前的基多殖民地[62]，呈现出惊人多样的地形地貌：从丛林到高山、从山谷到沙漠、从繁华的城市到荒凉的平原。他称之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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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雄辩和塞亚的热情（熬过怨声载道的时期之后的纯粹乐观）说服了纠结的立法者们。12月17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联合起这几块前西班牙殖民地。玻利瓦尔一挥而就，将委内瑞拉这个断断续续反抗莫里略的殖民地，变为莫里略刚刚失去的那个光荣共和国的一部分。玻利瓦尔和塞亚很快当选为这个新的、更大的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桑坦德被任命为新格拉纳达副总统，而罗斯希奥作为委内瑞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被任命为委内瑞拉副总统。[63]国会满怀信心地把基多的指挥权问题留到玻利瓦尔真正确保它获得解放之后再议。[64]由于厌倦了在秘鲁和新格拉纳达两个总督辖区间反复无常的易手，基多早早便宣布了独立。但是，没人考虑过基多人民或新格拉纳达人民是否想成为大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就目前而言，尽管存在着明显的障碍，最重要的还是革命势头和革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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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12月底离开了安戈斯图拉，急于在西班牙人处于守势时向他们施压。他稳住了总统和解放者的头衔，并且获得了部下完全的忠诚，现在他命令他们占领北部沿海的战略要地，剑指加拉加斯。阿里斯门迪负责继续控制住玛格丽塔岛，乌达内塔将向加拉加斯进军，索夫莱特负责护送刚加入的英国士兵沿奥里诺科河而下，贝穆德斯将在阿普雷指挥他们，派斯则准备向西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他们要把莫里略的军队逼得走投无路，只有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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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不太可能知道，他最大的帮手将是西班牙自身；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增派大规模远征部队的计划被中止。莫里略先前请求费尔南多国王派遣2万名士兵和47艘军舰，[65]好一举击溃玻利瓦尔，将“他的所有海盗”赶出加勒比海。[66]陆军部已经同意向莫里略提供至少4000名士兵，甚至请求俄国海军协助运输。但1820年1月1日，那些在加的斯等待被派往美洲的人发动了暴乱。其中许多人是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尽管他们把拿破仑赶出了自己的国土，但像不少欧洲人一样，他们也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他们不再接受西班牙的铁腕统治，并因费尔南多国王废除自由主义的1812年宪法而满腔怒火，该宪法的目的就是遏制腐败国王的无度行为。现在他们要求立即恢复宪法，还拒绝参加镇压拉丁美洲叛军的战争。吓坏了的费尔南多不想步法国国王的后尘上断头台，只好顺从。3月9日，他恢复了加的斯宪法，并承诺建立更加公平的政治制度。莫里略将军收到消息：没有增援部队可派；相反，他需要与叛军谈判，并向后者保证，他们将像任何西班牙公民一样获得宪法范围内的所有自由。这只能证明西班牙对美洲的无知。事到如今，玻利瓦尔领导的革命分子绝不可能听命于任何国王，当然也不会接受任何不是由他们自己起草的宪法。当莫里略收到马德里的指示时，他举起了双手。“他们疯了！”他对军官们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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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略很清楚自己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了。他给陆军部的报告一天比一天悲观。他在给大臣的信中写道，马德里的决定“粉碎了这支军队最热切的希望，让我们彻底无计可施”。[68]作为一个拥有政治智慧的人，莫里略明白，1812年宪法必然会对他的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但和平时期的进步放到战争时期就不尽然了。到了6月，莫里略被迫公布恢复加的斯宪法的消息。[69]他心情万般沉重，很清楚这对他疲惫的士兵意味着什么。这些人在没有薪酬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该怎么告诉他们别指望得到任何回报了？《加拉加斯公报》上白纸黑字印着宪法的规定，军队不能染指人民的私有财产，更别说占有它们了。[70]以前，士兵可以拿走任何缴获的战利品，这种心照不宣现在却能被依法提起诉讼。莫里略仍控制着加拉加斯和沿海高地，但他看得出自己败局已定。他需要想办法尽量减少战败对他职业生涯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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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略可能不知道，但在那一刻，他占据着军事优势。玻利瓦尔仍在努力壮大爱国军。回到波哥大后，解放者得到了新格拉纳达人民的支持，但那么多的崇拜和欢呼并不能转化为军队力量。每招募一名共和国新兵，就有几十名士兵因为饥饿弃军而去。人民已经厌倦了流血，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破坏和动荡之后意志消沉。一种麻木状态侵入了共和国的灵魂。玻利瓦尔调研了自己的同胞，绝望地发现他们根本不懂达成民主需要什么。到处都是不守信用的人，人们意志薄弱，他在演讲中提到的理想和美德似乎在他的听众中难觅踪迹。[71]正如他对桑坦德所说的，也许殖民主义已荼毒太深。“我越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一封信中透露，“就越相信，无论是自由、法律，还是光辉的启蒙运动，都不能把我们变成热爱和平的人，更别说共和主义者和真正的爱国者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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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巩固共和国的同时，他明确表示，大哥伦比亚的黑奴将获得自由，他希望他们加入解放军队。[73]他还表示，在战争中杀害白人，同时又不给黑人同等的展示爱国主义的机会，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更暗含了种族灭绝的性质。他一路走过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明显看出委内瑞拉几乎一半的白人都在革命中丧生。[74]但是，除了信奉平等的权利要求平等的牺牲之外，玻利瓦尔还相信自由的内在逻辑。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任何一个自由政府，如果愚蠢地允许奴隶制存在，就会受到革命的惩罚。”[75]桑坦德却另有想法。他认为解放奴隶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解放者发生争执，但他们之间的裂痕开始扩大：总统和副总统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美洲应该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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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也是个问题。“阿普雷雄狮”仍然桀骜不驯，很不可靠。他对军规一无所知，授予部下的军衔和特权远远超出了他的权限。他脾气暴躁，难以相处。他抗命不从，该遵守规矩时犹犹豫豫，三天两头就抱怨钱的问题。但是，玻利瓦尔非常清楚他的价值。西班牙人不愿与派斯开战，因此对共和军敬而远之。此人是和平时期的堡垒，战争时期的巨人。玻利瓦尔认为，他有资格咄咄逼人和抗命不从。“一个领导者需要学会倾听最残酷的事实。”[76]玻利瓦尔曾试探地告诫他，口气不像是个指挥官，倒像是个宽容的老师。但他默许这个大平原汉子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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