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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玻利瓦尔与手下两位最重要的将军意见不合，那么他也在与自己的内心做斗争。在波哥大，他有很多机会见到可爱的贝尔纳蒂娜·伊巴涅斯，并且后悔自己放她回了年轻上校的怀抱。他又开始频繁地向她献殷勤。离开波哥大还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开始寤寐思服她的倩影。在库库塔相对平静的日子里，[77]他给那姑娘写了几封信，倾吐对她的全部痴心。她太害羞，不敢作答，但她也坚定地爱着普拉萨上校。沮丧于她的沉默，诧异于她的轻忽，玻利瓦尔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更努力地设法赢得她的芳心。[78]令他高兴的是，那位年轻上校做了一件令贝尔纳蒂娜伤心的事，至于是在外迷了心窍，还是言语失了分寸，信中没有说清楚。[79]玻利瓦尔知道副总统桑坦德与贝尔纳蒂娜姐姐的风流韵事，于是写信请求这位知情人士代他出面劝解。“把她应该听到的话都告诉她，包括我已经厌倦了给她写信却得不到礼节性的回复。告诉她，我也是单身汉，而且我对她的兴趣显然远大于普拉萨对她的兴趣，因为我从未有过二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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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源不断的关于战争细节和军官管理琐事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瞥见一个独一无二的身影，只在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偶尔出现——一幅孤独男人的肖像。尽管身边充斥着很多人和大量事务，但就爱而言，他显得无比孤独。与他交往了6年的情妇死了。他没有直系亲属的任何消息，他们在无情的战争中失散了。[81]他的大姐玛丽亚·安东尼娅是个狂热的保王派，自丈夫死后就留在了哈瓦那，在任何意义上都与玻利瓦尔保持着距离。她心怀怨恨，坚决反对革命，甚至写信给国王，要求赔偿她的损失，[82]并对她的弟弟把国家弄成“一片废墟”表示失望。[83]玻利瓦尔的另一个姐姐胡安娜也成了寡妇，她的丈夫是共和国士兵，在抗击博韦斯大军、保卫马图林时牺牲了。在1817年之前，两姐妹曾在加勒比海的几个港口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1817年，胡安娜溯奥里诺科河而上，航行到了瓜亚纳，结果却得知儿子吉列尔莫在安戈斯图拉城外的一场战斗中丧生。[84]简而言之，现在的玻利瓦尔无法从姐姐们那里获得什么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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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玻利瓦尔有追随并尊敬他的同志、同胞和军队，可几乎没有亲近的人。在那些情感稀缺的日子里，他最亲密的伙伴是他的男仆——常伴左右、备受珍视的何塞·帕拉西奥斯。玻利瓦尔让帕拉西奥斯料理自己的一切：操心他的饮食、他的睡眠习惯、他的舒适度和他日常的突发情况；是他一丝不苟地悉心照料着解放者，就像一个体贴的伴侣那样。人们不禁会看到，玻利瓦尔在没有爱的岁月里竭力追求着爱，尤其是在他对贝尔纳蒂娜陷入单相思的那些日子。[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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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尽职地把玻利瓦尔的所有心绪都传达给了这个烦恼的姑娘，并向他反馈：“我还没有见到贝尔纳蒂娜，但我会向她转达你的最新消息，她会答复你的。她已经告诉我一千遍了，没有一个女人能比她更困惑。我不想牵扯进这些事情，但很明显，她仍然希望和普拉萨重归于好，她不相信任何其他人，包括你。从长远看来，这桩爱情的前景并不乐观。”[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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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馈看似无情，却是事实。贝尔纳蒂娜不愿把自己托付给一个不易相处的、年长的、大名鼎鼎的男人。他们之间隔着整整20年的生命、320公里的地理距离、对世界完全不同的期望，还有一个潇洒执着的年轻上校。就在那年，贝尔纳蒂娜嫁给了普拉萨上校，不到一年，他就在战场上阵亡了。后来，她怀上了一个有钱人的私生子，成为波哥大的一桩丑闻。[87]最终，她再婚了，这一任丈夫弗洛伦蒂诺·冈萨雷斯（Florentino González）是一位面色苍白的报社编辑，后来成了有影响力的大哥伦比亚政治家。当冈萨雷斯得知玻利瓦尔曾对他的妻子怀有浓烈的情愫时，他对这位解放者产生了强烈的仇恨。这种敌意很快会在大哥伦比亚的历史上展露出来。[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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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情场如何失意，玻利瓦尔现在掌握着共和国的未来。当他坐在库库塔宁静的乡野中，计划着对莫里略和加拉加斯的下一步行动时，他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管理问题。军队一片混乱，令人焦头烂额。他很快了解到，因为新来的英国部队还没有领到军饷，所以开始捣乱，拒绝服从命令。[89]“爱尔兰人就像妓女，”他在给一位手下将军的信中写道，“只有在钱到手之后才会为你服务……如果你不付钱，他们就不杀敌。”[90]尽管他想息事宁人，但他给不出钱。从前他还能靠自掏腰包来协助支付士兵和他们遗孀的薪金，可眼下手头极度紧张。筹措资金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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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烦心事。在安戈斯图拉，塞亚犯下了骇人的错误。他将宝贵的牲畜卖到美国的屠宰场，完全没考虑到大哥伦比亚军队需要补给。[91]事实上，爱国政府正在从美国回购牛肉。正如玻利瓦尔对桑坦德所说的，这件事堪称“愚蠢和迷惑的恶劣混合”。[92]玻利瓦尔现在完全相信，塞亚更合适做学者而不是领袖。于是，他任命他为大哥伦比亚驻英国大使。之后，塞亚在那边又犯下了其他的愚蠢错误。但是，玻利瓦尔视察库库塔后，发现了更为紧迫的问题：他要求安排到位的新兵、枪支、子弹和补给品连个影子也不见。[93]现在，他以目不暇接的频率口授给军官们的一系列信件中满是忧虑。他担心送信的速度太慢，[94]担心驻军地靠加拉加斯太近，[95]操心怎样才能更好地栽培他那些有才华的年轻军官。[96]他迫切需要新鲜的思想来帮忙，于是将时年仅25岁的年轻陆军上校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提拔为将军，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部长，令他的同侪们吃惊不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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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几乎没有过上一天统治者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是斯巴达式的，饮食上十分简朴。早晨，他黎明即起，照料他的坐骑帕罗莫，并在早餐前阅读几小时的书（大部分是哲学书籍，尤其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作品）。他与他的陆军部部长、参谋长和秘书共进当天的第一餐，之后处理军队事务、发布命令、为官方报纸撰写文章、处理外交问题、撰写或回复大量信件。他以极快的节奏完成所有这些，向好几位秘书口授指令，如果秘书们以任何方式拖慢了进度或出了差错，他就会大发雷霆。晚上，一吃过晚饭，他就骑马出去理清思绪。夜里，他和军官们交流意见到9点，然后回吊床上再读两个小时的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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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着于提升军事效率。他坚持要求新格拉纳达公民用现金支持军队，以表爱国之心；他们每月至少要筹集3万比索，用于支付军饷和军服。[99]他指示桑坦德“榨出”地方上的资金。[100]他一心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部队，这使得达成对他有利的停战协议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西班牙的起义和加的斯宪法的恢复已有效遏制了莫里略维持作战的能力。1820年6月19日，玻利瓦尔在给索夫莱特的一封信中激动地称，他截获了一份来自马德里的官方公报，证实了费尔南多国王历史性的政策逆转：西班牙将不再向南美洲派遣军队。[101]加的斯港的士兵用自己的反叛拯救了美洲的独立运动。在另一封信中，玻利瓦尔欢欣鼓舞地告诉一位英国朋友：“他们要运一万敌人来对付我们，现在这一万人成了我们最好的朋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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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个多星期后的7月6日，玻利瓦尔收到了莫里略的得力助手米格尔·德·拉托雷（Miguel de La Torre）将军发来的休战请求。拉托雷称，莫里略不知道哪里能找到玻利瓦尔，所以向许多地址寄了信。[103]与此同时，莫里略还派了一名特使去见派斯，另一名去了安戈斯图拉国会，表示这场野蛮的战争已经持续太久。他煞费苦心地想联系上玻利瓦尔，令这位解放者感觉这要么是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要么就是革命结束的开始。次日，玻利瓦尔回复了拉托雷。“如果你的交涉目标不包括承认哥伦比亚共和国[104]，那么别指望我听你的。”但“如果西班牙打算将哥伦比亚视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我们就可以在和平与友谊中继续推进”。[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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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便是一段时间的谈判，玻利瓦尔明确表示，大哥伦比亚这个新生的北拉丁美洲联邦共和国永远不会再听命于国王。殖民时代就此终结。莫里略只想找个能下的台阶和一条通往它的体面通道，于是很乐意顺水推舟。他有理由这样做。在1815年抵达委内瑞拉时，莫里略已经娶了一个他深爱的加的斯女人。可她留在了西班牙，婚礼是通过代理人完成的。在他作为已婚男人的5年里，他与妻子仅有夫妻之名，未行夫妻之实。[106]此外，莫里略在两年前的拉普埃尔塔战役中受了重伤，长矛的刺伤几乎要了他的命，一直没有完全康复。[107]莫里略当然明白国王的平定运动是没有希望的，但他还有其他回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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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位最高指挥官在8月和9月间的通信后，玻利瓦尔建议把会谈地点定在阿普雷河畔圣费尔南多，那是他打算建立指挥部的地方。莫里略立即附议。由于害怕暴露行踪，担心敌人看到自己的军队变得多么衰弱，玻利瓦尔一连几次推迟了会晤。10月，他对边境省份发动了多次快速突袭，就是要让莫里略看看，西班牙比大哥伦比亚更需要停战。但与此同时，他与莫里略保持着相当亲切友好的通信，其间两位将军对每一步行动都做了详细解释。[108]11月，停战谈判终于在风景如画的山城特鲁希略举行，那里正是7年前玻利瓦尔下令发起“殊死战”的地方。苏克雷将军和两名上校受委派去会见保王军一方的特派员，商讨停战协定的细节。11月21日，爱国者和西班牙人举行了第一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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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25日，两项协定得到批准。第一，要求停战6个月；第二，承认玻利瓦尔为共和国总统，并规定了交换战俘的条件。和平是最终目标。会议虽然很正式，但气氛很融洽，苏克雷充分表现出一个沉着的谈判高手该有的样子。他设法实现了玻利瓦尔想要的一切。谈判完成之后，莫里略表示他渴望见一见解放者。会晤被安排在11月27日上午，地点是一个叫圣安娜（Santa Ana）的破旧小村庄，它坐落于加拉加斯西南约400公里外，两个山谷之间的一处薄雾笼罩的石灰岩山脊上。[109]由于圣安娜处在西班牙势力范围内，玻利瓦尔采取了全面的防范措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乌达内塔将军，这才和苏克雷以及其他几人出发去见莫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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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谱写了南美历史中最血腥一页的宿敌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泥道上相会。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脚下的道路呼应了二者截然相反的本性：玻利瓦尔出生在贵族世家，却对自己的门第不屑一顾；莫里略出生在农民家庭，通过辉煌的职业履历成为卡塔赫纳伯爵。玻利瓦尔自信而率真，这是出身高贵的人才会有的；莫里略精明而审慎，他获得的一切荣誉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玻利瓦尔骑着一匹强壮的骡子，只带了几个人，一副卑微士兵的装束。另一边，莫里略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身穿饰有勋章的制服，由手下50名最优秀的军官和一整团的轻骑兵陪同。那是一个潮湿寒冷的11月的早晨，他们骑马穿过光秃秃的山丘时，也许能瞥见远处波光粼粼的马拉开波湖。如果他们往南看，就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壮丽山峰。他们厌倦了战争，为自己作战的能力而焦虑，怀着崇高而又相似的希望来到那个十字路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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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略先到，他一出现在约定地点，玻利瓦尔的副手丹尼尔·奥利里就催马迎了上去，告诉他解放者在赶来的路上。他们骑在马上，期待地注视着前方的道路，这时，将军问起共和国总统带的是怎样的护卫队。奥利里回答说，玻利瓦尔的随行人员总共不过12名爱国军官和在特鲁希略参与停战谈判的3名西班牙特派员。莫里略闻言不禁吃了一惊。“好吧，”他终于开口，“我还以为我的护卫队对这次冒险来说规模太小了，结果发现我的老对手在骑士精神方面远胜于我。我会命令我的轻骑兵撤退。”[111]他立刻这样做了。解放者的小队伍不久就出现在俯瞰圣安娜的山丘上，莫里略上前迎接。当双方靠近时，莫里略将军问骑马的人里哪一个是玻利瓦尔。奥利里指给他看了。西班牙人惊叫道：“什么？那个蓝外套、戴军帽的小个子？骑骡子的那个？”[112]话音未落，玻利瓦尔已来到他的面前。两位将军下了马，衷心地互相拥抱。他们的交谈亲切、热情，充满了只留给最厉害的对手的那种尊重和钦佩。他们前往莫里略为此次会晤征用的私人住宅，与手下的军官们一起坐下吃了一顿庆祝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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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之前是宿敌，但两位领导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许多话要谈。就在年轻时的玻利瓦尔长途跋涉到罗马，并在萨克罗山上立下誓言的几天后，莫里略参加了特拉法尔加战役。莫里略曾在威灵顿公爵手下服役；这位公爵的兄长韦尔斯利侯爵曾是玻利瓦尔寻求帮助的对象，彼时革命还停留在构想阶段，还没有那么多的鲜血为之而流。他们喊出一连串的祝酒词，庆祝敌对状态结束，展望西班牙语美洲的未来。“敬博亚卡的胜利！”一位西班牙上校大声喊道。“敬哥伦比亚人和西班牙人，”拉托雷将军补充道，“愿他们一路并肩作战，反抗专制和暴君，直至地狱！”这些人谈到了牺牲，谈到了英雄主义，谈到了他们在过去10年中浸淫在黑暗战事中的生活。就在那天下午，莫里略提议建造一座金字塔来纪念他们的会面，玻利瓦尔欣然同意了。他们一起走到初次拥抱的地方，让手下军官们放上一块奠基石。随后又上演了数轮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我为两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干杯，”玻利瓦尔说，“敬他们的忠诚、牺牲和勇气……而那些嗜血成性、为着不公而杀人的人，将永远受到仇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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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晚，交流终于告一段落，但将军们不愿因夜色而就此分别。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挂起吊床，互道晚安，安然入睡，也许正如一位编年史作家所说的那样，这是对他们彼此造成的许多不眠之夜的补偿。第二天早晨，莫里略陪着玻利瓦尔来到那块标志着他们和平的大石头前。他们在那里重申了诺言，再次拥抱，然后分道扬镳，再没见面。12月17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后，莫里略将军在拉瓜伊拉登上一艘船，起航前往西班牙。拉托雷将军被留下指挥国王的军队。莫里略只给了他一个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卡贝略港要塞！”[114]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日后西班牙远征军匆忙撤离时需要这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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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玻利瓦尔的敌人严厉批评他轻易与莫里略达成和解，那位将军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径就连西班牙当局都无法不谴责。[115]对此玻利瓦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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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公职生涯，我从来没有在哪个关键时刻表现出如此高超的政治敏锐度和外交手腕；毫不吹嘘地说，我认为我当时赢过了莫里略将军，就像我在几乎每一次军事行动中所做的那样……长达6个月的停战协议愚弄了莫里略，使他回到了西班牙，并把指挥权交给了拉托雷将军。拉托雷将军没有卡塔赫纳伯爵那么老练和精力充沛，不是后者那样完美的战士。不管蠢货和我的对头们怎么说……11月27日在圣安娜村上演的外交博弈就是最成功的一次。[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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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蹒跚步入第十个年头，加上停战的传言在整个英语世界不胫而走，外国政府的目光再次转向拉丁美洲争取独立的斗争。至此，英国人对玻利瓦尔的革命早已不再陌生。成千上万的雇佣兵应征为解放者的事业而战，有些人得到了土地作为回报，甚至把家人也带来了。[117]年轻的准将们满怀希望，一路高歌着《英格兰的绅士们》（Ye Gentlemen of England）[118]穿过热带荒野，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能重返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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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一直大力提倡从英国招兵买马。他的三个副官都是英国人。对于共和国的将军们来说，外国老兵就像黄金一样珍贵，代表着可供未经试炼的新兵学习的那种严谨作风和有素训练。玻利瓦尔声称，真正的解放者是他在伦敦的联络官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这无疑有夸张成分，属于某种彰显大度的外交辞令，但也并非没有事实依据。[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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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英国雇佣兵在西班牙语美洲取得的胜利中掺杂着苦涩的失望。正如一位年轻的英国上校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有太多事追悔莫及。[120]年轻人往往被这样的承诺所吸引：委内瑞拉是一个富丽堂皇的空中花园，自由的支持者坚定而团结。可他们实际步入的却是贫困、饥馑和一场“像奴隶贸易一样黑暗和野蛮”的种族战争。从英国带来的斑疹伤寒损害了他们的身体，使他们格外脆弱；大多数人死于中暑、感染或仅仅是过量饮用朗姆酒。这样的消息开始传回英国：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现在和当地人一样打着赤脚，玻利瓦尔不过是个骗子和吹牛者，要想在他的革命中幸存下来，只能靠洗劫教堂，抢劫圣骨盒。然而，伦敦的权力机构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随着西班牙的回撤和玻利瓦尔的崛起，一场利润丰厚的交易近在眼前。有很多钱可以赚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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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扩张的美国，类似的意识也在增长。商业大佬主张承认那些羽翼未丰的南美共和国，只因他们很清楚丰厚的利润必会随之而来。心怀理想的人相信，美国这个诞生于反叛的国家应该支持任何对自由的争取。然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却迟迟看不出外交承认可能带来的好处。不久以前，他曾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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