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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在军事问题上固然意见一致,可在有关解放的政治问题上却常常存在分歧。这点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合作之亲密:苏克雷敢于告诉解放者他不想听的事情,而玻利瓦尔也不介意从苏克雷那里听到这些。玻利瓦尔不想听的是,应该任由上秘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个地区有些不同寻常——不是一个省,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根据建国原则,一个新共和国应该遵循它先前所属的总督辖区的边界轮廓,因此,根据公认说法,上秘鲁应该归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但是玻利瓦尔并不打算将这个矿产丰富的地区拱手让给阿根廷,因此他的解决方案是让上秘鲁成为一个主权共和国。玻利瓦尔的想法在他看来完全合乎逻辑:把该地区交给饱受战争蹂躏的阿根廷,就等于把它推向混乱无序的深渊;把它交给秘鲁,就等于违背了革命者们早已确立的建国原则。[51]刚到拉巴斯的时候,苏克雷告诉当地居民他不是来解决这类问题的。他是来解放他们,而不是统治他们的。玻利瓦尔很快便纠正了苏克雷的观念。毫无疑问,他们是来完成解放事业的;但他们同样是来塑造一个新美洲的。[52]那些守着波托西银矿山的富裕克里奥尔贵族非常乐意拥护玻利瓦尔宣布他们为自治国家的决定。大多数上秘鲁人都是极端保守、一意孤行的奥拉涅塔的追随者,实际上,他们现任政治领袖之一就是奥拉涅塔的子侄。而现在他们得到保证,说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波托西的所有财富,那么多国王的宝藏,在未来只属于他们。7月10日,一个由明显带有专制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法律[53]“选举”出来的议会仓促聚集在丘基萨卡(Chuquisaca)[54]开会,正式讨论建国问题。这很难算是一次民主实践。艾马拉印第安人占人口绝大多数,其中有4万人在40年前奋起反抗他们的主人,但他们没有发言权,曾经在西班牙统治下盛行的等级秩序又回来了:白人统治混血人种,而混血人种统治棕色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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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议会全体正式宣布上秘鲁独立,后更其名为玻利瓦尔共和国,又再度更名为玻利维亚,并选举解放者为总统。为了赋予他绝对权力,他们邀请新总统起草他们的宪法。听到这个消息时,玻利瓦尔正绕着的的喀喀湖波光粼粼的清冷湖水散步,他很高兴。[55]一天时间里,他的美洲就增加了100万人。作为三个辽阔共和国的最高领袖,玻利瓦尔现在统治的疆域加起来超过了现代欧洲的面积。他赶去领受这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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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玻利瓦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顶峰,那么西班牙语美洲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正走向低谷。从墨西哥的沙漠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独立带来的不是光明的新世界,而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重重障碍。疲劳很快被易怒取代,开启了一个不满的时代。玻利瓦尔似乎事先就预感到了。他要求尽快召开新生美洲共和国的联盟会议,即他的巴拿马大会(Congress of Panama)。他想要抓住革命带来的短暂激情,让羽翼未丰的各共和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交流理念,而他希望成为这一进程的先锋。“如果我们再等下去,”他对受邀的领导人说,“如果我们个个都等着看别人要怎么做,我们就会失去先机。”[56]但是,随着1825年的到来,很明显,各个共和国都深陷自己的麻烦之中,无暇考虑更广大的美洲理想。随着2月底利马的庆祝活动逐渐结束,玻利瓦尔注意到,一种病毒式的恐惧正在克里奥尔人中蔓延,那种感觉是自由将带来社会动荡,民主将带来混乱无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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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墨西哥已经出现了混乱状态。在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皇帝惊人的垮台和草草被处决之后,这个国家陷入金融崩溃:伦敦的银行家们入场放贷,把该国变成英国庞大经济帝国中的一个小角色。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兴奋难耐:“我们钻了进去,在墨西哥扎下了根……我们再次把美洲和欧洲连在了一起。”[58]他对此毫不掩饰,感到自己战胜了英国的前殖民地、迅速扩张中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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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伦比亚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加拉加斯和波哥大之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怨气。派斯和桑坦德难掩彼此的憎恨,二人争吵不休,准备对峙。玻利瓦尔引以为傲的作品似乎无可救药地布满裂痕。智利也被冲突搞得四分五裂:领导层犹豫不决,南部诸省仍处于战乱之中。阿根廷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争夺一块名为东岸(Banda Oriental,今乌拉圭)的边境地区,阿根廷与巴西濒临开战,阿根廷人恳请玻利瓦尔协助他们。在他逗留拉巴斯和波托西期间,他们一直向他示好,派了几个代表团去说服他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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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也考虑过把他的解放军带到美洲大陆最南端,[59]甚至就此写信试探桑坦德。“荣耀的魔鬼会把我们带到火地岛,”他生动地写道,“而问题是,我们将冒怎样的风险?”[60]这将在很多方面帮助玻利瓦尔的美洲梦登峰造极,是一场实现他的伟大大陆野心的运动。波托西富饶的高地上响起的欢呼声似乎使他相信,可能性是无限的——他振奋人心的话语说得苏克雷像婴儿一样哭了起来,[61]玻利瓦尔的老教师罗德里格斯则欢欣雀跃。[62]但桑坦德在回信中勃然大怒,对向更南方进军的想法感到难以置信,玻利瓦尔由此意识到整件事的愚蠢。[63]巴西和阿根廷的冲突危机四伏;加入其中就相当于向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挑起另一场战争,并疏远整个欧洲。桑坦德提醒玻利瓦尔,还有另一个否决的理由:大哥伦比亚自己已是一团糟。这封信的内容再直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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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糟糕的财政状况迫使我搁置一切战斗。10年的和平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今天,我们军队的开销估计在1600万到1800万美元之间。我们的收入是700万到800万。从哪里填补这种差额?我们需要减少开支,除非想自取灭亡,而削减开支的方法可能是缩减陆军,取缔海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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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议正是要摧毁玻利瓦尔精心打造的机构——一支代表种族大融合的军队,那架为美洲赢得自由的奇迹引擎。毫无疑问,形势非常严峻。桑坦德印证了玻利瓦尔给他的称谓。他是“法律人”[65],代表严肃的理性之声。另一边,苏克雷始终是玻利瓦尔的“战士”。至于奔走推进关乎整个半球的事业的玻利瓦尔本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已经成了美洲的“磨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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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会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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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已在南方巡访了将近一年。等1826年2月10日回到利马的时候,他发现首都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在卡亚俄作茧自缚的保王军刚刚投降。托雷·塔格莱的爪牙们吃掉了要塞里的最后一只老鼠(在那之前已吃了成千上万只),他们迫于饥饿投降,吐出了美洲大陆上最后一块西班牙土地。全城一连庆祝了好几天。玻利瓦尔上岸后,也兴高采烈起来。但谁要是认为现在一切都步入正轨,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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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同时,玻利瓦尔收到了派斯言辞激动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委内瑞拉的悲惨情势。[66]“你想不到这个国家的阴谋有多严重,”派斯告诉他,“莫里略说他杀掉所有律师是帮了你的忙,他说得对。”[67]但根据派斯的说法,西班牙人杀的律师显然不够多。他坚持认为,是法律人在使共和国陷入瘫痪。他请求玻利瓦尔回来,自己加冕为国王,在混乱中注入一点秩序。派斯并没有交代事情的全部,其实他被指控采用了粗暴的方式招募新兵。[68]他声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因为哈瓦那的保王军准备攻击海岸,国家急需用兵。[69]对于派斯以及许多尊敬他的委内瑞拉人来说,指控他滥用暴力只是波哥大律师们的诡计,推而及之,就是桑坦德的诡计,旨在羞辱军队并赶派斯下台。派斯恳求玻利瓦尔像拿破仑回法国那样归来:头戴王冠,铁腕强硬。[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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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不是法国,”玻利瓦尔回复派斯,“我也不是拿破仑。”[71]对他来说,解放者的头衔远比君主政体所能授予的任何头衔都要优越。但在委内瑞拉,一场更大范围内的为玻利瓦尔加冕的运动显然正在展开。玻利瓦尔很快收到了姐姐玛丽亚·安东尼娅的来信,信中建议,如果有人怂恿他登基,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告诉他们,你要么做解放者,要么什么都不做,解放者才是你真正的头衔,才配得上你来之不易的胜利。”[72]日后,苏克雷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73]但显而易见,委内瑞拉陷入了大混乱,正寻求极端的解决方案作为救命稻草。它的需求迫在眉睫,可他在秘鲁的工作根本没有完成。他在马格达莱纳村的家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政治活动的场所。外国大使进进出出,提出各种建议;来自各新生共和国的代表们三天两头带来提案;担心出现权力真空的秘鲁人纷纷请求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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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玻利瓦尔的人(在秘鲁随处可见)说,他当时就应该离开利马。战争胜利了,最后一个西班牙人被剥夺了权力,上秘鲁的问题解决了。一个热爱自由、以国家最大利益为重的人为什么还要带着一支庞大的占领军留在那里?玻利瓦尔有他的理由。首先,是别人恳求他留下来的。其次,更有说服力的是,秘鲁的政治局势很脆弱,濒临崩溃。在利马以外巡访的时候,他曾将权力委托给何塞·德·拉马尔(José de La Mar),一位出生于瓜亚基尔附近的秘鲁将军,或是伊波利托·乌纳努埃(Hipólito Unanúe),一位在帕蒂维尔卡照顾他的秘鲁医生。但自从里瓦·阿圭罗和托雷·塔格莱接连背信弃义之后,他对秘鲁人就产生了根本性的不信任;他不愿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集中精力对玻利维亚宪法进行最后的润色,他开始相信,他拟的这份文件就是解决美洲所有弊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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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宪法反映了美洲大陆的社会现实是如何改变了他的解放愿景的。它是根深蒂固的共和主义观念与独裁统治的奇特组合。长期以来,他一直担心仓促构思的民主会带来无法无天的后果。把权力过快地移交给目不识丁的大众,就等于扼杀了仅有的一点秩序。他曾在利马对一名英国外交官说:“如果过快地引入自由的原则,那么无政府状态和对白人的大清洗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74]换句话说,他赋予所有种族平等地位,但他担心在将其制度化的过程中,黑人和印第安人会直接消灭旧的贵族阶层,那正巧是他出生的阶层。这样的事情正在海地上演。玻利瓦尔的新宪法旨在解放人民,然而,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需要严格约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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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宪法中提出的分权——行政、立法、司法——与美国的类似,不过他增加了第四个权力分支,即一个独立的选举人团。立法部门由参议员、护民官和监察官组成。参议员负责制订和维护法律,护民官处理财务和战争问题,监察官捍卫自由。政府将向人民提供“道德”教育,以便逐步灌输公民责任的原则。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工作自由和通行自由。它确保公民享有人身安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个基于陪审团的司法制度。它废除了奴隶制,终结了所有社会特权。到目前为止,玻利瓦尔的宪法与英国和美国的宪法相似,甚至还有所改进。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总统任期的规定,而正因为此,这份文件不再显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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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规定总统终身任职。对他来说,总统权力是关键;整个玻利瓦尔式的秩序理念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尽管他声称已将这个职位设定得无力又无害,因为总统无权任命任何人进入立法机关或法院,但毫无疑问,总统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75]一位总统的影响力将永远延续,因为他有能力选择一位副总统作为接班人。因此,玻利瓦尔主张:“我们应该避免选举,因为选举总是致使共和国陷入巨大灾难或混乱状态……这是人民政府最迫在眉睫和最可怕的危险。”[76]时过境迁,7年前他在安戈斯图拉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还曾断言:“定期选举对人民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让同一个人长时间掌权更危险。”[77]在向南推进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他完全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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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完玻利维亚宪法后,玻利瓦尔派副官贝尔福德·威尔逊上校牵头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将那“约柜”[78]给人在玻利维亚的苏克雷送去。[79]为了在其他共和国推广宪法,他印刷了好几份寄往大哥伦比亚,负责投递的信差正是帮派斯送信求玻利瓦尔加冕为王的那个。[80]在秘鲁,他的秘书长确保选举团人手一份宪法副本。总之,玻利瓦尔制订的宪法将尽可能广地分发到美洲和欧洲的战略要点。随着他的宪法流传开来,人们的反应褒贬不一。英国人认为它是一部开明的宪章,在承诺自由方面十分慷慨,在削弱“有害的、过度的大众权力”[81]方面又非常明智。另一边,在美国,立法者们对它规定的总统终身制感到愤慨,南方政客们则被废除奴隶制激怒。在南美洲,人们意见不一。[82]在智利和阿根廷,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赞扬;在大哥伦比亚,它由一个敦促玻利瓦尔登基的委内瑞拉人从一个城镇送到另一个城镇,因此被视为君主制的序曲也就不足为奇了。起初,桑坦德没有发表个人意见,他明白副总统反对总统是不明智的。他写信给玻利瓦尔说,他认为这份文件“自由民主,强劲有力”。[83]私下里,他抱怨这是“荒谬危险的咄咄怪事”。[84]几个月后,他在波哥大的《公报》上公开发文抨击宪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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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马,反对玻利瓦尔的密谋集团不断壮大,显然抓住了他贪慕权力的新证据。尽管如此,秘书长对外围选举团施加的强大压力还是奏效了。秘鲁成为首个通过宪法的国家,没有一个爱国者公开表示反对,尽管时间和环境最终阻碍了宪法的全面生效。[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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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玻利维亚国会并没有立即通过宪法,即使后来通过了,也非常谨慎。[87]玻利瓦尔把玻利维亚交给了得力干将苏克雷,并敦促他接任该共和国总统。起初,苏克雷提出异议,他坚称自己是军人,不是政治家。此外,他渴望回到大哥伦比亚,与美丽的未婚妻马克萨·德·索兰达(Marquesa de Solanda)完婚。他厌倦了管理政事,曾多次请辞,但玻利瓦尔总是拒绝接受。“我们需要承担起建立和培育国家的工作,”[88]玻利瓦尔说,“我们将向欧洲表明,美洲有着与上古英雄不相上下的人物。”[89]几个月后,玻利维亚通过了新宪法,包括对终身总统制的规定,苏克雷当选为总统,但他只同意任职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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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从很早前就指出,玻利维亚宪法佐证了玻利瓦尔对权力无节制的热衷。有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一场螺旋上升的疯狂的前兆。[90]毫无疑问,它规定的有关总统任期的条款是巨大的错误。就像圣马丁在他的解放计划中错误地引入了一位君主一样,玻利瓦尔现在要引入一位终身统治者。但是玻利瓦尔并不渴求戴上王冠。他鄙视世袭的权力,并明确禁止他的家族成员谋求政治职位。[91]不过,他仍然喜欢被称为解放者,并渴望人们将他铭记为美洲的缔造者,美洲自由的锻造者,行走的启蒙之光。他已经说得很明白,尽管他享有统治者的声望,但他抗拒管理随之而来的日常事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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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他之所以不想承担统治任何一个国家的责任,是因为他想要更大的东西。他渴望成为一个联邦的缔造者,[93]并且对桑坦德直言不讳。你统治大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告诉他,“这样我或许就可以统治整个南美洲。”[94]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汲汲于组织巴拿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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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并不容易。他常说美洲大陆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国家来运转;[95]陆地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于多样化。雪上加霜的是,西班牙从不鼓励各殖民地之间友好往来——旅行和商业被禁止,并被处以死刑——于是300年来,这些殖民地就像轮轴上的辐条那样直接对马德里负责,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几乎互不了解,也就不可能成为同胞。[96]但是,玻利瓦尔认为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各邦国有潜力成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它们同受习惯法的约束,受同一支军事力量的保护。为此,他制定出一些基本的原则:维持和平,停止贩奴,鼓励跨国互联,建立一个凝聚各方的合作体系。[97]这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雄心勃勃的计划,很快,他就发现计划面临着巨大挑战。在顾问们的力劝下,他开始认为这样的构想可能更适用于他自己解放的几个国家。他称这个更集中版本的架构为安第斯联邦(Federation of the Andes),它从巴拿马一直延伸到波托西。[98]尽管每个国家将保留独立的实体身份,但它们将共享一支军队、一部种族平权法典、一个面对世界的形象。[99]这个形象将体现在一部共同的宪法中:他本人制订的宪法。为了顺利度过起步期,联邦将与英国维持一种特殊关系——某种意义上的保护国关系。[100]即便在为一个更紧密的安第斯联邦勾勒蓝图,玻利瓦尔仍然按照最初的构想继续张罗巴拿马大会。他早早指示负责经手细节的桑坦德不要邀请海地、巴西或美国参与。[101]毕竟,它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但他同样觉得,它们会成为尴尬的对话伙伴。海地太黑,美国太白,很难接受他要求的无条件种族平等。此外,高举门罗主义的美国显然将自己视为西半球的主人,它势必会挑战玻利瓦尔建立一个强大南美洲联盟的愿景。在这一点上,玻利瓦尔颇具讽刺意味地与阿兰达伯爵(Count Aranda)达成了共识。阿兰达伯爵是西班牙王室的顾问,很久以前,在玻利瓦尔出生的那年,他曾这样评价美国:“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巨人,甚至是一个超级巨人,在广大地域内令人忌惮。那时,它会忘记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好处,只想着壮大自己。”[102]不,玻利瓦尔不希望美国插手。至于巴西,鉴于它与葡萄牙的君主制纽带,它与共和主义格格不入。桑坦德最终违抗玻利瓦尔的指示,仍然邀请了巴西和美国,声称这样做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大的西半球联盟。玻利瓦尔泰然接受了这次抗命,但这再次表明,他无法信任自己的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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