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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7月，就在巴拿马大会无疾而终之际，他在利马的幕僚拆穿了一个暗杀他的阴谋。阴谋旨在驱逐所有的大哥伦比亚人，干掉玻利瓦尔，把权力交还给秘鲁人。作为组织者的数位高级部长当即被判驱逐或处决，玻利瓦尔批准了判决结果。[10]但是，不信任感却很难轻易消除。在利马，白人贵族认为玻利瓦尔是一个穆拉托人，试图用荒谬的种族平等主义理念颠覆他们精心构建的世界。他们叫他“桑博”，[11]相当于“黑鬼”，仿佛传说中他血管里流淌的黑人血液解释了他所有关于平等的轻率理想。然而，还是这同一群贵族，其中许多人在听说玻利瓦尔终于考虑要离开后担惊受怕起来。他们不放心政府的维稳能力，纷纷涌向他的家，力劝他留下来。政治动乱的幽灵在那片黄金和奴隶之地上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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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8月，玻利瓦尔去意已决。太多的麻烦正威胁着他的祖国。派斯与波哥大决裂，公然发动政变，试图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独立政权。这既是一场叛国行动，也是一次对解放者的献忠。派斯骑马从巴伦西亚到加拉加斯做叛乱动员，他向所有人高喊：“玻利瓦尔万岁！共和国万岁！”[12]起初，对波哥大失望透顶的委内瑞拉人积极响应派斯的号召，一度令不擅长言论攻击的桑坦德无从招架。但他很清楚自己必须阻止一场全面的内战。他恳请玻利瓦尔回来捍卫法律。[13]派斯那边也恳请玻利瓦尔回来支持军队。双方都打着他的名号。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促成和平。除了喊他回国，两边都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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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回国还有其他理由。他渴望实现建立一个统一联邦的梦想，他想确保由他解放的几个国家采纳他的宪法。讽刺的是，在漫长的辩论之后，秘鲁政府为了让他在利马多待一段时间，最终和玻利维亚一样批准了该宪法。秘鲁人后来更是宣布他为终身总统。他拒绝了，把总统职位给了圣克鲁斯将军。这个决定日后让他后悔不已。他把解放军中隶属“阿普雷雄狮”的那部分撤走，只留下三个加强营来保卫利马。然后，他把秘鲁赠予他的礼物都分发出去，[14]只留下利马市政府送的那柄镶宝石的金剑。[15]他决心信守承诺，不带走一粒沙子。他离开秘鲁时确实是囊中羞涩，为了还清几笔债务，还得向副官借钱。阿亚库乔战役后，秘鲁坚持要付给他的100万比索[16]——他希望转赠委内瑞拉穷人的那笔钱——从未兑现。[17]讽刺的是，秘鲁把终身养老金和所有敬意都献给了另一位解放者圣马丁，[18]而他在大业未尽时就离开了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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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作别秘鲁时，认为这里的一切都还算有序。他的宪法已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生效，他相信圣克鲁斯和苏克雷会实现他的愿景。他开始思考，如果他能让这两个共和国联合在他的宪法之下，[19]再在大哥伦比亚推动该宪法通过，那他就能拥有一个类似美国的合众国。玻利瓦尔一向追求更大更强，他的宏大梦想此刻似乎近在眼前。这并不意味着他渴求更多的权力。正如他反复强调的：他受够了这些责任。[20]他准备把它们留给桑坦德。[21]联盟成了他唯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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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玻利瓦尔乘船前往瓜亚基尔，把曼努埃拉·萨恩斯留在利马。她早就搬出了索恩的房子，住到了自己在马格达莱纳的家，好离情人更近。[22]他们不再装模作样，也不再拘于礼节。她和丈夫断绝了关系，拒绝了他的一切钱财。她现在被称为“解放者夫人”（Libertadora）。在忠实的黑人女仆——以放荡不羁著称的若纳塔斯和纳坦[23]——的陪伴下，她自由出入于玻利瓦尔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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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罗曼史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库斯科和拉巴斯度过的9个月对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考验。起初，玻利瓦尔觉得最好结束这段恋情。[24]他很清楚曼努埃拉在利马造成的丑闻，以及公然与一名已婚女子有染对他声誉造成的损害。也有可能是索恩说服了他，让他感到放手才是对她最好的。[25]玻利瓦尔在离开后不久写道：“亲爱的美丽善良的曼努埃拉，我时刻挂念你和你的命运。我明白我们无法清白体面地结合。我非常清楚眼下糟糕的困境，你不得不回到一个你不爱的人身边（事实上，这让我不寒而栗），而我不得不与我所爱的人分开……我决心要从你的爱中挣脱出来的，现在，我们之间横亘着永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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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他在波托西给她回信，她的来信中描述了自己所遭受的“虐待”[27]；我们不知道索恩让她蒙受了怎样的不幸，但事情严重到玻利瓦尔建议她离开利马，去阿雷基帕的朋友那里避一避。这封回信写得很干瘪老套，完全不像她过去常常收到的那种热情洋溢的信。但事实证明，拒绝曼努埃拉是很难的。一个月后，他又写道：“你说的关于你丈夫的事既痛苦又滑稽……我不知该如何协调我们各自的幸福与各自的责任。我不知该如何割开一个连亚历山大的剑都无从下手的结。[28]说到底，这不是剑或力量的问题，而是纯洁对罪恶之爱、责任对软弱的矛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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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他有过不少风流韵事，她也心知肚明。女人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解放者身上，而他根本无法抗拒。在离开利马之前，他与天真无邪的美国姑娘珍妮特·哈特（Jeannette Hart）有过一段情缘。[30]哈特是海军军官艾萨克·赫尔（Isaac Hull）的小姨子，随同赫尔夫妇造访利马。[31]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圈子里，甚至有人说玻利瓦尔曾向这位乌发白肤的美人求婚，[32]不过玻利瓦尔很可能只是暗示了一下，就像他在追女人时常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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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言可信，那么玻利瓦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巡访时有过一连串的情人。有些只是造访各个城镇时负责迎接他的美丽少女，其他的则是后患无穷的纠葛——牵涉高级官员的妻子。其中就有威仪凛然、容貌动人的秘鲁女英雄弗朗西斯卡·苏维亚加·德·加马拉（Francisca Zubiaga de Gamarra），她是库斯科省省长阿古斯丁·加马拉（Agustín Gamarra）的妻子。人们对她与玻利瓦尔的关系知之甚少，除了以下两件逸事。当他来到库斯科时，是她负责把一顶桂冠戴在他的头上；[33]很久以后，有人问她的丈夫加马拉，为何玻利瓦尔对他那么慷慨，他还心怀怨怼，加马拉回答说：“他给了我很多荣誉，这不假，但他也夺走了我的妻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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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马拉的妻子人称唐娜潘查（Doña Pancha）或“女元帅”（the Marshalette），既美丽又勇武。她跟着丈夫上战场，无所畏惧，专横跋扈，会在军官们双膝发软时接过指挥权。她骑术精湛，会射击，喜欢精彩的斗鸡比赛。[35]她和派斯一样患有癫痫，战斗中会因极端暴怒而发病倒地，被马蹄踩踏，然后被当成死人运走。[36]但在库斯科和后来的利马的会客厅里，她是耀眼的人物。一位同代人回忆：“她有着长长的、微微上翘的鼻子和宽大而极富表现力的嘴；她的脸很长，颧骨突出；她皮肤黝黑，但充满活力。”[37]她毫不掩饰地利用自己的美貌，略施巧计，“在必要时把握形势”。[38]她经受了革命战火的洗礼，未来将随着加马拉当选总统而成为秘鲁的第一夫人。如果唐娜潘查确实与玻利瓦尔有过短暂恋情，那也是势均力敌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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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玻利瓦尔卷入了一段影响更持久的关系。这次给他戴花环的年轻女子是玛丽亚·华金纳·科斯塔斯（María Joaquina Costas），[39]她的阿根廷丈夫远在智利打仗。她举止优雅，眼眸乌黑，笑容温柔。据说，就在科斯塔斯将花环戴上玻利瓦尔额头时，她警告他，保王派正在酝酿针对他的阴谋。他立刻对她一见倾心，邀她私会。[40]针对他的阴谋并未实施，但他和科斯塔斯开始了一段热恋。[41]在解放者回到利马几个月后，一个孩子出生了。那个叫何塞·安东尼奥·科斯塔斯（José Antonio Costas）的孩子到死都声称自己是玻利瓦尔之子，[42]但解放者从未承认过。不过，在孩子出生两年后的一场密友聚会上，不知是何缘起让他谈到，自己不太可能不育，[43]因为他有活生生的证据。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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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曼努埃拉来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她早已习惯了玻利瓦尔的风流。他从不掩饰对女人的兴趣：他会当众赞赏她们，亲吻她们的手，当着她的面和她们跳舞。[44]但他总是会回到曼努埃拉身边。等到他结束库斯科和拉巴斯的旅行后回到利马，他再次与她团聚了。他在路上写给她的短笺就像任何年轻的求爱者一样迫切：“无论如何都要等我，你听到吗？你明白吗？如果不这样，你就是负心鬼，是叛徒，甚至更糟——是敌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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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爱不会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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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曼努埃拉在多次随军的过程中，与玻利瓦尔的许多部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全身心地投入他的战事，关心他士兵的诉求，而且，对他的部队而言最重要的是，曼努埃拉能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表现得勇敢无畏。因此，她赢得了许多将军的尊敬，包括苏克雷、埃雷斯（Heres）和其他人，以及解放者的英国副官。[46]可以说，所有他最在乎的人都尊敬她。据递交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的一份外交报告说，她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女人，对军官和士兵“慷慨至极”。[47]她总是乐意把钱包里的最后一块钱给他们，并对病人和伤员表现出“最热心的人道主义”。[48]众所周知，一个绝望的士兵可以通过她去赢得来自玻利瓦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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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对她情人事业倾注的心力在他离开秘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他留下的一个师的士兵发起了一连串哗变。他们声称没有得到全额军饷，口粮也被削减了，他们想从秘鲁给玻利瓦尔的财富中分一杯羹。很明显，这些叛乱是桑坦德等人在波哥大策划的，意在削弱大哥伦比亚在秘鲁的军事存在，并把消耗巨大的军队撤回国内。[49]1827年1月26日，第三师[50]开除了玻利瓦尔的将军们，控制了利马的政府和卡亚俄的要塞，并开始提出种种要求。曼努埃拉穿上她的军官制服，骑马出去，试图把那些叛乱分子拉回正轨。她向他们施予钱财，恳求他们组建一支新的队伍，不要理会他们领导的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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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她在马格达莱纳的家中被捕。秘鲁当局于2月7日午夜突袭了她的住所，扣留了她，强令她当晚离开秘鲁。她以疾病为由拒绝了。第二天早晨，她被关进利马女修道院的一间牢房里，院长面露轻蔑地接收了她。[51]她试图抗议，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现在，全秘鲁的刻薄话全都投向了她。外交部部长曼努埃尔·比道雷（Manuel Vidaurre）是玻利瓦尔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指责她放荡、可耻，“损害了公共荣誉和道德”。[52]4月11日，她和12名大哥伦比亚军官以及130名伤病员一起被拖上了卡亚俄港的一艘船。他们被马不停蹄地运往瓜亚基尔。等到她靠岸的时候，玻利瓦尔已经远走，去了他新世界里更加混乱的角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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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9月3日，玻利瓦尔从利马起航，打算回国。事实上，他希望安顿好他的安第斯联邦之后，还能定期回访，监督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他再也不会见到秘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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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他来到瓜亚基尔，受到英雄的礼遇。他实质上没有随行的军队，秘鲁的数千名大哥伦比亚驻军被他派去了其他地方。回到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却没有了值得信赖的军团，这想必令他不大自在。“我向你们伸出橄榄枝。”[54]这是他的第一句公开发言。橄榄枝就是他的新宪法，[55]但他没有立即挑明。接下去，他说的都是桑坦德和波哥大的那些善变的立法者们希望听到的：他不想当独裁官，他不关心政党，他只想给大哥伦比亚动荡的海岸带来和谐。“我愿再次为你效力，”他说，“以兄弟的身份。我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我从未忘记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是携手并肩的战友。我是来拥抱你的……在这里，我将发自灵魂深处地支持你们，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整支解放军和这伟大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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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向北行进，途经基多和帕斯托时，他行使了曾享有的一切特权。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归国将军，无疑还是位凯旋的将军，但他的总统职务在一年多前就被撤销了；在他到达波哥大，被正式授予总统职位并掌权之前，他不该操心执政的事。[57]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困扰。“我目之所及，”他向桑坦德写道，“全是痛苦和厌恶。”[58]市民感到与政府脱节，地方机构一片混乱。桑坦德的法律也于事无补，大哥伦比亚的引擎似乎彻底熄火了。就玻利瓦尔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权力交还人民，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给外围的选举团更多的控制权。对他来说，公民权利比任何成文法律都重要得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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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一处，他都试图通过政府职位的任免来安抚不满的公众。他为罪犯减刑，为提出诉求的军官升衔，鼓励心怀不满的市民站出来抗议波哥大的法律。[60]他对副官奥利里支持桑坦德、反对派斯的做法感到气恼。[61]最后，他心里有了数：他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他致信副总统：“一个独裁官将解决一切问题……单凭宪法，你拿派斯毫无办法。有了国家授权，我什么都能做。”[62]尽管他曾公开宣称痛恨“独裁官”一词，但现在却通过私底下的努力在接近这个身份。[63]随着他继续北上，事情如愿发生。[64]瓜亚基尔和基多的人民对波哥大的法律感到失望，对自己的需求遭到无视感到愤怒，非常乐意尊玻利瓦尔为他们的独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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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大发雷霆。在他看来，独裁权无关宏旨；一个靠法律和制度（在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治理的共和国根本无须独裁官。[65]该改变的不是既定的秩序，而是不守秩序的人。是他求玻利瓦尔回来主持和平的，这不假，但他的意思是让解放者来做虚位元首，起象征作用。如果玻利瓦尔要来推行他那套专横的玻利维亚宪法，颠覆过去5年来出台的所有法律，桑坦德无意参与。[66]他已经警告玻利瓦尔不要插手政事，因为执政只会毁掉一个战士的荣耀。[67]他决定赶在玻利瓦尔进首都搞破坏之前，出城会会这位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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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距离波哥大560公里的波帕扬，玻利瓦尔才了解到自己在桑坦德的国家是多么不受欢迎。正是在那里，他开始看到首都流出的报纸，通篇都是攻击他的恶毒社论。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听说新格拉纳达的大多数人认为1821年宪法是最好的；他们不同意他关于泛美团结和宪法改革的观点；他们都支持桑坦德的法律，支持新格拉纳达人凌驾于委内瑞拉人之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似乎不惮与派斯开战。[68]玻利瓦尔几个月前就告诉桑坦德，单凭法律不足以拨乱反正。[69]当初正是他对法律的执念引发派斯反叛的。共和国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军事手腕和对联邦不惜一切的维护。他以更强硬的措辞再度致信桑坦德，谴责他助长了日益膨胀的敌意：“我担心会永失哥伦比亚，”他哀叹道，“旧宪法和法律把这国家变成了撒旦的宫殿，烈火四起。”[70]他威胁说，除非召开国会解决重要问题，否则他将拒任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非难对他造成了打击。他不似先前那么自信了。他写信给苏克雷和圣克鲁斯，让他们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甚至可以推翻他的命令，如果那是人民所愿。[71]然而，当他穿过这个辽阔的、不友好的共和国，走着多年前走过的艰难山路，忍受着痔疮发作的痛苦时，[72]他还是难以抑制满腔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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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者最后一次攀上波哥大的平原之前，桑坦德在首都近郊会见了他。桑坦德决心消除玻利瓦尔对他的欺瞒或对政府的不信任。[73]会面在亲切礼貌的气氛中展开，桑坦德亲自出马，竭尽全力安抚他的元首。使尽浑身解数之下，副总统的策略起了作用。他们达成共识，到达波哥大后，玻利瓦尔暂且根据旧宪法恢复总统职位，并享有宪法赋予的在非常时期行使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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