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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不难想象，玻利瓦尔读到克莱对他诚心诚意的感谢信的回复时，他有多么的惊讶。这封冷淡的公函呼应了桑坦德曾经提出的所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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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激励南美洲投入艰巨斗争的主要是这样一种期望，即随着它的独立，将建立起自由的体制，保障一切公民自由权。我们仍在焦急等待这一目标的达成。我们意识到，它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主要源自一支庞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它最初是为了抵抗西班牙势力而组建起来的。以强烈的爱国目的组织起来的常备军是危险的工具。它们吞噬资产，败坏道德，而且常常会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最危险和最不明智的，莫过于在组建它们的必要性消失后继续保留它们，尤其当它们的规模与国家收入不成比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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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怀着珍重与希冀，期待南美洲能为人类解放事业取得一场新的胜利，期待上帝保佑它，就像保佑它的北方姊妹一样，借着某个高尚伟人的天赋，安然通过一切考验。我们甚至一度以为在阁下身上看到了那种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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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相信阁下会放弃摆在面前的光辉坦途，走上一条回避人类自由的血腥之路，一条粗俗的暴君和军事独裁者反复踏足的道路。我丝毫不怀疑，阁下将在适当的时候给哥伦比亚和全世界一个满意的交代，解释一下您那些可疑的公共行为……H.克莱。[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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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对玻利瓦尔的巴拿马大会惨淡收场感到失望，甚至感到蒙羞。[76]毕竟，是克莱极力主张美国应该派代表参加谈判的。[77]但克莱回信的语气还暗示了其他东西，同样有可能的是，刚刚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克莱已经开始阅读美国外交官发来的言辞激烈的报告，而这些外交官正是玻利瓦尔的敌人不遗余力讨好的对象。在如今全面抨击玻利瓦尔的利马，美国领事威廉·图德（William Tudor）从狂热的崇拜者变成了近乎病态的诋毁者，他在发往华盛顿的快讯中称玻利瓦尔是个伪善的篡权者和“疯子”。[78]另一方面，在波哥大，美国代办博福特·沃茨（Beaufort Watts）认为玻利瓦尔是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并有违身份地恳求他赶快从加拉加斯回来，重新担任总统，“拯救这个国家”。[79]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很快取代沃茨成为驻波哥大的外交官，并毫不掩饰地与玻利瓦尔的敌人混迹在一起。哈里森听说玻利瓦尔赞成英国式的政府，由此误以为解放者支持君主制。他对解放者的评价极为苛刻，完全基于道听途说。“不管玻利瓦尔本人是否是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他在给国务卿的回信中写道，“也不管他是否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他确实一直在利用专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对此毫不怀疑。”[80]最后，哈里森甚至厚颜无耻地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侮辱性的长信，拿他的政敌安在他身上的弊病来斥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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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和成功的军队领袖可能会暂时引人瞩目。但是……若想成就非凡的伟大，必须行非凡之善……您愿意子孙后代怎样铭记您的名字？以流血牺牲换取荣誉，却没有为人类带来任何进步的人？还是与华盛顿齐名，成为一个伟大而幸福的国家的缔造者和国父？选择就摆在您的面前。全世界自由的伙伴，特别是美国人民，正焦急地等待您的决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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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未来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对玻利瓦尔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后来问他的国务卿马丁·范布伦：“一个人做出了如此慷慨的牺牲，展露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怎么会同意用不朽的名誉……来换取个人的闻达这种短暂而龌龊的快感呢？”[82]杰克逊是正确的。玻利瓦尔并不想要王冠；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将解放的共和国交由一位君主统治的做法为他所不齿。[83]但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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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玻利瓦尔的行为始终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的路线一直是专横和血腥的。他的政府原则一直是君主式的，但他本人却一再表演放弃权力、准备退休的闹剧。他仍然坚持披着这层伪装，与此同时，他已无法掩饰对王冠的渴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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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真正无法掩饰也无意掩饰的是，他认为具有内在控制力的英国政府体制[85]优于美国模式。[86]正如他在革命初期反复说过的，西班牙蒙蔽了拉丁美洲太久，普通公民显然没有准备好迎接民主的耀眼光芒。一个领导者不得不接过无可争议的权力，牢牢抓住它，并将其用于开化民智的目的。他脑海中的目标——一个大陆彻底的社会和教育改革——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它需要终身的、切实的奉献。在这一点上，以他的认识，有着推定的贵族义务和受过教育的立法者的英国议会制，优于美国的政治模式。此外他认为，北美的联邦制概念——旨在让曾经分裂的团结起来——不适用于西班牙语美洲，因为在这里，联邦制只会让已经团结的再度分裂。[87]但对华盛顿的领导人来说，任何对英国路线的偏好都是可憎的。这种反感可以理解，但是在转译的过程中，有些东西被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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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玻利瓦尔明白南北美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宪法的先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不是强调法律应该为它们服务的对象量身制订吗？不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也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将是惊人的凑巧吗？[88]南美洲有义务根据自己的需要制订一部宪法，“而不是为华盛顿制订宪法！”[89]后来，他怒不可遏地向桑坦德抱怨说，像桑坦德这样的“自由派”——他的反军国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的波哥大律师圈子——在盲目模仿美国，完全没有考虑到根本的差异。他在给副总统的信中写道，要小心“美国推销员”。“我痛恨那帮人，恨到我不希望听说一个哥伦比亚人按他们的方式做任何事情。”[9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需要，这种口无遮拦会被桑坦德利用来对付玻利瓦尔，而现在，它又在给华盛顿的官方回应中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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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读到哈里森的污蔑时，他怒而写信给英国临时代办：“美国似乎是上天派来以自由之名祸害美洲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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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玻利瓦尔与英国的关系要友好得多，华盛顿的美国人很难不去猜测个中缘由。玻利瓦尔不仅写信给英王乔治四世，就解放军中无数英国士兵的英勇表现向他道谢，[92]还与英国驻大哥伦比亚代办帕特里克·坎贝尔（Patrick Campbell）上校建立了亲密的同志情谊。这位开朗的外交官完全被解放者迷住了，而且一有机会就对人这样说。[93]在玻利瓦尔身上，他看到了唯一一位有能力扫清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武装叛乱和普遍无知的领导人；在坎贝尔看来，玻利瓦尔不屈不挠，清廉无私，爱国且富于威严，还能够指挥所有优秀的人团结协作。[94]不久，坎贝尔开始大声疾呼，希望赋予玻利瓦尔绝对权力——可以是终身总统的身份——并赋予他从欧洲王公中选择一位继承人的权利。[95]这位英国人对此“君主制计划”大加宣扬，他相信该模式正合玻利瓦尔本意。坎贝尔云淡风轻地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称大哥伦比亚每个有思想的人显然都支持君主制。他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写道：“我不认为玻利瓦尔会成为哥伦比亚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阻碍——但我认为，他本人不会……接受王位。”[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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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政敌抓住“君主制计划”大做文章，[97]认为这是解放者日益妄自尊大的证据。他们挖出一批派斯、布里塞尼奥·门德斯、乌达内塔等效忠派写的信件，那些人曾堂而皇之地游说他们的英雄登上王位，玻利瓦尔的敌人们由此认为铁证在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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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者很可能确实固执己见，穷兵黩武，沉浸于泛美主义的空想之中。他甚至的确可能自我标榜为仁慈的监督者，贤者中的贤者，有能力管理一个更广大的美洲联盟。但他从未想过要当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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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如此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玻利瓦尔迎来了奥卡尼亚国民大会。他常说，这次会议是大哥伦比亚的最后希望，是建立一个稳定国家的最后机会。桑坦德忙起了政治活动，争取自己阵营的代表在大会中的势力，但玻利瓦尔与他不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确保玻利瓦尔派在会上替他发声。几个月来，他在乡间旅行，反复重申大会的重要性。他公开表达了对桑坦德那些书呆子气的年轻“自由派”及其分离主义幻想的不满。他竭尽全力拉拢保守派团体，包括将军、商人和神父，以便对抗律师—官僚集团。但最终，除了强调代表要从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当中选举[99]之外，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决定一切听从命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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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的桑坦德殚精竭虑，滴水不漏。这位从未在战场上取得过胜利的将军现在却发动了一场惊人的纸上战争，安排记者们撰写声讨玻利瓦尔的檄文。“做我们这行的，”他在给玻利瓦尔最狂热的批评者比森特·阿苏埃罗（Vicente Azuero）的信中写道，“要避免与劲敌正面交锋，尤其是当突袭、伏击和各种非正面对抗方式就有可能摧毁他的情况下。”[100]桑坦德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多方运作。他专程前往穷乡僻壤，与小镇政客们接触；他去小酒馆和人们共饮吉开酒。他邀请潜在的候选人与他共进晚餐，做出漂亮的承诺，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享受各种舒适条件。自始至终，他三句话不离解放者所谓的绑架宪法并登上王位的阴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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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十分清楚，大会将在他和桑坦德之间做出选择，在民族国家和联邦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在新宪法和旧宪法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他没有插手选举，因为他深信，作为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能屈尊玩弄那些伎俩；总统不能使用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至少在他看来，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而掌握独裁权与试图左右选举是有区别的。有人建议他出席大会，以便对大会施压，他当即予以拒绝。他只是给代表们送去了他的亲笔信。[102]所有这些对桑坦德来说都是好消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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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为主导大会方向所做的积极努力获得了回报。“自由党”赢得了多数代表席位，桑坦德被选为包括波哥大在内的6个省份的代表。玻利瓦尔大吃一惊。一开始，他指责副总统欺诈，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听起来是多么的小气和愚蠢，于是让了步，接受了这份耻辱。在辞呈中，他写道：“整个新格拉纳达都在密谋反对我……桑坦德是这个地方的偶像。”[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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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会是他首要关心的问题，但玻利瓦尔还有许多事情要忙。毕竟，他仍然是大哥伦比亚的总统，管理着从巴拿马城到瓜亚基尔的地域。他极具先见之明地委托一位英国工程师勘测巴拿马地峡，以便在两洋之间开凿一条运河。[104]他打算将大哥伦比亚打造成一个庞大商贸区的掌门人，因而认真研究了该地区成熟的贸易路线。但是，拉丁美洲的冲突不断阻碍着他的进展。在北方，委内瑞拉人正在武装自己，以防西班牙可能从古巴入侵。在南方，苏克雷总统在一场冲突战中受伤，当时两名持分离主义立场的秘鲁将军——加马拉和圣克鲁斯——试图推翻苏克雷这个“外国”总统，为自己赢得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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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更迫在眉睫的危险。在卡塔赫纳，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白人贵族和一个穆拉托水手——正在争夺权力。[105]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和他的死敌、黑人海军将领何塞·帕迪利亚（José Padilla）多年来一直在争夺对卡塔赫纳的主导权。帕迪利亚身形高大，正如一位同侪所说，他像独眼巨人一样强壮，一样为生活所伤；有时，他根本无法克制自己对白人的满腔仇恨。帕迪利亚是一个船舶木匠的儿子，性格活跃，喜欢冒险。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幸存下来，摇身一变，成了南美革命的英雄，如今有了一大批支持者。另一边，蒙蒂利亚是本地军队的总司令，来自加拉加斯的一个显赫家族，是位有教养的饱学之士。帕迪利亚怀疑蒙蒂利亚意欲发动政变，因此决定突袭卡塔赫纳。帕迪利亚带着一帮有色人种追随者入侵了这座港口城市，并自封为城市的监政官。但是帕迪利亚和蒙蒂利亚之争还涉及更深层的政治因素：帕迪利亚是新格拉纳达人，对桑坦德忠心耿耿；蒙蒂利亚是委内瑞拉人，是玻利瓦尔的代理人。这是更大的分歧的延伸。[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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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没法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他决定立即动身前往卡塔赫纳。没等他走出多远，就有消息说，蒙蒂利亚平息了政变，把帕迪利亚赶到桑坦德那边去了，当时大会正在奥卡尼亚举行。玻利瓦尔决定先对当前形势做个更充分的评估。他停在了布卡拉曼加，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山丘上，离奥卡尼亚约有150公里。玻利瓦尔在这里逗留，进可以监控大会进程，退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玻利瓦尔的敌人怀疑他打算去奥卡尼亚盯住桑坦德。见玻利瓦尔派副官去旁听所有的辩论，[107]他们更加深信不疑。真相很简单：玻利瓦尔明确向他的班子成员表示过，奥卡尼亚的利害关系太大，不容忽视，在那里的决议关乎共和国的未来。那将影响他为之奋斗过的一切。[108]此时，叛乱分子帕迪利亚躲到了桑坦德背后，有可能引起大会震荡。[109]玻利瓦尔想确切了解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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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奥卡尼亚的审议也一天天拖下去，玻利瓦尔干脆在布卡拉曼加的苍翠山谷里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他接管了一座优雅的乡间宅邸，在那里，他可以和部下一起进餐，讨论当日新闻，治理这个共和国。他们建立了一套邮政系统，以便他随时了解奥卡尼亚、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事态发展。[110]在等待国家命运揭晓的同时，他拜访当地教堂，[111]和副官们打牌，写信，外出跑步，去野地里纵马奔驰。吃饭时，他会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对一些话题的思考，谈到了他多年前的婚姻、他的将军们、他这些年来遭遇的多次暗杀，以及他对拿破仑尊重和鄙夷交织的态度。解放者很容易就适应了乡间的生活。他吃得很朴素，自制沙拉，很少喝酒，经常洗澡，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吸烟。他甚至开始手把手地教他那些缺乏教养的同伴们一些餐桌礼仪。[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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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剃光了胡须，留起短发，一副斯巴达式的实用主义造型。他几乎没有时间或兴致再去精心打扮。他不再为了吸引女士们的注意而着装，也不参加布卡拉曼加的舞会。他穿舒适的亚麻衣服，戴一顶宽边草帽。他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皮肤被晒得像黝黑的皮革，看上去比44岁的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他瘦得像个死人，身体越发虚弱，双腿也消瘦下去。他时常发烧，夜间盗汗，精神错乱，表现出肺结核恶化的症状。他的医生试图用催吐剂为他治疗，但那只是加重了病情。尽管如此，他的意志坚强依旧。他笑起来时，双眸闪闪发光，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传递出一种难以捕捉的灵魂和能量交流。[113]他沉思时，两眼眯成一条缝，下嘴唇噘起：即使在最忠实的崇拜者眼里，他也可能是相当丑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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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常早上5点钟起床，给马喂食。不去野外远足时，他会在吊床上荡来荡去，口述信件或阅读随身携带的一堆书籍——荷马、维吉尔、孟德斯鸠、洛克或雄辩的德·普拉特主教的作品。傍晚时分，等待的压力使他筋疲力尽，他便准备就寝。在那些被迫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很多时候都在决心和悲观之间摇摆不定。他像笼中的老虎一样喜怒无常。[114]奥卡尼亚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忠实拥护他的事业的何塞·马里亚·德尔·卡斯蒂略（José María del Castillo）[115]当选为大会主席，但此人无法团结起玻利瓦尔派，让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投票。尤其是委内瑞拉人，结果证明他们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他们汲汲于自己的议题，而非更大的利益。[116]而另一边，桑坦德派同吃同行，就每一点进行磋商，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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