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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苏克雷、弗洛雷斯和奥利里终于组织起部队反抗秘鲁。何塞·德·拉马尔将军已经被任命为秘鲁总统，一个月前，他的军队占领了瓜亚基尔，急于将其从大哥伦比亚分离出去。但拉马尔的军队并没有就此止步，它占领了昆卡城（Cuenca）[45]，正准备向北发动另一场进攻。拉马尔总统就出生在那片争议领土上，和他之前的圣马丁将军一样，实际上也和许多秘鲁人一样，他憎恨玻利瓦尔对这里的侵占。他决心将其从大哥伦比亚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并勾销秘鲁欠波哥大的战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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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然的挑衅让苏克雷别无选择。他最后一次拿起剑，率领1500人迎战拉马尔的5000人军队。[46]在瓜亚基尔南部的高丘上，在塔尔基（Tarqui）稀薄的空气里，他们交上手了。就像苏克雷指挥的大多数战斗一样，塔尔基战役敌我实力悬殊，他率领的人马远远少于敌人的部队。然而，尽管天降大雨、山隘险峻，尽管还有奥万多的叛军横插一脚挡住了去路，苏克雷依然取得了胜利。[47]大哥伦比亚人装备简陋，食物匮乏，但眼下他们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他们对秘鲁人毫不留情。1500名秘鲁士兵被杀，1000多名士兵受伤或被俘。苏克雷允许拉马尔体面地投降，至少在目前，秘鲁人撤回到了他们在南部的据点。[48]苏克雷精疲力竭，写信向玻利瓦尔汇报胜利。[49]不可思议的是，他曾在阿亚库乔为这些人的自由而殊死战斗，如今却不得不对同一批人举起武器。[50]但任务完成了。与秘鲁的战争结束了。他告诉玻利瓦尔，他担任指挥官只是因为情况紧急，将来不会再承担这样的任务了。[51]他递交了辞呈。他年轻的妻子将在7月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他只想陪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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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克雷蜿蜒前行，穿过火山带返回家去，[52]而玻利瓦尔来到了帕斯托。他采用两年前对付派斯的策略，对叛军实行特赦，敦促他们重新加入共和国。[53]奥万多别无选择。向秘鲁求援已经不可能了。他吞下了玻利瓦尔的诱饵，签订了和约，之后被玻利瓦尔擢升为上将。[54]这令全力平叛的科尔多瓦义愤填膺。解放者怎么能如此专断？他痛斥此举的不公和武断。冲动之下，年轻的将军骑马离去以发泄愤怒。他向玻利瓦尔的朋友抱怨，向玻利瓦尔的敌人抱怨。他甚至想找奥万多了解玻利瓦尔的用意。但到那时，科尔多瓦将军将会有另一个发怒的理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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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勇救下玻利瓦尔之后的几个月里，曼努埃拉·萨恩斯在波哥大社会上下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他给她取的绰号“解放者的解放者”已成为传奇，而她挡在他的卧室门口向刺客挥剑的形象也传为佳话。[56]科尔多瓦将军驳斥她的所有不体面行径——着男装、粘小胡子、没规矩的仆人、对桑坦德的模拟处决——在她沉着冷静的表现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她令人钦佩，她是个英雄。虽然这种光环不会持续太久，但就目前而言，外国外交官们争先恐后地想见她；她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甚至还打入了一个为共和国的未来出谋划策的封闭的小圈子。[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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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震惊了玻利瓦尔的部长会议。万一阴谋分子成功了呢？万一玻利瓦尔死了呢？毫无疑问，大哥伦比亚会陷入难以言喻的暴力，另一场骇人听闻的内战。玻利瓦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他忠实的陆军部部长乌达内塔将军、代总统何塞·马里亚·德尔·卡斯蒂略、外交部部长埃斯塔尼斯劳·贝尔加拉（Estanislao Vergara）和内政部部长何塞·曼努埃尔·雷斯特雷波（José Manuel Restrepo）——现在开始着手避免潜在的混乱。长期以来，玻利瓦尔都认为大哥伦比亚只有得到某个世界强国的支持才能取得成功；受此启发，这些人开始向国外求救。他们开启了一项招募外国君主的疯狂计划。[58]他们知道他们在与时间赛跑，任谁都能看出玻利瓦尔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们也知道玻利瓦尔会坚决反对他们。他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君主制。他们决定暂时对他隐瞒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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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借此根除贻害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分裂状况。在他们的规划中，玻利瓦尔将执掌大权直至去世。届时，所有的权力都将交给一位准备好继任的欧洲王公。像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政体被认为是解决大哥伦比亚动荡局势的理想方案：将权力授予一位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确保民众来之不易的自由，但也赋予政府强有力的手段来治理一个种族多元化、混乱无序的国家。乌达内塔、贝尔加拉和雷斯特雷波曾与英法两国的外交官有过接触，请他们协助物色人选。在整个4月和5月的会谈中，他们开始青睐法国王室的一位王子，认为有天主教渊源的贵族会与南美洲臣民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然而，尽管部长们刻意保密，玻利瓦尔还是于6月得知了这个计划。奥利里报告了大部分的情况；[59]英国临时代办也怀着为君主制计划献计献策的热情，写信给解放者征求意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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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是否向玻利瓦尔透露了这个计划，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乌达内塔的密友，她想必有所了解。不管怎样，她完全有理由支持这个想法。她相信她的情人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她希望他的信念永垂不朽，希望保住他的历史地位。她以惯有的世故和热情，为查理十世国王的法国官方代表团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该代表团于5月初抵达，旨在探讨君主制计划。那天晚上，几乎所有首都外交界的人士都来到了曼努埃拉的房间——除了美国代表威廉·亨利·哈里森和其他几个坚决反对君主制国家的人。不难想象，当法国代表们在曼努埃拉家中畅饮香槟，向解放者祝酒时，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热切：拿破仑先前就一直关注美洲；现在，随着一位波旁家族国王重新登基，以及大部分的法国海军都在美洲海域航行，[61]一个诱人的机会出现了。玻利瓦尔情妇家的迷人晚会为查理十世的帝国带来了一个好兆头。然而，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一切最终化为了泡影：巴黎人揭竿而起，向国王的花园投掷石块；查理十世连夜逃离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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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波哥大的迷雾中，玻利瓦尔的部长们猜不到这样的结局。君主政体预示着秩序、永续和与外国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维系共和国的必备要素。当他们最终向玻利瓦尔呈上这个想法时，他恼怒地挥手示意他们离开。它有一千个行不通的理由，他表示：哪个欧洲王公愿意在这种极端混乱下进行统治？大哥伦比亚如何支持君主政体的巨额开支？最重要的是，如今已被赋予自由的大哥伦比亚下层阶级不会容忍帝国的不平等。大哥伦比亚的新将军们也不太可能容忍君主制，他们将被剥夺一切权力，尤其是指挥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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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对国王毫无兴趣。从他在马德里的日子起，历经米兰达时代和圣马丁时代，玻利瓦尔始终坚决反对所有支持君主制的主张。他现在依然拒绝。君主制的问题就像夏天的蚊蚋一样，阴魂不散，令人生厌，但在他的脑子里无足轻重，一出现就该被打跑。[63]一些历史学家声称他听凭这一计划的推进是因为他已宣布要放弃权力，决定权不再属于他了。[64]但是，玻利瓦尔对此事坐视不理还有其他原因：他与首都的距离，科尔多瓦微妙的不满情绪，以及他无法亲自监督事态发展。[65]但是他苍白无力的回应被有意扭曲，被他的敌人用来暗示他一直渴望王位。[66]事实上，那些祈祷玻利瓦尔倒台的人——包括派斯和桑坦德的支持者——起初都假装支持君主制，因为他们知道，摧毁玻利瓦尔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大哥伦比亚人相信他也想施行君主制。[67]难道他没有吗？不是他的部长们提出来的吗？这肯定是玻利瓦尔授意的，事实上，他早有此意。年轻气盛的科尔多瓦将军听说了波哥大的计划，他的反应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他认为大哥伦比亚必须摆脱玻利瓦尔。尽管他过去对解放者忠心耿耿，但他决定切断一切瓜葛，献身于一项激情燃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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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玻利瓦尔重返瓜亚基尔，拉马尔已淡出历史视野，科尔多瓦在他的故乡、大哥伦比亚西北部丰饶的绿色山谷逍遥法外。他带着仅有的300多个追随者[68]发起了一场推翻玻利瓦尔统治的运动。他接触了玻利瓦尔的坚定支持者莫斯克拉将军，错误地以为莫斯克拉会接受他的想法；[69]他试图劝奥万多重拾他煽动叛乱的立场。他写信给派斯，歌颂他的分离主义精神，并争取他的支持。[70]科尔多瓦过去的勇敢无人能比；事实上，玻利瓦尔曾用秘鲁在阿亚库乔战役胜利后赠予的宝石王冠中的一顶来褒奖他。[71]但科尔多瓦同样是鲁莽而自负的。科尔多瓦的想法是，他会把这个共和国的领土分配好：委内瑞拉给派斯，厄瓜多尔给弗洛雷斯，新格拉纳达给他自己。他还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支军队。科尔多瓦是军人幻想的缩影，而这种幻想将持续到21世纪。对他来说，靠蛮力统治足矣，不需要人民政府。[72]这是一种愚蠢的、返祖的、殖民式的思维方式，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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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玻利瓦尔几乎没有机会回应这种不敬。6个月前，科尔多瓦在帕斯托见他时，他便感到不适，科尔多瓦也注意到他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玻利瓦尔一到基多就又病了。他身体虚弱，看到苏克雷时情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哭得像个婴孩。[73]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继续着繁重的工作：一次口述几十封信件，管理这个共和国，与秘鲁谈判，顽强地试图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他下定决心要促成稳固的和平。[74]他知道秘鲁人期望他入侵，坐实他们口中的好战分子；他想证明他们是错的。然而，在7月底[75]抵达瓜亚基尔后不久，解放者就染上了一种空前严重的疾病。他瘦骨嶙峋，神志不清，卧床不起，口吐黑痰。[76]他说这是黑胆汁，属于胃的问题，但任谁都看得出，他的身体正在经历殊死搏斗，而症结明显在他的肺部。[77]我们现在知道，最轻微的病弱也可能引起潜伏期的肺结核剧烈发作；疾病的火花一旦点燃，便会像野火一样在人体内肆虐。当疾病开始吞噬玻利瓦尔的时候，连他也不能否认的确有哪里出了大问题。但在尚未与秘鲁达成和平之前，他不允许自己休息。他连续12天发烧卧床，[78]可即便时不时陷入神志不清，他依然坚持口授信件和下达命令。赤道地区酷热难耐，潮湿的、容易滋生瘟疫的气候对他虚弱的身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79]然而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瓜亚基尔轻易就被收复了。秘鲁人因自己国内的变故而分身乏术。一场政变导致利马的政府垮台，身戴镣铐的拉马尔总统被用刺刀抵着驱逐到危地马拉。[80]新任国家元首安东尼奥·德·拉富恩特（Antonio de La Fuente）[81]一向对玻利瓦尔抱有好感，很愿意和谈。拉富恩特对秘鲁的统治没持续几个月，便让位于铁腕的阿古斯丁·加马拉将军和他那渴慕权力的好战妻子。但就眼下而言，在瓜亚斯河流域令人发指的暑热中，玻利瓦尔的和平有望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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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了9月，当玻利瓦尔恢复到足以了解周围形势时，他才弄明白自己被勇敢而受人爱戴的科尔多瓦将军彻底地背叛了。被桑坦德的律师和城里的“自由派”攻击是一回事，被一位信任的将军背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背叛给解放者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创伤，[82]他试图摆脱它，刚从病榻上爬起来，又进入了灵魂的暗夜。[83]此后数月，他在信件中都流露出极度的痛苦，一种近乎病态的挫败感，与一年前开入波哥大的那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解放者判若两人。玻利瓦尔在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的力量几乎完全消失了。你不会相信我现在的状态……我的精神和身体遭了太多罪，以至于我没有精力完成哪怕最微末的任务，我感到自己无力恢复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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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年前，在阿亚库乔决定性的胜利后，他曾称美洲为全世界的希望，是渴望已久的应许之地。[85]现在看来，这场革命似乎不过是一场妄想，而它的继承者是一群疯子。[86]在玻利瓦尔看来，所有的殖民地都被他们的幻觉欺骗了，就像一群愚蠢的孩子。“我们用尽了太阳底下的一切办法，”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但无一奏效。墨西哥已经沦陷。危地马拉废墟一片。智利遇上了新麻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杀了总统。在玻利维亚，两天里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位总统，其中两位被谋杀。”[87]他的美洲，就像他的身体一样，弊病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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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了解到自己从神坛跌落到了何种境地：在法国，著名思想家贡斯当公开把玻利瓦尔斥为彻头彻尾的暴君。[88]在英国，驻委内瑞拉的英国军官乔治·弗林特（George Flinter）向英王乔治四世提交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函，警告不要支持西蒙·玻利瓦尔：“他冷血地谋害了上千条生命，诈骗了英国的数百万财产。”[89]在纽约，曾在安戈斯图拉为玻利瓦尔效力的法国雇佣兵路易斯·迪库德雷出版了一本中伤他的回忆录，一位英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玻利瓦尔是一头自由之狮，不如说他是一条毒蛇。[90]在华盛顿，威廉·亨利·哈里森的责难传到了国会耳中，并通过媒体传播开来。[91]在智利，被驱逐的里瓦·阿圭罗（仍以秘鲁总统自称）[92]声称解放者是一个卑劣的黑人，他早已过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德尔·托罗是个厨子的私生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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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指控犯下一整个地狱的恶行。”[94]玻利瓦尔坦言。走投无路之下，他写信给奥利里将军，坚持由别人担任总统，并让奥利里在波哥大宣传这个想法。[95]玻利瓦尔对他的老副官说，一个解放者的作用充其量是刺激政府机器运转，而不是管理它。他太疲倦了，无法继续引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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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精于算计？西班牙人、阿根廷人、秘鲁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反感玻利瓦尔——辩称，玻利瓦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独裁者，一个私底下的君主主义者，他的每次胜利都使他的目标更加扭曲。那些批评者说，他拒绝桂冠，只因他知道它们还会被再度奉上。他拒绝权力，只是为了在危机时刻重新掌权，到那时便可肆意妄为。[96]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指控属实：他多次拒绝担任总统，直接辞职，然后又在劝说下再次就职。他在这件事上颇为可疑。他曾说过他想使人民满意，服务政府，团结国家。但是，自从解放秘鲁以来，他逐渐相信，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就无法做到上述这些。换句话说，为了维护自由，他采取了独裁，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独裁统治下，谈自由是不可能的。[97]现在，在这个意志和意图的古怪循环之下，他的支持者（以及他的政敌）不知他之所以坚持离开是否正因为他想留下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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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停止工作。他起草了一份和秘鲁的条约，尽管尚不清楚条约能否被持续遵守。[99]在他的监督下，出台了一项颇具创造力的计划，通过大量出口委内瑞拉烟草来填补大哥伦比亚严重的财政赤字。[100]他签署了对大学、学校和法院的改进方案。[101]他向巴拿马派出援军，防范在古巴的西班牙势力。[102]他表彰了军队为镇压科尔多瓦叛乱所做的努力。[103]他一如既往地能借助言语的力量向他的军官们口授大量的信件。但他处理的大多是打官腔的信函。他再也没有信得过的副手，能让他放心口述自己最隐秘的想法。“我找不到人替我写信。”[104]他在一封信里哀叹道。而他显然也没有精力自己提笔。更糟的是，几乎没有通信对象向他通报敏感事件——就像从前那些美好日子里桑坦德巧妙地做到的那样。他感到很多事情他够不到，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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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厘清头绪的希望，玻利瓦尔发出了一份通知，要求大哥伦比亚人民明确表达他们对政府的要求，[105]但他的敌人回忆说，拿破仑在称帝之前也曾下令举行全民公投。他们坚称，玻利瓦尔并不是调研公众意愿的爱国者，而是密谋加冕的弄权者。玻利瓦尔彻底投降了。“在美洲没有诚信这种东西，”他总结道，“条约的价值并不比印它的纸高多少，宪法只是小册子，选举是战争的借口，自由变成混乱无序，而对我来说，生活成了一种折磨。”[106]如今反对他的力量太强大了。多年来接二连三被曾经忠心耿耿的军官抛弃，譬如桑坦德、帕斯、帕迪利亚、奥万多、科尔多瓦，这产生了累积效应。“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交代的事。”[107]他给奥利里写信道。他在莫斯克拉面前则没有那么委婉，后者曾到瓜亚基尔南面的一个翡翠岛上探望过他，那是他的疗养地。他直白地告诉他的老朋友，他想走，去欧洲旅行，平静地度过余生，除了记忆什么也不从美洲带走。他最终下定决心辞职。[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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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7月，桑坦德，这个玻利瓦尔既不能容忍也不能顺利消灭的人，从博卡奇卡（Bocachica）地牢获释，踏上了他最终结束于汉堡的流放之旅。[109]他的第一站是委内瑞拉，他会被收押在那里，直到获准登上卡贝略港停靠的一艘外国船只。听到这个消息时，玻利瓦尔想必清醒了一些。桑坦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合作者又是破坏者。玻利瓦尔一直以来都清楚，让一个新格拉纳达人担任副总统有利于凝聚共和国；这是让波哥大接受由委内瑞拉人担任总统的唯一办法。桑坦德工作勤奋，雄心勃勃，注重细节，效忠玻利瓦尔多年。但是，从一开始，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不信任，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去克服，却还是无法摆脱疑心病的萌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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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早早就埋下了，早在年轻的他们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边境上对峙时，在“惊人的战役”伊始。联军首领玻利瓦尔命桑坦德继续向委内瑞拉进军，桑坦德拒绝了，他不愿为别人而战。“立刻进军！”玻利瓦尔对他吼道，“这件事上你没的选！进军！要么你毙了我，要么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毙了你。”[111]最终，桑坦德照做了；事实上，随着革命的展开，他无条件服从了解放者的命令。玻利瓦尔完全有理由把他当作可信赖的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通信勾勒出南美洲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盟友关系。如今，多年积怨过后，桑坦德被逐出了他奉献毕生的祖国，这充分揭露了大哥伦比亚内在的裂痕。一种深刻的、骨肉相残的冲动悄悄攫住了西班牙那些心怀不满的孩子。这一点最明显也最极端地反映在这两人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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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玻利瓦尔将桑坦德从行刑队手中救下，将其减刑为流放，这位前副总统还是在博卡奇卡潮湿污秽的地牢里遭了7个月的罪。[112]这并非毫无逻辑：玻利瓦尔的部长会议担心桑坦德会寻求复仇，投靠秘鲁，向解放者发起进攻。[113]曼努埃拉·萨恩斯也对这个男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怀疑，她甚至雇用了一个间谍去多方打听桑坦德的图谋。[114]但桑坦德迫不及待地想从痛苦的关押中解脱出来，竭力否认自己怀有任何报复的想法。他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恳切的申辩信，承诺他不会为此目的去投奔秘鲁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发誓，他曾含泪反对那些预谋刺杀他的人，恳求过卡鲁若不要实施针对解放者的邪恶阴谋。[115]桑坦德甚至还向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共济会同侪安德鲁·杰克逊乞求庇护；他告诉杰克逊，他也曾是国家元首，现在沦为命运的阶下囚。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援者为他辩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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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总统从未回应过桑坦德的请求。但事实证明，前副总统在大哥伦比亚国内有许多声援者。玻利瓦尔最忠诚的心腹苏克雷和莫斯克拉一向对桑坦德敬重有加，两人都曾与监狱里的他通信。[117]现在他们恳求玻利瓦尔给他自由。即使是桑坦德的头号敌人派斯，似乎也对他心有戚戚焉。[118]当那位饱受疾病和恐惧折磨的博卡奇卡俘虏最终被从地牢提出，运往卡贝略港时，他远远望见了米兰达踏上死亡之旅的那个海湾，此刻，他发自内心地恳求派斯手下留情。“阿普雷雄狮”向桑坦德保证，他将安全通行。[119]他说到做到，这是有原因的——没人比弗朗西斯科·桑坦德更懂派斯了。尽管他们之间曾多次上演唇枪舌剑和钩心斗角，派斯和桑坦德在一件事上却立场一致：脱离联邦。他们都试图解散共和国，都渴望将自己的国家缩小到可以自由掌控的范围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要的是自己青睐的封地，[120]桑坦德的昆迪纳马卡[121]也好，派斯的阿普雷也好，都是些在更广的世界范围内没什么影响力的地区。派斯允许桑坦德驶向加勒比海并非缘于他的宽宏大量，而是他无节制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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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漂洋过海之际，玻利瓦尔继续北上向波哥大进发。折磨他的不仅是疾病，还有将军们的狭隘短视；那些人准备瓜分共和国，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在他弥留之际所做的那样。玻利瓦尔在基多暂作喘息，发表了那篇极为悲观的《西属美洲一瞥》。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猖獗的无法无天行径。但他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这片土地，而他的绝望感溢于言表；他声称自己不啻被刺死。“哥伦比亚人！”他悲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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