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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万多是否参与共谋从未得到证实。这起犯罪究竟发生在帕斯托还是波哥大也是个谜。但每个人都不禁回想起，在谋杀发生的3天前，波哥大的“自由派”报纸《民主报》（El Demócrata）在一篇社论中发表了这样一句话：“也许奥万多会采取行动，最终对苏克雷做出我们未能对玻利瓦尔做成的事。”[86]很明显，围绕玻利瓦尔选定的接班人，似乎签订了某种暗杀协议。曾因苏克雷而被玻利瓦尔晾在一边的弗洛雷斯将军，同样被指控授意了暗杀，任何有理由希望苏克雷消失的其他人也一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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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被要求回应这些指控。就在波哥大方面审议奥万多是否为同谋时，厄瓜多尔宣布脱离大哥伦比亚独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完美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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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克雷被害的消息对一个濒临流亡的病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玻利瓦尔已经准备好失去他拥有过的一切——祖国、家庭和财富。可失去一个如此忠诚地为他的梦想效力的勇士，他始料未及。苏克雷一直是玻利瓦尔心目中的典范：既是高明的领袖，也是忠诚的助手，还是正直而有原则的杰出战士。他为玻利瓦尔赢得了一些最辉煌的胜利——阿亚库乔战役、皮钦查战役和塔尔基战役。他曾掌管过以解放者之名命名的国家——玻利维亚。他分享了玻利瓦尔生活中最私密的一面，与曼努埃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警示过玻利瓦尔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告诉他别人不敢说出的事实。他是解放者有生以来最好的朋友和捍卫者。苏克雷，一个无可指摘的英雄，一个为自由无私奉献的人，怎么会死在同胞的手里？这是野蛮的，匪夷所思的。“神圣的上帝啊！”玻利瓦尔听到消息时怒吼道，“如果天上还有正义，现在就降下复仇吧！”[88]那天晚上，玻利瓦尔的病情恶化了。[89]他被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感压倒了。[90]他忧心过情妇的安危，担心过他的姐姐们，她们在他看来是最容易出事的，[91]结果被追杀、被谋害的竟是他无畏的战士。[92]这种事能发生在苏克雷身上，就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胆战心寒地向他第二喜爱的将军弗洛雷斯发出警告。“要小心，”他写信给他，“要像一个漂亮小女孩那样注意安全。”[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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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曼努埃拉却在炫耀她的安全，表现得一点儿不像个小女孩。她穿得像个马穆鲁克士兵，带着她招摇的仆人们在波哥大催马飞驰，惹了不少麻烦。[94]这个城市的示威活动全面挑起了她的战斗欲。就在玻利瓦尔离开的那天，她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对新总统华金·莫斯克拉的运动，[95]后者还没踏上波哥大的土地。在她看来，那人的第一要务就是诋毁解放者。骚乱似乎完全被挑了起来，社论充斥着尖刻的批评，公众也把矛头指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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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曼努埃拉早就对辱骂习以为常了。取笑解放者的情妇已成了一项公共活动。在报纸里，她被称为“外国人”[96]；在喝酒的场子里，她的绰号则更下流、更刺激。6月9日，在基督圣体节[97]的前夕，曼努埃拉得知，有人在首都的主广场上竖起她和玻利瓦尔的巨幅讽刺漫画。从人们有记忆以来，波哥大市民就有在基督圣体节前夕取笑政府当局的传统，一切都在公众娱乐的名义下进行。但那天下午出现在广场上的画像格外恶毒。画上是巨大的畸形人物，从特征上足以辨认出是他们，两人立在一个精致城堡的平台上。玻利瓦尔头戴一顶王冠，上面写着“暴君！”；曼努埃拉穿着王家礼服，上面写着“暴政！”。这纯属蓄意挑衅，并且目的达成了：激起了愤怒的回应。[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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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骑马来到广场，身穿上校制服，旁边跟着她的黑人女仆——伶牙俐齿的若纳塔斯和纳坦。二人手里拿着各种刀和手枪。曼努埃拉一声令下，女人们冲向把守展览的士兵。那些人被突如其来的战争行为吓了一跳，拔出刺刀准备还击。这只激发了若纳塔斯和纳坦更强的怒火。对卫兵的野蛮好战导致她们被强行解除武装，遭到逮捕，送进监狱。曼努埃拉气冲冲地回家了。尽管如此，她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的批评者也是如此。那些冒犯他们的漫画被拆卸并运走了。[99]几天后，自由派小报《极光》（Aurora）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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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经兮兮的女人，一个玻利瓦尔将军的信徒，总是穿着与自己性别不符的衣服，说实话，她还坚持让她的仆人也这样着装。她冲进现场，败坏了礼仪，扰乱了秩序，违反了法律……她带着两个士兵（实际上是她的黑人女仆）进入广场，挥舞着手枪，抨击政府、自由和人民……当黑女人被逮捕时，我们以为政府会借此机会对她们的罪行严加处罚。相反，当局释放了他们，主持此事的副总统最后去了“外国人”家里，对她进行了友好访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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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莫斯克拉总统终于要进入波哥大了，曼努埃拉决定坐在二楼的阳台上观看。那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她常坐在那里做针线活儿。她在椅子上坐定，看着人潮涌进公共空间。一大群狂欢者聚在她的阳台下。他们年轻、吵闹、放肆，急于欢迎新国家元首的到来。[101]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喊起了与这种场合不太相称的口号：“打倒暴君！打倒暴政！”[102]——显然是朝曼努埃拉家喊的。这些口号现在广为人知，俨然成了玻利瓦尔的代号，意在挑衅。曼努埃拉心中的怒火愈燃愈烈。但游行现在正式开始了，就在莫斯克拉总统进入人们视线时，沿街燃放的一连串烟花宣示了他的到来。[103]音乐声、欢呼声和响亮的喧闹声在空中回荡。不管是否出于故意，几枚噼啪作响的闪光弹危险地擦过她的阳台。[104]它们仿佛就是对准她放的，吓得她不轻。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你们觉得那个人是总统吗？”她恶狠狠地对众人吼道，“错！他不是总统！真正的总统是玻利瓦尔，国家的解放者！”[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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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她就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拳头在空中用力挥舞，手指朝对面方向戳去；不一会儿，她的仆人们就出现在阳台上，手拿点燃的鞭炮，准备保卫女主人。仆人们把“弹药”扔进密集的人群，吓得人们四散奔逃。恼怒之下，下面的人开始投掷石块。随后，她的一个男仆挥着一把枪跑上了街。有人来抢他的枪，但曼努埃拉和若纳塔斯早已冲下楼梯，提上自己的来复枪，夺门而出与他会合。他们挥舞着武器，试图把愤怒的人群赶离房子。要不是玻利瓦尔的密友马里亚诺·帕里斯（Mariano París）将军从总统的阅兵队伍中骑马赶回来，迅速结束了这一切，一场悲剧可能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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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明白，解放者的情妇是它的劲敌。它以钢铁般的决心进行了反击，把她描述成一个贪婪的荡妇，一个在玻利瓦尔走上流亡路时还在与情人厮混的酒色之徒。[106]她再也不是那个挡在刺客面前的英勇的解放者救星了。他们嘲笑她的怪癖，她的男人味儿，她的基多口音。[107]在斗殴发生前，政府只是为她高呼“玻利瓦尔万岁！”这类事找她小麻烦。[108]现在，他们把她的鲁莽上升到国家层面，称作叛国。[109]他们悍然行事，莫斯克拉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都没有出面干涉，而他们二人正是玻利瓦尔指望能保护她的人。总统和副总统都被桑坦德的自由派缚住了手脚。莫斯克拉抵达波哥大几天后，他任命玻利瓦尔最激烈的批评者——毒舌记者比森特·阿苏埃罗[110]和阴谋分子佩德罗·卡鲁若——担任政府要职。这事出有因：他的当选受惠于他们的党派。莫斯克拉和凯塞多都是正派的人，受到两派的信任，但他们很快就被证明是软弱的领导人。在压力下，他们默许将桑坦德的自由派推上高位。当那些自由派下令惩罚曼努埃拉时，他们视而不见。[111]作为领导人的莫斯克拉完全成了玻利瓦尔期望的反面：软弱，没骨气，谨小慎微，唯命是从。[112]“我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南瓜。”玻利瓦尔后来说。[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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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曼努埃拉肩上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当局试图没收玻利瓦尔的卷宗，[114]但她奋力反抗。“对于你们的要求，我只想说，我手上绝对没有任何属于政府的东西，”她回信道，“我拥有的都是解放者阁下的私人财产……我不会交出一张纸，一本书，除非你们能拿出证明他违法的判决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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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算一步一步地攻克自由派，为玻利瓦尔的东山再起做铺垫。[116]这就是她最初留在首都的原因。她用啤酒和雪茄跟军团套近乎，在首都的墙上张贴宣传材料，还写信给报社编辑，坚称自己是一个邪恶的阴谋小集团的受害者。[117]她坚信，大哥伦比亚人绝大多数支持玻利瓦尔，只不过当局不允许他们发声。但还没等她取得什么进展，政府便着手要毁掉她。时任内政部部长的阿苏埃罗对她的放肆和“可耻的行径”展开了正式调查。[118]波哥大市长公开表示，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监禁她。[119]她受到了许多死亡威胁，在友人的再三劝说下同意离开首都。[120]朋友们认为，发生在苏克雷身上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她身上。8月中旬，疲惫不堪的曼努埃拉收拾好行囊，骑上马，离开了波哥大，向西奔马格达莱纳河而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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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风向的变化如此之快，不到两周，大哥伦比亚上下的政治气候就整个发生了改变。波哥大富有的保守派对严重失能的政府感到震惊，开始提出要求：他们想让乌达内塔将军重新担任陆军部部长，撤销阿苏埃罗记者的内政部部长职务；他们要求所有涉嫌暗杀玻利瓦尔的人下台；他们坚持减少自由派官员，使人员构成更平衡，让更多保守派进入高层。[122]教会和军队都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莫斯克拉把这么多权力交给了玻利瓦尔的敌人，显然犯了大错。政府失衡，人民感到被边缘化、被忽视。当一群愤怒的支持玻利瓦尔的狂热分子在首都外围的一场小规模冲突[123]中战胜政府军时，形势开始逆转。几天后，莫斯克拉以身体抱恙为由离开波哥大；9月5日，他和凯塞多被免职。[124]一直暗中支持政变的乌达内塔将军立即夺取权力，谨慎地宣布胜利属于玻利瓦尔，尽管几个月前他还反对解放者。[125]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乌达内塔借助玻利瓦尔的光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精明地保证自己只是暂时统治，直到解放者回来为止。[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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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玻利瓦尔早就无意回来了。他因苏克雷的被害而心碎，被忘恩负义所刺痛，深陷痛苦的深渊。曼努埃拉不知道这些。那些说他垮了的传闻在她看来都是敌人散布的谎言。“解放者是打不垮的。”她夸口道。[127]在她看来，事实就是如此。她派了一个朋友去卡塔赫纳确认此事。[128]她的情人以前也生过病——在秘鲁，在瓜亚基尔——但他总能重振雄风，然后赢下战争，解放国家，甚至还能跳舞。她深信，等他到了英国或任何他决定去的地方，他就会再度焕发活力。[129]但到了9月25日，也就是暗杀行动两周年之际，玻利瓦尔已经成了行尸走肉。往昔解放者的影子偶尔会出现，那堂吉诃德式的坚定模样在荫翳中若隐若现，但很快便随着疾病的无情侵蚀而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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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受民众支持浪潮的一时刺激，他宣称将率领3000人的部队南下[130]——“如果他们给我一支军队，我就接受。如果他们让我去委内瑞拉，我就去”。[131]但他后来承认，这么说只是为了鼓舞他的支持者。[132]当乌达内塔将军派代表团请他来波哥大挂帅时，玻利瓦尔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代表团看得出原因何在：他病入膏肓，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康复到足以踏上旅途。他告诉朋友们，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笼罩在黑暗之中——身体透支，虚弱到无法思考。[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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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部分属实。他的身体或许垮了，他的头脑却很清晰。他明白自己不想插手这个新的、临时的大哥伦比亚。在乌达内塔狂乱的反复无常中，在派斯“疯狂的胡言乱语”中，[134]玻利瓦尔看到了他一直担心会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混乱。“我不能活在叛军和刺客之间，”他吐露道，“我拒绝接受猪猡的尊敬，我无法从空洞的胜利中获得安慰。”[135]在他看来，乌达内塔的反叛是不合法的——就像科尔多瓦、皮亚尔或派斯的任何行动一样不合法，即使他承诺让玻利瓦尔重返荣耀。法律程序在哪里？有序的民主选举在哪里？他不能接受建立在兵变之上的权力。[136]他觉得自己在公众眼中已经被贬得够不堪了——被桑坦德的阴谋，被派斯的沉浮，被自己同党愚蠢的加冕计划，[137]“现在他们又来剥夺我的个人荣誉，让我堕落成国家的敌人”。[138]他们要求玻利瓦尔不惜一切代价夺权。这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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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克拉是合法总统，”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法律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得到他的头衔。他自己也并没有让出位置。”[139]面对心腹密友，他难掩深深的悲观之情：“我不再有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祖国了。”[140]他打心底相信，无政府主义的走狗已经在四处乱窜了。他一向能够在逆境中振作起来，愿意为了拯救国家去尝试极端的宪法措施。可他何必要把意志浪费在已然失败的努力上呢？“相信我，”他写道，带着满腔的倾诉欲，[141]“我对叛乱的态度向来不客气；事到如今，我甚至想谴责我们对西班牙发动的叛乱……我看不出这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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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收到了拉斐德将军的一封信。[143]那位革命英雄现在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宏伟庄园里。玻利瓦尔非常珍视他与拉斐德的通信，就像他珍视德·普拉特主教的亲切来信，或乔治·华盛顿家族认可他为“南美的华盛顿”[144]的评价一样。拉斐德对他尊敬有加，赞美中不乏仰慕之意。在他看来，玻利瓦尔的成就远超华盛顿；他在更困难的条件下解放了他的人民。毕竟，北美的革命者是清一色的白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绝大多数都信仰新教。然而，在南美，玻利瓦尔把混杂的民族和种族拼凑在一起，赢得了自由；他的成功凭借的是“绝对的天赋、韧性和勇气”。拉斐德对解放者的致敬诚挚、热情、慷慨，但拉斐德也带给他两个持久的创伤：他明确表示，玻利维亚宪法中提出的终身总统制不符合民主原则；他敦促玻利瓦尔与桑坦德冰释前嫌，请他回国并和他联手。信息简洁明了，却是一个垂死之人所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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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了，病了，累了，梦想破灭了，被围攻，被诽谤，薪水还很低，”他向一个朋友抗议道，“而我要的不过是好好休息和保住我的荣誉。唉，我想我两者都得不到了。”[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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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47年的生命历程中走过了12万多公里[146]的崎岖路程，始终充满活力。他很少经历身体上的虚弱，更别提往往随之而来的精神痛苦了。他是实打实的“铁屁股”：硬朗，跑步和骑马都能快过比他年轻得多的士兵，而且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耐力。当然，他在一生中也有过精疲力竭的时刻，但那些都能用极端的环境来解释：在高海拔山区、寒冷刺骨的海岬、齐腰高的洪水、闷热的丛林里展开行动。他似乎没有战胜不了的逆境。他讲究卫生，生活节制，远离危害健康的恶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能在休息极少的情况下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在战场间的辗转，他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消耗着：疟疾、痢疾，以及伴随长期征战而来的磨人的痔疮。但这些对于他充满活力的体格而言算不了什么。他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准备好吃苦，身体惊人地好，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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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发觉自己如此无助，克服不了简单的疲劳，扛不住哪怕短距离的骑马或走路，这令他不知所措。到了10月，很显然，除了在床上口授信件以外，他已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148]他腹腔刺痛，咳嗽不止，胃口也大减了。[149]他要了一杯干雪利酒来刺激食欲，也许再加一点新鲜蔬菜，但当食物端上来时，他立刻兴致全无。[150]卡塔赫纳的炎热使人衰弱，严重影响到他的病情，[151]他的随从因此决定把他转移到内陆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那里的空气似乎更有益健康。可搬家带来的些许缓解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不适抵消了。在巴兰基亚，他从头到脚裹在羊毛毯里抵御寒冷。[152]很快，他就渴望早点出海远航，深信加勒比海的空气会对他有好处，轻微的晕船也可以作为一种受欢迎的精神荡涤剂。[153]但自始至终，他都拒绝服药，也不采用任何镇痛剂，即使最剧烈的疼痛也不能令他改变主意。[154]他不相信医生的意见。[155]“我已经衰竭至此，”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我开始相信自己就要死了……你会发现我面目全非。”[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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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消瘦到了危险的地步，恍如一具行走的骷髅，几乎站立不住。[157]“今天，我重重地摔了一跤，”他在11月初写道，“我无缘无故地摔了个半死。幸运的是，这不过是一时眩晕，尽管它让我相当困惑。一切都证明了我有多么虚弱。”[158]爬上几级台阶成了一项艰巨的事情。穿过一个大房间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59]惊人和骇人的症状让他焦虑不安，甚至到了疑病症的地步，时时记录自己的衰弱迹象。他几乎没有力气坐起来打牌；他脾气不好，睡眠也不好。[160]饮食方面，他每次只能吃几口——一点木薯粉和一勺扁豆，于是他一天比一天虚弱。[161]“他的身体状况让我非常非常担心。”他的亲密副官贝尔福德·威尔逊报告说，“这个男人不可能再担任公职，他身心俱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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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玻利瓦尔的头脑依然敏锐。他接待了委内瑞拉的来访者，获悉派斯在那里对权力的竞逐已经演变为公开的混乱；他听取了新格拉纳达人要他回到波哥大的诉求。他恳求大哥伦比亚人与他们的敌人和解。他警告叛乱分子，他们可能会毁灭美洲。他告诫一个边远地区的叛军长官胡斯托·布里塞尼奥（Justo Briceño），如果他不与乌达内塔和解，共和国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倒塌。[163]“相信我，”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你们俩就像派斯和桑坦德，他们的不和导致了我的垮台和我们所有人的浩劫。”[164]对乌达内塔，他直言不讳：“达成一项好的共识胜过赢得一千场辩论。毫无疑问，我没能与桑坦德达成和解是我们失败的原因。”[165]在迅速衰败的身体里，他好像正向一个更高的境界靠近。他似乎看透了自己的失败。“许多将军，”他提出忠告，“知道如何赢得战争，却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对待胜利。”[166]他公开对继任者的合法性表示担忧，并告诉乌达内塔，在举行大选之前，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值的篡权者。他表示：“如果他们杀了你，然后陷入全面的无政府状态，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们真要这样做了，那也是因为你没有遵守法律。”[167]他指示乌达内塔阅后即焚。[168]信中的内容太直白，表达了太多的不满；他不希望自己的言论在他死后被曲解，对乌达内塔不利。在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国度，没人能指望长期掌权。[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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