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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受民众支持浪潮的一时刺激，他宣称将率领3000人的部队南下[130]——“如果他们给我一支军队，我就接受。如果他们让我去委内瑞拉，我就去”。[131]但他后来承认，这么说只是为了鼓舞他的支持者。[132]当乌达内塔将军派代表团请他来波哥大挂帅时，玻利瓦尔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代表团看得出原因何在：他病入膏肓，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康复到足以踏上旅途。他告诉朋友们，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笼罩在黑暗之中——身体透支，虚弱到无法思考。[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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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部分属实。他的身体或许垮了，他的头脑却很清晰。他明白自己不想插手这个新的、临时的大哥伦比亚。在乌达内塔狂乱的反复无常中，在派斯“疯狂的胡言乱语”中，[134]玻利瓦尔看到了他一直担心会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混乱。“我不能活在叛军和刺客之间，”他吐露道，“我拒绝接受猪猡的尊敬，我无法从空洞的胜利中获得安慰。”[135]在他看来，乌达内塔的反叛是不合法的——就像科尔多瓦、皮亚尔或派斯的任何行动一样不合法，即使他承诺让玻利瓦尔重返荣耀。法律程序在哪里？有序的民主选举在哪里？他不能接受建立在兵变之上的权力。[136]他觉得自己在公众眼中已经被贬得够不堪了——被桑坦德的阴谋，被派斯的沉浮，被自己同党愚蠢的加冕计划，[137]“现在他们又来剥夺我的个人荣誉，让我堕落成国家的敌人”。[138]他们要求玻利瓦尔不惜一切代价夺权。这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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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克拉是合法总统，”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法律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得到他的头衔。他自己也并没有让出位置。”[139]面对心腹密友，他难掩深深的悲观之情：“我不再有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祖国了。”[140]他打心底相信，无政府主义的走狗已经在四处乱窜了。他一向能够在逆境中振作起来，愿意为了拯救国家去尝试极端的宪法措施。可他何必要把意志浪费在已然失败的努力上呢？“相信我，”他写道，带着满腔的倾诉欲，[141]“我对叛乱的态度向来不客气；事到如今，我甚至想谴责我们对西班牙发动的叛乱……我看不出这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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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收到了拉斐德将军的一封信。[143]那位革命英雄现在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宏伟庄园里。玻利瓦尔非常珍视他与拉斐德的通信，就像他珍视德·普拉特主教的亲切来信，或乔治·华盛顿家族认可他为“南美的华盛顿”[144]的评价一样。拉斐德对他尊敬有加，赞美中不乏仰慕之意。在他看来，玻利瓦尔的成就远超华盛顿；他在更困难的条件下解放了他的人民。毕竟，北美的革命者是清一色的白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绝大多数都信仰新教。然而，在南美，玻利瓦尔把混杂的民族和种族拼凑在一起，赢得了自由；他的成功凭借的是“绝对的天赋、韧性和勇气”。拉斐德对解放者的致敬诚挚、热情、慷慨，但拉斐德也带给他两个持久的创伤：他明确表示，玻利维亚宪法中提出的终身总统制不符合民主原则；他敦促玻利瓦尔与桑坦德冰释前嫌，请他回国并和他联手。信息简洁明了，却是一个垂死之人所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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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了，病了，累了，梦想破灭了，被围攻，被诽谤，薪水还很低，”他向一个朋友抗议道，“而我要的不过是好好休息和保住我的荣誉。唉，我想我两者都得不到了。”[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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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47年的生命历程中走过了12万多公里[146]的崎岖路程，始终充满活力。他很少经历身体上的虚弱，更别提往往随之而来的精神痛苦了。他是实打实的“铁屁股”：硬朗，跑步和骑马都能快过比他年轻得多的士兵，而且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耐力。当然，他在一生中也有过精疲力竭的时刻，但那些都能用极端的环境来解释：在高海拔山区、寒冷刺骨的海岬、齐腰高的洪水、闷热的丛林里展开行动。他似乎没有战胜不了的逆境。他讲究卫生，生活节制，远离危害健康的恶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能在休息极少的情况下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在战场间的辗转，他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消耗着：疟疾、痢疾，以及伴随长期征战而来的磨人的痔疮。但这些对于他充满活力的体格而言算不了什么。他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准备好吃苦，身体惊人地好，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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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发觉自己如此无助，克服不了简单的疲劳，扛不住哪怕短距离的骑马或走路，这令他不知所措。到了10月，很显然，除了在床上口授信件以外，他已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148]他腹腔刺痛，咳嗽不止，胃口也大减了。[149]他要了一杯干雪利酒来刺激食欲，也许再加一点新鲜蔬菜，但当食物端上来时，他立刻兴致全无。[150]卡塔赫纳的炎热使人衰弱，严重影响到他的病情，[151]他的随从因此决定把他转移到内陆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那里的空气似乎更有益健康。可搬家带来的些许缓解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不适抵消了。在巴兰基亚，他从头到脚裹在羊毛毯里抵御寒冷。[152]很快，他就渴望早点出海远航，深信加勒比海的空气会对他有好处，轻微的晕船也可以作为一种受欢迎的精神荡涤剂。[153]但自始至终，他都拒绝服药，也不采用任何镇痛剂，即使最剧烈的疼痛也不能令他改变主意。[154]他不相信医生的意见。[155]“我已经衰竭至此，”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我开始相信自己就要死了……你会发现我面目全非。”[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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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消瘦到了危险的地步，恍如一具行走的骷髅，几乎站立不住。[157]“今天，我重重地摔了一跤，”他在11月初写道，“我无缘无故地摔了个半死。幸运的是，这不过是一时眩晕，尽管它让我相当困惑。一切都证明了我有多么虚弱。”[158]爬上几级台阶成了一项艰巨的事情。穿过一个大房间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59]惊人和骇人的症状让他焦虑不安，甚至到了疑病症的地步，时时记录自己的衰弱迹象。他几乎没有力气坐起来打牌；他脾气不好，睡眠也不好。[160]饮食方面，他每次只能吃几口——一点木薯粉和一勺扁豆，于是他一天比一天虚弱。[161]“他的身体状况让我非常非常担心。”他的亲密副官贝尔福德·威尔逊报告说，“这个男人不可能再担任公职，他身心俱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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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玻利瓦尔的头脑依然敏锐。他接待了委内瑞拉的来访者，获悉派斯在那里对权力的竞逐已经演变为公开的混乱；他听取了新格拉纳达人要他回到波哥大的诉求。他恳求大哥伦比亚人与他们的敌人和解。他警告叛乱分子，他们可能会毁灭美洲。他告诫一个边远地区的叛军长官胡斯托·布里塞尼奥（Justo Briceño），如果他不与乌达内塔和解，共和国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倒塌。[163]“相信我，”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你们俩就像派斯和桑坦德，他们的不和导致了我的垮台和我们所有人的浩劫。”[164]对乌达内塔，他直言不讳：“达成一项好的共识胜过赢得一千场辩论。毫无疑问，我没能与桑坦德达成和解是我们失败的原因。”[165]在迅速衰败的身体里，他好像正向一个更高的境界靠近。他似乎看透了自己的失败。“许多将军，”他提出忠告，“知道如何赢得战争，却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对待胜利。”[166]他公开对继任者的合法性表示担忧，并告诉乌达内塔，在举行大选之前，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值的篡权者。他表示：“如果他们杀了你，然后陷入全面的无政府状态，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们真要这样做了，那也是因为你没有遵守法律。”[167]他指示乌达内塔阅后即焚。[168]信中的内容太直白，表达了太多的不满；他不希望自己的言论在他死后被曲解，对乌达内塔不利。在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国度，没人能指望长期掌权。[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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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任厄瓜多尔总统弗洛雷斯将军，他传递的信息同样极端。“为苏克雷报仇，”他建议弗洛雷斯，因为那是美洲历史上最卑劣的罪行，“然后趁早脱身。”[170]在一篇已成为玻利瓦尔主义者的圣经的文章中，他接着列举了20年的统治教会了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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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洲是不服管制的；2.投身革命的人如同在海上破浪前行；3.在美洲，人们能做的就是离开它；4.这个国家注定会陷入难以想象的混乱，之后它将落入一连串肤色各异的暴君手中；5.一旦我们被各种犯罪吞噬，堕入暴力的狂潮，没人会愿意来管我们，就连欧洲人也不会；6.最后，如果人类能退回原始状态，那将是末日时刻美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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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如此通透，但又不完全清醒。就像莎士比亚剧作中徘徊于废墟间的国王，他情不自禁地向远方的将军们下达命令，警告他们崩溃即将来临。他对大哥伦比亚态度悲观，却罔顾事实地相信他自己的病可以治好，相信他能走出来，一切只是时间问题。[171]等痊愈后，他将航行到牙买加的蓝山，然后和曼努埃拉一起去伦敦。[172]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当时控制着大哥伦比亚西北海岸的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173]很快关心起他的情况。当玻利瓦尔写信给他，请他帮忙采购一些物资时，蒙蒂利亚的回应是为他做更多的事。他雇了一条双桅横帆船把玻利瓦尔摆渡到了圣玛尔塔。那是加勒比海湾处的一块僻静的飞地，位于巴兰基亚以东80公里处。这次航行将是快捷而轻松的，正是玻利瓦尔期待中可以“充当精神荡涤剂”的那种航行。[174]但蒙蒂利亚没有就此停止。他给玻利瓦尔找了个全科医生，一个曾在拿破仑军队里当过军医的法国人；他说服了双桅横帆船的船主，一个名叫华金·德·米耶尔（Joaquín de Mier）的富有西班牙人，把解放者安置到他在海边的大庄园。[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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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侄子费尔南多和仆人何塞的陪同下于12月1日抵达圣玛尔塔，[176]随行的还有一群忠实的朋友，[177]其中有曼努埃拉从波哥大派来的佩鲁·德·拉克鲁瓦（Perú de Lacroix）。[178]在12月的平静海面上[179]绕过海岸仅用了两天时间。当他们绕过最后一块突出的陆地，驶入一个海湾时，他们看到了圣玛尔塔闪闪发光的白海滩。那后面是苍翠的丘陵，鸟语花香。再后面是顶着雪盖的内华达山脉，像远古巨人那样朝海里伸出双腿。亚历山大·冯·洪堡曾向比他年轻得多的玻利瓦尔讲述过这番景象，洪堡曾游历过这片海岸，惊奇地记录下这一带的蛇、水果和闪亮的昆虫；他从棕榈树林里辟出一条路，偶然发现了一排比人高不了多少的小火山。[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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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入港时，华金·德·米耶尔在那里迎接，他的脸上写满了忧虑。[181]往日令人生畏的“殊死战”的发起者已然油尽灯枯；在这个西班牙人看来，唯一的生命迹象是那双火热的眼睛——黑得像玛瑙——仍在那具瘦削的骨架里燃烧着。[182]军官们用交扣的双手搭成一个摇篮，[183]把玻利瓦尔从甲板上运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抬往西班牙领事馆所在的庄严古宅。[184]在那一小块西班牙的领地上（对一位美洲英雄而言颇具讽刺意味），他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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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利亚雇来照料解放者的医生亚历杭德罗·雷韦朗（Alejan dro Révérend）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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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在晚上7点30分到达圣玛尔塔，[185]他完全不能行走，坐在手臂搭成的椅子上登了岸。我发现他处于如下状态：极度消瘦，筋疲力尽，表情痛苦，高度紧张。声音嘶哑，剧烈咳嗽，咳出黏稠的绿痰。脉搏平稳，但频率快。消化不良。病人表现出相当大的痛苦。总之，大人的病给我的感觉是最严重的那种，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的肺部不幸受损。在巴兰基亚，他只吃过几汤匙的止咳糖浆。[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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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雷韦朗照顾着他，并征求了一位美国海军军医[187]的意见，后者搭乘的船碰巧停靠在圣玛尔塔。这位美国外科医生证实了雷韦朗的诊断：解放者的病根主要在肺部，很可能是肺结核。[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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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黄疸偏高，一次只能睡上两个多小时；夜里发热，神志不清；到了早晨，就感到恶心反胃。他的骨头很疼。[189]他枯瘦的身体减到不足36公斤，[190]咳嗽或打嗝时都会颤抖。和所有肺结核病人一样，他秃顶，头发斑白，干瘪萎缩——过早地呈现出老态。5天后，雷韦朗决定用一台舒适的轿子把他运往米耶尔的糖料种植园，在那里，玻利瓦尔至少能待在更心旷神怡的环境里，周围是一群无微不至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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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米耶尔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San Pedro Alejandrino）的豪华大庄园似乎正是玻利瓦尔所需的解药。房子明亮宽敞，大窗户迎着海上吹来的清风。棕榈树和罗望子树在毗邻的花园里随风轻摇。在温暖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下，病人的精神有所提振。甜甜的糖香侵入他的感官。他是在圣马特奥的一个甘蔗种植园长大的，对这种香味再熟悉不过。[191]当他躺在两棵罗望子树之间的吊床上时，[192]他很可能忆起了砍下的甘蔗、捣碎的果肉、叶子上的黑斑，它们的芳香飘满了他的童年。他恢复了一点精力，写了几封洋洋洒洒的信。一段时间前，他曾让人捎话给曼努埃拉，恳求她过来。[193]她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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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访客到来了：有带来消息的信使们，严肃的主教，高效的公证人，还有渴望与英雄见面的将军和上校们。[194]军官们在这里待得很自在。他们打牌，喝朗姆酒，雇乐师来振奋解放者日渐衰弱的精神。他们卷着雪茄，抽着烟斗，抽到走廊都蒙上了灰色。[195]当玻利瓦尔被一名将军身上的恶臭熏得受不了，喊他把椅子往后挪挪时，那将军吓了一跳。“抱歉，阁下，我身上没有很脏吧！”“完全没有，”玻利瓦尔说，“只是你闻起来像地狱。”[196]那将军笑着回应说，玻利瓦尔可不会对曼努埃拉夫人说这样的话，谁都知道夫人有多爱烟草。玻利瓦尔的脸上突然漾起无限的悲伤。他眼里满含泪水。“啊，曼努埃拉，”他说，“那好吧。”[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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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子，趁雷韦朗医生在他身边时，玻利瓦尔主动问道：“医生，是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的？”“自由。”医生答道。“那你找到了吗？”玻利瓦尔问。“找到了，我的将军。”“这么说，”玻利瓦尔叹了口气，“你比我幸运。回你美丽的法国去吧……你终究会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狗杂种，是没办法生活的。”[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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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月9日晚上，他又开始发烧了，胡言乱语。最后一场致命的肺结核发作攫住了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199]翌日早晨，他苏醒过来，主教催促他接受最后的圣礼。身旁的蒙蒂利亚将军悲痛欲绝，恳求他把一切安排妥当，立一份遗嘱。[200]玻利瓦尔起初犹豫不决。他习惯于战斗，没想过投降。[201]“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202]他沮丧地叫道。但随着这一天逐渐逝去，他觉出了其中的意味。在朋友们的见证下，他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宣布去世已久的特蕾莎·德尔·托罗为他的合法妻子，并宣称自己没有后代。尽管他有过几十个情妇，尽管他对曼努埃拉和珀皮塔表白过爱意，但他留给后人的这番话印证了自己年轻时的誓言：没有女人会取代特蕾莎。过去，他将自己的洗礼服与她的尸体一同埋葬；而今，他兑现了对教会的誓言。[203]剩下的就是身外之物了。他将8000比索（来自尚未到手的养老金）遗赠给他的终身男仆何塞·帕拉西奥斯，将他在委内瑞拉的争议财产留给了两个姐姐，将最宝贵的书籍赠予加拉加斯大学，将佩剑送给了苏克雷的妻子。[204]那天晚上，邻村一位谦卑的印第安神父为他做了临终祷告。[205]仪式完成后，他用仅存的力气，最后一次向他的同胞发表讲话。公证人记录下了他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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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人！你们见证了我在暴政统治过的地方推行自由的努力。我无私地苦干，牺牲了我的财富和心灵的安宁。当你们明确怀疑我的动机时，我放弃了权力。我的敌人玩弄了你们的信任，摧毁了我视为神圣的东西——我的声誉，我对自由的热爱。他们使我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把我逼入坟墓。我原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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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你们长辞之际，我对你们的爱促使我说出最后的心愿。我最渴望的荣耀莫过于哥伦比亚的团结……我的最后一票投给祖国的幸福。如果我的死可以医治和巩固联邦，我将平静地走向坟墓。[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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