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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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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Ibid.,471.More editions
:La última enfermedad,los últimos momentos y los funerales de Simón Bolívar,por su médico de cabecera(Paris
:Imprenta de H.A.Cosson,1866),20–30;quoted in B.B.Celli,“La enfermedad y muerte del Libertador,”Revista de la Sociedad Venezolan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58(Caracas,2009),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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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Révérend,“Relación,”DOC,XIV,471;Celli,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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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Révérend,“Relación,”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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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Ibid.,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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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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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Larrazábal,Vida,II,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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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Révérend,“Relación,”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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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新格拉纳达在1831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彻底瓦解后，独立为新格拉纳达共和国。之后政局动乱，国名也多次更改，最终1886年通过宪法，定名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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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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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死后，他的传奇才开始生根发芽。很少有英雄被历史如此推崇，在全世界受到如此的敬仰，被铭刻到如此多的丰碑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深仇大恨（哪怕在最后的日子里仍围绕着他），变成了狂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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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或许是史上独有的逆转来得太迟。随着生命消逝，尸体变凉，只有忠于他的人在那里为他哀悼。玻利瓦尔死时，受到他所解放的每一个共和国的辱骂、误解和诽谤。尽管他生来富有，死时却一贫如洗。尽管他统管过国库，却谢绝了财物犒赏。他离世时身无分文，无权无势，一无所有。他被赶出波哥大，遭秘鲁深恶痛绝，渴望回到他心爱的加拉加斯，却很快发现连故乡也不许他回家。他去世时，只有少数人为他感到悲痛：他的男仆、他忠实的副官们、他的姐姐们、他的侄儿，以及散落各地的朋友。除此之外，鲜有人表达出同情。“再见了，邪恶的灵魂！”马拉开波的地方长官得意扬扬地说，“他是万恶之源，祖国的暴君！”[1]12年后，玻利瓦尔的遗骨才被迎回故乡加拉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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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一座堡垒响起三组礼炮声，宣告解放者的离世。他的医生、小镇药剂师雷韦朗着手进行尸体剖检。从尸体的变色、堵塞的肺、明显的结核结节、晚期的萎缩，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玻利瓦尔死于急性肺衰竭，极有可能是肺结核。雷韦朗通宵为他做防腐处理，天光初亮时，这个医生又承担起另一份职责——为死者更衣。除了玻利瓦尔死时穿的那件破旧的收腰外套，也找不到别的衣服，他只得向一位好心邻居借来一件干净衬衫。在那之后，一名志愿者安排了一场还算像样的葬礼，并支付了相关费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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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2月20日，解放者的尸体在众目睽睽下被从海关运往几个街区之外的大教堂。一支朴实的送葬队伍穿过圣玛尔塔沉睡的街道。钟声敲响，安魂曲唱响，但没有重要官员在场。几天前染病的圣玛尔塔主教没来主持弥撒。玻利瓦尔的遗体被安置进了大教堂围墙内的一座墓穴。[3]随着他的下葬，大哥伦比亚也分崩离析，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大小小的纷争，玻利瓦尔的将军们争相推进自以为是的幻想。几个月后，被玻利瓦尔作茧自缚保下的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曾四处游说要让玻利瓦尔做国王的乌达内塔将军，在波哥大被无情地推翻。因暗杀未遂而流亡海外的桑坦德将军被召回，重新统治独立后的新格拉纳达。弗洛雷斯将军希望为厄瓜多尔争取更大的地盘，准备从侧翼进攻新格拉纳达。巴拿马有意自立为共和国，正焦急地四处物色领导人。[4]在安德烈斯·圣克鲁斯的领导下，玻利维亚艰难地克服了混乱。而秘鲁这个没落帝国的焦虑心脏，在接下来20年里相继迎来了20位总统。但是，尽管如此，解放者的最高成就是不可逆转的：西班牙人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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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些遥远日子里的所有消息一样，玻利瓦尔去世的消息在美洲传播得很慢。曼努埃拉一直在溯流而上向他靠近。她相信关于他殒命的传闻只是夸张的谣言，直到她冷不防收到佩鲁·德·拉克鲁瓦的一封信：“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同您一起，为您和整个国家不可估量的损失垂泪。准备好接收最后的死亡通知吧。”[5]她大吃一惊，一时陷入精神恍惚。不知怎么地，她抓住了一条毒蛇，把它贴近自己的喉咙，然而毒蛇却把毒牙刺进了她的胳膊。[6]恢复过来后，她重拾了坚如磐石的决心。“解放者活着时，我爱他，”她致信弗洛雷斯将军，“现在他死了，我敬奉他。”[7]不到两年后，重新掌权的桑坦德将她打发到国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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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乘船去了牙买加，接着是瓜亚基尔，但她的护照中途被吊销，于是她在秘鲁沿海的小渔村派塔（Paita）登陆，[8]那里唯一的旅人是捕鲸的美国佬。她毫不退缩，在逆境中努力生活。她接手了离码头不远的一所废弃房子，在门上挂了块牌子：“烟草。会说英语。曼努埃拉·萨恩斯。”她替目不识丁的水手写信，只收很少的钱。她制作并售卖甜食、亚麻刺绣品，并设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勉力维生。但她的余生实际上在贫困中度过，偶尔接待一下来访的名人，比如意大利战争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或著名的秘鲁作家里卡多·帕尔马。过了数年，她得知丈夫詹姆斯·索恩和他的情妇在离利马不远的糖料种植园里散步时被杀害了。可能的原因有很多。自从曼努埃拉离开后，索恩有了许多情妇和私生子。在她生命的尾声，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加入了她的行列。罗德里格斯80岁时来到派塔，一贫如洗，还有点儿疯。1853年，他一瘸一拐在这里下了船，次年便去世了。两年后，曼努埃拉去世。至于这两位比任何人都爱玻利瓦尔的老革命者之间谈了些什么，只能留待后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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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玻利瓦尔成了超越个人的符号。随着岁月流逝，混乱仍在荼毒这片土地，南美人回想起了他在那样极端的时期解放了那么多国家的非凡壮举。他作为政治家的失败逐渐淡出视野，而他作为解放者的成就占据了舞台中心。的确，那些功绩无可辩驳。是他传播了启蒙精神，给内陆地区带来了民主的希望，打开了拉丁美洲人的思想和心灵，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的样子。是他本着比华盛顿或杰斐逊更高的道德直觉，看到了不先解放自己的奴隶就着手发动解放战争的荒谬之处。是他带兵出征，和士兵一起风餐露宿，为他们的马匹、子弹、地图和毯子操心，激发出他们不可思议的英雄气概。墨西哥、智利、古巴和阿根廷的革命者都在召唤他。正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他纵马驰骋，“一路奋战，行过的路比尤利西斯的航程还要长。让未来的荷马们记录下这一切！”[9]在美洲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以一己之意志改造过如此广大的领土，团结了如此多的种族。拉丁美洲的梦想从未如此宏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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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打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他也做出了许多妥协。玻利瓦尔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把理想弃置一旁。当他骑马穿过战火纷飞的残酷地狱，穿过临时军事处决的杀戮场时，他并不总是有机会践行他信奉的原则。他时不时地做出令人生疑的决定。玻利瓦尔的批评者张口就能枚举，例如，发动“殊死战”，目的是震慑殖民者。处决年轻的爱国志士皮亚尔将军，因为怀疑他企图在玻利瓦尔眼皮底下煽动种族战争。在卡贝略港屠杀800名西班牙俘虏，这在当时看来是迅速而有效的，因为担心发生监狱暴动，又没有足够的卫兵来控制局面。背叛他年迈的同志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此人在玻利瓦尔看来缺乏勇气，轻言投降，向西班牙出卖了革命。最后，更重要的是，玻利瓦尔对独裁权力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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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这一切，他有他的理由。首先，这片大陆数百年来的环境制约造就了惊人的无知。在那些至暗时刻，玻利瓦尔怀疑他的美洲是否真的为民主做好了准备。此外，西班牙对革命者做出了迅速而严酷的回应。拿破仑战争之后，西班牙表现得越发凶残可怖，在战斗中尤为突出，其程度远超爱国者们的预期。暴力招致更多的暴力，并很快升级为唯一的战争准则。结果，腥风血雨将整座整座的城市从地图上抹去，平民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11]西班牙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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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是即兴发挥大师，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他能够智取、赶超、击败强大得多的敌人。但恰恰是这样的才能，这种能迅速转变战略的天赋，出奇制胜、当机立断的天赋，在和平时期暴露出缺陷。在战时模式基础上很难建立起民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有待商榷的决定，许下没有退路的承诺，犯下重大政治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他赦免了派斯；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桑坦德处理不当；这就是为什么他试图在政治程序的迷宫中摸索前进，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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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却种种缺陷，从未有人质疑过他的说服力、他华丽的演讲、他慷慨大方的本能、他秉持的自由和正义的原则。随着岁月的流逝，南美人记住了这种伟大，他们明白，他们的解放者走在了他所处时代的前面。相比之下，玻利瓦尔之后的领导人似乎都不尽如人意，在巨人的影子下相形见绌。委内瑞拉人感到震惊，他们竟然让自己最杰出的公民一贫如洗地死在别的国家，甚至还禁止他回家。哥伦比亚人追忆起来，他正是从他们的国土上开启了争取自由的征程。厄瓜多尔人、玻利维亚人、巴拿马人、秘鲁人开始复兴他的传奇。许多省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共广场为他的胜利立起纪念碑。大理石或青铜打造的玻利瓦尔塑像呈现出一种他生前从未有过的宁静。[12]躁动、激昂的解放者而今成了仁慈的父亲、鞠躬尽瘁的教师、努力打造更好羊群的好牧人。他跨在马背上，驰骋在永恒的虚空中，化成一个不朽的形象：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在一条单一的轨道上，一心要打造一个民族，一块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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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派斯更懂玻利瓦尔形象的力量。为了坐稳委内瑞拉总统的位子，派斯再次借助玻利瓦尔来巩固动荡的国家。即便玻利瓦尔已经死了。即便派斯对委内瑞拉的期望与玻利瓦尔的完全相反。1842年11月，也就是解放者死后将近12年，派斯把英雄的遗体从圣玛尔塔大教堂的安息之所挖出来，由一支海军舰队运至拉瓜伊拉港。为了安抚新格拉纳达，派斯同意让它保留解放者的心脏，他的一部分就这样留在了身后，保存在一个小骨灰盒里，[13]葬在圣玛尔塔。玻利瓦尔取出了心脏的尸体运抵拉瓜伊拉，随即被一支由军人、外交官、神职人员和政府高官组成的声势浩大的代表团接回家乡。送葬队伍翻山越岭前往加拉加斯，仰慕他的公众涌上街头迎接。对英雄的死后颂扬就这样开始了，对玻利瓦尔的崇拜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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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白驹过隙。不仅在他所解放的国家，而且在世界各地，玻利瓦尔都成了拉丁美洲伟大的化身：一个坚定热爱自由，充满正义感的人；一个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英雄。但是，随着传说的嬗变，每个版本在前一版的基础上建构，这位人物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的面貌。政客们，不管左派右派，都用他来捍卫自己的立场。神父们在正义凛然的布道中引用他的话。诗人们用狂热的诗句赞美他。历史文献对他的丰功伟绩大书特书。老师们指出他的才华。父亲们敦促儿子们效仿他。学童们背诵他的演讲词。“士兵们！”他们都学会了咆哮，就像阿亚库乔大捷之后的玻利瓦尔那样，“你们给了南美洲自由，现在四分之一的世界就是你们荣耀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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