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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学文学的大学生和自己儿时的朋友扬·特雷夫尔卡同住一个房间，在莱特纳区大学城的一幢木楼里。昆德拉后来叙述道：“我们经常一起外出，所以人们常把我们俩弄混。”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混淆，和他一样也是共产主义战士的特雷夫尔卡才同时被开除出党，他对自己的朋友利姆说道：“其实，他所有的罪过就是认识我；人们责怪他没有把我的反党想法上报。”这个说法始终没能让特雷夫尔卡本人信服，他对此仅有一次评论：“当时，想惹人讨厌，并不需要多做什么，只要背离那个被人们称为模糊中立的东西就够了。”[9]无论如何，特雷夫尔卡的错误或许被认为足够严重，以致他被驱逐出大学，又被遣送到集体农场开拖拉机。1967年，当昆德拉出版《玩笑》时，某些评论者断言他是从自己朋友的不幸遭遇中获取灵感来写这部小说的。这是否与昆德拉本人，或更确切地说与特雷夫尔卡所经历事件的某种模糊记忆有关？归根结底，这并不重要，《玩笑》中路德维克的故事越真实，它就越证明，在那个时代，最小的玩笑话就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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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中令人震惊的是错误与惩罚之间的不相称。同样，人们凭什么指控昆德拉？他为什么要被开除？并非因为某个政治阴谋活动，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某种想法”。总之，人们没有控告他采取了错误行动，而是谴责他表现出不好的意图。尽管不满二十岁就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但昆德拉仍乐意继续做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是否认为这一驱逐不公正？不一定。由于不断地想这件事，或许与很多人一样，他终于将某种形式的犯罪内化于心，就像他的朋友安东宁·J. 利姆发人深思的证词所证明的那样。同一时期，利姆因为一桩与己无关的轻罪而受到指责时说：“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后，我感觉自己待在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我不应属于那里。当他们把我驱逐出来时，我相信他们这么做是对的，相信自己确实犯了错……也相信是我说服他们，接受我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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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能在自己的情况中猜测到这一点，这很合乎情理。捷克共产党之所以不再想要他，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理由。[11]他过去的同学都不再跟他说话，这表明他有罪。假如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活该。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的《审判》成为他的床头书之一。某些日子，他感到愤怒，这是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内心被失望所占据。在城市各处，历史撇开他，继续着自己的法兰多拉舞，并时刻提醒他只不过是一个传播瘟疫的人。“上帝知道又是哪个周年纪念日，布拉格街头再次出现年轻人在跳舞的圆圈。我在他们中间游荡，离他们很近，可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任何一个圆圈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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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推定的罪犯默默为他们想象的罪恶付出代价时，正在圆圈里跳舞的那些人却欣喜若狂，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坚信自己处于正确的一边，这令他们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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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革命狂热的年代，怀疑和细微的差别都被撵走：个人主义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知识分子”一词则被当成一种侮辱。这种善恶二元论已侵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爱情，少数“舞者”意识到它正向一切极端、一切不公正敞开大门。在《笑忘录》中，昆德拉就当时的一对积极分子总结道：“他们去开会，揭露他们的同胞，撒谎和做爱。”由于任何人都难免会有某种反革命态度，必要情况下，可以转而揭露自己，投身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很擅长此道。昆德拉讽刺道：“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受虐狂。他们是唯一能自我揭露、自我分析的阶层，不需要任何人介入。他们乐于认为那些劫持其自由的人有理。理解某个与您对立的真理，这要求一种艰难的理性方法，知识分子为此非常自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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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鼓舞的第一年之后，体制的真正本质开始逐渐显露。自发的反抗被有组织的拉拢所取代：“在布拉格，1949年对捷克大学生而言是一个奇怪的过渡时刻，梦想已不再仅仅是梦想；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仍然发自内心，但已经带有被迫的意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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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之下，恐怖已开始出现。对他人的不信任四处蔓延。捷克当局处于偏执状态中，以为到处都有敌人，在其内部也同样——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敌人，都必须消灭。“阶级敌人渗透进共产党；但希望间谍和叛徒们清楚：相比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伪装的敌人将受到严酷百倍的对待，因为伪装的敌人就是一条患疥疮的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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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被号召对反革命威胁保持警惕，他们最终认为逮捕那些昨天还因其革命品质而得到称赞的人，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对此表示赞同。这些逮捕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想象的，因为某些时候仅有传闻而已。“雅罗米尔显然不知道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联谊会的那个满头棕发的家伙已经被捕；当然，他模模糊糊地猜到有人被逮捕，但他不知道已经有数万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他不知道被拘押的人饱受折磨，而他们的错误大部分都是臆想出来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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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7日，反抗纳粹占领军的象征性人物、社会党众议员米拉达·霍拉科娃被捕入狱，并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没能让她招认，于是组织了一场诽谤运动，随后工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市政府都呼吁将她判刑，以作警示。她与十二个“同谋”一起被判决，1950年6月27日被绞死。审判中，捷克记者、历史学家、超现实主义作家扎维斯·卡兰德拉也被怀疑是一个想象的托派小组的领导，他于192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他被控告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尽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安德烈·布勒东、阿尔贝·加缪提出抗议，他还是和米拉达·霍拉科娃同一天被绞死。次日，在布拉格街头，年轻的舞者跳着圆圈舞，以他们的方式庆祝这一事件：“他们跳得更加狂热，因为他们的舞蹈是他们天真无邪的表现，他们的天真与两个被绞死者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两个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了人民的希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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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并非残暴之徒，盲目如何能导致他们为处死一个曾经的抵抗运动成员和一个早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样一种思想灌输如何得以实现？也许，年轻的狂热者并没有意识到其盲目所带来的暴力。虽然被排除在跳舞的圆圈之外，但米兰·昆德拉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后者的吸引力实在太大。直到三十年后，他才在《笑忘录》中对1948年2月起不断加强的群体狂热现象加以分析：“是的，人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共产党人总是更聪明。他们有个伟大的计划，一个建立崭新世界的计划，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因此，毫不奇怪，那些激情澎湃、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就战胜了温和之人与谨慎之人，也不奇怪，他们很快便着手实现他们的梦想，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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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录》是昆德拉在法国写的首部小说，显然也是他最具政治性的著作。一旦他远在审查无法触及的地方，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便使他足够清晰地理解了自己过去的经历。《笑忘录》开篇描写了两个历史人物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和弗拉多·克莱门蒂斯，以及一顶皮帽子。那一幕发生于1948年2月，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金斯基宫的阳台上。数万人聚集在阳台下，为强大的国家新元首哥特瓦尔德欢呼。当时天气寒冷，克莱门蒂斯脱下自己的帽子，满怀敬意和深情地将它戴在领袖的头上，他在扬·马萨里克死后被任命为共产党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通过一张被复制了数十万份的照片，这一场景将永远被铭记。昆德拉写道：“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是从这座阳台开始的”，他没有使用官方的称呼“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克莱门蒂斯是斯洛伐克人。“所有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在海报上，在课本中，在博物馆里都曾见到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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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1952年，照片依然在，可阳台上只有哥特瓦尔德一个人。“在克莱门蒂斯原来站的地方，只剩下了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仅仅只有哥特瓦尔德头上的皮帽子。”随着从照片上消失，弗拉基米尔（“弗拉多”）·克莱门蒂斯也从历史中消失了。捷共当局或许认为这样的改变太怯懦，于是哥特瓦尔德决定通过一场公开审判来从肉体上清除领导人，在这场审判中另有十三名共产党要人被判处有罪。这场完全具有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式诉讼特征的审判被历史学家称作“斯兰斯基案件”，斯兰斯基1948年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是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1951年11月，鲁道夫·斯兰斯基及包括八名总理和副总理在内的另外十三名捷克共产党人被逮捕，并因“铁托主义”遭到指控，也就是说，他们被认为是南斯拉夫人约瑟普·铁托的支持者，而铁托宣扬的是摆脱苏联控制的独立政策。这一控告无凭无据，目的主要是为当时已在民众中引起极大不满的食品匮乏状况找到替罪羊。此外，依照斯大林的反以色列新政策，它还被用来揭露一起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十四名被告中有十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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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带有反犹太主义残迹的政治审判还有另外一个野心，即消除一切朦胧的对抗意图，被指控者就是例子。审判不仅是定罪，同样也是羞辱。在《玩笑》中，昆德拉影射了这一点，他写道：“在（共产党、法院和警察局的）许多大厅里，人们不断举手，剥夺被指控者的信誉、荣誉和自由。”数小时的折磨和洗脑摧毁了被告的精神，他们被迫认罪，并在审讯时背出已经记在心里的回答。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际纵队成员阿图尔·伦敦在《供词》（L’Aveu，1968）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整个过程，1970年科斯塔—加夫拉斯将该书搬上了银幕。斯兰斯基本人在其职业政治家生涯中曾领导过对社会主义潜在敌人的镇压，在这次审判中，他公开承认犯有叛国罪并请求判处自己死刑。1952年12月3日，他和另外十名被告一起被绞死，其中包括弗拉多·克莱门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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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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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戴的六角形黄星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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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38年《慕尼黑协定》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在1939年德国入侵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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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腊神话人物，用蜡和羽毛制造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因飞得离太阳太近，蜡化羽散，落入汪洋溺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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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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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工作谈》（2001）。原本是1980年11月30日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所做的采访。（Philip Roth，«Conversation à Londres et dans le Connecticut avec Milan Kundera»，in Parlons travail（2001），Gallimard，coll.«Du monde enti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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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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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谈话，见《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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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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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让—巴蒂斯特·阿朗，《美丽的摩拉维亚》，《解放报》1999年11月18日。（Jean-Baptiste Harang，«La Moravie est belle»，Libération，18 novembr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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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周刊2005年8月15日的一篇访谈；参见雅罗斯拉夫·布拉哈，《安东宁·J. 利姆，想拯救文化的异端分子》，《东部国家邮报》第1058期，2006年第6期。（Jaroslav Braha，«Antonín Liehm，l’hérétique qui voulait sauver la culture»，Le Courrier des pays de l’Est，n°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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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我产生犯罪感这一主题，亚瑟·库斯勒在其小说《零度与无限》（Arthur Koestler，Le Zéro et l’Infini，1940）中有过特别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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