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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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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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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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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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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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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二章布拉格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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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十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五岁时，战争结束。诚然，他的小说因重构共产主义制度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闻名于世，但其中同样有不少关于纳粹统治的叙述。因此，《生活在别处》中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一段：雅罗米尔的父亲找了一个被迫佩戴黄星布[1]的犹太女子当情妇。父亲是个相当平庸的人物，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行为颇有勇气，但这给他带来了悲惨的结局：“他没有抛弃她，他继续去看她，尽自己所能帮助她。随后，她被关押在泰雷津的犹太人聚集区，他做了一件失去理智的事：在捷克警察的帮助下，他成功进入这座受到严密监视的小城，见了他的情妇几分钟。在第一次成功的诱惑下，他再次来到泰雷津，却被抓住；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他的情妇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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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26日，一部名为《元首给犹太人一座城》（Le Führer donne une ville aux Juifs）的宣传片开始在泰雷津拍摄。人们从中可以特别看到，被关押在那里的乐队指挥卡雷尔·安切尔正指挥演奏帕维尔·哈斯的一部作品。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面对红军向东线的挺进，纳粹放弃了泰雷津的模范集中营形象，把那里的犹太人运往奥斯维辛，以便用毒气杀除。1945年初，第三帝国的战败似乎不可避免。1月18日，德军放弃战斗，从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撤退，几天之后，科希策成为重新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新政府所在地。4月5日，流亡归来的爱德华·贝奈斯宣布组建联合政府，第一副总统为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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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共和国[2]成立，这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共和国，由共产党人、保守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执政。不过，这个临时政府在布拉格沦陷后才开始掌权，当时布拉格仍然在德国人占领之下。1945年5月初，当柏林政府即将垮台时，布拉格抵抗者（约三万人）拿起武器对抗纳粹，他们占领国家广播大楼，并通过广播号召捷克人民进行反抗。5月6日，苏联人向占领城市的最后一支德国部队发起进攻。三天后，红军战士进入布拉格，仿佛救星一般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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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评论道：“1939年，德军进入波希米亚，捷克人的国家不复存在。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俄国赶走了德国人，人们为此欣喜若狂，并且，捷克共产党被看成俄国人忠诚的臂膀，人们便把好感转移到了共产党身上。于是，当1948年2月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时，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他们反而受到了几乎一半民众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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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体制之间的短暂插曲，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共和国仅存在三年。1945至1946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PCT）一帆风顺，党员数量达到一百万。因抵抗和解放而享有威望，共产党不需要诉诸武力便能实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起初，捷共采取民主制，接着，它在两年时间内以某种“温和的政变”排除了其他所有政党。194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近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随后，哥特瓦尔德成为议长，二十六个部长职位中的九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包括内政部、情报部、农业部和财政部。不过，爱德华·贝奈斯保留着共和国总统的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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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植根于工厂及中学和大学的共产党继续其上升势头。1947年4月，当冷战将欧洲一分为二时，米兰·昆德拉于十八岁生日当天，在布尔诺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附属组织——青年联合会。由于其中心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不想在亲美的西部阵营和亲苏的东部阵营之间进行政治选择。贝奈斯吹嘘自己与斯大林保持着良好关系，希望在国家中保留多元制。由于斯大林反对，无能为力的贝奈斯不得不拒绝了美国邀请捷克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提议。事实上，这一拒绝将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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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利用当时的形势，继续推进其计划。2月17日，当内政部长任命的八位布拉格新警长全是共产党人时，危机爆发了。该任命引发了所有非共产党员部长的辞职，他们要求重新进行议会选举。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意识到如此征求意见将对其政党不利，便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劳动者大众为可能出现的反抗做好准备”，并要求布拉格的警察保持戒备状态。这一决定性讲话最终促使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就此评论道：“（雅罗米尔）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声音……此刻他听见的正是克莱门特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群众发表讲话，揭露那些想把共产党逐出政府、想阻止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叛徒；克莱门特号召人民接受并要求那些部长辞职，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政权组织。旧收音机里，人群的嘈杂声与克莱门特的话语混在一起，点燃了雅罗米尔心中的热情，令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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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特得到大部分舆论的支持，继续对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5日，病中身体虚弱的贝奈斯同意建立由共产党人及作为捷共盟友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政府中唯一的非共产党人是外交部长，他是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总统的儿子扬·马萨里克，3月10日，人们在外交部窗户下面发现了他的尸体。官方称他是跳窗自杀，2004年展开的一项细致调查驳斥了这一说法，调查结果认为他死于谋杀。马萨里克的跳窗事件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第三次跳窗”，因为布拉格历史上还发生过另外两起：一次是1422年胡斯派教士扬·热利夫斯基跳窗，另一次是1618年两个王室官员跳窗。“轻”与“重”的理论家昆德拉注意到这一系列怪事，又在上面加上了1951年突然发生的第四起。其原因，就像马萨里克的跳窗事件一样，一直不为人知：“1948年，看到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的硬壳上撞得粉碎之后，扬·马萨里克从高处的窗户跳下去，摔死在布拉格一座宫殿的庭院里。三年后，诗人康斯坦丁·比布尔被自己参与建造的那个世界的面孔所惊吓，从六楼楼顶猛然跳下，摔落在同一座城市（跳窗之城）的马路上，他要死在大地上，就像伊卡洛斯[3]那样，他要以自己的死亡呈现空气与重力之间、梦想与清醒之间悲惨的断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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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政变结束了多党制。1948年6月的议会选举以百分之九十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共产党的执政。6月14日，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总统。紧接着，安托宁·萨波托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鲁道夫·斯兰斯基成为捷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为了巩固政权，新任领导们开始了一场触及政治阶层、新闻界和军队的大清洗。数百名潜在的反对者被逮捕，农业被集体化，工业被国有化。于是，一种效仿苏联体制的政治制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来，并持续了四十多年。共产党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均获得了胜利，此后，捷克民众的社会与私人生活，都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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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1984年1月27日，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报》（Le Monde）专栏里写道：“共产党人占领了我的国家。当时我十九岁。我明白了什么是狂热与独断，什么是政治审判；我也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了被权力陶醉、被权力抛弃意味着什么，知道了面对权力感到自己有罪意味着什么，反抗它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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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作家在此概述的是，面对一种以解放人类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权力，个人，特别是可塑的年轻人所体验到的矛盾情绪。年轻人对于乌托邦——只要目的是好的，就可以采取最残暴、最致命的手段——的这种冲动，昆德拉将之视为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正如他对菲利普·罗斯所说：“极权制，不仅是地狱，而且是天堂之梦，一个与世界同样古老的梦，在这梦里，所有人和谐地生活，由唯一而相同的愿望团结在一起，也由唯一而相同的信仰团结在一起，任何人对其他人都没有秘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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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与安东宁·J. 利姆的谈话中，昆德拉谈及那个时代，对自己当时深信不疑的革命理想的堕落进行了分析：“法西斯主义建立在公开承认的反人道主义基础上，决定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道德立场，非黑即白。相反，斯大林主义则依靠一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一种极为混乱的局势便由此产生。在道德上辨认方向极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一开始，斯大林主义依赖于崇高的理想与准则，渐渐地，却把它们转变为相反的一面：把人类之爱变为对人的残暴，把真理之爱变为举报制度，等等。我们看见，一场大规模人道主义运动在我们眼前退化为某种对立的东西，将人类的所有美德淹没其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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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即将结束时，昆德拉经历了身处这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狂热。某个以为抓住了历史缰绳的人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昆德拉在《玩笑》中曾以路德维克的方式体验过这种感受：“其中（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包含着美好的幻想，那就是我们，我们将开创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每个人）不再置身历史之外，也不再处于历史的脚跟之下，相反，他将引导历史，造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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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出于天真和幼稚而放弃他们的自由，以便换来一个更好、更加公平、更加博爱的世界，在对其背后原因的解释中，昆德拉不断强调作为集体想象的革命乌托邦具有二元性，真与假在其中共存。因此，他对布拉格政变进行了重新思考：“不管它多么不真实，这次政变就像一场革命那样被经历。它的华丽辞藻，它造成的幻觉，它引起的反应，它的行动，它的罪行，今天在我看来，它就像是对欧洲革命传统的一次浓缩的滑稽模仿。就像欧洲革命时代的延续与可笑的终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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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笑》中，昆德拉描述了1948至1949年间普遍存在的愉悦：“1948年后的革命年代与怀疑主义或理性主义没什么共同之处。那是伟大的集体信仰的时代。赞扬它并与这一时代同行的人，他的感觉与宗教产生的感觉极为相近。”小说家经常把革命运动所特有的这种欢快比作舞蹈，更确切地说，比作一场人们互相手牵手的圆圈舞。不再有孤独的人，只有一根巨大的人之链，每个人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作为个体价值不显，对整体而言却不可或缺。昆德拉一向不喜欢吐露心声，但在《笑忘录》中，他回忆起，不到二十岁时自己是如何跳圆圈舞的：“那是1948年，共产党人刚刚在我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去国外避难了，而我，我搭着其他共产党大学生的手或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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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景发生在布拉格，米兰·昆德拉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布拉格查理大学艺术系学习文学和美学。在那里，他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游行。和其他同学一起，他跳舞，为纠正不公正的决定而感到高兴。一种持续不断的欢乐，没有丝毫断裂：“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一直延续到人们以为永远不会停下的这幸福舞步卡住的那一刻：“然后，有一天，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被开除出共产党，也就不得不退出了圆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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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开除的原因，昆德拉始终说不清楚。是否跟《玩笑》中路德维克被驱逐的原因相同呢？一个不经思考的糟糕玩笑？我们可以这么猜想。或许，对于路德维克也一样，这涉及捷克式幽默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的严肃精神之间的不相容。尽管他始终否认写了一部自传，但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路德维克之口，有时是作者本人在表达：“我很有幽默感，可这并不意味着，在时代的欢快目光下我完全取得了成功：我的玩笑太欠严肃，而当时的欢乐不能容忍戏谑和反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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