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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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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Cité et traduit par Martin Rizek dans Comment devient-on Kundera？，L’Harmatt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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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代人》，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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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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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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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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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巨人传》中的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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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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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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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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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弗朗索瓦·凯雷尔认为，由于某些违背习俗的特征，《最后的五月》仍然给作者带来了烦恼：“在他的诗中，昆德拉描绘了一个对人生怀有遗憾的伏契克，一个并不是特别开心地为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而献身的伏契克。这或许是一部受命而写的作品，但昆德拉完全改变了它的方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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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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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四章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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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米兰·昆德拉重新加入捷克共产党。在作家看来，与八年前被开除出党一样，这次重新入党也是因为人们把他和他的朋友扬·特雷夫尔卡混淆了。“我的事后来又重新被讨论，人们宣读了对特雷夫尔卡的评价，我不知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友好协会做了什么，所有人都相信与昆德拉有关。这次，有关材料转而对我有利。”[1]也许，应该把这件有趣的事与当时的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因为，1956年标志着去斯大林化和言论自由的开始，尤其是艺术家与作家的言论自由。2月26日，在苏维埃联盟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与会的一千四百三十六名代表传达了一份关于斯大林时期的秘密报告。该文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在苏联发表，它首先揭露的是由斯大林实行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检举了其执政期间大量出现的任意逮捕和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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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揭发不仅针对制度，更针对个人，“兄弟政党”很快便纷纷效仿。3月29日至30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组织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通报赫鲁晓夫报告。会议上，他要求同人们投入去斯大林化的进程中，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政以来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必须明白地说，我们所有人都接受并在党内宣传个人崇拜……列宁主义的运行原则被破坏，我们复制并发展了斯大林长期强加于苏联的有害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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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的赫鲁晓夫报告，很快在全世界泄露了。紧接着，通过从西德播送的“欧洲自由广播”（Radio Free Europe）和“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中欧那些卫星国的居民都知道了这份报告。尽管信号受到干扰，但对于生活在铁幕之后的人民而言，这两个由美国资助的广播电台是冷战期间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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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报告起初只是对共产党机构内部斗争的揭露，后来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动摇了欧洲中东部好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平衡。6月，在波兹南，一次波兰工人起义在流血中被军队和警察镇压。士兵向示威游行者开了枪。10月和11月，布达佩斯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造成匈牙利起义者数千人死亡。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在那里抗议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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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至29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这是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议。审查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等主题在讨论中时有出现。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发言中谈到文学真实的问题：“从某些绝非微不足道的人那里，我们听说一个作家必须书写真实。这就意味着，作家们近年来没有书写真实。他们写了还是没写，自愿地还是被迫地，愉快地还是不愉快地，毫无热情还是带着热烈的赞同？我转向捷克文学的过去，尤其是那些以诗歌提出了捷克民族基本问题的作家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停下来，向他的民族和他的读者宣布自己没有说真话。或者，你们是否知道他们当中曾有人说：‘读者，请原谅我，我在你的痛苦，在捷克民族的苦难周围经过，却闭上了眼睛。我没有说出真相？’如果其他某个人不说真话，可能是他有所算计。如果一个作家不说真话，他就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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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弗朗齐歇克·赫鲁宾以相似的口吻批评了某些同行的怯懦，并严厉指责国家文学官员们对遭受体制迫害的诗人、画家伊日·科拉尔漠不关心：“那些四处闲逛的人、在安宁中写作的人、泰然收取酬金的人、平静入睡的人，那些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行事的人、没有向不公正大声疾呼的人，都是戴着面纱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者。而那些默默感到羞愧的人，都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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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开始重新确定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地位，并揭露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枷锁，这时，大学生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在大学召开的会议结束后，他们特别要求能了解西方文学、能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要求停止在捷克广播节目之后播放苏联国歌，还要求把火车头上的红星去掉……一个月后，他们在街头游行示威，重新恢复马雅勒斯青年节的传统，那些大学生狂欢节通过有趣而怪诞的形式，为传播煽动性消息提供机会，自1946年起被禁止。于是，在布拉迪斯拉发，一具写着“思想自由”的棺材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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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米兰·昆德拉二十七岁，尽管没有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但他对遍布全国的新鲜空气并非毫无感觉。前一年他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关于我们的遗产的讨论》（«Discussion sur notre héritage»），文章中他力图为捷克与欧洲的先锋派遗产恢复名誉，彼时先锋派始终被共产主义文化权势集团认为是颓废的。然而，出于谨慎，他的表达很有分寸，并以托辞说，假如没有国际先锋派诗歌，他就不可能写出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正统诗。昆德拉在狭窄的山脊上行进，他竭力表明，如果说一个社会主义艺术家应抛弃资产阶级艺术的反动意识形态，那么他同样应该有能力对其最具创新性的形式方面加以借鉴。更为大胆的是，在同一篇文章里，对于那些“被活埋在令人费解的抽象艺术的牢笼里”的诗人，他毫不犹豫地为其命运感到惋惜，这几乎明确影射了当时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捷克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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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赫鲁晓夫报告被披露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变得不稳定，审查的形势稍稍有所松动。这足以让文化艺术界陷入某种兴奋之中，五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在文学方面，一部分年轻人猛然冲入作家代表大会打开的缺口，试图摆脱斯大林时期的美学，创造新的艺术潮流。然而，革命性的变革并没有出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余地太小，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中。大家意识到，任何正面的对抗都将导致镇压，并将彻底扼杀这个畏畏缩缩的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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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这种改良主义和“建设性反抗”的态度就成为米兰·昆德拉的态度。其他作家要么离开捷克，要么或多或少公开地与捷克当局合作。十年后，小说家回顾了这一时期，承认这些选择都不令人满意：“我这一代人极大地分裂了；一部分人选择移居国外，另一些人选择保持沉默，有些人适应了，也有某些人（包括我在内）决定进行一种合法的、建设性的反抗。但这些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够崇高，任何一种都无法保证心灵的平静。移居国外很快就会无路，内心的流亡在孤独与无力中衰退；仍在继续的反抗注定毫无结果或妥协；至于那些毫无怨言便屈服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些死人，对伦理和艺术而言都是如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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