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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至29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这是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议。审查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等主题在讨论中时有出现。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发言中谈到文学真实的问题：“从某些绝非微不足道的人那里，我们听说一个作家必须书写真实。这就意味着，作家们近年来没有书写真实。他们写了还是没写，自愿地还是被迫地，愉快地还是不愉快地，毫无热情还是带着热烈的赞同？我转向捷克文学的过去，尤其是那些以诗歌提出了捷克民族基本问题的作家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停下来，向他的民族和他的读者宣布自己没有说真话。或者，你们是否知道他们当中曾有人说：‘读者，请原谅我，我在你的痛苦，在捷克民族的苦难周围经过，却闭上了眼睛。我没有说出真相？’如果其他某个人不说真话，可能是他有所算计。如果一个作家不说真话，他就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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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弗朗齐歇克·赫鲁宾以相似的口吻批评了某些同行的怯懦，并严厉指责国家文学官员们对遭受体制迫害的诗人、画家伊日·科拉尔漠不关心：“那些四处闲逛的人、在安宁中写作的人、泰然收取酬金的人、平静入睡的人，那些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行事的人、没有向不公正大声疾呼的人，都是戴着面纱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者。而那些默默感到羞愧的人，都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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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开始重新确定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地位，并揭露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枷锁，这时，大学生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在大学召开的会议结束后，他们特别要求能了解西方文学、能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要求停止在捷克广播节目之后播放苏联国歌，还要求把火车头上的红星去掉……一个月后，他们在街头游行示威，重新恢复马雅勒斯青年节的传统，那些大学生狂欢节通过有趣而怪诞的形式，为传播煽动性消息提供机会，自1946年起被禁止。于是，在布拉迪斯拉发，一具写着“思想自由”的棺材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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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米兰·昆德拉二十七岁，尽管没有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但他对遍布全国的新鲜空气并非毫无感觉。前一年他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关于我们的遗产的讨论》（«Discussion sur notre héritage»），文章中他力图为捷克与欧洲的先锋派遗产恢复名誉，彼时先锋派始终被共产主义文化权势集团认为是颓废的。然而，出于谨慎，他的表达很有分寸，并以托辞说，假如没有国际先锋派诗歌，他就不可能写出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正统诗。昆德拉在狭窄的山脊上行进，他竭力表明，如果说一个社会主义艺术家应抛弃资产阶级艺术的反动意识形态，那么他同样应该有能力对其最具创新性的形式方面加以借鉴。更为大胆的是，在同一篇文章里，对于那些“被活埋在令人费解的抽象艺术的牢笼里”的诗人，他毫不犹豫地为其命运感到惋惜，这几乎明确影射了当时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捷克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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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赫鲁晓夫报告被披露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变得不稳定，审查的形势稍稍有所松动。这足以让文化艺术界陷入某种兴奋之中，五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在文学方面，一部分年轻人猛然冲入作家代表大会打开的缺口，试图摆脱斯大林时期的美学，创造新的艺术潮流。然而，革命性的变革并没有出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余地太小，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中。大家意识到，任何正面的对抗都将导致镇压，并将彻底扼杀这个畏畏缩缩的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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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这种改良主义和“建设性反抗”的态度就成为米兰·昆德拉的态度。其他作家要么离开捷克，要么或多或少公开地与捷克当局合作。十年后，小说家回顾了这一时期，承认这些选择都不令人满意：“我这一代人极大地分裂了；一部分人选择移居国外，另一些人选择保持沉默，有些人适应了，也有某些人（包括我在内）决定进行一种合法的、建设性的反抗。但这些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够崇高，任何一种都无法保证心灵的平静。移居国外很快就会无路，内心的流亡在孤独与无力中衰退；仍在继续的反抗注定毫无结果或妥协；至于那些毫无怨言便屈服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些死人，对伦理和艺术而言都是如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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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反斯大林文化解放运动不适合孤立的个人。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在这一点上忠诚于捷克先锋派传统的作家们意气相投地聚集在一起。于是，昆德拉加入了“日常生活诗人”（poètes de la vie quotidienne）小组，他们的诗全部发表在文学期刊《五月》（Květen）上。该杂志创办于1955年，起初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的月刊，它赋予自己的使命是介绍年轻的作者。1956年，它开始揭露捷克斯洛伐克艺术生活的千篇一律，支持艺术和文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一出版路线导致《五月》杂志于1959年6月停刊，当时捷克当局想重新掌控文化。但《五月》杂志促使了新一代诗人崭露头角：伊日·绍托拉、卡雷尔·希克坦茨、米洛斯拉夫·弗洛里安、米洛斯拉夫·切尔文卡、米洛斯拉夫·赫鲁伯和米兰·昆德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重视大众，与它的拥护者相反，这些“日常生活诗人”更加注重再现个人经历——在彼时的捷克，这是无视传统观念的看法——同时也努力为这种再现稍稍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让它变得婉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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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文化教条主义的质疑在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城市都存在，规模或大或小，其中心则在布拉格。布拉格的《五月》杂志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主导地位。“日常生活诗人”小组成员中，只有出生于布尔诺的米兰·昆德拉一人来自外省。这并非无足轻重。一直以来，摩拉维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极为关注自己的出身，反对布拉格的文化霸权。昆德拉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在职业生涯初期，他便不停地为出生于布尔诺给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家带来的不利条件而感到遗憾。这一重负阻碍了他的父亲享有应得的声誉。同样，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出生于摩拉维亚，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才长期被布拉格知识分子轻视：“整个民族直到今天才开始尊敬他，可我确信人们仍固执地把他看作一个相当神秘的创作者，他从人们不知道的远方而来，进入捷克文化之中。因为，凡是布拉格没有的，捷克文明都把它视为自己的‘别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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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布拉格时，尽管它距离布尔诺只有不足三小时的路程，昆德拉却感到了一种流亡的滋味。一种温和但很真实的流亡，和他说话的人隐约表现出的轻视便说明了这一点。摩拉维亚作家扬·特雷夫尔卡和自己的朋友昆德拉同时来到首都，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尽管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或许正因为相邻，布拉格和布尔诺始终代表着文化上，尤其是文学上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不一样。摩拉维亚在东部，波希米亚在西部。我们是诗人，他们是散文家。他们有德沃夏克，我们有雅纳切克。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在布拉格学习的大学生，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波希米亚文化的重压，感受到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看待布尔诺的那种略带高傲的目光，在它眼中，布尔诺不过是个外省城市。我们所写的东西并不讨人喜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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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文化的独特性同样表现在语言中，它不同于人们在布拉格所说的语言，昆德拉同时代的诗人扬·斯卡采尔希望突出它的丰富性：“我来自一个方言地区：摩拉维亚南部……顺便说一句，最美的捷克语是捷克—摩拉维亚山区的人们说的那种语言。布拉格同行认为我们过于矫揉造作。在摩拉维亚，奇怪的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词句甚至会出现在方言中……我本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之所以来到我们的家乡，来到摩拉维亚南部，并学习它的词汇，是为了证实它极端的丰富性。况且，这里的人们还保留着发达的叙事意识。在布拉格，叙事已经简化为逸事趣闻，而在这里，叙述的故事仍旧很生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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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维亚是一片与众不同的土地，它清晰地出现在昆德拉的整个第一部分作品中，从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诗歌直到1967年的第一部小说。例如，195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人，这座广阔的花园》包含大量具有地方色彩、向诗人的故乡致敬的诗，这故乡被描绘成某种失落的天堂，一个被昆德拉所赞颂的理想的伊萨卡岛，当时年轻的昆德拉就是正流亡在布拉格的摩拉维亚的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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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破旧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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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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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在家乡茅屋的上空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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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欢迎我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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