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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笨拙、熟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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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本身也成为一种爱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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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和你一起生活，你太美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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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构想的独白并非自言自语。多情的诗人几乎不对自己说话，甚至还没有对读者说得多。对话者是他所爱的女人。大部分时间里，作者察觉到某种不可能、欺骗或失败，它们通过失望、冷酷、背叛和最终的分离而明确表现出来。《独白》的基本内容在于揭示爱情关系的得失，这种做法令昆德拉第一次受谴责，说他厌恶女人，因为他隐晦地指责女人并不总是有能力去爱。正如扬·楚力克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日常生活中，女人们的斤斤计较让她们意识不到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关于女人心胸狭窄的主题在诗集中再次显露。女人一味顺从，男人则是战士，他们力图理解存在的意义。而在这种尝试中，他们总是撞向无法穿越的墙壁，把脑袋撞得粉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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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爱情的理性分析方法，《独白》宣告小说家昆德拉的诞生，他将是《好笑的爱》和《玩笑》两部小说的作者。某些诗保留着抒情的痕迹，后来当作者用批判的目光看待自己的最后一部诗歌作品时，曾对此表示惋惜：“我一直喜欢分析性诗歌，它们去除了即将破裂的紧张爱情关系的神秘化。幸好，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片段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恰恰因为令人无法容忍的犬儒主义而遭到指责。但诗集中也包含一些用相当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的诗，没有摆脱伟大的情感示范，后来我觉得这些诗很可憎。诗集再版时，我把它们删去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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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被排斥的一面，《独白》的再版受到压制，本应紧接着发行的第二版直到八年以后的1965年才得以面世。那时，昆德拉已不再是诗人。但他利用这次再版，将其中的某些诗替换为第一版中没有出现的诗。新加入的诗中，有一首名为《关于漫长睡眠的独白》（«Monologue sur le long sommeil»），这首写于1956年的诗当时被编辑删除了，因为诗中影射了斯大林时期的随意逮捕现象。事实上，1956年局势暂时好转之后的几年中，文化开放是短暂而相对的。因此，昆德拉并非唯一受到审查的作家，以此观点来看，小说家遭受牵连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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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正是这种情况，他的小说《懦夫》（Les Lâches）写于1948年，但十年后才得以出版，而且出版后便引起公愤。在那个灰色年代，捷克作家的表达自由尽管不是丝毫没有，却时时受到监视，《懦夫》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小说，它被认为以不礼貌的方式，缩减了人们对二战时期捷克人民坚决反抗德国占领的美好印象，并因此很快被停止销售。直到1964年，该书才再次面世。史克沃莱茨基是布拉德伯雷、海明威和福克纳作品的捷克语译者，1969年移居加拿大。米兰·昆德拉认为他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捷克小说家之一，1978年，昆德拉为《波希米亚的奇迹》法语版[11]撰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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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夫》出版后被列为禁书，它的命运表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面对艺术与文学所采取的拖延态度。于是，实行开放不久后，自由化进程在1958至1962年间遭遇停滞。正是这一时期，米兰·昆德拉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写作活动彻底进行了重新评价。当时，他隐约感到，继续写诗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自从发现自己被加上‘诗人’的头衔后，我从没感到过自在。遇见少年时代一起练拳击的伙伴时，我都会留意让他们相信，那个姓昆德拉的诗人只不过跟我同名。在意识到自己再也写不出一句诗的那一刻，我舒了一口气！事情了结了，多么令人宽慰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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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之所以放弃诗歌，完全不是因为他对诗歌创作不感兴趣。证明是，1957年他促成了捷克诗人弗朗齐歇克·盖尔纳（1881—1914）作品的再版，次年他翻译了阿波利奈尔的一部诗集。更确切地说，放弃诗歌是因为1948年之后的政治热情随着去斯大林化而减退，他得出结论，认为诗歌对自己而言不再是适合的表达方式。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最丰富的状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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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电影学院任教以谋生，本可能就此停止写作。他从不隐瞒自己曾经想过这一点。最终，他没有彻底结束写作。在选定小说作为探测存在奥秘的唯一方式之前，他尝试了另外两种文学体裁：戏剧与随笔。这是从抒情诗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的办法。20世纪50年代末，他投入《钥匙的主人们》的写作，这是他的第一部剧本，该剧首先在布尔诺演出，接着于60年代初开始在布拉格上演。尽管《独白》已属于戏剧形式，特别是那种对某个虚拟角色讲话的方式，但他在创作首个剧本时仍时常处于焦虑状态。昆德拉在思忖自己是否还有能力写出什么。《钥匙的主人们》在捷克和国外都取得了成功[14]，尽管如此，他始终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尤其因为作品以纳粹占领时期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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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在相连的两出戏中展开。第一出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妇：建筑师乔治和想成为舞蹈演员的阿莱娜；第二出的主人公是过去的军人克鲁塔和他的妻子。克鲁塔的妻子是阿莱娜的母亲，阿莱娜是她和第一任丈夫所生。另一个人物，看门人塞德拉切克曾是克鲁塔的手下，后来成为纳粹占领军的同谋。主角之间的对话相互交织，谁的话都没人听。克鲁塔一家是小资产阶级平庸的典范，只操心无关紧要的事，丝毫不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女婿和一个抵抗运动小组有联系，该小组的成员之一薇拉被盖世太保追捕，来到他们家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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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娜只关心她的舞蹈课和晒太阳的时间，只想着能否找到全是蛋黄的鸡蛋。她的公公则是挂钟收藏者。他收藏了五十多只挂钟，总想着让它们在同一时刻鸣响。他另一个固执的念头，是关于套房的钥匙。钥匙只剩下两串，而不是四串，每人一串。他常常因为这事而责骂乔治，乔治曾把两串钥匙都随身带走，而将另外三人都锁在家里。在整部剧中，他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谁是钥匙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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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荒诞的背景下，乔治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处境逐渐显露，他目睹薇拉就要被看门人揭穿，于是一枪打在看门人脑袋上，杀死了对方。由于房子被纳粹冲锋队包围，他们无法把尸体运走。他们必须逃走，但五个人一起出逃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于是，联络网的负责人托尼出现，向乔治解释说抵抗运动成员必须首先被保护，因为他们对战斗有用。乔治拒绝了这个逻辑，他想和自己的妻子阿莱娜一起逃走，但阿莱娜对他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最终，托尼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车，车子十分钟后在街角等他们。乔治恳求阿莱娜跟他一起走，可年轻姑娘弄不清局势的真正关键，不仅拒绝了他，还卖弄风情。乔治只好留在屋里，取出一盒药片准备自杀。剧中，现实场景里夹杂着表现主人公焦虑的梦中“幻象”。这一方法后来被昆德拉用在他的某些小说中：例如《笑忘录》中孩子岛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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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几年后，在某一加拿大期刊中，昆德拉回顾了他创作《钥匙的主人们》时的意图，很遗憾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部政治剧：“在欧洲，尤其是东欧，有几百部关于纳粹占领时期的剧本。这些剧本的思路总是如出一辙：有抵抗运动战士，有不愿意战斗的懦夫，也总有一个人在怯懦和斗争之间犹豫不决。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却是可怕的陈词滥调。好吧，我的剧本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德国占领时期，主人公也是战士和胆小鬼；不过，我的剧本的真正主题完全不同：德国的占领这一题材在其中不过是借口或伎俩。尽管如此，所有人还是把它理解为抵抗运动剧的一个变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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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消除这种具有局限性的阐释，昆德拉提供了自己作品的“钥匙”：“这个剧本更接近尤奈斯库的戏剧，而非政治剧。这是一部被置于具体历史现实中的荒诞剧，在那里荒诞从未超越可能的边界。况且，尤奈斯库是我最喜爱的伟大作家之一；我想这样说，特别是因为，今天我听见人们在谈论他时带有某种偏见。我愿意用布莱希特的全部作品换他的一部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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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家不无讽刺地指出，“人们几乎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受到误解”。《玩笑》出版时，昆德拉遭受了某种更为严重的误解。批评界和大众都擅长于此，他们只注重昆德拉小说的政治性一面。自那时起，昆德拉试图利用访谈或再版的机会，对其作品进行回顾式的阐释，以消除那些不断重复的误读。他驳斥所有局限性的解释，希望为自己的书赋予一种更加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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