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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之所以经常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提供一份“使用说明”，是因为有时他本人也由于含糊不清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助长了误解的产生。在《玩笑》首个捷克语版本的一个注释中，他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首次演出的两年后，我有机会读到尤奈斯库的剧本《二人狂》（Délire à deux），于是我伤感地对自己说：‘当我开始写《钥匙的主人们》时，这才是我想写的东西。’我的错误在于，把故事置放在德国占领时期这一具体境况中。这种境况已被描写过数千次，它包含着某些强烈的思想成见，尽管我竭尽全力，剧本的独特性仍然无法抵抗这些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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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为了能使剧本上演，昆德拉或许不得不戴着面具往前走，也就是说屈服于占主导地位的善恶二元论，好人必然是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成员，坏人则是懦弱的反革命小资产者。尽管存在这些或多或少被自觉接受的意识形态局限，但他终于彰显出一种形式上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以后也将显现在他的小说中：“《钥匙的主人们》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剧本，几乎过于精心了；所有的动机不断重复，变化；整个剧本就好像一个镜子的游戏。这也许是我所受的音乐教育的影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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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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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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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米里埃尔·布莱夫，《一种失败的去斯大林化：捷克斯洛伐克1956》。（Muriel Blaive，in Une déstalinisation manquée：Tchécoslovaquie 1956，Éditions Complex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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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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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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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让—巴蒂斯特·阿朗，《美丽的摩拉维亚》，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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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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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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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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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扬·楚力克，《米兰·昆德拉》。［Jan Čulik，«Milan Kundera»，2000（www.blisty. cz/video/Slavonic/Kunder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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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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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波希米亚的奇迹》。（Josef Škvorecký，Miracle en Bohême，Gallimard，novembr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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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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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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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剧本被译为法语，1969年1月在亚眠文化馆上演，由安德烈·雷巴导演，1974年4月在东巴黎剧院上演，由乔治·沃勒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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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自由》杂志“米兰·昆德拉”专号，1979年1—2月第1期。（Entretien avec Normand Biron pour la revue Liberté，numéro«Spécial Milan Kundera»，vol. 21，n°1，janvier-févri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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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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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五章反抒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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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电影学院关于世界文学的课程与讲座的过程中，昆德拉对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他阅读了格奥尔格·卢卡奇1920年撰写的《小说理论》（La Théorie du roman）一书。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匈牙利哲学家因加入1956年纳吉·伊姆雷的反苏联政府而被禁止引用，从他那里，昆德拉借鉴了史诗的概念并用于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走向伟大史诗之旅》，该书1960年出版，没有被译为法语。在卢卡奇看来，就像昆德拉后来也同样认为的那样，小说的主人公都在寻找，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再按照骑士制度的规则生活，而是为一个上帝缺席的世界赋予意义；这种徒劳的寻找证明，这个内在的世界毫无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意义必须被构建：这就是现代小说的史诗。从这一观点来看，塞万提斯就是现代小说的创造者，一种存在小说，与反讽的笔调无法分离，而唯有此笔调能让我们承受人类处境的荒诞与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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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把这种阅读框架[1]用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最伟大的捷克小说家：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作为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共产党人，万楚拉在其全部作品中都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手段，把自主权还给那些被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主人公。昆德拉将万楚拉的马克思主义提问法重新用在自己的书中，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后来放弃了这本书。为了抹去它的存在，他又用《小说的艺术》为题命名了另一部没有意识形态思考的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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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万楚拉的作品时，昆德拉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将其随笔称为“一个实践者的理论思考”，并练习自己的小说创作。他效法1942年被纳粹暗杀的小说家万楚拉及卢卡奇，从欧洲小说的历史中寻找美学基础。正因为万楚拉，他懂得了节奏变换的重要性，明白了对于叙述者而言，不仅要观察，而且要对其人物的活动进行评论。昆德拉尤其把吁请读者的方法化为己有，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中已经使用了该方法（“读者，您在此停下了阅读。怎么回事？啊！我想我理解您了，您想看到这封信”），万楚拉也经常把这种方法用于作品中：“现在请您了解关于他性格的几个细节，然后您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样，昆德拉也把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对某个人物说话这一权力赋予自己。于是，在《扬·马尔胡尔》（Jan Marhoul）中，万楚拉写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否则，就让你消失？你是劳动者，这份荣誉应该归还给你，可你的报酬到哪儿去了……你会对约瑟菲娜说什么呢？”[2]而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写道：“莱蒙托夫，你的生命比可笑的荣誉磷火更珍贵！什么？有某种比荣誉更珍贵的东西？是的，莱蒙托夫，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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