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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72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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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74 [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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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76 [2] 米兰·昆德拉,《波希米亚的奇迹》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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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78 [3]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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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80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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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82 [5]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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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84 [6] 参见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Michel Salomon,Prague,la révolution étranglée,Robert Laffont,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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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86 [7]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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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88 [8] 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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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90 [9] 米兰·昆德拉,《波希米亚的奇迹》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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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92 [10] 戈德斯图克和普罗哈兹卡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表的讲话,参见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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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597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1705628342]
1705629598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九章漫长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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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00 1968年8月20日周二,距布拉格十公里的鲁齐涅机场。夜幕降临后,一架苏联航空公司的重型运输机候在跑道尽头。二十三时许,苏联红军的伞兵从运输机上冲出来,迅速占领机场各地。这就是克里姆林宫两天前决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始,行动目的在于终结捷克的改革尝试。接下来的数小时中,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或民主德国的基地起飞,一千辆坦克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几天内,共计五十万来自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的士兵进入并控制了捷克,主要是苏联人,但也有波兰人、保加利亚人、东德人和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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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02 得知入侵的消息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通过广播发布的公告中,他们将军事干预称为“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的一次反国际法行动”。同时他们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要进行任何抵抗。整个夜晚,多架重型飞机从首都上空飞过。凌晨四点,士兵包围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杜布切克与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陌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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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04 8月21日上午,民众开始聚集在街头,围住坦克,并高喊“伊万,回家!”。某些人试图与侵略者对话,后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同时,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为军事干预辩解,称行动的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出了援助请求。次日,布拉格维索查尼区的一个工厂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前召开,这次秘密会议中,杜布切克的忠实拥护者把莫斯科的支持者排除出中央委员会。8月23日周五,斯沃博达将军主动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日后的国家要人古斯塔夫·胡萨克也在代表团中。开始,他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但与杜布切克见面的要求令他之后受到了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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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06 自被捕后,“布拉格之春”的领袖遭受了极大的身心压力。被释放时,他心力交瘁,不得不接受了苏联人提出的条件。这给捷克人造成了长时间的精神创伤,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叙述了这一幕:劫持,在乌克兰山区关押四天,威胁对他执行死刑,接着运往莫斯科,命令他面露喜色、刮胡子、穿衣、系领带,并坐在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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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08 8月27日上午,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该文件规定取消8月22日的“秘密”会议决议、恢复审查、消灭反对派团体、驱逐改良主义者、不得报复与苏联合作者。当天晚上,他返回布拉格并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收听了他令人心碎的简短演说,他们难以接受领导人的妥协,更对他的悲痛状态感到惊愕:“他受尽侮辱回到国内,向饱受耻辱的民众发表讲话。他羞愧万分,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忘不了他讲话中的停顿,令人痛心。他精疲力竭了吗?病了吗?被迫服用毒品了?或者,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什么也没留下,那至少还有那折磨人的长时间的沉默,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一次次地喘气。在这沉默中,是侵袭了整个国家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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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10 在昆德拉的作品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关于“布拉格之春”的伟大小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小说的主题,却构成了它的主要背景,是阅读之后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尽管书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外。1968年,当《玩笑》在法国出版时,昆德拉不得不竭力争辩,试图让人承认他的小说不是政治小说。相反,1984年,谁也没想到《玩笑》的作者刚刚写了一部与“布拉格之春”有关的小说。两部作品相隔了十五年多。这是昆德拉给自己的时间,这样他可以把历史用于小说创作,而不必遭遇沦为历史囚犯的危险。正如他一贯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一种历史情境能促使小说家考察人的生存、对抗(大卫和歌利亚[2]的争战)与进退两难(顺从还是反抗?留下还是流亡?)时,它才会令小说家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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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12 之所以镇压“布拉格之春”导致的牺牲者[3]少于1956年对布达佩斯起义的镇压,民众的态度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面对坦克,捷克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更接近围棋棋手而非武士的策略。数百万“好兵帅克”用计谋与嘲讽来对抗暴力。于是,在城市和乡村,他们把指示牌,把街道和各种场所的名牌都拿掉,以至外国军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只能原地打转。装甲车司机没有受到工人的攻击,却被一大群身穿迷你裙的年轻姑娘团团围住,姑娘嘲笑他们或对他们进行性挑逗。捷克被占领的最初几天,气氛几乎是欢快的。并非充满希望的欢快,像“布拉格之春”期间那样,而是一种饱含愤怒的迷醉。昆德拉写道:“对俄国人的仇恨像酒精一般,令人头晕目眩。这是仇恨的醉人节日。波希米亚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手绘的海报,海报上的挖苦文字、讽刺短诗及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军队的漫画十分醒目,大家都嘲笑勃列日涅夫的军队像无知的小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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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14 出于某些原因,苏联人在劫持了杜布切克后,把他的职位继续保留了八个月。杜布切克本人也选择不辞职,为此他经常受到指责。在8月21日的四十周年之际,他的一个儿子在布拉格广播电台为父亲辩护道:“他没有辞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是因为他的存在可以保证某种程度上减弱苏联占领布拉格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果他离职的话,影响就会变得更沉重得多。”[5]自那时起,杜布切克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在卸任前,他成功地进行了一项改革,这是他忠诚于故土的证明。1968年10月27日,一项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联邦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国家,即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布拉格之春”提出的要求中少数得到满足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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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16 尽管苏联的军事干预十分粗暴,但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专制只能逐步进行。因此,1970年1月,昆德拉得以出版《好笑的爱》的捷克语最终版,这是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布拉格之春”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流亡,当时交通自由还没有受到限制。1968年末,安东宁·J. 利姆前往法国定居,如今他说道:“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感觉身处危险之中。一段时间里,昆德拉认为自己可以在体制改变后继续生存。多亏了他的作品,他略微受到保护。他没有受到直接威胁,只是,他的书被停止出版。不能指责他没有立即离开,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局势不会持续下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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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18 1968年10月,因《玩笑》法语版的推出,昆德拉前往法国,面对向他提问的记者,他表现出一种坦荡的乐观主义态度。10月22日,在法国文化电台,他说仍然相信“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将永存:“几天前,我在报纸上读到,大部分捷克作家已移居国外。并不是这样。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捷克作家想移居国外。我相信,杜布切克所说的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民主化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失败,或者说没有彻底失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留在自己的国家并努力工作。我也相信,在文化和文学领域,我们多年来拥有的这种自主及四五年来获得的这种自由,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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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29620 这些关于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评论延伸了阿拉贡的序言。昆德拉对序言中的政治性解读始终怀有一种复杂情感。尽管他对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在自己文学生涯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十分感激——他在1985年版的后记中写道:“没有他,《玩笑》永远不可能在法国出版,我的命运有一天也会完全改变……当我的名字在捷克文学中被抹去时”——但阅读这篇序言仍令他感到不舒服,于是他在后来的版本中把它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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