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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表示他把《玩笑》视为“一部重要作品”，可这是徒劳，昆德拉明显感到，过分的赞扬依据的是些错误理由。阿拉贡的文章中政治语调突出，而且他对小说的理解与作者在书中表明的想法相去甚远，这尤其使昆德拉感到尴尬。同样，抒情性的迸发也与他的普遍主义意图相悖：“是的，今天，以及更远的明天，正是在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这样的书中，我们能够通过小说在时代所开辟的这条深邃道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生活，理解那些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而他们推动着一个孕育中的世界的模糊变化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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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大多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阿拉贡作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很早就对苏联的军事干预表示了谴责。在序言中，他有力地确认了这一点，其用语中虚假的惊讶却令人失望：“一天清晨，我们通过收音机听到，我们永远的梦想被打破……我拒绝相信，在那里即将出现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7]……然而，在这条暴力之路的尽头，我看不见任何光明。”坦克在布拉格街头行进的景象时刻困扰着昆德拉，他只能对这种带有预见性语调的分析表示赞同。这带来的风险是，由于命运狡黠的伎俩，他可能被列入“介入作家”，甚至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一类，后来他最难以摆脱的正是这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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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误解：在巴黎，许多评论者把所有人仍记忆犹新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与“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当他解释说这两个事件毫无共同之处时，却招来怀疑的目光，昆德拉对此感到吃惊。他非常惊讶，以至后来多次谈及这一主题，特别是在1969年完成的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对昆德拉而言，法国“五月风暴”是“抒情年代”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么联系不在于科恩—本迪[8]的春天和杜布切克的春天之间，而在于他年轻时曾是的那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盲目和盖—吕萨克街的年轻闹事者的盲目之间。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在《生活在别处》里，布拉格1948年5月1日的口号与二十年后暴动中索邦大学的口号是可以互换的。这两种情况中，人们看到抒情姿态所固有的同一种狂热的激进性：“1968年，成千上万的兰波设置了自己的路障，他们站在路障后面，拒绝与世界的旧主人进行任何妥协。人类的解放要么是彻底的，要么根本谈不上解放。”[9]对绝对的渴望及其必然导致的对现实的否认，这在两个时代是共同的：“距离一公里远的地方，在塞纳河的另一边，这个世界的旧主人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拉丁区的喧闹对他们来说就像某个遥远的东西。梦想就是现实，大学生们在墙上写道，但似乎事实正相反：这样的现实（路障、砍倒的树、红旗），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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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为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的《波希米亚的奇迹》撰写的序言中，昆德拉详细阐述了法国“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之间的深刻差异。差异，首先在于不是同一代人。“布拉格之春”的发起者不是刚刚脱离童年期的年轻人，而是有经验的成年人：“年轻人确实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是主要角色。硬说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一种事后制造出的谎言，目的是把‘布拉格之春’变为世界大学生反抗的杰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并非一群不成熟之人的行为，这使它能够抵抗革命抒情主义的缺陷；而同一时刻，年轻的法国抗议者要求的正是这种革命抒情主义。因此，昆德拉强调，出于某些历史原因，“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温和主义者的民众起义”。“我谈到温和，但我所想的并非某种确切的政治观念，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反应：无论什么样的激进主义，都会激起一种变态反应，因为在大部分捷克人的潜意识里，它与最糟糕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最后，“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比法国的“五月风暴”长四倍。因此，捷克领导人有时间构想一个新的社会，就此而言，具体和组织的观念比诗歌与抒情更有用。接着，昆德拉指出这一悖论：“那种成功实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仍旧很短暂——并非在革命的热情，而是在清晰的怀疑主义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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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昆德拉返回布拉格，在《文学录》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捷克的命运》，文章里他从过去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吸取教训。他由两个月前在巴黎的个人经历谈起：“回顾彼时，我惊奇地发觉，在各种辩论和采访中，我都采用了一种明显的爱国语言。为什么会突然如此？是公民纪律促使我在外国赞颂我的祖国吗？不，我没有这么守纪律。我的态度变化归因于今年8月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在无数次国内和国外的谈话中，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个经得起如此考验并能表现得这样坚定、理智和团结的民族，是一个杰出的民族。”昆德拉提及的8月是他的国家遭到入侵的那个月，但更是入侵后的那个星期，那时捷克人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发明了无数抵抗占领者的和平方法。“我看见巴黎一座小宫殿的顶层套房，我听见阿拉贡充满愤怒和粗暴咒骂的声音，我看见他的脸因想到我们国家的命运而焦虑，我听见自己兴奋的话语，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一周。’在那里，我很害怕这个声明显得既荒诞又奇怪。无论如何，就在那个星期，捷克民族忽然瞥见了自己的伟大，一种它已不再相信的伟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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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昆德拉提到，那几个月里捷克人已经开始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观念付诸实践，他同时谈到“小国”的主题，认为那些国家往往被降至次要地位，某些形势下却能在人类历史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评论道：“我相信，倘若在一个世界中，危地马拉人、爱沙尼亚人、越南人和丹麦人的声音同美国人、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声音一样，能常常被听见，那么这世界就会是一个更加美好而幸福的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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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同样的思路，他毫不犹豫地断言，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例证，“布拉格之春”期间，它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位置：“试图最终创建一种社会主义，那时，秘密警察的绝对权力不复存在，人们拥有写作与言论自由，国家听取公共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现代文化自由发展，人们不再心怀恐惧。通过这一尝试，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中世纪末以来首次居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向世界发出他们的消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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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略显夸张的论断之外，昆德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表达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希望，这番话颇引人关注：“当然，冲突比我们料想的更为严重，新精神所经受的考验也比我们料想的更为严峻。但我拒绝像无数唉声叹气的人当时所倾向的那样，将它称为一场民族灾难。甚至，尽管普遍的意见不这么认为，我仍要冒险地说，‘布拉格之秋’的影响将超越‘布拉格之春’。因为，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新政策的精神在冲突之后继续存在。当然，它衰退了，但它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崩塌。它没有恢复国家警察，没有同意给精神生活戴上教训人的镣铐，没有放弃自身，也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而这对未来而言，就是一种绝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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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促使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论战。1969年2月，该文发表几周后，一向与昆德拉关系不太亲密的剧作家在《面孔》杂志（Tvár 2）发表文章，力图按规定推翻前者的论断。哈维尔一上来就对《玩笑》作者陈述的“布拉格之春”的成果提出质疑。他承认：“确实，任何人都（还）没有被禁止发表自己的观点，联邦制正在实行，童子军运动没有被摧毁[13]，但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基础——表达与集会自由、多元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仍然缺失。”昆德拉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令捷克斯洛伐克居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一次重要事件，对此，哈维尔进行了更为严厉的评判。他讽刺说，这种对事实的夸张及赋予“小国”的作用不仅可笑，而且会产生相反效果，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必须根据昆德拉描述的观念——即那个极小、处于不利位置、可爱、睿智、痛苦并注定要遭受苦难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自身优点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点，正因为如此，它恶毒的邻居惩罚它，以致它剩下的唯一东西就是精神上的优势——如果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与‘我们的历史’相关、有些媚俗的观念来行动，那么，我们不仅将失去一切（捷克的或其他的）批判精神的传统，还将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盲目状态，使我们在数十年中停滞不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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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昆德拉在《家有访客》杂志发表对哈维尔的讽刺的回应，语气同样尖刻。这篇题为《激进主义与暴露癖》的新文章逐一拆解了剧作家的论据，指出其欺诈之处。似乎这还不够，为了反复论述以加深理解，昆德拉还撇开政治领域，通过对哈维尔的动机的心理分析，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抨击。昆德拉肯定地说：“之所以哈维尔把希望驱逐出去，并非由于他已经绝望；相反，而是因为他渴望行动，一种使他能突出自己的‘冒险’行动。”随后，他对哈维尔的伪激进主义所遮掩的那种卑劣的暴露癖进行了长篇论证：“绝望的局势在某个值得尊敬的人心中，激起了表明自己无懈可击的愿望。在最阴暗的专政下，任何可敬之人都希望至少有一次机会表达他的反对，哪怕这种反对无益于任何人，哪怕除了损害自己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对他而言，这种方法可以捍卫他唯一剩下的东西：面子。然而，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一个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倾向于认为某个既定的境况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只有令人绝望的境况才能将其从战术性考量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为其个人表达，为其自我炫耀的需要清理出道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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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表明，“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不确定的氛围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据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势必看到昆德拉判断的错误和哈维尔的洞察力。两人判断的差异后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1975年，昆德拉被迫移居国外，七年前他几乎想象不到必须这么做；哈维尔则拒绝流亡，并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的象征性领袖。时任《文学录》杂志主编的米兰·荣格曼认为，昆德拉深受与哈维尔的对立论战的影响，在发表了那篇辛辣的文章后便决定不再参与政治。[16]1969年春，在这场无比激烈的交锋之后，他重新开始“正常”的作家生活，完成了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的手稿，并在小型的栏杆剧院推出一部喜剧（《愚蠢》），该剧本的法语版当时还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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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昆德拉并不知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生涯即将结束。他还未意识到，从某种政治观点来看，他直到1967年所采取的“温和”的行为准则，即从不直接对抗，而用“建设性”的方式批评捷克当局，从此以后再也行不通了。与他的分析相反，“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将成为一场“民族灾难”。捷克知识分子饱受伤害，分裂为“合作者”与“持不同政见者”。民众陷入巨大的失望中。从那以后，绝望行为频频出现在悲痛的现实中。1969年4月17日，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者几个月后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和杜布切克一样，胡萨克也是斯洛伐克人，他自称“中间派”，处于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成为苏联的亲信，对“布拉格之春”的进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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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胡萨克的团队加强其“正常化”——该词具有特殊意义，在官僚主义用语中指返回先前的形势——政策，在捷共内部进行政治清洗。三万多名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米兰·昆德拉，他同时也被作家联盟开除。同年12月12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份题为《一场危机运动的教训》（«Leçons d’un mouvement de crise»）的文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实际上，那是对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之间发生的事件的重新书写，当时的事件被描述为一种反革命意图：“那些反共产主义团体竭力想重新唤起资产阶级思想，创造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发展民族主义和反苏联倾向，质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及工人阶级的领导，质疑革命斗争的阶级观。”在这一长篇控诉的中间，有句话引人注目：“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期间，由安东宁·J. 利姆、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卡雷尔·科西克、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和扬·普罗哈兹卡领导的右派作家小组，力图制定一种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获取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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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者不仅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且，就像数十万被解雇或被降至低级岗位的人一样，他们也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于是，昆德拉的书被逐步从图书馆和书店撤出。由于没有收入，捷克社会精英不得不做“零活儿”以维持生计，有时还会闹出点笑话。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虽然继续在出版社工作，但沦为“负责销毁书的人”，在1976年由地下出版社发行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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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提到了这种知识分子失去社会地位的状况：“俄国入侵后，他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变成玻璃清洗工、停车场看守、守夜的门卫、公用楼房的司炉，最好的就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这得有门路才行。”小说中，从前的杂志社摄影师特蕾莎，因为连续数日拍摄俄国坦克的照片而受到惩罚，又成了饭店酒吧的女招待：“多亏了几个和她差不多同时失去工作的朋友，她才找到这份差事……在饭店会计室，有一位过去的神学教授，在服务台，有一位以前的大使。”另一种情况是，那些被要挟的受害者仍旧留在自己的职位上，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改正过去犯下的错误。特蕾莎的丈夫、著名外科医生托马斯就是这种情况，由于拒绝收回“布拉格之春”期间所写的一篇关于无辜的政治性文章，他最终被医院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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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被捷克当局宣布为“右派作家”，自然未能逃脱这场对有识之士的围猎。1972年，他被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解雇，在那里他已经从教二十年。于是，如同数千名知识分子一样，生存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后来，他叙述道：“我被学院辞退了，几乎无法生存。当然，我必须养活自己。我甚至不能当出租车司机。就连这个工作，我也被拒绝了。我得设法摆脱困境。”[17]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几年中一直匿名为某周刊主持星相学专栏。“既然伟大的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能做卖狗的商人，那我为什么不能当占星家……收入微薄，事情本身也没什么有趣和出奇的地方。这一切中唯一令人愉快的，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历史和文学教科书抹去的人，一个已经死去却又通过令人震惊的再生而复活的人，在向一个国家的数十万年轻人宣传星相学的伟大真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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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占星家昆德拉的专栏被各种各样的人广泛阅读，并深受他们喜爱，甚至是那些地位最显赫的人。昆德拉的朋友、作家克洛德·鲁瓦曾叙述了这种不适宜的情形：“捷克政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狂热地追随周刊占星家的预言。在他看来，预言无比正确，以至他想进行一次特别咨询。昆德拉的那位朋友同意促成此事。米兰开出了非常高的价格。戴着面罩的米兰为忧虑而轻信的官僚政客所做的占卜，成为他人生中最滑稽的重要时刻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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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岁月中，捷克政府的镇压也更加猛烈。昆德拉写道：“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事实：俄国入侵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20]威胁、骚扰、敲诈、侮辱，对胡萨克的秘密警察来说，一切都可以，只要有利于搅乱反对者的生活，从而控制住他们。某些人最终自杀，比如诗人伊日·皮什托拉，三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小说家扬·普罗哈兹卡遭受了一场猛烈的诽谤攻势，广播电台连续播出警察录下的他的私人电话录音。后来，他因病去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叙述了他的这位朋友最后的日子：“或许已悄悄在他身体里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症，像玫瑰花开一般爆发出来。手术在警方监视下进行，当警察确认小说家已无药可救时，便对他失去了兴趣，任由他死在妻子的怀里。”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学生扬·帕托契卡，1977年遭到迫害，在一次强度过高的审讯后因脑溢血而死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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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发表于《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昆德拉就大批死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表明了看法。他认为，对苏联人及其同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蓄意清除政治对手，更意味着通过将捷克文化从记忆中抹去而消灭它。1979年1月19日，他在《世界报》上说道：“试想，在法国，十年来人们再也听不到马尔罗、阿拉贡、列维–斯特劳斯、苏拉热、戈达尔和梅西安的名字……或者，把法国同胞关进监狱，因为他们秘密传播勒内·夏尔的诗歌或贝克特的剧本手抄稿。人们经常说，这只是一场重大政治冲突的次要和意外结果。让我们设想一种不同的解释：镇压‘布拉格之春’，难道不是一个用来故意摧毁捷克文化的理想借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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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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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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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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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据最新估算（布拉格广播电台，2018年），共有13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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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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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雅罗斯拉娃·吉斯苏巴洛娃，《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英雄还是懦夫？》，布拉格广播电台法语广播，2008年8月21日。（Jaroslava Gissübelová，«Alexander Dubček ：un héros ou un lâche？»，Radio Praha en français，21 aoû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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