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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者不仅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且,就像数十万被解雇或被降至低级岗位的人一样,他们也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于是,昆德拉的书被逐步从图书馆和书店撤出。由于没有收入,捷克社会精英不得不做“零活儿”以维持生计,有时还会闹出点笑话。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虽然继续在出版社工作,但沦为“负责销毁书的人”,在1976年由地下出版社发行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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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提到了这种知识分子失去社会地位的状况:“俄国入侵后,他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变成玻璃清洗工、停车场看守、守夜的门卫、公用楼房的司炉,最好的就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这得有门路才行。”小说中,从前的杂志社摄影师特蕾莎,因为连续数日拍摄俄国坦克的照片而受到惩罚,又成了饭店酒吧的女招待:“多亏了几个和她差不多同时失去工作的朋友,她才找到这份差事……在饭店会计室,有一位过去的神学教授,在服务台,有一位以前的大使。”另一种情况是,那些被要挟的受害者仍旧留在自己的职位上,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改正过去犯下的错误。特蕾莎的丈夫、著名外科医生托马斯就是这种情况,由于拒绝收回“布拉格之春”期间所写的一篇关于无辜的政治性文章,他最终被医院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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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被捷克当局宣布为“右派作家”,自然未能逃脱这场对有识之士的围猎。1972年,他被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解雇,在那里他已经从教二十年。于是,如同数千名知识分子一样,生存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后来,他叙述道:“我被学院辞退了,几乎无法生存。当然,我必须养活自己。我甚至不能当出租车司机。就连这个工作,我也被拒绝了。我得设法摆脱困境。”[17]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几年中一直匿名为某周刊主持星相学专栏。“既然伟大的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能做卖狗的商人,那我为什么不能当占星家……收入微薄,事情本身也没什么有趣和出奇的地方。这一切中唯一令人愉快的,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历史和文学教科书抹去的人,一个已经死去却又通过令人震惊的再生而复活的人,在向一个国家的数十万年轻人宣传星相学的伟大真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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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占星家昆德拉的专栏被各种各样的人广泛阅读,并深受他们喜爱,甚至是那些地位最显赫的人。昆德拉的朋友、作家克洛德·鲁瓦曾叙述了这种不适宜的情形:“捷克政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狂热地追随周刊占星家的预言。在他看来,预言无比正确,以至他想进行一次特别咨询。昆德拉的那位朋友同意促成此事。米兰开出了非常高的价格。戴着面罩的米兰为忧虑而轻信的官僚政客所做的占卜,成为他人生中最滑稽的重要时刻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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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岁月中,捷克政府的镇压也更加猛烈。昆德拉写道:“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事实:俄国入侵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20]威胁、骚扰、敲诈、侮辱,对胡萨克的秘密警察来说,一切都可以,只要有利于搅乱反对者的生活,从而控制住他们。某些人最终自杀,比如诗人伊日·皮什托拉,三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小说家扬·普罗哈兹卡遭受了一场猛烈的诽谤攻势,广播电台连续播出警察录下的他的私人电话录音。后来,他因病去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叙述了他的这位朋友最后的日子:“或许已悄悄在他身体里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症,像玫瑰花开一般爆发出来。手术在警方监视下进行,当警察确认小说家已无药可救时,便对他失去了兴趣,任由他死在妻子的怀里。”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学生扬·帕托契卡,1977年遭到迫害,在一次强度过高的审讯后因脑溢血而死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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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发表于《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昆德拉就大批死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表明了看法。他认为,对苏联人及其同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蓄意清除政治对手,更意味着通过将捷克文化从记忆中抹去而消灭它。1979年1月19日,他在《世界报》上说道:“试想,在法国,十年来人们再也听不到马尔罗、阿拉贡、列维–斯特劳斯、苏拉热、戈达尔和梅西安的名字……或者,把法国同胞关进监狱,因为他们秘密传播勒内·夏尔的诗歌或贝克特的剧本手抄稿。人们经常说,这只是一场重大政治冲突的次要和意外结果。让我们设想一种不同的解释:镇压‘布拉格之春’,难道不是一个用来故意摧毁捷克文化的理想借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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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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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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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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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据最新估算(布拉格广播电台,2018年),共有13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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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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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雅罗斯拉娃·吉斯苏巴洛娃,《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英雄还是懦夫?》,布拉格广播电台法语广播,2008年8月21日。(Jaroslava Gissübelová,«Alexander Dubček :un héros ou un lâche?»,Radio Praha en français,21 aoû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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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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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影射比夫拉(尼日利亚一个闹分裂的省份)战争及随之发生的1967—1968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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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国“五月风暴”中“游泳池事件”的主角,后来成为风暴中的学生“代言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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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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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捷克的命运》,《文学录》1968年12月。[«Un destin tchèque»,Listy,décembre 1968(www.acadam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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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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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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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48年2月被禁止后,朱纳克童子军运动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出现新的发展,随后在这沉重的岁月中再次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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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命运?》,《面孔》1969年2月。(Václav Havel,«Un destin tchèque?»,Tvár 2,févrie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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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激进主义与暴露癖》,《家有访客》1969年3月。[«Radicalisme et exhibitionnisme»,Host do Domu,mars 1969(www.acedam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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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米兰·荣格曼,《昆德拉的悖论》,《见证》第77期,1986年。(Milan Jungmann,«Kunderovské paradoxy»,Svědectvî,n°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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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国电视二台新闻,198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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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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